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战役：被水泥袋压垮的爆破筒英雄，与一个国家的沉默账单

指挥排长朱志刚在英模报告会上意气风发，台下掌声雷动。
四十年后，同连老兵寿水江背起一袋水泥，佝偻着腰走向工地——手机因欠费停机，这是他唯一糊口的方式。
诸暨事务局领导听完老兵屠平讲述吴恩光拉响爆破筒的故事，全场泪流满面。

1979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在中国大地上酝酿时，西南边陲的枪炮声骤然撕裂了宁静。这场从1979年延续至1989年的“十年轮战”，第一支开赴前线的主力部队，正是我们一军。

“不怕苦，不怕死，不怕亏”——这九个字，是血与火淬炼出的“老山精神”，曾让整个中国为之沸腾。我们师迅速组建了英模报告团，我连的指挥排长朱志刚，就是站在那耀眼讲台的一员。他的声音铿锵有力，讲述着猫耳洞的潮湿、炮火的猛烈、战友的牺牲，台下座无虚席，掌声如雷，大江南北为之轰动。我们，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最可爱的人”。

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裹挟一切。

“一切向钱看”成为新的时代号角。那场发生在遥远边陲、为改革开放争取了宝贵战略空间和稳定环境的战争，连同那些曾沐浴在荣光下的“最可爱的人”，仿佛被刻意尘封，在喧嚣的经济发展叙事中逐渐褪色、模糊、乃至被遗忘。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

时间是最无情的冲刷机。 四十年光阴流转，曾经在战场上生龙活虎的我们，如今垂垂老矣。身体被当年的炮火和恶劣环境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精神上则背负着沉重的记忆。当整个社会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前狂奔时，我们这群步履蹒跚的老兵，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力不从心。

一些合理表达诉求的行为，在某些地方官员眼中，竟成了“麻烦制造者”。他们可曾知道，在这个群体里，有多少人仍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我的老乡寿水江，一个连队的兄弟。 他的窘迫令人心酸：手机因长期欠费而停机，成了摆设。六十多岁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他却不得不佝偻着腰，一趟趟地背起沉重的水泥袋，只为换取微薄的生活费。汗水浸透他斑白的鬓角，也浸透了我们这些幸存战友的心。

国家并非没有关怀。参战老兵困难补助的标准在逐年提高，一些地方财政也尽力提供了额外补贴。然而，现实是冰冷的。这些补助对于许多深陷困境的老兵家庭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更令人痛心的是，在某些地区，参战老兵的困难补助标准，甚至低于当地的低保户和残疾人补助线！这份保家卫国的牺牲，在某些天平上，竟显得如此“廉价”。

战争带来的戕害，远不止于战场。

一份非官方的统计触目惊心：当年从战场归来的老兵，早逝率、罹患重大疾病的比例，显著高于同地区的普通人群。仅在我一个团并肩走上火线的41位同乡战友中，已有五人永远离开了我们。饱受病痛折磨者，更是不在少数。

我自己也未能幸免。一场大病曾让我在鬼门关前徘徊。更难以摆脱的是炮班经历留下的印记：持续的炮击产生的强大冲击波，让我的听力在岁月流逝中加速衰退。“还没七老八十，耳朵就聋了！”妻子的抱怨里，是无奈，更是心疼。那些在枪林弹雨中撤离的惊险场景，至今仍会在深夜化为噩梦，让我猝然惊醒。

身体伤痕尚可示人，心灵的创伤却深埋心底，暗自溃烂。

前段时间听闻，原指挥连电话班一位来自六安的战友，因当年亲眼目睹严国和烈士壮烈牺牲的惨烈场景（他们一同在巡线时遭遇敌人炮火覆盖），数十年过去，他依然深陷在那片血色阴影中无法自拔。性格越来越孤僻自闭，将自己紧紧封锁在痛苦的堡垒里。这样的故事，我想，在我们这个参战老兵的群体中绝非孤例，而是普遍存在的无声悲剧。

前些年，因一些参战老兵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连最平常的战友聚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尤其在体制内工作的战友，更是顾虑重重，难以参与任何形式的战友会。近年来虽略有缓和，但隔阂已深。

这隔阂，最集中地体现在老兵与管理部门的关系上。

无论是过去的民政部门，还是现在专设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在面对参战老兵这个特殊群体及其诉求时，很多地方的表现令人心寒。老兵们常常感觉对方像是在“避瘟神”，不是在倾听和解决问题，而是在千方百计地“规避问题”。日积月累，双方的矛盾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信任降至冰点。

我亲耳听过这样的描述：在某些地方，参战老兵去事务局反映情况，对话往往超不过三句，便是拍桌子、怒骂“娘希匹”收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激烈的冲突背后，是经年累月积累的误解、忽视和委屈。

究其根源，是深刻的认知鸿沟。

看看现在事务局里主事的人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有过军旅经历。他们既不了解退役军人这个群体的整体心态和现实困境，更无从想象——那战场上硝烟弥漫、生死一瞬、缺衣少食、目睹战友牺牲的切肤之痛是何等滋味。

最刺痛人心的，是来自一些体制内人士的轻慢之语。在多次交流中，我震惊地发现，在不少人的思维定式里，仿佛只有“死个万儿八千”才算战争，只有“缺胳膊断腿”才配称上过前线。他们会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甚至略带轻佻的语气问：“你们才死了这么点人呀？” 或者追问：“你打死过越南人吗？”

这种无知带来的精神蔑视，其杀伤力，有时甚至远超当年战争留给我们的身体创伤。 它否定了我们经历的真实性，亵渎了牺牲的价值，也深深刺痛了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尊严。那一刻，掀桌子的冲动，是人性最本能的反应。

正是基于对这种巨大认知鸿沟的忧虑，去年，我极力促成了诸暨事务局的领导前来参加我们参战老兵的一次聚会。目的很纯粹：让他们亲眼看看，亲耳听听。

我请屠平战友再次讲述了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吴恩光（嵊州籍战士）在弹尽粮绝、身陷重围之际，毅然拉响了手中的爆破筒，与扑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当屠平用颤抖的声音重现那悲壮瞬间时，时间仿佛凝固了。在场的事务局领导们，无不动容，有人悄然拭泪。那些真实的、带着硝烟味和血泪的故事，那些老兵们声泪俱下的讲述，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无可辩驳的铁证。

我想，除非是铁石心肠，否则这些亲身接触过、倾听过的官员们，他们的内心多少会受到触动，看法多少会有所改变。理解，始于看见和听见。

战争，无论规模大小，无论使用热兵器还是冷兵器，牺牲是它永恒而残酷的注脚。 即便是近年中印边境的冷兵器对峙，我们依然有年轻的战士血洒疆场。每一位倒下的战士，他背后都是一个瞬间崩塌的家庭，留下的是亲人永世无法愈合的伤痛。这份沉重，外人岂能真正体会？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深情报道了“陈母问勇”的故事（注：指烈士陈祥榕的母亲在儿子牺牲后，向部队只问了一句“我儿勇否？”的故事）。这个源自福建屏南的当代英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可悲的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这短短四字背后，一位母亲痛失爱子后，对儿子军人价值的执着确认？那份剜心之痛下的骄傲与尊严，足以让任何有恻隐之心的人潸然泪下。

前年，我偶然路过陈祥榕烈士的家乡。在村口，一幅巨大的烈士壁画赫然映入眼帘。画中的陈祥榕眼神清澈而坚毅。那一刻，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仪式，我停下脚步，对着壁画，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这是跨越时空、连接两代军人的致敬。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这句话早已深入人心。战争强加给我们这一代老兵的创伤，是历史的烙印，已无法抹去。我们并非要躺在功劳簿上索取无度，我们只是希望，在这个国家日益强大的今天，在这个人民普遍富裕的当下，那些曾经用青春和热血守护过这片土地的老兵，不应被遗忘在角落，不应在贫困和病痛中无声凋零。

他们真的已经不年轻了。每一次病痛的折磨，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些被炮火震坏的耳膜，那些在潮湿猫耳洞落下的关节病痛，那些深藏心底、午夜梦回的血色记忆，都在加速消耗着他们本已不多的生命烛光。

关爱他们，理解他们，善待他们，是一个有温度的社会应有的良知，也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最起码的尊重。 这份良知与尊重，不应等到英雄迟暮、凋零殆尽时才姗姗来迟。因为，读懂老兵的沉默，才能读懂我们民族血脉深处最坚韧的力量。

后记：

此文并非仅为追忆烽火。在整理参战老兵补助政策时，我查阅了多地公开文件与报道（限于篇幅，详细对比表另附），发现政策落地差异巨大。一位地方事务局工作人员曾私下坦言：“我们很想做好，但历史欠账太多，现实情况太复杂。”

这复杂性，正是我们需要直面的课题。当我们在社交平台上为“陈祥榕们”刷屏落泪时，是否也该俯身倾听身边那些沉默老兵的声音？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家国叙事，他们的药瓶里装着被忽略的账单。

陈祥榕母亲那句“我儿勇否”的追问，何尝不是对全社会的诘问：我们可还记得，那些用爆破筒和青春为共和国奠基的老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