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危局：刘备一死，精心构筑的权力天平为何轰然倒塌？

公元223年，白帝城。蜀汉开国皇帝刘备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强撑病体，将诸葛亮与李严召至榻前，留下那句沉重如山的托付：“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对儿子刘禅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三国志·诸葛亮传》）

弥留之际的刘备，竭力为蜀汉描绘一张权力的平衡图景：诸葛亮总理朝政，李严统御内外军事，共同辅佐少主刘禅。这张图景曾寄托着蜀汉未来的全部希望。

然而，刘备尸骨未寒，他精心设计的权力三角便开始剧烈扭曲、最终彻底崩解。

刘备一死，十七岁的刘禅登基。朝堂之上，“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以丞相之尊、相父之重，成为蜀汉实质上的最高决策者。

诸葛亮治蜀，励精图治，平定南中，修明内政。他的道德文章与治国才能无可指摘。蜀汉在他的治理下，国力迅速恢复，甚至在刘备夷陵惨败后重新积蓄了力量。

但这无上权威的背后，是刘备托孤构想的悄然变形。 刘备原意中，李严作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本应与诸葛亮形成文武制衡。现实却是，诸葛亮的光芒太过耀眼，李严这个“军事副手”的制衡作用迅速被边缘化。北伐兵锋所指，粮草调动、前线指挥，事无巨细，最终决策权皆在成都丞相府。

李严绝非庸碌之辈。刘备入川时，他率众归附，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白帝城托孤，他被委以统管内外军事的重任，与诸葛亮同为顾命大臣。这本身，就是刘备为防范丞相权力过大而埋下的伏笔。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时值霖雨，粮运不继。这本是战场常态，李严却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他一面派人催促诸葛亮退军，一面上书后主刘禅，称“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三国志·李严传》）。试图掩盖粮草不济的过失。

李严

真相很快大白于诸葛亮面前。李严的欺瞒之举，彻底击碎了刘备留下的最后一丝权力制衡。诸葛亮联合朝臣，历数李严过失，上表弹劾。李严被废为庶民，流放梓潼。

李严的倒台，象征意义巨大。 它意味着刘备留下的权力三角彻底断裂。诸葛亮失去了唯一能对他形成实质制约的力量。蜀汉的军政大权，空前集中于诸葛亮一人之手。权力结构彻底失衡。

刘备托孤，将刘禅托付于诸葛亮，要求他“事之如父”。年轻的刘禅，也确实谨遵父命。诸葛亮在世时，他几乎完全放手，甘居幕后。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谆谆告诫：“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这固然是治国良言，却也隐含着对皇帝权威的某种规训。皇帝宫中的事务，丞相府也要一体管理。

刘禅的“无为”，固然是对诸葛亮的信任与尊重，却也埋下了皇权旁落的种子。 当诸葛亮这棵大树倒下后，刘禅长期缺乏独立理政经验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他试图重建平衡，废除了丞相职位，让蒋琬、费祎先后以大将军、尚书令的身份分掌军政。但效果并不理想。

更致命的是，刘禅后期开始宠信宦官黄皓。黄皓弄权，干预朝政，排挤忠良（如姜维避祸沓中屯田），导致朝堂乌烟瘴气。刘备所期望的“嗣子”能够居中驾驭、平衡朝局的局面，在诸葛亮去世后，从未真正实现。

蜀汉政权内部，派系林立。核心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随刘备入川的“东州集团”（李严即属此派），以及益州本土的士族集团。刘备托孤，选择诸葛亮（荆州）与李严（东州），本身就带有平衡两大外来集团、安抚本土势力的意图。

李严的倒台，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标志着东州集团在权力核心的失势。诸葛亮虽竭力举贤任能（如重用益州籍的董允、费祎），但蜀汉军政核心，长期被荆州集团及其紧密关联者牢牢把控。 益州本土大族，始终处于权力边缘。

这种失衡带来的恶果，在蜀汉后期愈发明显。当姜维（虽为天水人，但被视为诸葛继承者，与荆州集团关系密切）屡次北伐，消耗国力时，益州本土势力如谯周等人，公开著《仇国论》反对，认为连年征战徒耗民力，对本土无益。他们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和支持度，早已在长期的权力边缘化中消磨殆尽。 邓艾奇袭阴平，兵临成都城下时，正是谯周力主投降，刘禅最终放弃抵抗。本土大族对蜀汉存亡的漠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蜀汉的崩溃，表面上是魏军铁蹄踏破成都，内核却是权力结构失衡引发的慢性失血。

刘备白帝城托孤的精心设计，在诸葛亮无可匹敌的权威、李严自身的失策与刘禅能力的局限多重作用下，迅速失效。当诸葛亮这根擎天巨柱倾颓，后继者蒋琬、费祎、姜维，或才能不逮，或威望不足，或陷入朝堂内耗，再也无力重建那个稳定、制衡的权力核心。

朝堂之上，荆州集团独大，本土士族离心离德；深宫之中，幼主缺乏历练，宦官悄然弄权。刘备死后仅四十年，蜀汉政权便轰然倒塌，表面亡于外敌，实则溃于内朽。#三国##历史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