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候83岁瘫痪母亲12年，58岁女儿崩溃：妈您再不走，我就要走了

妈，您再不走，我就要走了。

这句话，像一颗生了锈的钉子，在我心里撬了整整十二年。四千三百八十个日夜，我以为它会永远烂在里头，直到我化成灰。可就在那个下午，当阳光把房间里的尘埃照得无所遁形时，它就那么自己蹦了出来。

十二年，我的世界被压缩成了一间朝北的卧室，一个永远躺着的人，和窗外那片被楼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我的人生，就像那只总在固定时间喂食的猫，被一个无形的生物钟拴着，围着母亲这个圆心，一圈一圈地走，直到磨出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

一切，都要从十二年前那个电话响起的中午说起。

第1章 生锈的陀螺

“秀兰，你快来医院！妈摔了！”

电话是弟弟陈卫国打来的，声音急得变了调。我撂下手里的半截毛线，抓起外套就往外冲。那一年，我四十六岁，刚办完离婚手续没多久，女儿也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我正盘算着怎么给自己找点事做，把这空落落的日子填满。

医院走廊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至今我还记得。母亲躺在病床上，哼哼唧唧，右腿打着厚厚的石膏。医生说，股骨颈骨折，老人家这个年纪，手术风险大，恢复也难，以后，多半是要在床上过了。

“在床上过”，这四个字当时听着，就像一句遥远的判词，没人真正理解它的分量。

出院那天，开了个家庭会议。弟弟卫国是做生意的，忙得脚不沾地，直接拍出一张银行卡：“姐，小芳，我工作实在走不开。这卡里有十万，以后妈的开销，全算我的。请个护工吧。”

妹妹秀芳在婆家向来没什么话语权，闻言也跟着点头：“是啊姐，请护工专业。我那边一大家子，公公婆婆身体也不好，我实在是……”

我看着他们，没说话。护工？说得轻巧。母亲李桂芬是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脾气又倔，年轻时在街道是出了名的“铁娘子”，怎么可能让一个外人来伺候她吃喝拉撒？她那双眼睛一瞪，十个护工都得被她吓跑。

果然，母亲一听就炸了毛：“我还没死呢！花那冤枉钱干什么！我自己的孩子，还比不上一个外人？”

卫国和秀芳面面相觑，最后，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我身上。

是啊，我。陈秀兰。大姐，刚离婚，没工作，女儿不在身边，时间最“充裕”的人。似乎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卫国清了清嗓子，语气带着几分恳求和不容置疑的熟稔：“姐，你看……要不你先辛苦一阵子？我每个月再给你打五千块钱，就当是……是工资。”

“钱钱钱，跟你姐谈什么钱！”母亲在床上呵斥他，“你姐照顾我，那是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又一个沉甸甸的词。

我看着母亲苍白但依旧凌厉的脸，看着弟弟妹妹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心里那点为自己将来打算的小火苗，“噗”地一下，被一盆冷水浇灭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是大姐，这是我妈。

于是，我的生活，从那天起，换了一条轨道。

最初的日子，是手忙脚乱的。我学着怎么给母亲翻身、拍背、擦洗，怎么用便盆，怎么把饭菜打成糊状喂给她。母亲的身体很重，每次给她翻身，我都得用上全身的力气，憋得满脸通红。她的脾气因为病痛和失能变得愈发暴躁，不是嫌饭菜咸了淡了，就是嫌我手脚太笨弄疼了她。

“你是猪吗？这么点事都做不好！”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养出你这么个笨手笨脚的女儿！”

咒骂声成了房间里最常见的背景音。我咬着牙，不吭声。我知道她心里苦，一个那么好强的人，现在吃喝拉撒都要靠人，那份尊严的失落，只能通过折磨最亲近的人来发泄。

我安慰自己，会好的，等她习惯了，等我更熟练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日子就像一个生了锈的陀螺，被一根看不见的鞭子抽打着，沉重、缓慢、却又永不停歇地旋转。清晨五点半，我准时起床，给母亲接尿，擦洗身体，换上干净的衣物和床单。七点，把熬得软烂的小米粥一口一口喂进她嘴里。上午，是漫长的按摩和拍背，防止她生褥疮。中午，一顿饭要喂上一个小时。下午，陪她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晚上，又是新一轮的擦洗和喂饭。夜里，我不敢睡沉，每隔两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帮她翻身。

我的世界里，再没有朋友的聚会，没有广场舞，没有逛街。菜市场是我唯一的“社交场所”。我的白头发一根根冒出来，腰也开始隐隐作痛，镜子里的那个女人，眼角堆满了疲惫，眼神黯淡无光。

女儿放假回来看我，抱着我直掉眼泪：“妈，你怎么这么憔셔？”

我笑着拍拍她的背：“没事，照顾你外婆，应该的。”

弟弟妹妹偶尔会提着水果牛奶来看望，在床边坐上十分钟，说几句“妈您气色不错”“姐你辛苦了”的客套话，然后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匆匆离开。他们永远无法体会，那扇关上的门背后，是怎样日复一日的消磨。

卫国承诺的五千块钱，倒是每个月准时到账。可这钱，我一分都没动过，全给母亲买营养品、请钟点工打扫卫生了。这不是工资，这是枷锁。收了，就等于我承认了，这是一场交易，我卖掉了我的时间、我的健康、我的人生。

我多希望他们能对我说：“姐，你歇两天，我来。”

哪怕只有一天。

可这句话，我等了十二年，都没等到。

第2章 看不见的墙

时间久了，我和母亲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像两个被困在孤岛上的人，彼此依赖，又彼此折磨。

她熟悉我每一个脚步声，能从我开门的力度判断我今天的心情。我也熟悉她每一声呻吟的含义，哪一声是饿了，哪一声是想翻身，哪一声，纯粹是无聊了想找点茬。

“秀兰，水！”

我刚在厨房洗完碗，腰酸得像要断掉，听到喊声，赶紧擦干手倒了杯温水过去。

她喝了一小口，眉头就皱了起来：“烫了！”

我拿回来，兑了点凉水，再递过去。

她又抿了一下：“凉了！”

我心里一股火“噌”地就往上冒，但我还是忍住了，转身又去兑水。来来回回折腾了四五趟，她才勉强喝了半杯。

“窗帘拉上，刺眼。”

“电视声音开大点，听不见。”

“给我挠挠背，左边一点，不对，再往下……”

她的指令一个接一个，密集得不给人喘息的机会。我知道，这是她确认自己存在感的方式，也是她掌控这间屋子里唯一能掌控的人——我的方式。她害怕被遗忘，害怕彻底变成一个没用的“东西”。

我理解她，真的。可理解，并不能抵消积月累的疲惫。

有时候，我会在厨房里，对着水槽里哗哗流淌的水，发很长时间的呆。那水流带走了饭菜的残渣，能不能也带走我心里的烦闷？我看着窗外邻居家阳台上晒的被子，闻着风里飘来的饭菜香味，听着远处孩子们的嬉笑声，感觉自己和那个充满烟火气的世界之间，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墙内，是药味、屎尿味和无尽的寂寞。墙外，是鲜活的人生。

有一年冬天，我得了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疼。我给自己冲了包感冒冲剂，喝下去，然后继续给母亲喂饭。

她看着我烧得通红的脸，嘟囔了一句：“病了就赶紧吃药，别传染给我。”

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掉进碗里。

我没有奢求她能反过来关心我，照顾我，我只希望，她能有那么一瞬间，看到我的辛苦，看到我也是个会生病、会疲惫的普通人。

可是在她眼里，我仿佛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是她身体延伸出去的一部分，理应为她服务。

女儿毕业后留在了工作的城市，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几次三番要接我过去住，或者要把外婆送到专业的养老机构。

“妈，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才五十多岁，你也有自己的生活啊！”她在视频里哭着说。

我何尝不想呢？可我怎么开口？母亲的养老金微薄，卫国给的钱也只够日常开销和请钟点工，真要去好的养老院，费用是个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母亲那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的观念，会让她觉得我们把她送进养老院，就是抛弃她，是天大的不孝。

我跟卫国提过一次，小心翼翼地。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说：“姐，我知道你辛苦。但是妈那个脾气，送去养老院，不是让她去送死吗？她会活活气死的。你再坚持坚持，啊？等过两年，我生意稳定了，再想别的办法。”

“过两年”，又一个“过两年”。人生有多少个两年可以这样耗下去？

秀芳更是直接：“姐，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妈把我们拉扯大多不容易，现在她动不了了，我们就嫌她麻烦了？这要让外人知道了，戳我们脊梁骨的！”

他们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轻飘飘地指责我，却从不肯下来，亲手沾一沾这地上的泥泞。

亲情，有时候就像一张温暖的棉被，但如果只有一个人在苦苦支撑，这张被子，也会变成一块沉重无比的铁板，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放弃了挣扎，继续做那个生锈的陀螺。只是，陀螺的轴心，已经开始发出“咯吱咯吱”的、不堪重负的呻吟。

第3章 一张诊断书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它身上背负的每一根。

我的崩溃，是从一次弯腰开始的。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俯下身去给母亲换尿垫。就在我直起腰的那一瞬间，一阵尖锐的、仿佛要将我撕裂的剧痛从腰部猛地窜起，直冲天灵盖。我眼前一黑，“啊”地一声惨叫，整个人不受控制地瘫倒在地板上。

冰凉的地面让我瞬间清醒了几分，但腰上的剧痛却丝毫没有减弱。我试着动了一下，钻心的疼痛让我立刻放弃了。冷汗，大颗大颗地从额头上渗出来。

“秀兰！秀兰你怎么了？”母亲在床上急切地喊着，声音里带着一丝惊慌。这是十二年来，我第一次在她声音里听到除了命令和抱怨之外的情绪。

我趴在地上，咬着牙，忍着痛，一点点地往床头柜爬，去够我的手机。

“我……腰……动不了了……”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电话是打给女儿的。女儿一听，急得不行，立刻让她老公先开车过来，她自己去买最早一班的高铁票。

女婿赶到时，我还在地上趴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不牵动我腰部的情况下，把我挪到沙发上。然后，他叫了救护车。

躺在救护车上，听着呼啸而过的风声，我看着车顶的灯，脑子里一片空白。十二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因为母亲，躺在去医院的路上。感觉既荒唐，又有一种病态的解脱。

医院的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腰椎间盘重度突出，压迫神经，伴有骨质增生。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看着我的CT片子，又看看我，眉头紧锁：“大姐，你这腰，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怎么拖到这么严重才来？你平时都干什么重活啊？”

我苦笑了一下，把照顾瘫痪母亲十二年的事简单说了说。

女医生听完，沉默了。她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理解。“长期弯腰用力，姿势不正确，得不到休息，铁打的腰也受不了。你现在必须卧床静养，配合做理疗。我警告你，千万不能再干重活了，不然下次可能就不是突出，是瘫痪了。”

瘫痪。

这个词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我伺候了一个瘫痪的病人十二年，现在，我自己也走到了瘫痪的边缘。

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

女儿赶到医院，看到那张诊断书，抱着我就哭了。“妈，够了，真的够了。这次你必须听我的。什么都别管了，你先养好自己的身体！”

我躺在病床上，输着液，感受着腰部传来的阵阵钝痛。病房里很安静，我终于可以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就这么躺着。这十二年来，我第一次拥有了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可以“名正言顺”休息的时间。

可我的心，却一点也安宁不下来。

家里的母亲怎么办？女婿是个男人，照顾老人总归不方便。女儿要上班，还要照顾我。

我的心，像被两匹马撕扯着，一头是自己的健康，一头是对母亲的责任。

晚上，卫国和秀芳来了。他们带来了水果篮和补品，脸上挂着标准的担忧表情。

“姐，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

我把诊断书递给他们。

卫国看了一眼，眉头拧成了疙瘩：“这么严重？唉，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心里冷笑，我没说过吗？我每次在电话里说腰疼，你们是怎么说的？“年纪大了都这样，贴个膏药就好了。”

秀芳则是一脸愁容：“这可怎么办啊？妈一个人在家，离了人可不行。姐，那你得住多久的院？”

看吧，他们关心的，永远是“妈怎么办”，而不是“姐你有多疼”。

我看着他们，声音因为虚弱而有些沙哑，但语气却异常坚定：“医生让我静养，不能再干重活了。妈那边，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吧。”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责任推了出去。

第4章 家庭会议

我的病，像一块投入平静（或者说死寂）湖面的石头，激起了整个家庭的涟漪。

出院后，我被女儿强行留在了她家。她给我请了钟点工，每天给我做饭，监督我做康复训练。我的腰上戴着厚厚的护具，连弯腰捡个东西都费劲。

而老房子那边，则彻底乱了套。

卫国和秀芳不得不开始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伺候”。他们商量着轮班，一人一天。

第一天是卫国。他是个大老板，习惯了发号施令，哪里做过这些伺候人的活儿。据说，他笨手笨脚地把粥洒了母亲一身，换尿垫时差点把母亲从床上翻下去，折腾了半天，自己累得满头大汗，母亲也气得够呛。

“滚！你给我滚！还不如秀兰一根手指头！”母亲的咆哮，隔着电话我都能想象得到。

卫D国灰头土脸地给我打电话诉苦：“姐，这活真不是人干的！太难了！”

我淡淡地回他：“是啊，我干了十二年。”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第二天轮到秀芳。她比卫国细心点，但也没好到哪里去。她要照顾自己家，还要跑来照顾妈，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更让她崩溃的是，母亲把对我的依赖和对现状的不满，全都发泄在了她身上。

“秀芳，你姐呢？让她回来！我不要你们！”

“你们是不是巴不得我早点死？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

秀芳委屈地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姐，妈怎么变成这样了？以前她不是这样的。她现在简直不可理喻！”

我叹了口气：“小芳，一个人在床上躺十二年，换成你我，可能比她更不可理喻。”

仅仅两天，他们就败下阵来。

周末，一场无可避免的家庭会议在我的小出租屋里召开。卫国和秀芳坐在沙发上，一个个愁眉苦脸，像被霜打了的茄子。

“姐，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卫国率先开口，他从包里拿出一沓钱，放在桌上，“这是两万块。我们还是请个护工吧，请个最好的，二十四小时的。”

又是钱。在他的世界里，似乎所有问题都可以用钱来解决。

“然后呢？”我看着他，平静地问，“请了护工，你去看妈的次数会变多吗？你会亲自给她喂一次饭，擦一次身吗？妈要的，不只是有人伺候，她要的是自己的孩子。她那个脾气，你觉得哪个护工能待得长？”

卫国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秀芳在一旁抹着眼泪：“姐，那你说怎么办？我的家你也知道，我实在是分身乏术。卫国生意那么忙……”

“忙？分身乏术？”我打断她，积压了十二年的情绪，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我伺M候妈十二年，四千多个日夜，你们谁问过我忙不忙？谁问过我有没有自己的事？我离婚，自己一个人，就活该被牺牲吗？”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他们心上。

“你们每次来，提着水果，坐十分钟就走。你们觉得，你们来看的是妈，还是来视察我的工作？你们把钱给我，是心疼我，还是花钱买心安，好让自己继续心安理得地缺席？”

“我病倒了，你们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花钱解决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我的腰是怎么坏的？我这十二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越说越激动，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流。这不是委屈的泪，是愤怒，是压抑太久后的爆发。

卫国和秀芳都低下了头，满脸羞愧。

“姐，对不起……我们……”卫国喃喃地说。

“别跟我说对不起。”我擦了擦眼泪，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不要你们的钱，也不要你们的道歉。我只要求一件事，公平。”

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从今天起，我们三个人，轮流照顾妈。一个人一个月。谁也别找借口。卫国，你的生意再忙，一个月的时间也抽得出来。秀芳，你的家庭再重要，妈也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们做不到，那好，我们一起凑钱，送妈去最好的养老院，然后三个人轮流去探望，每天都必须有人去。”

“我，陈秀兰，不是一个免费的、永远不会坏的保姆。我也是人，我也会老，会病。我今年五十八了，我的人生，不能就这么耗死在那间屋子里。”

房间里一片死寂。

卫国看着我，眼神复杂。他大概从未见过我如此强硬的一面。

许久，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好，姐。我同意。这个月，我先来。”

第5章 那一句话

卫国说到做到。

他把他公司的事情做了交接，真的搬回了老房子，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的“护工”生涯。

我虽然还在女儿家休养，但心却一直牵挂着那边。我怕他一个大男人做不来，更怕他和妈的暴脾气撞在一起，闹得不可开交。

然而，事实却出乎我的意料。

起初的几天，确实是鸡飞狗跳。卫国给我打了无数个求助电话。

“姐，妈不肯吃饭怎么办？”

“妈的药放在哪里？”

“给她换床单，她怎么都不肯配合！”

我耐着性子，一项一项地教他。就像十二年前，我笨手笨脚地学习那样。

渐渐地，卫国的电话变少了。

一周后，女儿不放心，带着我偷偷回去看了一眼。我们没有进门，就站在楼下，正好能看到母亲卧室的窗户。

窗户开着，卫国高大的身影正在窗边，似乎在……给母亲剪指甲。他弯着腰，动作小心翼翼，阳光照在他身上，竟然有几分温柔。母亲没有吵闹，安安静静地躺着，侧着头看他。

那一幕，让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

这一个月，对卫国来说，可能比他谈成一笔几百万的生意还要艰难。他第一次知道，把饭菜打成糊状需要多少耐心；第一次知道，一夜起来三四次是什么滋味；第一次知道，日复一日地重复同样枯燥的动作，是多么巨大的精神折磨。

他开始理解，我那句“我干了十二年”里，包含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和酸痛的清晨。

一个月后，卫国来接秀芳轮班。他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但眼神却比以前沉静了许多。

他把一张新的银行卡交给我：“姐，这是我给你存的。不是给妈的，是给你的。密码是你的生日。你辛苦了这么多年，也该为自己活了。想去哪儿玩就去，想买什么就买。”

我没有拒绝。因为我知道，这次的钱，意义不一样了。

接着是秀芳。有了卫国的“前车之鉴”，她也硬着头皮顶上了。她开始学着平衡自己的小家和对母亲的责任，虽然依旧辛苦，但不再像以前那样满腹牢骚。

而我，终于迎来了十二年来第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假期。

我没有去旅游，也没有去疯狂购物。我只是回到了我自己的那个小家，那个因为常年不住而显得有些清冷的家。

我把家里彻彻底底地打扫了一遍，换上了新的床单被套，在阳台上种满了花。然后，我去菜市场，买了自己最爱吃的鱼，慢慢地、用心地给自己做了一顿饭。

吃着饭，我看着窗外的夕阳，突然就哭了。

为了这一刻的平静和自由，我付出了十二年的光阴。

休养了三个月，我的腰好了很多。轮到我了。

当我再次推开那扇熟悉的房门时，我的心情和以往完全不同。不再是沉重和压抑，而是一种久别重逢的平静。

母亲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

这三个月，她也被卫国和秀芳折腾得够呛。他们远没有我细心，也没有我那么好的耐心。她大概也终于明白，我的照顾，并非“天经地义”。

那天下午，我给她擦完身，坐在床边给她按摩。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房间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母亲突然开口，声音很轻：“秀兰，他们……都说你腰坏了。”

我“嗯”了一声。

“还疼吗？”

我的心猛地一颤，抬起头看她。这是十二年来，她第一次问我疼不疼。

我摇摇头，笑着说：“不疼了，好多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眼神飘向窗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我总梦见你爸。梦见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公园里散步。那时候，天总是蓝的，日子，过得也快……”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脆弱和落寞。

我忽然意识到，她不是不爱我，不是不心疼我。只是她的病痛、她的恐惧、她的无助，像一层厚厚的壳，把她所有的温情都包裹了起来。她只能通过不断地索取和抱怨，来确认自己没有被抛弃。

而我的病倒，像一把锤子，终于敲碎了这层坚硬的壳。

看着她苍老的、布满皱纹的侧脸，看着她花白的头发，我心里那点残存的怨恨，突然就烟消云散了。

她也只是一个害怕孤独、害怕死亡的老人啊。

就在这时，我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一个曾经以为永远不会说出口的念头。我握住她干枯的手，看着她的眼睛，轻声说：

“妈，您再不走，我就要走了。”

说完，我自己都愣住了。这句话，在我心里演练过无数次，每一次都充满了愤怒和绝望。可这一次，当它真的说出口时，语气却无比的温柔和平静。

它不再是一句控诉，而是一句……实话。一句带着撒娇和无奈的实话。

意思是，妈，您身体要好好的，要长命百岁。但我也老了，我也需要喘口气，我也快撑不住了。我们都要好好活着。

母亲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滑落，没入花白的鬓角里。

她反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第66章 窗外的天空

那次谈话之后，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母亲依旧躺在床上，依旧需要人伺候。我、卫国、秀芳，依旧轮流着照顾她。

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母亲的脾气好了很多。她不再无缘无故地发火，也不再提那些苛刻的要求。有时候，我喂饭喂得慢了，她会说：“不急，你歇口气。”我给她翻身累得喘气，她会说：“行了行了，就这样吧。”

她开始学着说“谢谢”。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总是有些别扭，但每一次，都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卫国和秀芳也变了。他们不再把照顾母亲当成一种负担，而是一种责任。卫国甚至学会了煲汤，每次轮到他，他都会提前研究菜谱，变着花样给母亲改善伙食。秀芳则会带着她的小外孙女来，让小家伙在床边给太姥姥唱歌、讲故事，给这个沉寂的房间带来许多欢声笑语。

我们三姐弟之间的关系，也前所未有地亲近。我们建了一个群，叫“桂芬同志后援团”，每天在里面交流母亲的状况，分享照顾的心得，互相打气。原来，共同承担，会让亲情变得更加坚固。

我的生活，也彻底打开了。

不轮到我照顾母亲的时候，我报了社区的老年大学，学书法，学国画。我还重新捡起了年轻时的爱好——跳舞。当我穿着舞裙，和一群同龄人在广场上翩翩起舞时，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

女儿看我气色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也多了，由衷地为我高兴。

“妈，你现在才像个五十八岁的人。”

是啊，我才五十八岁。我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又是一个春天，窗外的玉兰花开了。

轮到我照顾母亲。我推着轮椅，带她到楼下的小花园里晒太阳。这是她十二年来，第一次下楼。是卫国特地买了一台可以上下楼的电动轮椅，我们三个人合力才把她弄下来的。

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母亲眯着眼睛，看着满园的春色，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孩子般的笑容。

她指着一棵玉兰树，对我说：“你看，那花开得多好。我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爬到树上去摘它。”

我笑着点头：“是啊，结果被爸抓到，狠狠揍了一顿。”

我们聊着过去，聊着那些已经被岁月尘封的往事。阳光下，她的白发闪着银光，皱纹也仿佛舒展开来。我发现，我的母亲，其实很可爱。

一个邻居张阿姨路过，惊讶地看着我们：“哎哟，李大姐，您能下楼啦？秀兰，你可真孝顺，把照顾得这么好。”

我笑了笑，握住母亲的手，说：“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大家一起。”

是的，大家一起。

孝顺，从来不应该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不应该是一场自我牺牲式的悲壮付出。它应该是整个家庭共同谱写的一首协奏曲，有高潮，有低谷，有争吵，有和解，但主旋律，永远是爱与责任。

我看着母亲安详的睡颜，心里一片宁静。

那句“妈，您再不走，我就要走了”，最终没有成为一句谶语，反而成了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所有人心中那把生了锈的锁。

它让我明白，爱不是无止境的忍耐和吞声，有时候，表达自己的极限，袒露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爱。因为它给了别人一个机会，来真正地理解你，分担你。

窗外的天空，依旧被楼房切割着，但不知为何，我却觉得，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完整，都要蓝。因为我知道，当我抬起头时，不再是我一个人在仰望这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