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对合作化的评价几经波折，但《山乡巨变》确实写的不错！

周立波蘸着湖南山乡的泥土味写成的《山乡巨变》，像一坛子陈年米酒，初尝是清溪乡的家长里短，细品却能咂摸出整个时代的醇厚。这部从1956年写到1959年的长篇小说，把镜头对准了1955年冬天湖南山坳里的变革——当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带着合作社的蓝图走进清溪乡，那些祖辈守着三分薄田的庄稼汉们，正站在新旧时代的田埂上左右张望。

要说乡村叙事，就像老农民蹲在墙根晒太阳时扯的闲篇，表面是东家长西家短，内里却藏着世道人心。中国作家笔下的乡村从来不只是几间茅屋几亩地，鲁迅写闰土是写封建的枷锁，沈从文写边城是写人性的牧歌，到了《山乡巨变》这里，泥土里翻腾的是合作社的算盘珠子声。周立波这个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偏偏能蹲在田垄上和老乡们唠庄稼经，他把任务化进了春种秋收的日常——王老汉为入社闹分家时的烟袋锅子敲得震天响，李婶子偷偷把肥猪卖给私商时裤脚沾的泥点子，这些鸡零狗碎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说清"为什么要合作化"。

小说分上下两篇，恰似农人手里的两季收成。上篇写1955年冬建初级社，像开春头道犁，得把板结的旧观念硬土翻个底朝天。下篇写1956年高级社，已是盛夏的稻田，新苗抽穗时总伴着虫害杂草。周立波写景是真有两把刷子，三湘四水的晨雾能漫到纸面上来——清早的资江浮着碎冰，岸边的苦楝树杈上蹲着看热闹的乌鸦；雨后的晒谷场蒸腾着湿热气，几个老汉蹲在石碾边吧嗒旱烟，烟锅里的火光忽明忽暗，映着他们脸上更深的皱纹。这些景致不是白描的摆设，合作社的动员大会总在祠堂前的晒谷场开，村民们的犹豫算计就藏在那片被鞋底磨得发亮的青石板缝里。

人物更是活脱脱从湖南山沟里蹦出来的。邓秀梅这个穿列宁装的女干部，挽着裤腿帮老乡车水时的样子，比她在会上念文件时更像个"自己人"。最绝的是"亭面糊"这个老农，嘴里总念叨"毛主席他老人家"，可临到签字入社又摸出个生锈的铜钱要卜卦，这种骨子里的保守比任何阶级分析都生动。还有那个总爱说"我早就看出合作社好"的陈先晋，其实暗地里把好稻种埋在了自家灶膛下，这种小心思被周立波写得让人又气又笑。

要说那个年代的乡村叙事都有着宣传的影子，可《山乡巨变》的聪明在于把政策消化成了柴米油盐。合作社不是文件上的铅字，是能算出多打三担谷子的实在账，是寡妇秋丝瓜终于敢和地主张桂堂叫板的底气。当小说里写到村民们第一次用合作社的抽水机浇地，老庄稼把式摸着铁疙瘩说"这可比龙王爷靠谱"，你就明白为什么这场变革终究是拦不住的。

翻开《山乡巨变》，扑面而来的是湖南益阳特有的湿润空气。周立波这个喝着资江水长大的作家，笔尖蘸的不是墨水，倒像是从家乡青石板缝里沁出的山泉水。他写资江冬日的水"清得发绿"，写船公"用蓄子在水肚里一点"，这些字句活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鱼，还带着粼粼的水光。要是闭上眼睛，仿佛能听见船头破开细浪的"嚓嚓"声，能闻见艄公棉袄上沾的桐油味。

你看他写茶子花，"青松翠竹间点缀细白清瘦的残雪"，这哪是在写花，分明是把整个湘中的魂都给勾出来了。那些漫山遍野的茶子花，开得既不张扬也不卑微，就像清溪乡的姑娘，穿着蓝布褂子往田埂上一站，自有一段风流态度。

周立波写女人写得格外有滋味。他不写柳叶眉樱桃口那套，专挑实在的写：邓秀梅的手掌有茧子，那是下乡劳动磨出来的；盛淑君说话时总爱把辫子甩到背后，活像她那个总跟旧思想较劲的脾气；就连配角，作家也要写她纳鞋底时如何用顶针把麻线勒得"吱吱"响。

最妙的是他把山水和人物揉成了一团面。你看那资江水，冬天清冽得像块玻璃，到了春汛时节就变成了暴躁的汉子；茶子花开时是温婉的姑娘，结籽榨油时又成了养家的壮劳力。周立波笔下的清溪乡，山水不是布景板，而是会喘气的角色。合作社的争论声混着茶子花香飘过田垄，新修的堤坝倒映在资江水里，连那摆渡的老艄公都知道，这世道要变得和往年不一样了。

这般写法的好处是，读者还没搞明白什么是初级社高级社，先记住了资江清晨的雾怎么从河面爬到半山腰，记住了茶子花晒干后碾出的油是什么味道。等合上书页才发现，那些关于合作化的大道理，早随着米酒下了肚，跟着山歌进了心。周立波像个老练的渔夫，撒网时专挑水面下的暗流，捞上来的却都是活蹦乱跳的当下。

周立波笔下的湖南妹子，个个都像山野里的茶子花，经得起日晒雨淋。这些姑娘从最初对合作社的怀疑观望，到后来挽起袖子下地干活，皮肤晒得黑红，胳膊上的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却比城里那些抹雪花膏的小姐们更有看头。她们的美不在梳妆台前，而在挑水的扁担上，在插秧的水田里，在合作社的账本里。

邓秀梅这个角色，活脱脱就是从湖南农村土生土长出来的。她那一身青色布衣洗得发白，衣兜里永远别着支钢笔，随时准备记下老乡们的意见。周立波写她挑水的样子最传神——扁担往浑圆的肩膀上一搁，两桶水晃都不晃，走得稳稳当当。这哪是什么娇滴滴的女干部，分明是个能干实事的庄稼把式。她剪短的头发利落，弯弯的眉毛快要伸到鬓角去，开会时眼睛一瞪，那些想偷懒的男社员都得缩脖子。

盛淑君又是另一番风味。这姑娘爱穿花布袄，两根大辫子甩起来能扫到人脸上。她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脸颊上的酒窝能盛二两米酒。可别被这甜模样骗了，合作社算工分的时候，她能把算盘打得噼啪响，谁也别想占便宜。周立波写她在地里干活的样子最有意思——弯腰插秧时辫梢沾了泥，随手往后一甩，泥点子就溅到旁边小伙子的裤腿上，惹得一群后生嘿嘿直笑。

要说最有个性的，还得数张桂贞。这女人原本是社长刘雨生的老婆，嫌丈夫整天忙工作不顾家，一咬牙离了婚改嫁别人。放在那个年代，这得顶着多大的闲言碎语？周立波写她跟桂满姑娘吵架那段最精彩，两个女人站在晒谷场上，一个叉腰一个跺脚，湖南土话像放鞭炮似的往外蹦。周围看热闹的乡亲们听得直咂嘴，说这比唱大戏还有味。

这些湘女们的故事，就像茶子花一样，乍看素净，细品却有余味。邓秀梅在油灯下核对账本时鼻尖沁出的汗珠，盛淑君学开拖拉机时绷紧的嘴角，张桂贞领到第一次工钱时颤抖的手指——周立波写的从来不是什么"巾帼英雄"，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乡下女人。她们会为工分计较，会为家务事烦心，也会在合作社丰收时，把茶子花插在鬓边，笑得比山泉还清亮。

那个年代的农村妇女，多数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可周立波偏偏能从她们晒黑的皮肤里，从她们结茧的手掌上，看出一种特别的美。这种美不在皮相，而在那股子活得踏实的劲头。就像茶子花，开在山野里无人欣赏，却能结出榨油的果子，这才是最实在的漂亮。

周立波写人物是一绝。邓秀梅这个县里来的女干部，既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青天老爷"，也不是只会喊口号的传声筒。周立波写她帮老乡挑水时扁担压弯的弧度，写她夜里算工分被煤油灯熏黑的指甲缝，连她口袋里那支总漏墨的钢笔都写得活灵活现。还有那个总爱说"我早就看出合作社好"的陈先晋，嘴上积极，背地里却把好稻种埋进自家后院，这种矛盾写得让人忍俊不禁。最绝的是"亭面糊"这个角色，整天把"毛主席说"挂在嘴边，真要他签字入社时，却摸出个康熙通宝要算卦，活脱脱是个被时代浪潮冲得晕头转向的老农民。

周立波的语言也透着股子泥土味。他不用知识分子那套修辞，专拣老乡们挂在嘴边的话："天要落雨娘要嫁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些俚语俗话经他调配，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道。写景时更是把湖南方言化进字里行间，资江的水"清得发绿"，茶子花"白得晃眼"，连雨后的泥土味都能从纸面上漫出来。这种语言不是书斋里能琢磨出来的，非得在田间地头浸淫多年才写得出。

比起赵树理那种带着问题意识写小说的路子，周立波更像是个痴情的记录者。他写合作社不单为宣传政策，更是要给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立传。当别人忙着给人物贴阶级标签时，他却在观察老农掌心的茧子有几层厚；当别的作品高唱集体化赞歌时，他还在惦记张家媳妇腌的剁辣椒够不够酸。这种"不纯粹"恰恰成就了《山乡巨变》的文学价值。钱文忠教授也感叹：对合作化的评价几经波折，但《山乡巨变》确实写的不错！

农业合作化那会儿，政策文件上的黑字白纸落到田间地头，溅起的可不都是欢腾的水花。老农民攥着地契的手在裤腰带上蹭了又蹭，那纸片都攥出了汗碱。周立波写《山乡巨变》，没急着给这场变革唱赞歌，倒是先蹲下来闻了闻泥土的味道。

合作社的动员会上，县里干部讲得口干舌燥，底下老农的旱烟袋却"吧嗒"得越来越响。亭面糊这个老庄稼把式，表面上跟着喊"听毛主席话"，背地里却把自家最好的稻种埋进后院。周立波写这些小心思，写得像在写自家亲戚——既不说他们落后，也不夸他们觉悟高，就老老实实记下这些庄稼人在时代浪潮里扑腾的真实模样。那个总爱说"我早就看出合作社好"的陈先晋，签字画押时手抖得连按了三回红印泥，这些细节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说服力。

周立波的笔像把老镰刀，专门收割那些被大叙事漏掉的穗头。他写邓秀梅这个女干部，不光写她怎么宣传政策，更写她帮老乡挑水时扁担压出的红印子，写她夜里对账本被煤油灯熏黑的指甲缝。就连合作社那头总爱偷啃秧苗的老黄牛，周立波都记得它左耳朵缺了个角。这些带着露水气的细节，让政策文件上那些铅字都长出了青苗。

当别的作家忙着给人物贴"贫农""富农"的标签时，周立波却在观察老农掌心的茧子有几层厚。他写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写老把式蹲在地头，捏把土就能说出墒情的那种默契。合作社的算盘珠子打得再响，也盖不过老农心里那杆祖传的秤——这边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那边是"鸡叫三遍天要亮"的老经验，两下里较着劲呢。

如今重读《山乡巨变》，那些合作社的账本早泛了黄，可周立波笔下那些在变革中踉踉跄跄的庄稼人，那些沾着泥星子的对话，倒比当年政策文件上的铅字活得还精神。他没用宏大叙事给那个时代镀金，反而用这些带着体温的小故事，给历史留下了一册珍贵的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