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澜聊民国》之孔祥熙，皇亲国戚财阀路

书接上回。继续我的民国访谈。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学贯中西的胡适之先生。

宝澜：胡先生好！前几天翻手机相册，看到一张在山西太谷县孔祥熙故居“孔宅”拍的照片，嚯，那叫一个雕梁画栋、深宅大院，气派得不行！可我这脑袋里关于他吧，信息碎片得很：哦，知道他是“四大家族”之一，是宋霭龄老公，蒋委员长连襟，好像是个大财神爷，又好像名声…呃…不怎么太光彩？就这点儿了。胡先生，咱今天得好好给我这“民国财商”补补课，就从这位“山西首富”孔博士开始吧？

胡适： 宝澜你好啊！又见面了。孔祥熙孔庸之？嗯，这个话题可不容易聊轻松。他这个人啊，太复杂，太有典型性了。你提到太谷孔宅，那只是他庞大财富帝国的冰山一角。

他的一生，简直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民国财经金融史浓缩版，也是权力、家族、金钱紧密缠绕的活教材。说他是“财神爷”没大错，但这个“神”的“神通”，背后牵扯的东西就太深、太广了。行，今天咱就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氏招牌金句）的精神，试着理理这位孔部长的传奇与争议。

宝澜：胡先生，我这史盲第一个困惑就来了！都说他是山西首富出身，孔子第75代孙？这起点够高的！但他这万贯家财是继承的祖业？还是自己打拼出来的？我看太谷那宅子老得很，是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天生就是大少爷啊？

胡适： 宝澜啊，这可就有点“想当然”了。孔家在太谷确实是名门望族，祖上经商积累了不少财富，但到了孔祥熙父亲孔繁慈这一代，家境其实已经中落了不少。他爹是个清末秀才，主要在太谷办私塾教书，有点清高，不善经商。

所以孔祥熙幼时家境，顶多算个没落乡绅，远非你想象的挥金如土的巨富二代。他那后来的泼天富贵，大头是自己挣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一个特定时代、特定机遇、特定关系网下，“运作”出来的，后面咱慢慢聊。

宝澜：哦？不是纯靠祖宗福荫？那他是咋迈出第一步的？听说他很小就去教会学校？

胡适： 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他小时候身体不好，得过一次很凶险的病，可能跟“天花”有关，是太谷教会办的西医诊所给治好的。这对他那个年纪的小孩冲击很大——传统的郎中没辙，洋大夫给治活了！他父亲也由此对教会产生好感。

于是在大约十岁（一说九岁）左右，孔祥熙进入了美国公理会办的“华美公学”，这在当时绝对是开风气之先的选择。这步棋走对了！他天资聪颖，在学校表现出色，英语尤其好，打下了坚实的西学基础，还入了基督教。这为他日后成为“基督徒商人”，并借助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人脉资源搭建了最初的桥梁。

宝澜：懂了，起点不高，但抓住早期留学（或受西式教育）的风口？那后来呢？真去美国镀金了没？

胡适： 当然！他在教会学校表现优异，成了“重点培养对象”。1901年（19岁），在教会帮助下，直接去了美国顶级名校——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学的是什么呢？

不是金融，是化学！没错，理科生！后来又进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改学经济，拿到耶鲁的经济学硕士学位！看看这学历背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绝对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了。

这趟“镀金”含金量极高，不仅学的是当时中国最急需的“实学”（经济和化学在当时都算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在美期间建立了极其广泛和深入的西方教会、商界乃至政界的人脉关系网。这个“朋友圈”，是他日后在商界和政界无往而不利的超级“基本盘”。

宝澜：好家伙，耶鲁经济学硕士！这学历放今天也是金光闪闪啊！那他毕业回国直接做官了？还是先经商？

胡适： 一回国，他走的是“教育救国”路线。1907年回国后，在家乡太谷，利用教会资源创办了著名的“铭贤学校”（欧柏林学院在山西的分支）。他亲自当校长，用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培养人才。

但搞教育要经费啊，还得自己贴钱。孔祥熙骨子里是有商业头脑的。他看到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还有当时煤油灯正替代豆油灯成为新时尚的巨大商机，就动了心思。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遇到了资本家敏感的鼻子——嗯，这味道，是金钱！

宝澜：哈哈！所以他就下海卖煤油了？这跨度有点大啊胡先生！

胡适： 准确地说，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人脉找到了商机！大约在1912年前后，他靠着在美期间认识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一些高层关系，成功拿下了美孚在山西的独家代理权！

你没听错，就是那个后来富可敌国的石油巨头美孚！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煤油（洋油）可是超级刚需的进口战略物资，独家代理，就意味着在山西一地拥有了近乎垄断的利润来源。这可是一头源源不断下金蛋的鸡啊！

靠着美孚的代理，孔祥熙迅速积累了回国后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第一桶金”，摇身一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山西大贾”。所以说啊，爱国归爱国，但孔部长的“孔方兄”情结，这时候已经崭露头角了。

宝澜：等等胡先生！这么牛的“海归霸道总裁”，他的婚姻大事肯定很抢手吧？他和他太太宋霭龄怎么认识的？真的像小说里写的，宋霭龄慧眼识珠？

胡适： 孔宋联姻，这可是民国权力版图重构中极其关键的一环，哪能只有简单的“郎才女貌”呢？1910年春天，在日本横滨，一个非常微妙的场合——孙中山先生避难在日本的住所。

当时孔祥熙是留美学生代表，去拜会孙先生。而宋霭龄，正是孙先生的英文秘书！彼时的宋家，在孙先生和倪桂珍（宋母）的经营下，已经是革命阵营里非常有声望、有底蕴的家庭了。

宋霭龄本人，被公认是宋家三姐妹中“最具头脑、最现实、最有魄力”的一个。

宝澜：哦！在孙大炮身边认识的！那是革命浪漫主义？

胡适： 浪漫肯定有，两个都是顶尖聪明人，年龄相仿，都受过极好的西方教育（宋霭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谈得来是必然的。但这场婚姻的“务实”考量，恐怕更重。

对孔祥熙而言，迎娶宋家大小姐，意味着直接跃升成为革命核心圈层的“自己人”，是进入民国顶级权力核心圈的黄金门票！

对宋家（特别是宋霭龄本人）而言，孔祥熙年纪轻轻就已经展现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和广泛的人脉（尤其在美国商界），是个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且孔“圣裔”的身份背景在传统中国社会也有其特殊加成。

所以你看，1914年两人结婚，可以说是典型的“强强联合”，充满了政治与经济考量的现实智慧。这段婚姻，堪称近代中国最成功的政治商业联姻之一，直接奠定了日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权力架构的核心基础。 对宋霭龄个人而言，她找到了最契合自己目标的“操盘手”丈夫。

宝澜：明白了！这是“革命友谊的小船升级成了利益航母啊！”那孔祥熙傍上宋家大腿后，官运是不是就一路绿灯了？

胡适： 可以这么理解，但也不能完全抹杀他个人的能力和当时的机遇。早期他主要在北方活动，担任过一些商业和教育相关的职务。真正的发迹，还是在蒋介石崛起之后。

1927年，他与蒋介石在宋美龄处结识（蒋当时正追求宋美龄），凭借连襟（襟兄）关系、留美背景、基督教身份（与蒋相同信仰），以及宋霭龄和宋美龄姐妹的极力支持，迅速赢得了蒋的高度信任。

要知道蒋初期最缺什么？一是稳固政权的国际承认（尤其美国），二是支撑其庞大军事机器和官僚体系的经费！孔祥熙这两方面的资源和能力，简直就是给蒋“量身定做”的！

宝澜：对对对！核心问题来了！我知道他后来当了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什么的，管着全国的钱袋子。胡先生，都说他是蒋委员长的“财神爷”，他到底有啥点石成金的“金融魔法”？能让老蒋一直有钱打仗、搞建设？难道就因为他是经济学硕士？

胡适： “财神爷”？嗯，这个称号，得看是从谁的角度说，又是从哪个时间段看。孔祥熙在任期间（长期担任财长、央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甚至院长），确实是中国财政金融界无可争议的“一哥”。他最主要的“理财手段”或者说“生财之道”，概括起来有几种，咱掰开了揉碎了说：

发债大师：公债之王
这是孔祥熙最核心、也是初期最重要的手段。国民政府财政长期入不敷出，打仗、养兵、维持庞大的官僚系统都要钱。钱从哪来？大规模发行国债！孔祥熙利用自己的金融专业知识和人脉，在国内外金融市场大肆发行各种名目的公债。国内，主要依靠江浙财团等银行家认购（其实也是施压）；国外，他凭借与美国财界、政界的深厚关系（别忘了他的欧柏林-耶鲁背景和在华传教士网络），成功发行了几笔关键的外债（比如1933年的“美麦借款”、1936年的“中美白银协定”带来的美元贷款等等），虽然条件苛刻，但确实在抗战初期换回了宝贵的硬通货购买战略物资。他发行公债的规模空前巨大，据统计，从1933年到1944年，他经手的公债有几十种之多，总额是天文数字。掌控央妈：央行就是“钱袋子”
中央银行是国民政府货币发行的总闸门。孔祥熙长期牢牢把控央行（当然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他控制的银行）。他通过央行做什么呢？印钞票！当税收和公债都不够花的时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开动印钞机。尤其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后，为了应付惊人的军费开支和劫收后的混乱局面，国民政府（主要就是孔）下令央行无限量增发法币。钱印得多了，票子就不值钱了，结果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一天翻几倍，老百姓辛辛苦苦存的积蓄一夜变成废纸。这能算是“理财”能力吗？这是典型的用“纸”来填补无底洞，最终把国家和人民的财富都洗劫一空了！用印钞机搞财政，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容易也最不负责任的“理财”了。外汇管制与操作：央行控制着当时极其稀缺的外汇储备。孔祥熙及其亲信（如央行总裁孔令侃）是怎么“操作”的呢？官方汇率极低，黑市汇率极高。他可以通过权力，以极低的官方价格批给“关系户”（四大家族旗下的公司或者相关利益集团）美元外汇，这些关系户拿到美元后转手到黑市抛出，瞬间就获得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暴利！这无异于合法抢劫国家财富！垄断贸易：“统购统销”变“肥私”
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抗战），国民政府实行了一些物资统制政策，比如对关键战略物资（钨、锑、锡、猪鬃、桐油等）实行统购统销，由指定机构专营，对重要进口商品进行管制。这些权力大多集中在孔祥熙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掌握的庞大公司网络（如复兴商业公司、富华贸易公司等）手中。理论上是为了平抑物价、获取外汇、保证物资供应。实际操作呢？“统购”时，尽量压低价格，盘剥农民和生产者；“统销”时，要么高价牟利，要么就流向黑市或走私渠道，成为权贵集团牟取暴利的工具。这些利润大部分流入了孔宋家族及其关联公司的口袋。国家的管制政策，成了他们化公为私的“抽水机”。直接经商：“官倒”的祖师爷
孔祥熙和他家人（尤其是夫人宋霭龄），从未停止直接或间接的商业活动。除了上面提到的借助国家政策发财外，他们还利用手中掌握的内幕消息（比如货币贬值、重要政策调整）、便利的贷款、运输工具（央行有车队、飞机），大量从事囤积居奇、倒买倒卖、金融投机活动。孔家控制的扬子公司（儿子孔令侃掌管）、嘉陵公司（女儿孔令伟掌管）等，就是典型的“官办公司”。他们可以无成本或者极低成本获得国家资源（贷款、外汇、运输工具、批文），然后通过市场操作获取巨额利润。这种直接背靠国家暴力机器的经商方式，跟民间的商业竞争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是绝对的“降维打击”！什么“自由市场”？在权力资本面前就是个笑话！

宝澜：好家伙！听完您这么一说，我这后背都发凉！“财神爷”？我看是“金融魔术师”——专门把国家和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变没了的！他那经济学硕士的头衔，是用来研究怎么掏空国库更方便吗？

胡适： 宝澜啊，你说得虽尖刻，却不无道理。这就是孔祥熙理财的最大悖论——他确有才华（专业能力、人脉运作），也极为勤勉（为蒋筹钱可谓呕心沥血），但他所做的一切，其根本目标并非为国家建立健康、稳固、长远的财政金融体系，而是“竭泽而渔”地为蒋介石政权（实则是为蒋的军事目标和个人权力维系）提供源源不断（越来越虚）的钱！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和家族财富依托于国家权力急剧膨胀，腐败丛生，最终导致整个国民政府的财政信用和经济基础彻底崩溃。你说他是“财神”，不如说他是一位“精于把国家资产转化为自身及集团收益的会计师”。

宝澜：胡先生，说到家族，这可是“四大家族”的灵魂啊！孔家怎么成了“富可敌国”的代表？他家人也跟着一起“发财”吧？比如他那个厉害的老婆宋霭龄？

胡适： 没错！宋霭龄在孔家财富积累中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她才是孔家这个“金融-政治集团”的实际操盘手和首席战略官！

孔祥熙是前台掌舵人，负责政府和金融体系的运作与“协调”；宋霭龄则是幕后掌控大局、整合资源、指挥商业运作的“女总裁”。她有着极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和雷霆手腕，孔家许多重要的经商决策、子女的培养和安排，都由她主导。

她利用自己和宋美龄的姐妹关系，畅通无阻地直达蒋介石身边，影响着许多人事安排和政策走向，为孔宋集团谋取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孔祥熙的权势，至少有一半是建立在他这位“贤内助”的惊人能力之上。

宝澜：那他们家小孩呢？应该也是含着超级金钥匙出生的吧？比如孔令侃？据说也是个“风云人物”？

胡适： 孔家的子女——孔令侃、孔令伟（孔二小姐）、孔令杰，那绝对是民国最顶级的“官二代+富二代”组合。由于父母的巨大权势和财富，以及母亲宋霭龄强势管教的风格（宋霭龄自己就极其强势和现实，对子女要求极高），这几个孩子的成长轨迹和行事风格在当年绝对是头条新闻级别。

孔令侃 (David Kung)：典型“太子爷”。年纪轻轻就挂名在孔祥熙的机构里（比如中央信托局），后来成为孔家庞大商业帝国（尤其是扬子公司）的实际少东家。他行事高调跋扈，最出名的有两件事：第一，在抗战时期物资极其匮乏、运输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利用特权（可以调用央行的卡车甚至军用飞机），大做走私买卖（包括违禁品），大发国难财，手段极为恶劣，民间怨声载道。第二，为了绕过战时禁止奢侈消费的规定（宋美龄搞的“新生活运动”），他竟然包了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从香港飞到菲律宾，就为了买回一大批当时最时髦的雪茄、香水、化妆品、尼龙丝袜等紧俏奢侈品！这种极度炫富和特权行为，在战时后方引起了轩然大波和民众的强烈愤慨，连蒋介石都感到难堪。他是孔家利用权力疯狂敛财的最直接执行者和象征。孔令伟 (Jeannette Kung)：人称“孔二小姐”，是民国最有名的“奇女子”之一。她性格极其古怪、强硬、霸道，终身作男装打扮。她行事风格比哥哥孔令侃更无所顾忌、更直接粗暴（可以指挥警察当街拔枪），在重庆街头驾车横冲直撞是家常便饭（警察不敢管），据说手上还沾过血。她同样深度参与家族商业（嘉陵公司），利用特权牟利。她对个人生活有完全的掌控权，终身未婚（但传有同性伴侣），我行我素，无所顾忌，是那个时代一个非常异类的存在，也体现了孔家权势之盛。孔令杰 (Louis Kung)：相对低调一些，更多时间在国外活动，后来主要在美国经营石油生意。但在抗战胜利初期，他也曾活跃于国内的接收（劫收）经济中，利用特殊身份获取过利益。

宝澜：天哪！这一家子…简直了！那他们搞这么嚣张，没人管吗？蒋委员长也不管管自家亲戚？

胡适： 管？怎么管？蒋介石的统治，极度依赖江浙财团和孔宋家族的支持，尤其是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支持。孔祥熙是帮他掌管钱袋子的绝对心腹（虽然蒋可能未必真的喜欢孔）。

宋霭龄掌控着宋氏姐妹的财力和政治影响力，是蒋与宋美龄婚姻、维系与美国特殊关系（通过宋美龄）的重要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

蒋对孔家的种种作为，很多时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闹得太大民怨沸腾时（比如孔令侃走私、包机事件引发公愤），也只能象征性地“惩戒”一下（比如让孔祥熙辞职避风头），但很快又得启用，因为没人比他更能替蒋搞到“钱”。

在一个“家天下”色彩浓厚的政权里，“管自家人”？这就是个伪命题。 “四大家族”本身就是这个政权的支柱结构，批评孔祥熙贪腐，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动摇蒋政权的根基，蒋当然要竭力维护（即使有时做做样子）。这也导致了国民政府晚期吏治的彻底崩坏。

宝澜：胡先生，孔祥熙权势这么大，应该也有巅峰吧？他是不是一辈子都风光无限？

胡适： 他的权势巅峰主要在1933年接任财政部长、央行总裁之后，一直持续到1944年左右。特别是抗战前期和中期，他为国民政府筹款的能力确实为抗战（特别是在争取外援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这点不能完全抹杀），因此蒋介石非常倚重他。

他还多次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国际会议（如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是民国的财经外交面孔。1944年底他曾短暂代理行政院院长。

宝澜：那后来怎么突然就“失势”了？是不是就因为太贪了，搞得天怒人怨，连老蒋都罩不住了？

胡适： 失势的原因非常复杂，贪腐及其导致的民怨沸腾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确实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内外交攻，舆论滔天：国内：后期通货膨胀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孔祥熙作为财金负责人首当其冲被当成靶子。媒体（即使是国民党的报纸）、知识界（像我在内的自由派学者们）、国会议员（如傅斯年等）不断猛烈抨击他的财政金融政策、家族腐败、子女劣迹。1944年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发表了震撼全国的“倒孔宣言”，痛斥孔祥熙、孔令侃父子的贪渎枉法，矛头直指最高层，影响极大。民怨已经沸腾到掩不住、按不住的地步了。国际：最关键的是美国盟友的态度发生了逆转！抗战后期，尤其是史迪威事件前后，美国对国民政府整体的腐败低效、消极抗日态度日益不满，他们认为蒋介石政权无能、贪腐，军事援助被大量中饱私囊。孔祥熙作为财经负责人，自然是美方（包括罗斯福总统本人）眼中贪污腐败的象征性人物！美方施加了巨大压力（甚至可能以切断援助相威胁），要求蒋介石清理门户，以证明其改革的决心。蒋的权衡：金主变“负债”
面对如此内外压力，蒋介石必须做出取舍。一方面，孔确实帮他管钱多年；但另一方面，孔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成了国际社会的笑柄（如1943年孔在美国活动时被媒体嘲讽为“Daddy King”（孔老爹），讽刺其奢华做派），严重损害了蒋政权尤其是夫人宋美龄在美国的形象（要知道宋美龄的公众形象是当时国民政府争取美援的最大砝码！孔家行为等于在拆宋美龄的台）。更重要的是，孔后期在金融上的乱搞（主要是滥印法币导致的经济崩盘预兆），已经不再是蒋的“金主”，反而成了蒋政权的一个巨大财政“负担”和随时爆炸的政治“地雷”！在权衡利弊后，蒋选择“丢车保帅”。

宝澜：所以就是被牺牲了？那他咋下台的？灰溜溜的？

胡适： 过程也算体面吧（面子还是要的）。1944年底他“主动”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核心职务（但保留了虚职）。1945年又辞去央行总裁。1947年，他大概也觉得国内没法待了，就借口去美国“养病”（后来也说是为国民党寻求“美援”），从此基本就留在美国了。

名义上挂个闲职。到了国府崩溃前夕（1948年底），他甚至被蒋介石免去了本兼各职（连名义的都没了）。用咱们现在话说，就是彻底“净身出户”但早就“财务自由”地退休了。

宝澜：那蒋后来就没再想起他这老伙计？

胡适： 到了台湾初期，蒋介石倒确实有过启用他的想法（比如让他当“总统府资政”，算个荣誉职位，想利用他在美国的剩余人脉关系）。但孔祥熙估计也心灰意冷或者觉得没啥意思了，没怎么参与。

1962年，据说蒋还邀他去台湾住过一阵，但显然已是明日黄花，影响力不再。他对蒋政权真正的价值，随着国民党退守孤岛和他在美彻底退出核心圈子，早已烟消云散了。

宝澜：胡先生，聊了这么多，我这脑袋乱糟糟的。您给个总结陈词呗？这孔祥熙，到底该咋定性？我看有人骂他是“国贼”，也有资料提他早期也办教育支持抗战啥的？总不能一棍子打死？

胡适： 盖棺论定，确实困难。他是一个无法简单定义的人。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

能力与贡献（客观）：受过顶尖西方教育（耶鲁经济学硕士），具备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特别是在早期创办铭贤学校、经营美孚代理时）。利用其独特的人脉（尤其在美国），在抗战前和抗战初期为国民政府（特别是军队）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外援（借款、物资），这对坚持抗战是有客观贡献的。他主掌财政金融期间，一定程度上建立和运作了一些现代财政金融体系（如税收、公债、中央银行）的框架，虽然这些体系最终被他自己一手摧毁。角色本质（批判）：他是蒋介石政权“家臣式”的财政管家，其核心价值不在于建立健康的经济体系，而在于不择手段地为蒋提供财源。他更像一个“优秀的白手套”，为了满足主公（蒋）的无底洞需求，不惜饮鸩止渴（滥发纸币）、挖国家墙角（外汇套利、垄断渔利）、纵容家族腐败。他是“官僚资本主义”最登峰造极的代表人物。将个人、家族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利用公权力进行垄断性经营，攫取巨额财富，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和政权合法性彻底丧失。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孔宋集团，是造成国民政府经济崩盘、民心尽失的最核心推手之一。抗战后期的严重腐败和骇人听闻的通货膨胀，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其子女仗势敛财、奢靡无度、欺凌百姓的劣迹，更是激化社会矛盾的重磅炸药。个人品德： 其贪婪敛财、任人唯亲、纵容家族、后期面对滔天民怨和国际指责仍不知收敛（至少在公众视野里缺乏深刻的反思和忏悔），都令人难以视其为道德楷模。

胡氏观点：

孔祥熙是一个有能力却悲剧式的人物。他的聪明才智和独特资源，本可以为中国现代化转型尤其是财政金融事业做出扎实的贡献。然而，在“蒋家王朝”这个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的魔咒下，他被异化成了权贵资本的化身。

他精于“算账”——精于为政权算“钱账”，精于为家族算“利账”，却唯独算错了历史的“民心账”和国家的“长远账”。他是时代的产物，更是那个腐败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前期）和最终掘墓人之一（后期）。

最终评价？他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爱国者”（为支持蒋政权的战争机器服务），但他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管家”，一个被权力和金钱彻底扭曲了灵魂的“商人官僚”。历史给他的定位，注定要以巨大的污点为主——一个让“理财”二字蒙羞的“财神”。

宝澜： 我勒个去……胡先生，您这总结真是够犀利又发人深省啊！“算错了民心账和长远账”，这一句戳心窝子了。今天这堂“民国财经课”真是信息量爆炸！我得回去好好消化消化。下次您给我讲谁啊？

胡适： 别急别急，饭得一口一口吃。下次啊，该聊聊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了……猜猜是谁？

宝澜： 您这还卖关子！跟您聊天太过瘾了！胡先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