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伐吴惨败，回来后发现心腹大臣已经投降曹魏，还颇受器重

章武元年，成都。空气里有细不可察的湿漉，新皇帝刘备端坐在殿上，不动声色。年少的誓言终成现实，他竟真就拔剑饮马，登上了帝位。盛大的仪式没有太多波澜，旁观者看不穿他的复杂心绪。他身后的年代太过动荡，权位不过是战火中抱紧的一只浮木。人们都在猜，这位从白手起家的皇帝，会不会立刻兴兵向北报仇？会不会决意为自己争个汉室正统名分？其实没有，他先稳住了脚下的根基——将战火导向了东吴。

仇怨太深，关羽横死，荆州覆灭，东吴的背刺成为压死蜀汉骆驼的最后稻草。刘备没有余地。东吴的袭击摧毁了他的耐心，更在心头窝下一条刺。他命黄权北镇江岸，与曹魏对峙，自亲率主力东征。全军的气势反倒没有刘备当年赤壁合纵的锋芒。此刻的蜀国，没有了当年迅疾果断的影子。谁又能料想最后一败就此种下？夷陵火光漫天，陆逊设下陷阱，诸将战死——冯习、张南的名字，写在战报的最末行。刘备兵败，退至永安，病重不起。事情远比宣纸上简单得多。

黄权此时，沦为孤军。川江两岸皆为他敌人。退无可退，青山无依，水网断路。死守成了笑话，投降变成必选项。人们爱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谁能真的体会那种无助？黄权率部降魏，被曹丕接纳。那些年，他一直被视为“正能量”典型，后世连说起背叛都要加句“迫不得已”。可降了就是降了，谁替他辩护，谁反驳？

历史里的“背叛”，不总是两害相权。黄权的前半生，倒像是水纹里的一叶扁舟。生于巴西郡，幼名不详，小时候就能言善辩。阆中的田间小事，都能让他评个是非。刘璋召他治事，他自知根基浅薄，事事谨慎，声名一时在蜀地传开。但好名声麻烦也多——刺头自然引人侧目。再说，张松落魄时，黄权劝刘璋别信外来客，尤其是像刘备这样的“有野心的英雄”。在黄权的推断里，刘备进蜀，必有一争，那是山中虎狼，安分什么？可惜刘璋不听，把黄权一脚踢去当了县令。天一亮，蜀地就分裂了，广汉的小县令人唏嘘，黄权还在死守。据说，直到刘璋投降了，他才放下武器。这种忠诚和倔强，少有人真懂。

入了刘备麾下，黄权表现得不像外界传言里的“用人不疑”，反倒是时刻小心翼翼。汉中之争，黄权警告刘备：若失汉中，则手足俱断。刘备却不是当年意气风发，他信了黄权，安排他去说服张鲁合作。但等黄权赶到，张鲁已向曹操叩首。这场错位的会议注定落空。张鲁那句“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多少带点南乡人的蔑视？黄权错失一次左右天下的机会。

汉中血战，在诸葛亮的谋算、黄忠的冲阵之间，黄权悄悄给了许多好主意。魏军丧失据点，一步步崩溃。《三国志》里写得干瘪，只用了寥寥数句塞进“皆权本谋”。孟达、龚谷和法正围绕，外人只能猜，有些功劳是被人遮掩的。历史总像后山的竹林，层层叠叠，你看不到底。

当刘备自立汉中王时，黄权得到提拔。过去的猜疑变成信任。可是没多久，历史又卷起波澜。夷陵折戟，黄权水路难归，不得不降。全成都都议论，人们甚至等着看黄权家眷落难，一些官吏跃跃欲试要收押他的家人。刘备拦了一句，“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谁信这里没有半点心虚和自咎？

投降曹魏初期，黄权并不招人喜欢。有些人鄙夷他，也未免太苛了。曹丕看中他的才华，用作南方安抚大员。那时黄初年间，长江以北风声鹤唳，西南边郡人心未定，最缺的就是懂沟通、有魄力的地方官。黄权恰逢其时。曹丕让他镇南，将其立为降臣典型，这是权谋，也是笼络。

说黄权的生活幸福安稳也不确切。刘备死讯传来，许多降魏老臣或庆或恐，黄权屹立不动。曹丕怕他生变，频繁召见。道听途说，侍从都为他胆战心惊。黄权没表现出什么情绪，甚至让人觉得无所谓。这算不算伪装？不止一个史官写道，他胆识过人，可真相到底几分淡定几分无奈？外人无从知晓。

后来，司马懿任重南征，和黄权几次深谈。司马懿问他“蜀中像你这样人才有几个”？黄权笑答：不多。这笑里藏着太多味道。司马懿佩服他，给他写信，满口称赞。要知道，诸葛亮和司马懿针锋相对，黄权俨然成了那个少数能被双方欣赏的孤臣。这种处境更尴尬。像是一面能映出多种影像的镜子，随时准备变色，但又始终是它自己。

景初三年，他又被加封高官，“开府”从他起家，后来三公制的成型，未必没有黄权这段历史的启示。死后朝廷赐谥“景”，官至车骑将军。史书只留下一句话“名声极佳”，但活着的名声和死去的评价哪个更重些，也难说。儿子黄邕延续了曹魏爵位，而留在蜀汉的黄崇则阵亡敌前。两条命，两段家族血脉，一家两国，只能说都是世事使然。

有些人说黄权三姓家奴，也有人说他是“忠义两闲”，这都不过是站在后世洗牌下注的嘴皮子。实际上，刘璋、刘备、曹丕、司马懿这几位上层大佬，都没有真心排斥过他。说到底，乱世容不下死板的绝对忠贞，更需要灵活处世的灰色地带。

关于黄权的忠诚和背叛，至今学界仍有争议。有的学者列举史料，说他始终以国家社稷为重，也有人觉得他其实内心藏着极大的自我。两说都不太成立。人的一生是连缀在失落与挣扎间的。他就像那个历史节点的隐线，偶尔亮出一点锋芒，大多数时候不显山，不露水。

网络上现在查得到的黄权相关系列数据，权威如《中国历代名臣录》和《三国志注》相互印证。他给蜀汉、曹魏都做出过实打实的贡献。比如，益州流民安置、汉中后防安全、巴西郡兵源征调，冷冰冰的数据背后都是他付出的实际行动。现代档案检索里，能验证他调配七千人马以及处理汉中西路后勤粮草的责任。还有传言称，他实际掌握过川北十几个地方大姓的联络，成为缓冲两方矛盾的关键都督。尽管那些数据零散分布，但在线时间线对比起来，最能佐证黄权兼得曹、刘双方信任的是他在景初末年掌驭蜀地旧部的历时最长，“四年无动乱”的行政记录远超其他降臣。

有意思的是，这种稳定表面之下，对曹魏来说，黄权始终是一个“未完全可靠”的外臣；对蜀汉，他的家庭、亲人也常在监控下生活。说忠诚，他两面不是人，说背叛，他倒又真没有主动投敌加害旧主。这种身份，说白了，是“夹板气”，人生有限，命运无常，黄权能够低调坚守，不声张地活着，已算万幸。

要细究他的人格高低，未必有意义。大潮翻卷，谁不是一叶扁舟。有人说他明哲保身，有人佩服他铁骨比拼，这些评判多余。更关键的是，当所有人以为历史的“背叛者”总是遗臭万年时，黄权却比许多“忠贞”之人活得清明坦荡。

其实，被时代裹挟的人没有几个人是主动选择的。一次次抉择，谁舍得做一锤定音的断裂？黄权的好名声也许正来自这点看上去“不极端”的姿态。他只是把该做的事做了罢了，该为谁干活就为谁干活，至于心里念着什么，真没几个人摸得准。

事到如今，即便后世重读三国，也无人真正判定黄权对与错。他身处夹缝，处处顺势而为，但始终还算清白。结局平淡，不悲不喜，历史里多这样的身影，才让大潮看起来像潮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