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是他的副官，他的部队里有三个少将，为何他自己仅授大校？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怀仁堂里灯光璀璨。授衔典礼进行到中后段时，许多与会者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张维翰”这个名字被宣读时，他胸前只佩上一枚大校肩章，而站在台下为他鼓掌的副旅长王近山，却已列入中将序列。这种“上下颠倒”的画面，让不少老兵暗暗诧异。

很多年后仍有人开玩笑：“一个旅长，手下中将、少将成排，却自己只挂大校，这说出去谁信？”其实，假如把时间往前拨，就能发现答案早已埋下。张维翰出身行伍世家，其二哥张维玺曾是冯玉祥麾下“十三太保”之一。幼年的张维翰进北京军官子弟学校，接受的是典型北洋旧军训。那时他同窗里有一个陕北口音浓重的同学——彭雪枫。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张维翰在山东保安第五旅任营长。保安司令范筑先对他颇为器重，让他兼管军需。也是这段时间，彭雪枫秘密同他商量：“老同学，真想打日本，得找条新路。”张维翰点点头，没有马上表态。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范筑先在聊城城楼壮烈殉国，部队群龙无首，众人推举张维翰接任山东第六专区游击司令。那一夜，他对警卫员低声说了四个字：“换面旗号。”

随后发生的事，史料记得很清楚。张维翰率八个团、近万人兵力驶向鲁西北，与鲁西先遣纵队会合，新八旅宣告成立。编成表里，张维翰是旅长，年仅二十四岁的王近山任副旅长兼参谋长。张维翰带来的团队里，文化程度较高者多，纪律却略显松散；王近山原是红军纵队长，打惯硬仗，不到半年就把这支混编部队磨成了“骆驼旅”。

然而，“枪指挥党”的惯性毕竟存在。中央成立旅党委时，旅长张维翰虽然挂名第一书记，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王近山和政委刘子谷。毛泽东在延安曾意味深长地提醒干部：“起义部队是好事，但要注意改造。”正是这句话，决定了张维翰此后的人生走向。

一九四三年春，陕甘宁边区开始整风。张维翰被点名到中央党校学习，接替他指挥作战的还是王近山。日军对鲁西北的“铁壁合围”中，新八旅靠王近山三昼夜突围，杀出重围。等战报送到延安，张维翰也只能在教室里击掌叫好。他错过了抗战后期全部的大会战，更缺席了解放战争中震动华北的多次战略决战。往后的履历只是冀中军区副司令、冀中二军区司令，头衔听着不低，却离主战场越来越远。

授衔前夕，中央军委政治部对五十五年评衔的参考标准列出三条：参加井冈山、长征的资历；对抗战、解放战争立下战功；政治历史清白。张维翰在第一、第二条上都显薄弱，第三条也不稳。所谓“不稳”，源于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因为哥哥张维玺曾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河北省军区在内部排查时，将张维翰定为“重点审查对象”。他被停职一年半，最后虽未定罪，却遭行政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重返部队时，级别已比昔日副手们低了整整一截。

有人纳闷：“处分都撤了，为何还只是大校？”对此，军委干部部曾做过一次记录——评衔以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任职任命为基准，当时张维翰只是河北军区顾问，且空降顾问只有两月资历，功绩、资历无法支撑将衔。文件逻辑严丝合缝，难以辩驳。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因后期加入、功绩不够集中而止步大校的，还有起义将领陶峙岳、刘玉章等人。相比之下，张维翰自觉心态平和。有人问他是否遗憾，他笑答：“大校也是军人，我的工作是把过去那段历史写清楚。”当时他正在整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史》，经常埋头到深夜。王近山来看望时打趣：“旅长，你现在是‘笔杆子旅长’了。”两人相视哈哈一笑。

一九七九年十月，张维翰病逝北京。几个月前，中央正式撤销原处分，恢复党籍、行政级别。文件送到病榻，他已说话困难，只轻轻抬手点了点头。护理员后来回忆：“首长没掉眼泪，只是长长舒了一口气。”

从旧军旅长，到抗日英雄，再到大校顾问，张维翰的一生跌宕起伏。若要追问军衔高低的最终答案，无非“战功、资历、政治表现”七个字。程式之外，还有时代洪流与个人际遇交织的灰色地带。王近山中将、田厚义少将、高厚良少将等人肩章闪闪，既是个人荣誉，也是那支“混编旅”被彻底“红化”的注脚。张维翰甘当一枚并不耀眼的齿轮，却为这台机器提供了最初的燃料——这或许，比肩章本身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