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转业到机械厂，遭排挤去了另一单位，退休后战友们却羡慕我

酒过三巡，老厂长端着酒杯，浑浊的眼睛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卫国，说实话，我们这些留在厂里的，现在都羡慕你。”

满桌子头发花白的昔日战友，曾经的车间主任、劳动模范，都沉默着，点了点头，眼神里是一种我说不清的复杂情绪，像是懊悔，又像是解脱。

那一刻，我端着酒杯的手，在半空中停了很久。

四十多年了。从我被迫离开机械厂，去了那个谁都瞧不上的单位资料室那天起，这股憋在心里的气，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了半辈子。我以为自己早就放下了，可当“羡慕”这两个字从他们嘴里说出来时，那块石头，好像才终于碎了。

这一切，都得从1978年那个秋天说起。

第1章 铁屑与墨香

1978年，我脱下穿了八年的军装，揣着一张转业分配通知书，走进了市第一机械厂的大门。那年我二十六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部队里，我是技术尖子，修过坦克，也懂电路，本以为到了地方，凭这一身本事，怎么也能当个顶梁柱。

机械厂，在那个年代，是城市的骄傲。高高的烟囱吐着白烟，巨大的厂房里，车床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中永远飘着一股机油和滚烫铁屑混合的独特味道。对于我们这些当兵的来说，这就是新的战场，充满了力量和希望。

跟我一批转业分来的，还有孙建国。他和我一个部队，但不是一个连队。孙建国人很活络，嘴甜，见人三分笑，跟谁都能聊上几句。报到第一天，他就给办公室的科长递了烟，没几天，就跟车间里的老师傅们混得滚瓜烂熟。

而我，李卫国，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有点直，有点犟。我不太会说那些场面话，总觉得把活儿干好才是硬道理。部队里就是这样，谁的技术过硬，谁就有威信。

厂长姓马，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军人，说话嗓门大，走路带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李，好样的！咱们厂就需要你们这种懂技术、有纪律的军人！”

我被分到了二车间，当一名维修钳工。车间主任看了我的档案，又考了我几个问题，很满意，直接让我跟着车间里技术最好的王师傅。王师傅是个不苟言笑的老头，但手上的活儿是真漂亮，一把锉刀在他手里，能把粗糙的铁块修得跟镜面一样光滑。

我憋着一股劲儿，想尽快证明自己。白天跟着王师傅学，晚上就抱着厂里发的《机械原理》和《金属切削》啃。车间的机器但凡有点小毛病，我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有一次，一台关键的德产老车床坏了，几个老师傅围着看了半天，都摇着头说得等总厂的工程师来。我仗着在部队修过类似的进口设备，钻进油腻腻的机床底下，对着图纸研究了整整一个下午，满身油污地爬出来时，手里攥着一颗烧坏的继电器。换上备用的，机器轰隆一声，又转了起来。

那一次，整个车间都对我刮目相看。马厂长在全厂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说要号召全厂向李卫国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螺丝钉精神。

我心里热乎乎的，觉得自己的选择没错，这身力气，总算使对了地方。

然而，我渐渐发现，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孙建国被分去了后勤科，活儿清闲，但他从不闲着。他总能搞来一些紧俏的劳保用品，给车间的师傅们送去；谁家孩子上学差点名额，他也能托关系问问。一来二去，厂里上下都念他的好，见了面都亲切地喊一声“小孙”。

而我，除了埋头干活，几乎不参与那些人情往来。我觉得肉麻，也觉得没必要。王师傅私下点过我一次，他说：“卫国，技术是根，但人是枝叶。光有根，没有枝叶，长不成大树。”

我当时没听懂，或者说，是不想懂。我觉得，把苏联专家留下的那几台老伙计伺候好了，比什么都强。

转折点发生在1979年的春天。厂里要评选先进，还要从年轻工人里提拔一个副车间主任。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名额非我莫属。无论从技术、贡献还是厂长的器重程度上看，我都是不二人选。我自己也觉得，这事儿八九不离十。

那段时间，我干活更卖力了，甚至把家都搬到了厂里的单身宿舍，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可结果出来，让我大跌眼镜。先进工作者是孙建国，新提拔的副主任，也是孙建国。

公示栏前，我看着那张红纸上“孙建国”三个字，感觉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脑袋嗡嗡作响。我不明白，他一个在后勤科整理仓库的，凭什么？

工友们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同情和不解。有人悄悄告诉我：“卫国，你得罪人了。”

我问：“我得罪谁了？”

“你没得罪谁，”那工友叹了口气，“但你挡了别人的路。听说小孙给马厂长送了两瓶好酒，还把他老丈人最喜欢的一盆君子兰给弄到手了。”

我不信。马厂长也是军人出身，最是讲原则，怎么会因为这点东西就……

我去找了马厂长。他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见我进来，他脸上的笑容有点不自然。

“厂长，我想问问，这次提干的事……”我开门见山。

马厂长掐灭了烟头，给我倒了杯水，沉吟了半天，才开口：“卫国啊，你的技术，全厂公认。但是，当干部，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要讲究团结同志，要有群众基础。”

“我怎么不团结同志了？”我急了。

“你看你，就是这个脾气。”马厂长叹了口气，“孙建国同志，群众反映就很好嘛。大家都说他热情、肯帮忙。一个车间，不光是生产，还有方方面面的事，需要一个会协调、会说话的人。”

我听明白了。所谓的“群众基础”，就是那些人情世故。我修好了机器，保证了生产，这不算团结同志？非要会递烟、会送礼，才算会做人？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从部队到工厂，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凭本事吃饭的世界。可现实却告诉我，光有本事，远远不够。

那股在部队里养成的傲气，或者说，是那股子单纯的劲儿，让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我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出了厂长办公室。

从那天起，我在车间里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一些原本和我关系不错的工友，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我。孙建国当了副主任，三天两头来车间“视察”，见了我就笑呵呵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卫国，好好干，厂里不会亏待有技术的人才。”

那笑容在我看来，充满了炫耀和讽刺。

我知道，我融不进去了。这片曾经让我热血沸腾的钢铁森林，如今却让我感到窒息。空气中那股机油和铁屑的味道，也变得呛人起来。

第2章 无声的较量

孙建国上任后，车间的风气很快就变了。以前，大家比的是谁的活儿干得漂亮，谁能解决技术难题。现在，大家比的是谁跟孙主任关系好，谁能在他面前说上话。

孙建国很会笼络人心。他给几个老师傅申请了困难补助，给几个年轻人的对象安排了厂里的临时工岗位。他自己不怎么懂技术，但很会“用人”。每次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他都会笑呵呵地把我推到前面：“这事儿还得靠咱们的李大工，卫国，辛苦一下！”

活儿是我干的，功劳簿上，写的却是他“领导有方”。

我心里憋着火，但无处发泄。我试过用我的方式去抗争。有一次，一批零件的加工精度出了问题，孙建国召集大家开会，想把责任推给操作工。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了图纸和卡尺，一条一条地分析，证明问题出在工艺流程的安排上，而那个流程，是他亲自签字批准的。

那一次，孙建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下不来台。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敢看我们俩。我以为我赢了，我用技术捍卫了真理。

可我错了。从那以后，我的日子更难过了。我的工具箱总是“不小心”被人碰倒，我负责保养的机床，隔三差五就会出点莫名其妙的小毛病。我知道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但我抓不到证据。

王师傅又一次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车间角落，递给我一根烟，说：“卫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这样，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师傅，难道对的也要向错的低头吗？”我红着眼睛问。

王师傅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烟雾模糊了他的脸：“有时候，对错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开始失眠。夜里躺在宿舍的床上，耳边还是白天车床的轰鸣。我反复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是我的技术不够好，还是我的为人太失败？我开始怀疑自己坚守了二十多年的信条。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工伤事故。

一个年轻的学徒工，因为操作不当，手指被卷进了车床。事故发生时，我正好在旁边，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用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到了医务室。幸好抢救及时，手指保住了。

事后调查，孙建国却在报告里写，事故原因是我作为带班师傅，监管不力，没有尽到安全培训的责任。

那份报告摆在我面前时，我浑身的血都凉了。那个学徒工是我亲手带的，安全操作规程我跟他强调了不下二十遍。事故的真正原因，是孙建国为了赶工期，让一批新手在没有老师傅监护的情况下独立上岗。

我拿着报告去找他对质。他办公室里，他正悠闲地喝着茶。

“孙主任，这份报告，我不认。”我把报告拍在他桌上。

他眼皮都没抬一下，慢悠悠地说：“卫国同志，不要激动嘛。组织上的调查结论，是实事求是的。你作为老同志，也要勇于承担责任。”

“我的责任？”我气得发笑，“你为了你的政绩，拿工人的安全当儿戏，现在还想让我背黑锅？”

“李卫国！”他站了起来，脸色一沉，“注意你的言辞！你这是什么态度？对组织结论有意见，可以走正常程序反映，在这里大吵大闹，像什么样子！”

我看着他那张义正言辞的脸，突然觉得一阵无力。我明白，在这个环境里，我永远赢不了他。他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而我，除了那一身技术和一腔孤勇，什么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喝了很多酒。冰冷的液体划过喉咙，却浇不灭心里的火。我想起了部队，想起了那些并肩作战的战友。在那里，我们背靠背，把生命交给对方，从不担心背后有人捅刀子。

可现在，我感觉自己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兽，四面八方都是看不见的网。

第二天，我向马厂长递交了一份申请。

不是申诉，不是告状，而是一份调岗申请。

我想离开二车间，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马厂长看着我的申请，沉默了很久。他办公室的窗外，就是热火朝天的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隐约传来。那是我曾经无比向往的声音，如今却让我感到烦躁。

“卫国，你想清楚了？”他问我。

“想清楚了。”我的声音很平静。

“去哪儿呢？”

“哪里都行，只要不在车间。”

他又沉默了。最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厂里的文化宫，还缺一个管资料室的。活儿清闲，就是……没什么前途。你要是愿意，就去吧。”

文化宫资料室。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堆满了过期的报纸和没人看的旧书。对于一个技术工人来说，那几乎等同于“发配”。

我拿起钥匙，没有丝毫犹豫。

“谢谢厂长。”

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我回头望了一眼窗外高大的厂房，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知道，我的“战场”，结束了。

我离开二车间那天，没有人和我告别。王师傅远远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最终还是摇了摇头，转过身去。孙建国没露面，我猜他正在办公室里庆祝他的又一次胜利。

我抱着我的那几本技术书，走在通往文化宫的小路上。路两旁是高大的梧桐树，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下来，斑驳陆离。

铁屑的味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淡的、混合着尘土和旧纸张的墨香。

第3章 尘封的岁月

文化宫的资料室，在二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陈腐的霉味扑面而来。阳光从一扇蒙着厚厚灰尘的窗户里挤进来，在空气中照出无数飞舞的尘埃。

房间不大，三面墙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面塞满了各种书籍、报刊合订本和技术资料。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一把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椅子，就是我全部的办公用品。

这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与车间震耳欲聋的喧嚣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最初的日子，是难熬的。

巨大的失落感和不甘，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一个堂堂的坦克维修技师，一个能让“死”了的德国机床起死回生的钳工，现在却要在这里与灰尘和故纸堆为伍。每天的工作，就是登记几份新来的报纸，然后坐在那里发呆。

偶尔有厂里的同事路过，看到我，眼神里都带着一丝同情和轻蔑。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李卫国已经是个“废人”了。

孙建国倒是来过一次。他背着手，像领导视察一样在资料室里转了一圈，用手指在书架上抹了一下，看着指尖的灰，皱了皱眉。

“卫国啊，这里的环境是差了点，你多担待。有什么困难，跟组织上提。”他官腔十足地说。

我连眼皮都懒得抬，自顾自地看我的报纸。

他大概也觉得无趣，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那段时间，我最怕的就是遇到以前部队的战友。他们大多都在各个单位的关键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每次聚会，大家聊的都是技术革新、升职加薪。我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喝酒，一句话也插不上。

有人问我：“卫国，听说你调去管图书了？挺好，清闲。”

那语气里的“清闲”二字，听起来格外刺耳。

我开始逃避那些聚会，把自己彻底关在了这个小小的资料室里。

人一旦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为了不让自己沉沦下去，我开始给自己找事做。我把所有的书架都擦了一遍，把所有的书籍和资料重新分类、编号、登记造册。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一个人，干了整整三个月。

当最后一本书被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时，我看着焕然一新的资料室，心里久违地有了一丝成就感。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宝藏。有建厂初期的技术图纸，有老工程师们的手写笔记，还有很多国外引进设备的原版说明书。这些东西，在别人看来是废纸，在我眼里，却是无价之宝。

我开始系统地阅读这些资料。我的俄语是在部队学的，为了看懂那些德文和英文的说明书，我找来字典，一个词一个词地啃。日子在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中，一天天过去。

我渐渐发现，这个被所有人瞧不起的角落，其实是一座知识的富矿。我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机械知识，还接触到了冶金、化工、自动化控制等许多以前从未涉足的领域。我的知识体系，像一棵树，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悄悄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大概是1985年，厂里要搞一个技术革新项目，改造一条老旧的生产线。项目组遇到了一个难题，一个关键的传动装置，怎么设计都不合理，效率极低。项目停滞了半个多月，负责的工程师愁得头发都白了。

偶然一次，我在食堂吃饭，听到了他们的议论。他们提到的一个技术瓶颈，我好像在一本50年代的苏联技术期刊上看到过类似的解决方案。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回到资料室，翻箱倒柜地找。终于，在一堆发黄的故纸堆里，我找到了那本期刊。里面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一种差动齿轮的应用，和我听到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

我把文章翻译、整理，画出结构草图，托人交给了项目组的负责人。

三天后，厂里的总工程师亲自来到了我的资料室。他握着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李师傅！你可是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这个方案，太巧妙了！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那件事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都没想到，那个被“发配”到资料室的李卫国，居然还有这样的本事。

从那以后，资料室的门，开始热闹起来。经常有技术人员跑来找我，咨询各种问题。有时候是找不到某个零件的参数，有时候是看不懂外文资料。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倾囊相授。我成了厂里一个不挂名的“技术顾问”。

马厂长也找我谈过一次话，问我愿不愿意回车间。

我谢绝了。

我说：“厂长，我觉得这里挺好。”

是真的挺好。没有了人事纷争，没有了勾心斗角。我每天和这些安静的书本打交道，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充实。我上班看书，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我的妻子是厂里小学的老师，温柔贤惠，她从不问我在厂里的糟心事，只是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饭菜做得可口。儿子一天天长大，聪明懂事。

我的生活，就像资料室窗外那棵老槐树，不显眼，却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越来越安稳，越来越根深蒂固。

而孙建国，他一路高升，当上了生产科科长，后来又当了副厂长。他春风得意，成了厂里炙手可热的人物。我们俩，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渐行渐远。

第4章 时代的浪潮

时间进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

曾经无比辉煌的机械厂，像一艘笨重的老船，在这片新的海洋里，开始显得力不从心。订单越来越少，效益一年比一年差，工人的工资开始拖欠。

厂里人心惶惶。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力，工人们脸上的笑容也少了。大家讨论的不再是技术革新，而是谁家亲戚下海赚了钱，谁又准备停薪留职出去闯荡。

孙建国作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压力巨大。他频繁地出差，去跑订单，去要贷款。每次在厂里见到他，都看到他紧锁的眉头和疲惫的神色。他瘦了很多，两鬓也早早地添了白发。

有一次，他为了一个重要的出口订单，带着技术科的人搞“技术攻关”，没日没夜地泡在车间。因为一个关键设备的老化，产品质量始终达不到外商的要求。他急得满嘴起泡，在厂长办公室里拍着桌子吼：“就算是把机器拆了，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换，也得给我拿下！”

然而，时代的变革，不是靠一两个人的拼命就能扭转的。

1998年，国企改革的浪潮终于拍到了我们这个内陆小城。机械厂因为连年亏损，资不抵债，被列入了第一批“关停并转”的名单。

消息传来的那天，整个厂区一片死寂。

随后，就是残酷的“下岗分流”。几千人的大厂，最后只保留了一百多个技术骨干，其余的人，全部买断工龄，自谋出路。

那些曾经的劳动模范，技术标兵，一夜之间，成了下岗工人。很多人四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除了在工厂里练就的一身本事，什么都不会。他们拿着微薄的买断金，茫然地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

我亲眼看到，当年把我挤走的二车间，那些曾经对我冷眼相待的工友，一个个红着眼睛，在财务科门口排着长队，领取那份决定他们后半生命运的“遣散费”。

王师傅也下岗了。他干了一辈子钳工，因为常年接触切削液和金属粉尘，得了严重的肺病，咳得厉害。他来资料室找我，帮他找一些关于尘肺病的资料。他坐在那张我坐了快二十年的椅子上，看着窗外萧条的厂区，许久没有说话。

临走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卫国，现在看来，当年你走对了。”

我心里五味杂陈。

因为文化宫属于市总工会的下属单位，编制独立，我幸运地躲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工资虽然不高，但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

而孙建国，作为厂领导班子的一员，在处理完所有工人的安置问题后，也被“一刀切”了。他没能像他期望的那样，在退休前混个正厅级待遇。他和其他人一样，成了一个普通的下岗职工。

听说，他下岗后，去南方闯荡过，但没成功。后来又回到本市，开过小饭馆，也倒闭了。最后，在一个私人工厂里，找了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干的还是他最初在机械厂后勤科的活儿。

命运，好像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我是在一个菜市场碰到他的。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筐里放着几颗白菜。他比以前更老了，背也有些驼，头发几乎全白了。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想躲开，但已经来不及了。

“卫国。”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建国。”我点了点头。

我们相对无言，气氛有些尴尬。市场里人来人往，充满了叫卖声和讨价还价的嘈杂。

“你……还好吧？”他先开了口。

“还行，老样子。”我说，“你呢？”

“也就那样，混口饭吃。”他自嘲地笑了笑，笑容里满是苦涩。

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说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家常。临走时，他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卫国，当年的事……”

他没有说下去。

我也没接话。

有些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再提起，除了徒增尴尬，没有任何意义。

看着他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没有一丝报复的快感，反而有些莫名的伤感。我们都曾是这个伟大时代里的一颗螺丝钉，满怀激情地想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是，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最终也被时代推向了不同的方向。

谁对，谁错？或许，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对错，根本无足轻重。

第5章 迟到的真相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转眼，我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我从资料室管理员的岗位上，平平稳稳地退了下来。退休金不高，但足够生活。儿子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了份不错的工作，也结了婚。我和老伴守着老房子，养养花，散散步，日子过得清净安逸。

因为常年在资料室工作，没有接触过多的粉尘和噪音，我的身体底子很好。不像那些在车间干了一辈子的老伙计，或多或少都有些职业病，不是听力下降，就是关节炎、呼吸道疾病。

退休后，以前机械厂的老同事们组织了一次聚会，说是“散伙”二十年，该聚聚了。地点就定在厂门口那家开了几十年的老饭馆。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去了。我想，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

饭馆里，坐了满满三桌。都是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岁月在每个人脸上都刻下了痕迹，曾经的年轻小伙，如今都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头。

马厂长也来了。他老了很多，走路都需要人扶着。孙建国也来了，他看起来比上次在菜市场见到时，精神好了一些。

大家见了面，都很感慨。聊起当年厂里的趣事，聊起下岗后的辛酸，不少人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

酒喝到一半，气氛渐渐热烈起来。有人提起了我。

“要说咱们这群人里，现在过得最舒坦的，还得是卫国。”一个以前二车间的老同事大着舌头说，“看看人家，身体硬朗，退休金按月拿。哪像我们，一身的病，养老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可不是嘛！”另一个人接话，“当年还觉得卫国亏了，放着好好的技术骨干不当，跑去看书。现在想想，人家那才叫有远见！”

我端着酒杯，笑了笑，没说话。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羡慕。这种羡慕，不是因为我有多少钱，有多大成就，而是羡慕我这份安稳和平静。这是他们用半辈子的辛劳和健康换不来的东西。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着喝酒的孙建国，突然站了起来。他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我面前。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看着我们。

“卫国，”他的声音有些沙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有句话，我憋了四十多年了。今天，当着老领导和这么多老伙计的面，我必须说出来。”

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

“当年，是我对不起你。”

一句话，让整个饭馆都陷入了死寂。

“提干那次，是我在背后搞的鬼。我跟厂长说你恃才傲物，不合群，还编造了一些你跟工友闹矛盾的事。那次工伤事故，也是我故意把责任推到你身上。我……我就是嫉妒你，嫉妒你的技术比我好，嫉妒厂长器重你。我怕你挡了我的路。”

他的声音在颤抖，端着酒杯的手也在抖。

“把你挤走，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

他说完，仰起头，将杯子里的白酒一饮而尽。因为喝得太急，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满脸通红。

我看着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设想过无数次我们再见面的场景，甚至想过他会如何向我炫耀。但我从没想过，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场合，向我道歉。

马厂长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叹了口气：“这事，我也有责任。建国啊，你当时年轻，想进步，我可以理解。但是卫国，他真的是个好同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当时……我当时要是能再坚持一下原则，也许……”

他没有说下去，只是摆了摆手，脸上满是愧疚。

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看着我，等着我的反应。

我站起身，给孙建国空了的酒杯满上，也给自己的酒杯满上。

我端起酒杯，对他，也对所有人说：“都过去了。”

是的，都过去了。

在那一刻，我心里那块压了半辈子的石头，那个关于“为什么”的执念，真的烟消云散了。

我没有恨他。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饱经风霜的脸，我只觉得，他也是个可怜人。他用尽了心机，争了一辈子，斗了一辈子，最终，时代一个浪打过来，还是把他拍回了原点。他赢了我，却输给了时代。

而我，那个看似输了的人，却因为那次“失败”，阴差阳错地躲过了后来所有的风浪，守得了一份平淡的幸福。

这世间的事，哪有什么绝对的输赢呢？

然后，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马厂长端着酒杯，对我说：“卫国，说实话，我们这些留在厂里的，现在都羡慕你。”

我端起酒杯，和他们碰了一下，清脆的响声，像是为那段尘封的岁月，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笑着说：“我其实也羡慕过你们。羡慕你们在车间里，听着机器响，造出那些大家伙，多带劲。咱们啊，就是命不一样。”

大家听了，都笑了。那笑声里，有释然，有感慨，也有那么一丝丝的无奈。

是啊，命不一样。

第6章 回家的路

那场聚会，一直持续到很晚。

散场的时候，大家互相搀扶着，说着一些“常联系”的客套话。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把年纪了，见一面，少一面。

孙建国喝得最多，他儿子开车来接他。临上车前，他拉着我的手，反复地说着“对不起”。我拍了拍他的手背，说：“都过去了，好好保重身体。”

他儿子，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扶着他，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已经是深夜，城市安静了下来。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没有坐车，就想这么走一走。

晚风吹在脸上，带着一丝凉意，却让喝了酒有些发热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我回想着这四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从穿上军装的意气风发，到走进工厂的踌躇满志；从被排挤的愤懑不平，到资料室里的孤独坚守；从时代的巨变，到如今的白发苍苍。

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电影，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开二车间，如果我学会了王师傅说的那套“人情世故”，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会像孙建国一样，当上车间主任，当上副厂长，在厂里呼风唤雨。然后，在九十年代末的那场风暴中，和工厂一起，轰然倒下。再然后，为了生计四处奔波，耗尽最后一点精力。

又或者，我会像王师傅一样，兢兢业业地干一辈子，熬到退休，然后带着一身的职业病，在药罐子里度过晚年。

哪一种选择，会更好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命运把我推向了另一条路。一条起初看起来荒芜、偏僻，甚至有些屈辱的路。可我走下来才发现，这条路上，有另一番风景。

我避开了工厂的喧嚣和污染，保全了健康的身体；我远离了复杂的人事斗争，守住了内心的安宁；我在书本里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也拥有了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我失去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得到了生命里更宝贵的东西：健康、平静和亲情。

这算不算一种“福气”？

走到小区门口，我看到家里窗户还亮着灯。我知道，是老伴在等我。

推开家门，一股熟悉的饭菜香扑面而来。老伴正坐在沙发上织毛衣，看到我回来，嗔怪道：“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快去，锅里给你温着醒酒汤。”

我换了鞋，走到她身边坐下，握住她温暖的手。电视里正放着新闻，说的都是些我不怎么关心的大事。

“怎么样？见到老同事，都还好吧？”她问。

“挺好，”我笑了笑，“都老了。”

“是啊，都老了。”她感叹道，“过两天，咱们去给阳台上的花松松土吧，天暖和了，该长了。”

“好。”

我靠在沙发上，看着身边为我织毛衣的妻子，看着窗外宁静的夜色，听着电视里传来的声音，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满足。

那份来自老战友们的“羡慕”，在这一刻，我才真正地理解了它的分量。那不是对我个人成就的肯定，而是对一种生活状态的向往。一种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后，对平淡、健康、安稳的最终回归。

我这一生，没当上什么大官，也没挣到什么大钱，就像一颗最普通的螺丝钉，被安装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但我也许是幸运的，因为我没有在高速的运转中被磨损、被锈蚀，最终被当成废铁丢弃。我只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安安静静地待着，直到自然地老去。

这样的人生，或许不够精彩，不够辉煌，但对我来说，足够了。

窗外，一轮明月挂在空中，温柔地照着这座城市里无数个像我一样的普通家庭。明天，又将是平常的一天。而这份平常，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