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古城墙与城三区的时光经纬

长安城的月光还没被街道分割时，这片土地早就用泥墙砖瓦写好了通史。

碑林的碑刻先醒了，东汉的《曹全碑》在雨里洇开隶书的筋骨，唐代的颜体字顺着书院门的坡路往下淌，墨香漫过如今的柏树林，在钟楼的铜铃里打了个转。那时没有碑林的界碑，只有文人扛着拓片，从城南的庙宇走到城北的官署，纸页上的字与城墙砖缝里的草，共享同一片月光。

莲湖的烟火是跟着晨雾起来的。化觉巷的青砖还没垒成清真寺的拱顶时，西域的驼队已在含光门内卸下香料，胡商的吆喝混着坊市的蒸笼气，沿着如今的北院门漫开。没有莲湖的区划，只有回坊的老茶坊里，说书人讲着秦汉的故事，茶汤上的热气与碑林拓片上的墨晕，在同一盏灯下轻轻摇晃。

新城的风里裹着更近的回声。红庙坡的土路上，清末的马车辙痕里还盛着露水，而不远处的督办公署，冯玉祥的电报正沿着城墙根的电线跳动。那时没有新城的边界，只有铁路的汽笛惊醒了沉睡的城郭，搬运工的号子与碑林的钟声、莲湖的叫卖，在同一轮日头下撞出声响。

后来界碑立起来了，可碑刻的拓片仍会飘进回坊的笔墨铺，红庙坡的老砖里，还嵌着城南碑刻的碎屑。城墙根的草枯了又青，它们记得，所有的分区都是后来的注脚，而长安最初的模样，早被这些遗迹揣在怀里，从未走远。

当你站在明城墙的垛口四下回望，青砖斑驳的城垣像一道无形的界碑，将莲湖、碑林、新城三个城区轻轻圈揽。它们同枕着这方千年城郭的肌理，却又在时光里长出各自的褶皱——碑林的笔墨香里藏着汉唐的碑刻与书院门的晨钟，莲湖的市井气中浮动着回坊的烟火与钟鼓楼的暮鼓，新城的街巷间则交织着近代的风云与红庙坡的变迁。

行政版图将它们划为三区，历史却早把根系缠在了一起。就像文昌门内的碑林博物馆里，《开成石经》的拓片曾沿着书院门的青石板路，一路传入莲湖回坊的笔墨铺；而同在碑林区的西安市红会医院，那些带着岁月包浆的老建筑，正与博物馆的碑刻共享着同一轮日月，默默记录着世间的生老病死。三区的脉络本就这般缠绕——碑刻上的文字穿越时空，连着市井的笔墨；医院的砖墙见证日常，映着与碑刻同源的日光，行政的界限在这些流转的细节里，早被悄悄晕染成了一片模糊的暖黄。明城墙是它们共有的封面，翻开每一页，却能读到不同的注脚：碑林写的是文脉传承，莲湖记的是市井鲜活，新城录的是时代更迭。

不必为行政划分的界限而纠结，因为当你从垛口望向城内，那些纵横交错的街巷早已把三区的故事织成了一张网——南院门的老字号里，既有碑林文人留下的题字，也有莲湖商户的算盘声；革命公园的纪念碑前，新城的近代史与碑林的古史、莲湖的城事，早已在同一片土地上，沉淀成三秦大地最厚重的注脚。亦可这样形容：莲湖的水影里摇荡着唐宫夜宴的余韵，碑林的石刻中凝固着千年文脉的墨香，新城的街巷间回荡着革命星火的呐喊。这方土地上，每一寸泥土都浸透着历史的汁液，每一块砖瓦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莲湖区：水泽烟霞中的古都记忆

莲湖之名，源于这片土地上星罗棋布的水域。从汉代的昆明池到唐代的西市漕渠，水网如血脉般滋养着这片平原。如今莲湖区的玉祥门内，仍保留着西安现存最完整的唐代水系遗存——龙首渠遗址，渠边的青石上，深浅不一的凿痕还能辨认出当年工匠们的手印。考古发现，这条连接沣河与长安城的人工渠，采用了当时先进的“明暗交替”设计，在穿越城墙处设有青铜水闸，闸门上的刻度精确到寸，可见唐代水利技术的精湛。

唐长安的西市，便坐落于今莲湖区境内，这个占地约1600亩的国际贸易中心，曾汇聚着波斯的驼队、东瀛的遣唐使和西域的胡商。1959年考古发掘时，在西市遗址出土了一枚波斯银币，币面上的萨珊王朝国王头像清晰可辨，边缘的磨损痕迹诉说着它曾穿越万里沙漠的旅程。遗址东北隅的“十字街”遗址，青石板铺就的路面上，车辙深达10厘米，其中还能分辨出西域骆驼与中原马匹的蹄印交错，仿佛还能听见当年“叮当”的驼铃声。

西市的“胡风”不仅体现在商品中，更融入了市井生活。据《唐国史补》记载，西市东南角有位叫“米亮”的波斯商人，曾向富商窦乂推荐一块荒地，说地下有“金匕箸”。窦乂买下后果然挖出一窖黄金，由此成就了“窦乂种榆”的致富传奇。如今在西市遗址上重建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还陈列着当年出土的胡人陶俑，高鼻深目的面容上，依然带着穿越时空的微笑。馆内复原的“柜坊”（古代银行）场景中，展示着唐代的“飞钱”（汇票）实物，上面盖着的朱砂印鉴，与新疆出土的同期文书上的印记完全一致，印证了当时跨地域金融网络的存在。

莲湖区西北隅的广仁寺，是西安唯一的藏传佛教寺院，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为安抚西藏活佛而建。寺内的绿度母像由千两黄金铸造，相传塑造时加入了尼泊尔工匠的秘方，使金像在阳光下呈现出奇异的蓝光。每年正月十五，寺内举行的“晒佛节”上，长达30米的释迦牟尼唐卡展开时，酥油花的香气与藏香交融，虔诚的信徒们用额头轻触唐卡边缘，将心愿印在这幅历经三百年的丝织品上。唐卡的丝线中掺有牦牛绒，使得画面在不同光线下会呈现出明暗变化，如同佛陀在眨动眼睛。

寺内的康熙御碑亭里，碑文中“圣德神功”四个大字笔力遒劲，碑座下的赑屃据说在深夜会悄悄转动，朝向西藏的方向。道光年间，寺里的喇嘛洛桑群培曾徒步前往拉萨，耗时三年带回一株菩提树幼苗，如今这棵树已亭亭如盖，树洞内自然形成的观音像，引得香客们争相朝拜。寺内还保存着一套乾隆年间的“擦擦”模具，脱模而成的泥佛身上，至今能闻到当年混入的藏红花香气。

1916年建成的莲湖公园，原为明代的“贡院”遗址，园内的莲池是当年考生们洗砚的地方。考古发现，池底沉积的淤泥中含有大量墨块成分，证实了“洗砚池”的传说。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曾在此与周恩来秘密会面，公园西北角的茶社里，那套缺了口的紫砂茶具，据说就是当年两人用过的物件。茶社墙上挂着的老照片里，可见湖面画舫上坐满了穿学生装的青年，他们举着“停止内战”的标语，在荷叶田田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激昂。

公园里的“奇园茶社”更藏着一段红色秘密。1942年，共产党员王超北在此开设茶社，以“茶钱先付”为暗号传递情报。茶社的青砖墙上，有块松动的砖块，里面曾藏过《解放日报》的清样。据档案记载，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是通过这块砖传递给西安地下党的。如今茶社仍在营业，点一杯紫阳毛尖，听掌柜讲当年的故事，窗外的荷叶沙沙作响，仿佛在重复着那些不能说的秘密。茶社的红木柜台上，至今留有一道划痕，那是1947年特务搜查时用刺刀划出的痕迹，老掌柜特意保留着，说要让后人看看“和平来得多不容易”。

二、碑林区：石刻中的文明年轮

碑林的故事，是从一块块石头开始的。从汉代的《曹全碑》到唐代的《开成石经》，这里的3000余块石碑，构成了一部立体的中国书法史。碑林区的街巷里，随便一块墙角石都可能是某座古寺的遗物，行走其间，如同在翻阅一部刻在石头上的百科全书。考古证实，碑林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唐代国子监的遗址，那些斑驳的石碑，正是从那时起便守护着华夏文脉。

碑林博物馆的“开成石经”陈列室里，十二部儒家经典被整整齐齐刻在114块石碑上，唐代的工匠们为了保证经文无误，每刻完一行就请国子监博士校对，碑文中“唯”字多一点、“德”字少一横的细微差别，都藏着当年校勘的故事。这些石碑在明代曾被李自成的军队当作马槽，碑面上的马蹄印与经文交错，形成奇特的历史叠加。其中《诗经》碑上有个马蹄印恰好覆盖在“周虽旧邦”四字上，被后人解读为“改朝换代”的隐喻。

《大秦景教碑》是碑林最神秘的藏品之一，碑文中记载着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唐代的传播史。1625年出土时，碑顶的十字架被村民当作“镇宅石”凿下，直到1907年才从一户人家的猪圈墙上找回。碑文中“真主阿罗诃”的字样，证明着盛唐时期宗教包容的气度，而碑侧刻着的叙利亚文，至今仍有国外学者专程来此拓印研究。碑座下的土壤中，检测出含有微量的波斯沥青，证实了碑文记载的“波斯僧阿罗本”来华的史实。

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前总是围着临摹的游人，很少有人注意到碑座下的小坑——那是民国时期盗墓者留下的痕迹。他们听说颜真卿手书的石碑下藏着宝物，深夜挖洞时却只挖到一坛墨汁，墨香渗入土壤，如今那里长出的草叶都带着淡淡的松烟味。碑文的“塔”字最后一笔特别长，民间传说颜真卿是为了镇压碑下的妖邪，特意拉长笔画作为镇物。

碑林南侧的书院门，因关中书院而得名。明代大儒冯从吾在此讲学期间，曾与弟子们在街旁的石桌上刻《论语》，如今那些石桌已成为文房店的镇店之宝。石桌的纹路中仍能辨认出“学而时习之”的残字，用手触摸，能感受到刻字时的力度变化。清代的刘墉曾在街中段的“醉墨轩”题写匾额，店家为了保护墨宝，每年梅雨季节都要用薄纱覆盖，久而久之，匾额上的字迹在不同光线下会呈现出浓淡变化，成为辨别真伪的标志。

1938年，于右任在此创办“草书研究社”，社员们用扫帚蘸着清水在青石板上练字，街道成了最大的宣纸。有次于右任写“还我河山”时，恰逢暴雨冲刷，水流带着墨迹汇入排水沟，当地百姓说：“这是老天爷也在帮咱们喊冤啊！”如今书院门的老笔庄里，还能买到按当年配方制作的“秦风墨”，磨出来的墨汁泛着淡淡的土黄色，那是加入了终南山黏土的缘故。笔庄的后院里，保存着一口明代的墨井，井水含有特殊矿物质，能使墨汁年久不褪色。

碑林区的化觉巷清真大寺，是中国现存四大清真寺之一，其建筑风格堪称“中西合璧”的典范。大殿内的藻井由600块如意斗拱组成，没有用一根铁钉，却能历经地震而不倒。这种“榫卯自锁”结构，与西安城墙的建造技艺一脉相承。梁柱上的阿拉伯文《古兰经》文，竟是用汉字“寿”字的笔法书写的，这种被称为“经字画”的艺术，是明代回族学者马欢的创造。马欢曾随郑和下西洋，将阿拉伯书法与汉字笔法融合，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寺内的“省心楼”上，悬挂着一口清代的铜钟，钟体上刻着《古兰经》章节与八卦图案。据说敲响时，声音在百米外的碑林都能听见，却不会惊扰到寺内的礼拜。声学测量发现，钟声的频率恰好避开了礼拜时诵经的声域，这正是古代工匠的声学智慧。康熙年间，寺里的阿訇哈桑曾用阿拉伯数字演算圆周率，比欧洲早了五十年，他用过的铜制算筹，如今还保存在寺内的展柜中，算筹上的刻度精确到毫米，可见演算时的严谨。

三、新城区：烽烟中的时代转身

新城的名字，带着新时代的气息，却藏着最厚重的近代记忆。这片位于明秦王府遗址上的区域，曾是明清的“皇城”，民国的“新城”，如今的行政中心，地名的更迭里，藏着中国百年的风云变幻。考古钻探显示，这片土地下重叠着秦代的离宫、汉代的官署、唐代的王府遗址，形成了罕见的“城摞城”现象。

新城区省政府大院里，还保留着明代秦王府的城墙残段，夯土中夹杂的糯米汁使墙体异常坚硬，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办公楼时，推土机都未能将其推倒。墙体的夯土层中发现有大量碎瓷片，这是明代“瓷片夯筑法”的实证，既能增强墙体强度，又能利用碎瓷反射阳光，减少城墙受热膨胀。墙根处有个不起眼的洞口，是1983年维修时发现的秘道，长约500米，直通城北的龙首原。史载明末李自成攻破西安时，秦王朱存枢就是通过这条秘道逃亡，却在出口处被农民军抓获，秘道内遗留的鎏金腰带，现存于西安博物院。腰带的扣环上刻着“秦”字，镶嵌的宝石虽已脱落，但凹槽内仍能看到残留的朱砂痕迹。

王府内的“承运殿”遗址上，如今建起了喷泉广场，地砖下的柱础石上，龙纹雕刻仍清晰可辨。这些龙纹只有四爪，符合藩王“不得僭越”的规制，但龙的眼睛却采用了圆雕技法，显得格外有神，暗含着秦王的野心。清代这里改为“满城”，1911年辛亥革命时，张凤翙率领的义军在此与清军激战，广场西北角的老槐树上，至今还能看到弹孔的痕迹，树皮愈合后形成的疤痕，酷似一张呐喊的嘴。据记载，激战中义军曾用王府遗留的铜缸当作掩体，如今这些铜缸保存在碑林博物馆，缸体上的弹痕与槐树的弹孔在同一高度，印证了战斗的激烈。

七贤庄1号院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是抗战时期的“红色堡垒”。1937年，周恩来在此居住时，将办公室的台灯改为双开关，遇到紧急情况可瞬间切换成昏暗模式。这种改装的台灯至今仍在原位，灯泡采用的是当时罕见的磨砂玻璃，能避免光线外泄。院内的水井其实是个秘密电台站，井口的轱辘转动时会发出摩尔斯电码的节奏，附近的地下党员听到后便会前来接头。井壁上凿有凹槽，用于放置电台设备，如今仍能看到固定设备的铁钉痕迹。

办事处的厨房墙上，有块松动的砖是“情报传递点”，1941年，地下党员王芳就是通过这里传递出日军轰炸计划，使西安城避免了一场灾难。王芳的回忆录中记载，她将情报写在极薄的桑皮纸上，卷成细条塞进空心砖内，整个过程只用了七秒钟。如今厨房的展柜里，还陈列着当年用过的蒸笼，笼屉底层的竹片上，刻着微小的地图标记。1946年办事处撤离时，厨师老马将一份机密文件藏在腌菜坛里，直到1949年西安解放才取出，坛沿的盐渍里，还能辨认出“延安”二字的轮廓。这份文件现藏于陕西省档案馆，纸张虽已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这得益于腌菜的高盐环境形成的天然防腐效果。

1912年成立的易俗社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社团之一，新城区的易俗社剧场见证了秦腔的兴衰。1932年，鲁迅先生在此观看《双锦衣》后，题写“古调独弹”的匾额，如今悬挂在舞台上方。匾额的宣纸采用了特殊的“金箔托裱”工艺，使得墨迹历经九十年仍鲜艳如新。剧场后台的化妆镜前，仍摆放着程砚秋用过的油彩，镜面上的裂纹据说形成于1948年，当时国民党士兵要强占剧场，艺人们用身体护住镜子，裂纹拼出的图案恰似一朵绽放的梅花。

易俗社的老艺人中，苏育民的故事最为传奇。1947年，他在《三滴血》中饰演周仁瑞，演出到“虎口缘”一折时，台下突然响起枪声，他却坚持唱完，谢幕时发现戏服后背已被流弹击穿。这件戏服现存于陕西戏曲博物馆，弹孔周围的丝线凝结成暗红色的结晶，那是浸透了汗水与血水的痕迹。戏服的领口处绣着极小的“忠”字，是苏育民母亲亲手所绣，针脚里藏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叮嘱。剧场的木地板上，有块木板颜色格外深沉——1952年梅兰芳在此演出《贵妃醉酒》，谢幕时台下观众投掷的鲜花砸在这块板上，花瓣的汁液浸透木纹，七十年来愈显温润。如今演员们登台前总爱踩踩这块“幸运木”，说能沾上前辈的灵气。

四、三区共脉：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人间烟火

莲湖的水、碑林的石、新城的墙，看似各成体系，实则血脉早就在明城墙的砖缝里缠在了一起。城墙上每一块砖都记着分工：莲湖窑工负责制坯，砖面常留“西市窑”字样；碑林石匠负责雕刻，砖缝灰浆掺了墨汁，历经六百年仍显乌黑；新城瓦匠负责砌筑，墙体内暗藏排水槽，雨天可见水珠顺着箭楼基座的石兽嘴滴落。这种协作像条隐形的线，把三区的故事串了千年。

从莲湖洒金桥到碑林骡马市，再到新城解放路，三公里路能踏遍唐至今的光阴。洒金桥“马洪小炒泡馍”的青砖灶，灶膛里的火光映着清代的砖纹，老掌柜守着“汤熬十二时辰”的规矩，说“就像城墙根的故事，急不得”。灶上铁锅的七道划痕，是七十年里七代人的掌纹。骡马市文房店的柜台，宣纸与智能手机壳并排躺着，老板娘会指着民国钢笔上的“笔阵图”，给年轻人讲碑林里的同款碑刻，说“王羲之的墨锭，原料就来自终南山的松树”。

解放路“民生百货”的旋转门，铜轴上“实业救国”四个字被手掌磨得发亮。1945年抗战胜利那天，学生们扛着标语穿过这里，门轴转了1945圈，圈数与年份暗合。阳光透过玻璃天窗，在地面拼出“卍”字光影——这是1928年建楼时，设计师藏进的吉祥密码。

每年春节，三区的文脉总会在钟楼旁交汇。莲湖广仁寺的“跳布扎”面具舞刚起，碑林的春联墨香已飘过街；新城社火队的安塞腰鼓震天响时，回坊的油香正顺着鼓点蒸腾。2023年那幅“民族团结”年画里，唐僧取经队伍旁，藏传佛教护法与秦腔周仓并肩而立，城墙垛口的莲花灯、墨锭灯、五角星灯，光晕在砖缝里融成一片暖黄，像极了西安城土壤的颜色。

画角落“自唐至今，一脉相承”八个字，是广仁寺喇嘛的藏文笔触、碑林书法家的毛笔力道、新城老艺人的钢笔锋棱合写而成。墨汁里掺了莲湖莲蕊汁、碑林松烟墨、新城红土，晾干后竟泛着淡金。老匠人说：“这不是刻意，是三股气聚在了一起。”

年画展在钟楼旁时，白发老人摸着周仓脸谱说“和苏育民当年的扮相分毫不差”；藏族姑娘指着护法衣纹，“和广仁寺唐卡上的线条一个路数”；穿校服的少年在城墙砖缝里，找到了祖父抗战时刻的名字。画框用西市遗址的唐代木料复刻，特意留着虫蛀的小坑，匠人说：“岁月本就不完美，却因此真实。”

是的，这才是长安该有的模样——分区的界碑拦不住碑林的墨香飘进回坊，挡不住红庙坡的老砖里嵌着城南的碎瓦。明城墙的垛口还在承接汉唐的月光，而墙根下，莲湖的茶汤、碑林的拓片、新城的戏文，正趁着暮色，悄悄酿成新的故事。

作者简介：李文杰，生于长安农村，毕业于西安市农业学校，为西安市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中共党员。社会爱心人士，三农题材作者，曾发表多篇散文、诗歌或纪实文章、报告文学以及摄影作品等。

陕西省职工作协会员，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理事，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润墨斋书画院院士。北京墨海书画院高级院士。网络作家，当代优秀文学家。

作者写作方向：

重拾传统文化，挖掘历史遗留。

关注三农题材，野说风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