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七旬教师到美国跟儿子养老，家毁人亡，老伴：后悔卖房帮儿子

我叫张淑兰，今年七十三了。退休前，我是天津一所重点中学的高级物理教师，教了一辈子书，也算是桃李满天下。老伴儿姓赵，叫赵建国，是厂里的工程师，一辈子跟图纸和机器打交道，人老实，话不多，但心里有谱。我们俩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儿子赵伟。

赵伟从小就聪明，是我们那一片儿出了名的学霸。从小学到高中，奖状贴满了半面墙。后来，他争气，考上了清华，毕业后又拿了全额奖学金去了美国读博士。我和老赵当时在亲戚朋友面前，腰杆挺得笔直。儿子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进了家大公司，娶了个洋媳妇，叫琳达，还给我们生了个金发碧眼的孙子，叫汤姆。

儿子有出息，我们老两口脸上光彩，心里也踏实。唯一的遗憾，就是离得太远了。一年到头，只能靠视频电话看看孙子，听听儿子报平安。每次视频，赵伟都说：“爸，妈，等我这边再稳定稳定，就把你们接过来养老。美国的空气好，环境好，医疗条件也好。”

我和老赵嘴上说着“不去不去，我们在国内挺好”，心里却早就盼着那一天了。特别是老赵，他有老慢支，一到冬天就咳得厉害，天津的冬天又干又冷，他总念叨着美国加州那四季如春的阳光。

前年，赵伟的电话打得特别勤。他说他在加州看上了一套房子，带前后院子的那种，离他公司不远，学区也好，以后汤姆上学方便。唯一的难处，是首付还差一大截。他跟我们商量，能不能把天津的老房子卖了，支持他一下。他说：“妈，这房子买了，就专门给你们留一间大卧室，你们随时过来住。这不算是帮我，算是咱们家在美国置办产业，以后你们养老也有个窝。”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那套房子，是我们在天津的根。是我和老赵结婚时单位分的，后来房改买了下来。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但充满了我们一辈子的回忆。赵伟就是在那张小床上长大的，墙上还有他小时候拿铅笔画的印子。

老赵比我更舍不得。他沉默了好几天，天天在屋里踱步，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我知道他心里难受。可一想到儿子在美国打拼不容易，想到那金发碧眼的小孙子，想到加州的阳光，他的心又软了。

还是老赵拍的板。他叹了口气，对我说：“淑兰，咱们老了，这房子留着也没多大意思。儿子有需要，咱们就帮一把。以后去美国，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就这样，我们把天津的老房子卖了。卖房款加上我们所有的积蓄，凑了三百多万人民币，一股脑儿全给儿子汇了过去。房子卖掉那天，搬家公司把东西拉走后，我和老赵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站了很久。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我没忍住，哭了。老赵拍着我的背，说：“别哭，这是去享福，是好事。”

我们暂时租了个一居室过渡，一边办签证，一边等着儿子的好消息。半年后，签证下来了，儿子的新房也买好了。出发前，我们请所有的亲戚朋友吃了顿饭，算是告别。席间，大家都很羡慕，说我们老两口有福气，要去美国享清福了。我和老赵脸上挂着笑，心里却五味杂陈。

飞机落地洛杉矶，是赵伟和琳达一起来接的。看到儿子，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下。琳达很高，很漂亮，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嘴里说着生硬的“爸爸，妈妈”。小汤姆已经五岁了，躲在妈妈身后，怯生生地看着我们这两个陌生的中国爷爷奶奶。

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一处很漂亮的社区。儿子的新家是一栋米白色的二层小楼，门前有草坪，屋后有花园。赵伟自豪地领着我们参观，说：“爸，妈，看，这就是咱们的新家。”

房子确实大，装修得也漂亮。我们的房间在一楼，带着独立的卫生间，窗外就是后花园。琳达很热情，给我们准备了全新的床上用品和洗漱用具。刚开始那几天，一切都像在梦里。加州的阳光果然名不虚传，灿烂得晃眼。老赵的咳嗽真的好了很多。我们每天在小区里散散步，看看风景，觉得卖掉老房子的决定，似乎是做对了。

可新鲜感过去之后，问题就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首先是语言不通。我和老赵一辈子没接触过英语，除了“哈喽”和“拜拜”，什么都不会。在这个社区里，几乎看不到亚洲面孔。我们出门散步，碰到邻居，只能尴尬地笑笑，连个招呼都打不来。想去超市买点东西，看着满货架的英文标签，跟看天书一样。每次都得等赵伟下班，或者等琳达有空，才能出门。我们就像被困在笼子里的鸟，活动范围只有这栋房子和门前的草坪。

然后是饮食习惯。琳达是典型的美国人，早餐是牛奶麦片，午餐是三明治沙拉，晚餐也就是烤鸡、牛排配点土豆泥。我和老赵吃了一辈子的豆浆油条、米饭面条，哪受得了这个。我试着想自己做点中餐，可打开冰箱，里面全是奶酪、黄油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酱料。我让赵伟去中国超市买点酱油、醋回来，他嘴上答应着，但工作一忙就忘了。琳达看我总在厨房里鼓捣，似乎不太高兴。她家的厨房是开放式的，油烟机根本不管用。我有一次想炒个菜，刚一起油锅，烟雾报警器就尖叫起来，把琳达吓了一大跳。从那以后，她就禁止我在厨房里用明火了。

我和老赵只能顿顿啃面包，喝牛奶。时间长了，胃里烧得难受。老赵偷偷跟我说：“淑兰，我想喝碗热乎乎的疙瘩汤。”我听了，眼泪差点掉下来。

最大的问题，还是和儿媳妇琳达的相处。文化差异就像一道看不见的墙，把我们隔得越来越远。琳达有洁癖，见不得一点灰尘。我和老赵年纪大了，掉头发，她每天都拿着吸尘器在我们房间门口吸来吸去，那眼神，让我觉得我们是家里的污染源。她教育孩子的方式，我们也看不惯。汤姆吃饭时看平板，把食物弄得到处都是，琳达也不管。有一次我说了汤姆两句，让他好好吃饭，琳达立刻沉下脸，用英语跟赵伟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

赵伟把我拉到一边，很为难地说：“妈，你别管琳达怎么带孩子，这是他们美国人的方式。你说了她也听不懂，还容易产生误会。”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在这个家里，我们成了最卑微的客人，小心翼翼，生怕给儿子添麻烦。

赵伟夹在中间，也很痛苦。他每天工作压力很大，回到家还要处理婆媳矛盾。他开始变得不耐烦，回家越来越晚。有时候，他宁愿在公司加班，也不想面对家里的低气压。我和他说话，他总是说：“妈，我累了，明天再说吧。”

我和老赵越来越沉默。白天，儿子儿媳上班，孙子上幼儿园，偌大的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相对无言，只能看着窗外的蓝天发呆。那种孤独，像是无数只蚂蚁在啃噬你的心。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有老同事、老邻居，每天可以下棋、聊天、跳广场舞。可在这里，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也说不上话。

老赵的身体开始变差。他不是咳嗽了，而是整个人都蔫了下去。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后院的椅子上，一坐就是大半天，眼神空洞地望着远处。我知道，他想家了，想天津了，想念那些可以说笑的老伙计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家庭聚会。琳达请了很多朋友来家里开派对。院子里架起了烧烤架，音乐声震天响。那些金发碧眼的朋友们，大声说笑，喝酒跳舞。我和老赵被挤在角落里，像两个局外人，没人跟我们说话，没人理会我们。琳达端着酒杯，在人群中穿梭，笑靥如花，仿佛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而我们，只是两个不小心闯入的陌生人。

汤姆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块披萨，想递给老赵。琳达看到了，快步走过来，拉住汤姆，用英语严厉地说了几句。然后她拿过披萨，扔进了垃圾桶，又抽了张湿巾，仔细地擦着汤姆的手。那个瞬间，我清楚地看到她眼神里的嫌弃。

老赵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他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站起来，转身回了房间。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他发高烧了。

我们想去医院，可赵伟出差了，琳达说她要上班，没时间送我们。她给了我们一个叫车软件的电话，让我们自己去。我拿着电话，听着里面一连串听不懂的英语，急得满头大汗。还是求了隔壁一个会说中文的留学生，才把老赵送到了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是急性肺炎，很严重，需要立刻住院。医生说了很多，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能不停地给赵伟打电话。赵伟在电话那头也很着急，但他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

老赵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呼吸微弱。他拉着我的手，眼睛里全是泪。他用很轻的声音说：“淑兰，我们……回家吧。我想……回家。”

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我握紧他的手，哽咽着说：“好，建国，等你好起来，我们就回家。”

可是，他再也没能好起来。三天后，因为并发症，老赵在异国他乡的病床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临终前，他一直断断续续地念叨着：“后悔……后悔卖了房子……没根了……”

老赵走了，我的天也塌了。赵伟匆匆赶回来，抱着我痛哭。琳达也表现得很悲伤，但她的悲伤，更像是一种程序化的礼貌。处理完老赵的后事，这个家变得更加冷清和压抑。

我跟赵伟说，我想回国。赵伟沉默了很久，说：“妈，你一个人回去，我怎么放心？爸刚走，你留在这，我还能照顾你。”

我摇了摇头，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照顾不了我。赵伟，是妈错了，我们当初就不该卖了房子，不该到这儿来。这里再好，也不是我们的家。我没有家了。”

我的话让赵伟的脸瞬间变得苍白。他想反驳，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琳达似乎听懂了我们的争吵。她通过翻译软件，冷冰冰地告诉我：“妈妈，我很抱歉爸爸去世了。买这个房子的钱，大部分也是我和赵伟辛苦工作赚来的。你们出的那部分，可以看作是你们的投资，或者是对我们生活的资助。如果你要回国，我们可以给你一些钱作为生活费。”

她的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插进我的心脏。原来，在她眼里，我们卖掉唯一房产的倾囊相助，只是一笔“投资”或“资助”。我们从来都不是这个家的主人，甚至连平等的家庭成员都算不上。

那一刻，我彻底心死了。我看着眼前的儿子，他低着头，不敢看我。我知道，他默认了琳да的说法。为了他自己的小家庭，为了他所谓的幸福生活，他选择牺牲掉自己的父母。

我没有再跟他争吵。我订了最快回国的机票。走的那天，赵伟开车送我到机场。一路上，我们母子俩谁也没有说话。临进安检口，他塞给我一张银行卡，说：“妈，这里面有二十万美金，你拿着。密码是你的生日。”

我把卡推了回去，看着他，平静地说：“赵伟，钱我不要。当初我们卖房子的钱，就当是给你在美国安家的贺礼了。从此以后，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我们就当……没有这个缘分了。”

说完，我没再看他一眼，转身走进了安检口。我能感觉到他灼热的目光一直跟在我身后，但我没有回头。我的眼泪，在转身的那一刻，决堤而下。

飞机在天津落地，呼吸到熟悉的空气，我的心才算有了一丝着落。我没有联系任何亲戚朋友，用身上仅剩的一点钱，在以前家附近租了个小小的单间。

我每天都会走到我们以前住的那栋楼下，看着那个熟悉的窗户发呆。新搬来的人家，窗台上摆满了鲜花，看起来很幸福。可在我眼里，那里曾经是我的家，是我和老赵，和赵伟，我们一家三口的全世界。

现在，家毁了，老伴儿没了，儿子也相当于没了。我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在故乡漂泊的游子。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卖掉房子，没有去美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或许，我和老赵还住在那个充满回忆的小屋里，每天一起去买菜，一起做饭，晚上一起看电视。他还会因为天气变化而咳嗽，我还会嗔怪他不肯多穿件衣服。虽然清贫，虽然平淡，但那才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我最后悔的，就是卖了房帮儿子。那不仅仅是一套房子，那是我们的根，是我们最后的退路和尊严。根没了，家就散了，人也就亡了。我用家毁人亡的代价，明白了一个道理：父母的家，永远是子女的港湾；而子女的家，却未必是父母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