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师政委、著名特科科长，却被地痞无赖活埋，凶手建国后才伏法

在陕北定边县那片崎岖的黄土高原深处，有一个挺怪的村落，叫柳树涧堡。村子外头零散矗着几棵大柳树，枝叶茂盛，说来也怪，哪怕树心早就空了，枝条居然还活得起劲，枝叶在风里乱舞，像个久经世事的人，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但话说回来，这地方哪天没有点风雨雷霆？树还能这么拧巴生长，村民们瞅着也不觉意外，所以村名里都带个“柳”字，意思大概是扛得住事也能长得出彩。

走到村子那片黄土坡上，会看到山路坑坑洼洼，左拐右拐都是坍塌的窑洞，像是时间丢下来的破烂屋子。半山腰上一块大石碑，孤零零站着，上头刻着“张献忠故居”五个字，风吹日晒下还有几分凌厉。

这张献忠，大家都说他生下来就像是天生带煞气。史料里头写得玄乎，什么满脸长毛、双眉入鬓，好像天生奇相。小时候就闹腾，还闯了祸——说是上学路上同学不对付，居然一拳打死，人家家里财产也给折腾光。父亲大发脾气，把他赶出家门。从这以后，他四处漂泊，被人收留时已经是有文有勇的人，跟人读书还不算，照样能干翻同学。按这样说，年轻劲头足，嗓门比谁都大，还有股子狠劲。

长大后，这人更像头野兽。两眉高挑，面色有点发黄，身上都长毛，被人称作“黄虎”。见过的人都说长得怪，气场跟常人不一样。天启末年陕西干旱灾荒，农民没饭吃，世道乱起来。他24岁，拉起十八寨队伍响应王嘉胤起事，自己也号称“八大王”。先扎根本地，后来越打声势越大，转战山西、河南、湖北、四川，杀到处处叫苦。还真有本事，把队伍越滚越大，有人说有六十万，真假不论，但卷进川地称帝这事儿，实打实干出来。

但江山坐得稳妥吗？也就几年功夫，1646年在川北和清军交手，一支箭要了命。人一死，风云散。老家柳树涧堡却还立那儿，大山照旧，风声幽长。有些事像是埋进土里的，不翻动就光看不到，但偶尔能蹦出来吓你一跳。

你说张献忠的血性厉害吧，也对，可那地方的风气，似乎也一直带着点剽悍。有趣的是，过了快三百年，也就是1936年，局势依然乱得不成样，军阀割据，土匪横行，村子里又冒出来一个名字叫武占奎的。他身材魁梧，皮肤黄里透黑，五官棱角分明，一看就不是省油灯，时不时还对人吹牛说自己是清代枭雄张献忠的后人，有啥依据没人去深挖。但这人确实有几分蛮力。

他原本在家里种地，再朴实不过，后来却到花马池赶牲口贩盐，赚了点小钱。日子一久，本性跳出来——混迹赌博场子，结交些地痞流氓。赢输无所谓，只要自己不亏，全村有谁敢不服？赌输了还敢赖帐，动辄将人吊在树上打，不仅钱要回来，还能逼人再杀只羊。这样的人，谁不害怕？百姓私下骂他是“夹棍的菜”。可偏就没人收拾，很蹑脚。

照这种脾气，干脆成了当地名声最臭的混混，转头拉帮结伙，干起拦路抢劫，祸害乡里。时逢乱世，手里有枪就横行乡间。武占奎仗着身后跟着不少人，换了几回官职，国民党的区长、民团团总，职务怎么换，都干着土匪一套。

事情发生在1936年农历三月初一。听说有支骆驼队经过，他带着人马提前拦路。按照“此路是我开”的老理来：“要想过路，交钱买路！”谁知，这队人还不怵他。

这六人组成的商队，表面上像普通赶驼客。领头的叫谭忠余，上海人，本来底子清白，命运拐了个弯。小时家里穷，15岁当学徒，受人指点后加入了组织，成了中央特科科长。人不显山不露水，真实本事却顶天。

中央特科什么来头？大家不会陌生，那个年代，特科“红队”是让敌人头疼的存在，专门干些保卫党中央、处置叛徒的刀口上事儿。谭忠余担任的就是这行里举足轻重的一环，曾执行过举世震动的白鑫案。1929年，白鑫泄密出卖组织，导致五位重要成员牺牲。命令下达后，谭忠余亲自布置行动，将狡猾的白鑫一路追杀，最终奔逃二十门院后，谭忠余的枪打出了“东方第一大暗杀”。轰动上海，报纸都用红色标题报道。其实回过头，能活着逃出那场混乱已是不易。

完成任务后，暴露的危险加深。组织安排他转赴鄂豫苏区，政委身份，带兵打仗。湖北枣阳、襄阳那头南征北战，虽然最后根据地失守，他又辗转到苏联学习。命运兜转，他在国外完成了学业，听说红军长征到了陕甘宁，革命大本营稳住，便抢着回国，带着组织指派的任务。

归国之前，他变换身份，装成商队带着骆驼穿越蒙古，将重要的电台、武器悉数藏好，一路颠簸抵近国内。临进陕北，却撞上了武占奎的祸心。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点蹊跷，你会问，人生怎么会如此反复？老天爷下的棋竟也出这等招数！

对峙那天，谭忠余凭着过去多年的经验，带人攀上喇叭山，占领制高点，一边撤销重要材料，一边用电台发出求救信号。自己六人，除他以外全是文弱之辈，新枪都没全会使，气氛挺紧张。仗没打多久，阵脚稳不住，两位同志就牺牲。人少势孤，谭忠余咬牙顶住，最后想办法拖时间摆谈判。

结果并没换来好处，反倒给对方捉住机会，将他和同伙一并活捉，然后连番刑讯，物资悉数抢走。陕北红军虽收到电报，可交通不便，等人赶到，谭忠余已在安边被关。看似这个结局毫无悬念，事实上，历史就是这样，有力量，也挡不住一颗子弹穿破命运。

武占奎弄到这批“财宝”，不见沾沾自喜，政权乱象里，他还以为升了官，结果日子渐渐不好过。敌人诱降谭忠余不成，只能把他抓到安边城头，当着攻城的红军将士，高喊投降口号，想捞点心理威慑。结果谭忠余反而怒吼：“向我开炮！别管我！”真要干事，有时候都像不要命的。

这番坚决，最终换来夜色中的悲剧结局——与25名红军被活埋。殉难以后，英烈遗骸由后人移入烈士陵园，墓地和纪念碑都立起来了。风吹过黄土，老辈儿会停下来念叨几句。人一生真能决定命运吗？

有趣的地方在于，武占奎后来的结局，也像极了个报应。1949年定边解放，凶恶多端的他四处藏匿——到头来依旧被抓获，判了死刑。一个人的恶事坏事，能否一直藏着不被揭开？好像不见得。有时历史记不住善恶，你说这番偏颇又不公平，但偶尔又觉得成败都只是一阵风。死后，碑还是那块碑，柳树还在那发狠生长。

回头想想，谭忠余差点抵达根据地，却倒在自家门口，被小土匪拿性命，这种悲凉仿佛注定的。英雄有英雄的薄命，奸人也有奸人的归宿。后人能记下些故事，算是让这片土地不至太孤单。

历史不会告诉你谁更聪明，谁命更好。一次错位的结局里，也许只是命里赶上一阵风，谁都挡不住。

这山，这树，还有这碑，总得有人记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