徐远举训斥刘安国，吴敬中会一巴掌扇过去：敢惹他，你不想活了？

真正不会迁就徐远举和周养浩的，其实是宋希濂、邱行湘、郑庭笈、周振强等正统将军。宋希濂交友广泛，邱行湘力壮如牛，郑庭笈是郑介民的堂弟，周振强肤色黝黑。就连“军统三剑客”之首的沈醉都不敢轻易招惹他们，更别提排名第二、第三的周养浩和徐远举了。

电视剧里周养浩打破郑庭笈脑袋这一情节，是依据“董益三掌掴黄维”的真实事件进行的艺术创作。倘若周养浩真敢对郑庭笈动手，当过蒋介石手下“国防部常务次长”“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以及“国家安全局”局长的郑介民，会想出无数办法对付周养浩的家人。

客观来讲，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军统（保密局）的特务通常不敢去招惹正规军的将军。这是由于那些将军彼此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并且在外界还有众多关系不错的同学。特务向来善于察言观色、区别对待，对于招惹不起的人物，他们是不会去轻易冒犯的。

原军统局第电讯处少将副处长董益三敢于动手扇黄维耳光，主要存在两个原因：其一，黄维的性格较为孤僻，在人际关系方面不太融洽，打他不会引发其他黄埔系将领群起围攻；其二，董益三被俘时隶属于康泽，担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的第二处处长一职。康泽是与戴笠、巡城声名相当的特务头目，在军队和特务两个领域都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有康泽作为后盾，董益三即便面对黄埔系将领，对方也会对他有所忌惮。

董益三揍黄维时，沈醉瞧见后十分恼怒：“要是有人敢动我一下，我必定双倍奉还。这还手的力度，或许就跟鲁智深暴揍镇关西似的，能让他鼻青脸肿！正所谓可杀不可辱！”

沈醉竟期望黄维将董益三揍倒：“那位组长（董益三当时担任学习小组组长，之后和沈醉同样成为文史专员，故而沈醉没有直接叫他名字，算是给‘老同事’保留了些许情面）先动手打人，黄维便决意予以回击；只见他眉头倒竖，双眼圆瞪，右拳朝着对方额头狠狠砸去。要不是梁司令官（梁培璜）动作敏捷，把那位组长往旁边一拉，那一拳砸在头上，即便不死也会受重伤。”

董益三趁着黄维势单力薄对其加以欺负，而徐远举无论如何都不敢、不能也不会去招惹刘安国。倘若吴敬中听闻徐远举斥责刘安国，必定会冲上去狠狠扇他一耳光，质问他：你这东北区区长的乌纱帽是谁给你的？你竟敢招惹他，是不想活命了吗？

吴敬中自然没有被关进战犯管理所，早在天津解放前夕他就逃走了。吴敬中的历史原型是吴景中，此人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曾担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以及天津站站长。而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是文强，文强曾出任军统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

文强是根正苗红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淮海战役被俘虏时，他担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的中将副参谋长兼代参谋长。在军统工作期间，他一直和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二儿子蒋纬国以兄弟相称，戴笠对他也很敬重，称呼他“念观兄”，而非直接叫他名字。

文强于《口述自传》里谈及他跟经纬兄弟的情谊：戴笠飞机失事离世后，经国曾邀文强做自己的副手，纬国一生都视文强为兄长，“纬国比我小大概十岁，我身为少将时，他是上尉。因而直至去世，他都称我为‘学长’，自称为‘后学’，我给他写信，称他为‘纬国弟’。”

文强的人际网络，一部分能够公开谈论，一部分则不便言说。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人人都会对他有所敬重。杜聿明和王耀武与他的情谊十分深厚。所谓“刘安国两番话撂倒两个中将司令”，提及王耀武的那次确有其事，而说杜聿明那次则绝无可能。原因在于，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前往淮海前线，正是杜聿明极力邀请、蒋介石特别批准的结果。

讲起来蛮有趣的，在黄埔四期时，文强所在的同一宿舍里，起码出了四位名人：其中有两个姓林、一个姓周。两位林姓之人在平津战役里碰面了，林甲抓住了林乙，林乙便是1961年第三批获得特赦的十七兵团副司令、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

倘若徐远举胆敢挑衅文强，莫说吴敬中会给他一记耳光，就算是林伟俦也会挥拳相向：竟敢欺负我的舍长，就算放你出去，校长也绝不会轻易饶过你！

实际上，林伟俦理应十分感激文强。往昔在黄埔四期的宿舍里，林伟俦下铺的同学枪支意外走火，在林伟俦的枕头上打出一个洞。文强与那位下铺同学起了冲突，其中有一半原因也是为了林伟俦。

在电视剧《特赦1959》里，徐远举跟刘安国激烈起了冲突，若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这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当时的场景是，刘安国对刚转过来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表达了关心与担忧，可徐远举却瞪大双眼、脖子一梗耍起了蛮横：“刘安国，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我们几个就算再差，也比你强得多吧？你是个叛徒……用不着你假惺惺对我好，我都快是个将死之人了，还会怕你不成？”

徐远举确实曾有过类似“自己是将死之人”的恐惧，然而到了北京功德林后，他已然明白自己不会被处死。他和沈醉是在1955年高级战犯集中之后才来到功德林的，也许是1955年末或者1956年10月之后，才与早他几年就进入功德林的文强“再度相见”。那时，他对文强只有尊敬与感激之情，就算给他再多的胆量，他也不敢当众顶撞文强。

徐远举于军统任职期间，人际关系欠佳。在行动处担任副处长时，便与处长程一鸣（程一鸣也是吴敬中和小蒋的同学）关系不睦。后来，文强在北方搭建起完备的特务体系，由于自己要前往东北出任督察处长和主任，便将整套机构都交给了徐远举。此事在《文强口述自传》中有清晰记载：“日本投降后，我把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自己前往东北，担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则以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的身份示人。参与受降之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致电蒋介石，称文强在抗日中功劳卓著，应晋升为中将，蒋介石正式批准我晋升中将，那年我三十九岁。”

1946年5月，少将徐远举从中将文强手中接过了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兼军统北方区区长的职位。他想必对文强满怀感激，后来因工作机缘见到已晋升为中将的文强时，还会恭恭敬敬地行礼。

文强身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身旁有不少“好友”。不管是杜聿明，亦或是王耀武，都和他交往密切。杜聿明还把自己的十包骆驼牌香烟赠给了文强，就连沈醉，也主动去和文强套近乎。

沈醉对文强极为钦佩，虽说沈醉自认为武艺高超，却也明白自己不是文强的敌手。沈醉在上海担任情报员之际，文强已然作为戴笠的助手，带领上海“忠救军”与日本特务展开殊死搏斗，是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文强曾将一名携带着手枪的日本特务少将，几下拳脚就打得跪地痛哭、苦苦求饶。

从历史照片能够得知，文强的身高比沈醉还要高。红军时期，被捕的文强曾把一名江洋大盗打得只能在马桶旁躺着。在黄埔四期读书时，他打架也从不畏惧。

熟知那段历史的各位读者都清楚，文强在黄埔四期曾和谁发生过冲突，但他与蒋家父子的关系为何如此之好，就连笔者也没能弄明白，最后只能向各位读者请教：文强在我方有众多亲友，老蒋和戴笠为何还对他如此信任？

文强告别军统之际，连毛人凤都不免心生羡慕：“你这人实属难得，洁身自爱。我们可不如你，你人脉广泛，无论到哪儿都会受到他人欢迎。我们是跟着戴笠发迹的，全仰仗着他，可他却离世了，如今已无路可走啊。”

郑介民没办法挽留文强，然而依旧打算和文强维持密切的关系，说道：“你要是想暂时离开也没问题，但你务必要在我们这儿挂个名。我们这儿设有一个设计委员会，你就担任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要是你连这个名分都不想要，那就不太合适了。你先保留这个名义，等你想回来的时候随时都能回来。”

徐远举由戴笠和毛人凤相继提拔，他要是在戴笠、毛人凤所谓“朋友”跟前放肆，莫说吴敬中、林伟俦不会同意，就算出了事，岛上的小蒋也不会放过他。要知道，文强虽一直待在战犯管理所，小蒋却从未停发他中将的薪水和补贴，二十多年下来，竟积攒了一百多万美金。

文强最终没要那一百万美元，徐远举却未能活着出来。要是他也能等到特赦，即便进入文史专员办公室，依旧得归文强管辖——实际负责文史专员工作的“学习组”，文强任正组长，沈醉为副组长。在文强获得特赦并出任文史专员之前，该组组长一直由政协干部担任，是文强的到来才改变了这一惯例。

各位读者不妨设想一番：备受各方关注且性格更为执拗的文强，是徐远举敢于冒犯、能够斥责的吗？要是徐远举真的和文强发生冲突，最终又会是怎样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