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重镇：乌里雅苏台从“朔方前线”转变为“边疆都会”

清朝重镇：乌里雅苏台从“朔方前线”转变为“边疆都会”

作者/孙树恒

今年四月末，呼和浩特英华学校的校园里绿意初萌，中蒙俄青少年交流活动的会场洋溢着热烈的气息。在一场关于万里茶道历史的分享环节中，我们与蒙古国茶叶之路基金会会长旭仁其木格女士相谈甚欢。当话题转向蒙古国境内曾在清朝万里茶道上闪耀光芒的城市时，她眼中闪烁着兴奋的神采，娓娓道来科布多、库伦、乌里雅苏台等名字背后的故事。

“科布多曾是茶道西段的重镇，驼队在此补给休整，商队的喧嚣能传到草原深处。”旭仁其木格会长的讲述带着画面感，“库伦则是连接中原与草原的枢纽，如今的乌兰巴托仍留存着当年茶商聚集的痕迹。”而当她提到乌里雅苏台时，我们不由被这个名字吸引，作为清朝漠北军事与商贸的双重节点，它曾见证无数茶帮驼队往来，青砖茶的茶香与马帮的铃铛声在此交织成独特的丝路韵律。她拿出老地图指认旧址，讲述这里如何因茶道而兴盛，又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沉淀下中蒙商贸往来的深厚记忆。根据旭仁其木格会长的讲述，我又查询了一些资料，了解了乌里雅苏台的前世今生。

一、乌里雅苏台的战略地位

在今天的蒙古国杭爱山北麓的斡里雅斯河谷，至今仍留存着清朝边塞城市的残垣断壁。这片被旅人称“陀罗海”的苦寒之地，在18世纪曾是东亚大陆军事与商贸的双重枢纽。乌里雅苏台，深深植根于清准战争的硝烟与蒙古高原的地理格局之中。

康熙末年，准噶尔汗国在噶尔丹策零的统治下再度崛起，其势力范围东抵喀尔喀蒙古，西控天山南北。为遏制准噶尔的扩张，清朝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起，在漠北草原西部构筑军事防线。首座要塞察汗廋尔建于河谷下游，却因“建筑规模有限，难以承担大军驻扎”，迫使清廷在雍正八年（1730年）另选城址。新址位于斡里雅斯河北岸，背倚杭爱山天险，面朝广袤牧场，既能扼守翻越杭爱山的扎德尔德山口，又可利用查干苏图河、博克多河的水源，形成“三城并峙，背山面水”的防御体系。这种选址逻辑，体现了清朝“以水养军、以牧济师”的边疆经营理念，在冷兵器时代，数万骑兵的军马驼群需要每日数十顷的牧场，而乌里雅苏台周边的河谷草原，恰能满足“放养数倍于士兵的马匹和骆驼”的需求。

从政治地理看，乌里雅苏台地处喀尔喀蒙古与厄鲁特蒙古的交界地带，控扼着从漠北通往准噶尔的交通孔道。雍正皇帝在谕旨中称此地“外控诸藩，内屏朔漠”，其战略价值堪比明代的九边重镇。当清军在雍正九年的和通泊之战中惨败后，旧乌里雅苏台城（雍正十年落成）更成为支撑西路防线的核心据点。据《清世宗实录》记载，该城最多时驻扎绿营兵1.33万人，连同家眷、商民，城内人口超过两万，形成“驼马遍郊野，炊烟接军垒”的盛况。这种军事存在，客观上为后来万里茶道的北延奠定了安全基础。当准噶尔部在乾隆朝彻底平定后，乌里雅苏台从“朔方前线”转变为“边疆都会”，其军政中心的地位催生出旺盛的商业需求，使这座边塞小城逐渐成为漠北西部的物资集散地。

当地极端的气候条件，更凸显了乌里雅苏台的战略韧性。据《西北域记》载，此处“七月雨雪，五月始释，山巅六月不释”，冬季极端低温可达零下五十摄氏度。在这种环境下筑城，本身就是军事意志的体现。清朝工匠以“查克木为筑版，草皮浮壤混入草根石灰”夯筑城墙，虽“墙高仅一丈，外侧无包砖”，却在百年间抵御了无数次风雪与战火。这种将自然环境转化为防御优势的智慧，使乌里雅苏台在乾隆朝以后，虽军事压力减轻，却因商业繁荣而延续了城市生命，成为清朝“以军镇商、以商固边”政策的成功范例。

二、乌里雅苏台的营建史

乌里雅苏台的城市形态，经历了从军事要塞到边疆商城的两次转型，其营建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清代边疆开发史。

雍正八年（1730年）启动的旧乌里雅苏台城工程，堪称清代漠北最大的军事营建项目。一万三千三百名绿营兵与数百名“文字狱遣犯”组成施工队伍，在夏季短短百日内抢工。为激励士气，清廷将每人每月口粮提高到三十六斤（旧制三十斤），另加一两八钱银子与一只羊的赏赐。这种“军事化施工”造就了独特的城防格局：三座正方形要塞互为犄角，大城周长四百八十六丈（约1620米），集中囤放粮食，东西两座小城周长三百余丈，专司驻兵。据《朔漠方略》记载，城墙主体以当地耐寒的山川柳（查克木）为框架，内填混有草根、石灰、麻絮的沙质土壤，这种“柳木夹夯”工艺，既适应了蒙古高原缺砖少木的条件，又能抵御风沙侵蚀。可惜因选址靠近河岸，“地基浮软撑不住分量”，至乾隆初年已出现严重倾颓，迫使清廷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另建新城。

新乌里雅苏台城位于旧城东偏北方向，在查干苏图河与斡里雅斯河交汇处形成的三角台地上。这次营建吸取了教训，城址地势较高且远离主河道，城墙改为“高一丈六尺，宽一丈二尺”的规格，虽仍用查克木筑版夯土，但在关键部位嵌入木骨加固。城内布局仿照明代卫所形制：东南西三面设“迎祥”、“延庆”、“福汇”三门，各带瓮城；北墙正中建关帝庙，体现“以忠统军”的治军理念。与旧城不同的是，新城西侧的军台城仅打下墙基便废弃，形成单城格局，这暗示着准噶尔平定后，乌里雅苏台的军事功能已让位于经济职能。蒙古人称新城为“策热格音库伦”（军城），而将商人聚居区称为“买卖圈固”（Maima Khuree），这种空间分野，延续了清代“军政与商民分区而治”的边疆城市规划传统。

三、乌里雅苏台的管理体系

管理乌里雅苏台的核心机构是“定边左副将军”府，其长官俗称"乌里雅苏台将军"，为正一品武职，统辖喀尔喀四部、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首任将军由喀尔喀超勇亲王策棱担任，这位在漠北草原击败准噶尔的名将，开创了“以蒙古王公领辖蒙古”的治理模式。乾隆朝后，将军多由满蒙旗人担任，如曾主持新疆军务的金顺、景廉等。将军府下设印务处、理刑处等机构，除掌管军政外，还负责“稽查商民、颁给路票、调解蒙汉纠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乌里雅苏台将军对辖区内的厄鲁特蒙古、乌梁海、哈萨克等部族采取“因俗而治”策略，对乌梁海人，将军们掌握着“赐酒”的权力，这种在缺粮地区极为稀缺的饮品，成为维系边疆羁縻的特殊纽带；对旅蒙商，则通过"甲首制商会"与"七年免租"等政策，既规范商业秩序，又吸引内地资本。

在城市管理上，清朝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控。新城“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商民只能在废弃的军台城基上搭建木栅，形成“买卖城”。城内设捕厅衙门，负责治安与收税，牙子铺（经纪人）需向官府申领执照，商品交易实行“二八分成”的抽成制。这种“军管型商业”模式，使乌里雅苏台在保持军事色彩的同时，又发展出独特的边地商业生态，为万里茶道的北延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从归化城到乌里雅苏台的旅蒙商传奇

当晋商的驼队穿过瀚海沙漠，出现在乌里雅苏台的买卖城时，这支被称为“旅蒙商”的商业群体，已在欧亚草原上开辟了一条流动的财富之路。乌里雅苏台作为万里茶道的西北枢纽，见证了清代草原商业最辉煌的历程。

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是旅蒙商通往乌里雅苏台的起点。每年春季，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等商号的驼队从这里出发，沿“大北路”北上：经四子部落、喀尔喀右翼旗，翻越杭爱山支脉，最终抵达这座边城。这条商道全程约1500里，驼队需行走40余日，沿途要穿越“清晨迷雾、午后冰雹、夜半暴风雪”的多变气候，还要防备散匪与野兽。据《晋商驼队纪略》记载，规模最大的商队拥有两千峰骆驼，每十峰为一组，由"驼把式"手持长鞭引领，首尾相接的驼队在草原上蜿蜒数里，驼铃之声可传十里之外。为应对长途跋涉，商人们发明了独特的运输方式：砖茶用毛毡包裹，以防潮气；绸缎装入防水的羊皮袋；甚至连包饺子的面粉，也要在归化城炒熟，制成"炒面"便于保存。

乌里雅苏台的旅蒙商业态，呈现出惊人的规模与专业化。元盛德作为漠北最大的羊商，在前后营子常年保有70万只绵羊，大盛魁也维持着50-70万只的规模，加上其他山西"羊庄子"，当地绵羊总数超过500万只。这些羊群不仅供应驻军与蒙古王公，还通过“羊筏子”贸易南下归化城——每到秋季，牧民将成羊赶到指定牧场，旅蒙商按肥瘦分级定价，再雇蒙古牧人驱赶南下，数千只羊群行进时如白色洪流，场面极为壮观。骆驼贸易同样兴盛，大盛魁拥有1.5-2万峰骆驼，元盛德数量更多，这些“沙漠之舟”不仅用于运输，还被当作“硬通货”——在乌里雅苏台，“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而一峰健壮骆驼可换50斤砖茶。

买卖城的商业布局，体现了旅蒙商的经营智慧。城内以十字大街划分为“田”字形，四周设木栅为界，商号按行业聚集：西市多皮毛庄，东市多绸缎铺，南街是粮食杂货，北街专营牲畜。最具特色的是“牙子铺”，这些中间商为外来客商提供住宿、仓储与交易中介服务，虽收取“二八分成”的高额佣金，却因“出拔子”生意（长途贩运）利润丰厚而备受青睐。据1820年代的统计，买卖城有商号房铺千余间，旅蒙商超过3000人，其中晋商占比达80%，形成“集宁帮”、“太谷帮”等地域商帮。每年腊月，大盛魁分号会动员全体伙计包4000只羊的肉馅饺子，这些饺子裹上面粉冻硬后，由驼队送往各地军营，成为冬季最受欢迎的“军粮”。

旅蒙商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在饮食方面，他们将土豆引种到外蒙古，在买卖城外开辟菜园种植葱姜蒜、西葫芦，缓解了“肉廉菜贵”的困境；在手工业领域，山西工匠教会蒙古人制作马鞍、皮具，甚至出现了专门仿制“归化城靴”的作坊；在金融领域，商号发行的“钱帖子”成为流通货币，大盛魁分号还兼营放贷，年息高达30%。这种商业渗透带来了文化交融——蒙古贵族开始喜爱饺子、面条等汉食，清朝官员则学会用奶茶招待客人，买卖城的关帝庙每年举办庙会时，蒙汉商民共同祭拜，形成独特的边疆文化景观。

然而，商业繁荣背后是生存的艰辛。谢济世在《西北域记》中描述：“早起被池堆霜，出门数步凌封髭须”，冬季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中，商人要在骆驼背上捆绑羊皮暖筒，手指冻僵时只能用牙齿解开缰绳。1870年回民武装进攻乌城时，旅蒙商自发组建“保商团”，用商号的铁器打造武器，在买卖城抵抗三日，破城后数百名山西伙计惨遭屠杀。这场劫难后，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下令城墙包砖（砖由内地驼运而来），并出台七年免租政策，吸引京津商人入驻，使这座边城在战火后重获生机。

五、当代乌里雅苏台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图景

旭仁其木格会长说

今天的乌里雅苏台，如今是蒙古国西部的重要城市，人口约3万，仍保留着“沙漠与草原过渡带”的独特地貌。当漫步在斡里雅斯河畔，残垣断壁间依稀可见昔日的繁华印记。

清朝营建的新旧两城遗址，已成为蒙古国的国家级文化遗产。旧乌里雅苏台城的“柳木夹夯”城墙虽经三百年风雪侵蚀，仍有部分段落高出地表2米，考古人员在城内发现了雍正时期的“行军锅”残片与乾隆朝的铜钱，印证着当年的驻军规模。新城遗址保存相对完好，“迎祥门”的石基与关帝庙的柱础清晰可辨，当地牧民传说庙内曾供奉的关老爷像，在1930年代被苏联红军运走。最具特色的是买卖城遗址，十字大街的格局仍隐约可见，地面散落着晋商瓷器碎片与铁制马掌，蒙古考古队曾在此发掘出刻有“大盛魁”字样的驼铃，铃舌已被风沙磨圆，却依然能发出清越的声响。

现代乌里雅苏台的城市布局，仍残留着清代的空间基因。市中心的“将军府广场”上，矗立着喀尔喀亲王策棱的骑马雕像，基座刻有蒙文铭文，讲述其抗准功绩；广场东侧的老街区，民居仍保留着“土坯墙、斜屋顶”的北方风格，与蒙古包混杂交错；城西的查干苏图河畔，有一片被称为“中国庙”的废墟，据当地老人回忆，这里曾是旅蒙商供奉关公的庙宇，1940年代被拆毁，砖瓦用于修建学校。值得注意的是，乌里雅苏台的地名仍保留着双语记忆——蒙古语称“扎尔格朗特”，意为“有栅栏的地方”，显然源自清代买卖城的木栅防御；而俄语称"Уliasutai"，则是对“乌里雅苏台”的音译，反映了沙俄对漠北的渗透。

经济形态上，乌里雅苏台延续了旅蒙商时代的畜牧业传统。周边牧场饲养着约200万头牲畜，其中绵羊占比达60%，与清代“羊圈连数百里”的盛况遥相呼应。传统商业的痕迹依然可见，市中心的中央市场里，有摊位专卖“归化城式”的皮帽与马具；老城区的茶馆供应加奶的砖茶，价格仍以“块”为单位计算，这种源自清代的计价方式，比蒙古国通用的图格里克更受老人认可。

中蒙边境贸易的复兴，为这座古城注入新活力。从二连浩特出发的跨境商队，如今驾驶着载重卡车行驶在“新大北路”上，货物从传统的砖茶、绸缎变为家用电器与建材。乌里雅苏台的“中国商品城”里，晋商后裔开设的商铺与义乌小商品摊位并存，店主们能用夹杂着蒙古语的山西方言讨价还价。2019年，蒙古国在此设立“历史文化特区”，修复了部分清代城墙，开发“万里茶道”旅游线路，让游客体验“驼队露营”与“晋商饭庄”，试图将历史记忆转化为经济资源。

如今，蒙古国考古学家与中国学者合作开展“乌里雅苏台古城保护项目”，用三维扫描技术记录城墙结构，在遗址周边设立生态保护区。这种跨国界的历史记忆重构，让这座边城成为连接中蒙两国的文化纽带。2023年，内蒙古博物院与乌里雅苏台博物馆联合举办“万里茶道上的驼铃”展览，大盛魁的账本、旅蒙商的铜秤与现代牧民的马鞍并置展出，诉说着跨越三个世纪的商业传奇。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大盛魁公司文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