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积蓄35万，全都拿去替儿子还债，查出肿瘤后，我觉得我没错

“妈，你那存折上到底有多少钱啊？”

儿媳妇晓敏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状似无意地问。她的手指很巧，苹果皮在她手里连成一条不断的红线，像一圈小小的、喜庆的鞭炮。

我正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眯着眼晒太阳。身上盖着一条旧毛毯，腿脚已经不太利索了，冬天里尤其怕冷。听到这话，我眼皮动了动，没睁开。

“没多少，攒了一辈子的死工资，够我跟你爸将来住养老院就行。”我含糊地回答。

我丈夫老张走了快五年了，但我还是习惯说“我跟你爸”。好像这么说着，他就还在我身边，坐在另一把藤椅上，手里捧着个保温杯，看楼下的小孩儿打闹。

晓敏“噗嗤”一声笑了：“妈，你还想着住养老院呢？我跟张伟还能不管你？”

她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用牙签扎了一块递到我嘴边。我张开嘴，苹果清甜的汁水在干涩的口腔里漫开。甜是甜，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晓敏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心眼活泛，尤其在钱上。她不是坏，就是精明，算计着怎么把小日子过得更好。

我没接她的话，慢慢嚼着苹果。我这辈子的安全感，一半是老张给的，另一半，就藏在我床头柜最里面的那个抽屉里，一本裹着红布的存折。那上面不是一串简单的数字，是我从纺织厂女工的指缝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血汗，是老张在车间里一身油污换回来的安稳。

三十五万。

这个数字，我没告诉过任何人，包括我儿子张伟。不是不信他们，是觉得没必要。这笔钱是我的底气，是我面对未来所有不确定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我盘算着，将来真动不了了，就用这笔钱，找个好点的养老机构，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孩子们有自己的生活，有房贷车贷，有他们的孩子要养，我不能成了他们的包袱。

这就是我的生活，像一架老旧但运转平稳的机器。每天晒晒太阳，做点简单的饭菜，等儿子儿媳周末带着孙子回来看我。偶尔翻翻那本存折，心里就踏实了。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安安静静地去见老张。

那晚的门铃声，是在十一点半响起的。

这个时间点，对于我这个作息规律的老人来说，已经是深夜。我披上衣服，趿拉着棉拖鞋，一步一步挪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是张伟，我的儿子。

他一个人，没开车，看样子是走上来的。楼道里的声控灯昏黄，照得他脸色有些发白。他低着头，肩膀耷拉着，像一只淋了雨的大狗。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把门打开。

“这么晚，怎么了？”我把他拉进来，一股凉气也跟着窜进屋里。

张伟没说话，换了鞋，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玄关。他身上有股烟味，混着外面的寒气，呛得我有点咳嗽。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接过去，手指头都在抖。

“出事了？”我问，声音压得很低。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眼神，混杂着恐惧、羞愧和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助。他张了张嘴，喉结上下滚动，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最后，他“扑通”一声，在我面前跪下了。

我吓了一跳，手里的杯子差点没拿稳。“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有话好好说！”

“妈，”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晓敏，对不起这个家。”

我的心沉到了底。我这辈子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最怕的就是这种阵仗。我把他扶到沙发上，自己也挨着坐下，手心里全是冷汗。

他断断续续地讲了。两年前，他跟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个小公司，做室内设计的。一开始还不错，也赚了点钱，人就有点飘了。去年行情不好，接不到单子，公司资金链断了。为了撑下去，他瞒着晓敏，也瞒着我，借了钱。一开始是找银行，后来银行不给贷了，就碰了那些不该碰的“民间借贷”。

利滚利，雪球越滚越大。现在，人家找上门了，说再不还钱，就去他单位闹，去晓敏单位闹，去孙子的学校闹。

“多少？”我问，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飘。

他伸出三个手指头，又比划了一下。

“三十万？”我试探着问。这个数字已经让我心惊肉跳了。

他摇摇头，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挤出几个字：“三十六万。”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根弦突然断了。三十六万。我那本存折上，是三十五万。我一辈子的积蓄，我晚年的依靠，我所有的底气和尊严。

屋子里静得可怕，只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张伟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妈，我不是人，我把家底都败光了。我没脸见你，没脸见晓敏……”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有气，有怨，但更多的是心疼。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我从小抱到大的儿子。我记得他小时候，发高烧说胡话，抱着我的胳膊喊“妈妈，别走”。我记得他第一次领工资，给我买的那件的确良衬衫，虽然颜色老气，我却当宝贝一样收着。

我能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他被那些人逼得走投无路？看着晓敏跟他离婚，我孙子在学校里抬不起头？

那个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黑暗中，过去几十年的片段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闪过。纺织厂里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夏天闷热的车间，手指被纱线磨破的刺痛。老张下班回家，脱下油腻腻的工装，从怀里掏出用报纸包着的两根油条。我们俩省吃俭用，把钱一点点存起来，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变多，那种踏实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这笔钱，是我和老张生命的延续，是我们对这个家的承诺。现在，这个承诺要被打破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决定。

我从床头柜里拿出那本存着，红布已经有些褪色了。我摩挲着存折的封皮，仿佛还能感受到老张的体温。我在心里对他说：老张，你不会怪我吧？儿子是我们的根，根要是烂了，我们这点积蓄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一早，我没吃早饭，也没告诉张伟，自己一个人去了银行。

银行里人不多，很安静。我排着队，手里紧紧攥着那本存折。轮到我的时候，我把存折和身份证递给柜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

“阿姨，您要取多少？”她笑着问。

“全取了。”我说。

小姑娘愣了一下，又确认了一遍：“全部吗？您这里是定期，现在取出来利息会损失很多。”

“嗯，全取。”我点点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当她把一沓沓用纸条捆好的现金推到我面前时，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三十五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金。它们曾经是存折上一串让我安心的数字，现在变成了一堆沉甸甸的、随时会消失的纸。

我把钱装进一个布袋子里，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包。回家的路上，我一步一步走得特别慢，感觉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

张伟和晓敏都在家，他们大概也一夜没睡，两个人都顶着黑眼圈。看到我抱着布袋子进来，他们都愣住了。

我把袋子放在茶几上，拉开拉链，把里面一捆捆的钱拿出来，堆在桌上。

“这里是三十五万，你们拿去，先把窟窿堵上。还差一万，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街坊邻居凑凑。”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意外。

张伟“哇”的一声就哭了，又要跪下。我一把拉住他：“别跪了，男儿膝下有黄金。记住这次教训，以后脚踏实地，别再走歪路了。”

晓敏站在一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眼圈红了。她走过来，默默地帮我把钱重新装好。

钱拿走了。屋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我的那道防线，塌了。

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很难熬。

不是物质上的。我本来就省吃俭用，生活上没什么变化。难熬的是心里的空落。以前，我总觉得背后有靠山，现在，背后是悬崖。我开始失眠，夜里一点点动静就能惊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睁着眼直到天亮。

张伟和晓敏似乎也变了。他们每个周末还是会回来看我，但家里的气氛很沉闷。晓敏不再像以前那样跟我说说笑笑，话变得很少，大多数时候都是低头玩手机。她会给我买很多菜，很多水果，但我能感觉到，那是一种补偿，一种小心翼翼的客气，而不是从前的亲昵。

张伟更是。他不敢看我的眼睛，跟我说话也总是隔着一段距离。他会在我面前表现得特别努力，说自己找了份新工作，起早贪黑地干，要尽快把钱还给我。但我知道，这笔钱，对于他们这个小家庭来说，是一座大山。他越是这么说，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越远。

我成了这个家的“恩人”，也成了这个家的“债主”。这种身份，让我窒息。

有一次，我听到他们在厨房里小声说话。

晓敏说：“要不，咱们把郊区那套小的卖了吧？先把妈的钱还上，不然我心里总像压着块石头。”

张...

“不行！”张伟的声音一下子提得很高，“那房子是留给孩子的，也是我们最后的退路。卖了，我们住哪？我已经在想办法了，你别逼我。”

“我逼你？张伟，你有没有良心？妈把一辈子的钱都给你了，她现在一分钱没有，万一她生个病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我当然想过！我天天都在想！我做梦都想把钱还给她！可我拿什么还？你告诉我！”

外面的我，手脚冰凉。

原来，我的付出，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它像一根刺，扎在了他们夫妻之间，也扎在了我们母子之间。我掏空了自己，却没能换来家庭的和睦，反而让他们背上了更沉重的枷锁——一份还不清的人情债。

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看着窗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孤岛。我开始怀疑，我当初的决定，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如果我没有把钱给他，守着我的三十五万，他可能会吃更多的苦头，但至少，我们家的关系不会像现在这样，表面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

身体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对劲的。

起初只是咳嗽，一阵阵的，喉咙里像有毛在挠。我以为是秋天干燥，没当回事，自己去药店买了点止咳糖浆喝。但咳嗽越来越重，后来发展到晚上都咳得睡不着，一咳起来，胸口就针扎似的疼。人也瘦得很快，以前的衣服穿在身上都晃晃荡荡的。

我不想给张伟他们添麻烦，他们已经够烦了。我想自己去医院看看。

我翻箱倒柜，找出医保卡，又从买菜的零钱里凑了几百块钱，揣在兜里。那天天气不好，阴沉沉的，风很大。我一个人坐着公交车，慢悠悠地晃到了市医院。

医院里永远是那股味道，消毒水和病痛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挂了号，坐在呼吸科门诊的长椅上，周围都是行色匆匆的人。有搀扶着老人的子女，有抱着孩子的父母，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焦虑。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孤独。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的，戴着眼镜，很干练。她听了我的症状，又看了看我的脸色，眉头就皱起来了。

“阿姨，您这个情况多久了？”

“有小半年了吧。”

“家属呢？怎么您一个人来的？”

“孩子忙，我不想打扰他们。”我轻描淡写地说。

她没再多问，给我开了一堆检查单子。CT、抽血、验痰……我拿着那一沓单子，看着上面的价格，心又是一沉。但我知道，这病拖不得。

检查的过程很漫长。我在医院里上上下下地跑，感觉自己像个无头的苍蝇。做CT的时候，我躺在那个冰冷的机器上，听着它嗡嗡的响声，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巨大的恐慌。我怕，不是怕死，是怕查出什么大病，怕自己真的成了孩子们的累赘。

检查结果要等几天才能出来。那几天，我度日如年。咳嗽更厉害了，有时候咳出来的痰里，带着一丝丝的血。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只是偷偷地把纸巾扔掉。

取结果那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我还是一个人去的。我坐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手心里的汗把挂号单都浸湿了。

医生把一张CT片子插在灯箱上，指着上面一个不规则的白点，语气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阿姨，您这个……情况不太好。是肺癌，而且看这个形态，可能不是早期了。”

肺癌。

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在我脑子里炸开。我瞬间什么都听不见了，只能看到医生一张一合的嘴，看到灯箱上那个刺眼的白点。那就是要我命的东西。

“需要马上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确定分期，然后制定治疗方案。化疗、放疗，可能还需要靶向药……阿姨，您得通知家属来一趟，这个事情需要他们一起商量。”医生继续说着。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我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窗外，城市依旧喧嚣，但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

我完了。

我没有钱。我一分钱都没有了。我的三十五万，我一辈子的心血，都变成了儿子公司账本上的一笔勾销。现在，我拿什么来治病？

我坐在医院冰冷的长椅上，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我不是为自己哭，我是为我的儿子，为我的儿媳妇。我把他们逼上了一条绝路。我的病，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会彻底压垮他们那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

我掏出手机，手指颤抖着，想给张伟打电话。但我按了好几次，都按不下去。我怎么开口？告诉他，妈得了癌症，需要很多很多钱，而那些钱，本来是有的，都被你拿走了？

这太残忍了。对他残忍，对我也残忍。

我最终还是没有打那个电话。我把化验单折好，塞进口袋里，像揣着一个秘密的炸弹。我决定，这个秘密，我自己扛。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再去卖房，再去借钱，再去过那种被债务追着跑的日子。我已经毁了他们的现在，不能再毁了他们的未来。

我开始盘算着怎么“处理”自己的后事。家里的东西哪些要扔，哪些要留给他们。老照片要整理好，写上背后的故事。还有老张留下的那几件旧物，我要擦干净，放在一起。

那段时间，我的心态反而平静下来了。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时，路上的坎坷似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不再去想那三十五万，不再去想家庭关系里的那些疙瘩。我只想在最后的日子里，安安静静的，不打扰任何人。

我开始偷偷地吃止痛药。咳嗽和胸口的疼痛越来越频繁，不吃药根本扛不住。我的人也迅速地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镜子里的自己，陌生得让我害怕。

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那天周末，张伟和晓敏带着孙子回来看我。我正在厨房里给他们炖鸡汤，突然一阵猛烈的咳嗽袭来，我控制不住，咳得弯下了腰。等我直起身，一张纸巾上，已经是一片刺眼的红色。

我慌忙想把纸巾藏起来，但晓敏正好走进来，她看到了。

她的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

“妈！您怎么了？”她冲过来扶住我，声音都在发抖。

张伟也闻声赶来，看到我手里的纸巾，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知道，瞒不住了。

那天下午，我被他们强行带到了医院。我口袋里那张被我揉得皱巴巴的化验单，最终还是被他们看到了。

病房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张伟拿着那张诊断书，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他一遍一遍地看，仿佛想从那几个字里看出花来。晓敏坐在一旁，捂着嘴，眼泪无声地往下流。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张伟终于抬起头，眼睛红得像要滴出血，“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怕拖累你们？我说我没有钱治病？

我说不出口。

那天晚上，医生找他们谈话，我在病房里，隔着门，隐隐约约能听到。

“……费用会很高……化疗一个周期就要几万……靶向药更贵，一个月可能就要两三万，而且很多不在医保范围内……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也要做好财务准备……”

门外的声音停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争吵声，是张伟和晓敏。

“卖房！必须卖房！把郊区那套卖了，给妈治病！”这是张伟的声音，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卖了房我们住哪？孩子上学怎么办？张伟，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妈这个病，就是个无底洞！我们把房子卖了，钱花光了，人可能还是……”晓敏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和现实的残酷。

“你闭嘴！那是我妈！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等死！”

“我也不想！可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当初要不是你……要不是你把妈的钱都……”

后面的话，晓敏没说下去。但那未尽之言，像一把最锋利的刀，刺穿了门板，也刺穿了我的心。

是啊，要不是我儿子，我怎么会没钱治病。要不是我，把钱给了他，他们现在又怎么会为了我的医药费，吵到要卖掉唯一的退路。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的爱，我的牺牲，最终变成了一场灾难。我不仅毁了自己，也把我的孩子们，推向了深渊。

我躺在病床上，睁着眼睛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医院的夜晚格外安静，只有仪器发出的微弱的滴滴声。我感觉自己被巨大的黑暗吞噬了，那是一种比死亡更深沉的绝望。我这一辈子，勤勤恳懇，与人为善，为什么到头来，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我成了我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一个累赘。一个拖垮了整个家庭的累赘。

深夜，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

我闭着眼睛，以为是护士。脚步声很轻，走到我床边停下。我感觉到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我冰凉的手。

是张伟。

他以为我睡着了。他就在黑暗中，静静地坐着，握着我的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掌心有厚厚的茧子。这不是我记忆里那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的手了，这是一双成年男人的手，一双撑起一个家的手。

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他把我的手攥得很紧，好像怕一松开，我就会消失一样。

黑暗中，我听到了一声极力压抑的抽泣。

那一瞬间，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温柔地撞了一下。

我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那时候张伟还在上小学，放学路上，为了捡一个滚到马路中间的皮球，被一辆自行车撞倒了。膝盖摔得血肉模糊。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他躺在病床上，看到我，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他不是因为疼，他是因为害怕。他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妈妈，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现在，握着我的这双手，和当年那双小手，重叠在了一起。

我突然明白了。

我给他的那三十五万，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让他东山再起，不是为了让他出人头地，更不是为了换取他的孝顺和感激。都不是。

在我把存折交给他，在他跪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我的儿子遇到了天大的难处，他害怕，他无助，他快要被压垮了。而我，作为他的母亲，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一切都给他，为他兜底，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都有一个人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

那笔钱，它的使命，在从我手里交出去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它买的不是一个公司的未来，也不是一个家庭的富裕，它买的，是我的儿子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还能站起来的勇气和希望。

至于我的病，这是我自己的命数，是另一回事。我不能用现在的果，去否定当初的因。我不能因为我生病了，就去后悔我救了我的儿子。

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那么做吗？

会的。我还是会把那本存折给他。因为我是个母亲。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那块压了几个月的大石头，突然就落了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像潮水一样，慢慢淹没了我所有的痛苦和悔恨。

我睁开眼睛，看着黑暗中儿子的轮廓。

“阿伟。”我轻声叫他。

他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妈，你醒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有。”我摇摇头，反手握紧了他的手，“妈不疼。”

他愣住了，看着我，眼里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妈，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他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傻孩子，跟妈说什么对不起。”我用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钱是身外之物，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妈这辈子，最大的财富，不是那张存折，是你。”

那一晚，我们母子俩聊了很久。聊他小时候的趣事，聊我去世的丈夫，聊那些生活里温暖的细枝末节。我们谁也没再提钱，也没再提病。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心里的那个结，解开了。

第二天，晓敏红着眼睛来看我，手里提着保温桶。她给我盛了一碗粥，坐在我床边，一言不发。

我先开了口：“晓敏，妈知道，委屈你了。”

她眼圈一红，摇了摇头：“妈，您别这么说。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

“听我说完。”我拉住她的手，“郊区那套房子，不能卖。那是你们的家，是孩子的未来。我的病，我知道，治不好了。咱们不花那个冤枉钱。剩下的日子，我想开开心心地过，不想看着你们为了我，把家都拆了。”

“妈！”张伟正好走进来，听到这话，急了。

我看着他们俩，笑了笑，很坦然：“你们听我的。咱们不求能活多久，只求活得有质量。用最基本的医保治疗，能维持就维持，维持不住，我就回家。我想在家里，闻着你做的饭菜香，听着孙子的笑声，安安稳稳地走。这比在医院里，插满管子，看着你们愁眉苦脸地借钱，要好一万倍。”

他们都沉默了。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很残忍，但这是我能想到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最好的结局。

“妈这辈子，没做什么大事。把钱给你，是我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因为那笔钱，保住了我的儿子，保住了我的家。现在，妈想为自己再做一件对的事，就是不拖累你们，让你们好好地过日子。你们过得好，我才能安心地去见你爸。”

我的态度很坚决。最终，他们流着泪，同意了。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氛围，彻底变了。

没有了争吵，没有了愧疚的躲闪，也没有了小心翼翼的客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张伟不再整天愁眉苦脸，他找了一份很辛苦的物流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但精神头很好。他说，要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重新挣回来。

晓敏也不再唉声叹气，她把我的病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换着花样给我做吃的。她会坐在我床边，给我读报纸，跟我讲孙子在学校里的趣事。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甚至比从前更好。

我的治疗方案，就按照我说的，选择了最保守的姑息治疗。不求根治，只求减轻痛苦。医生说，以我的心态，也许能创造奇迹。

我不知道奇迹会不会发生，我也不在乎了。

天气好的时候，张伟会用轮椅推着我，到医院的小花园里晒太阳。我们会看到很多和我一样的病人，有的愁容满面，有的在家人的陪伴下，依然有说有笑。

有一次，我们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也是肺癌晚期。她的女儿在一旁哭哭啼啼，说为了给她治病，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老太太一边叹气，一边抹眼泪，说自己是家里的罪人。

我看着他们，心里很平静。

张伟握着我的手，轻声说：“妈，谢谢你。”

我愣了一下，问他谢我什么。

他说：“谢谢你当初把钱给了我。也谢谢你，现在教我怎么去面对。如果当初你没给我钱，我现在可能还在哪个角落里躲债，连在你病床前尽孝的机会都没有。如果现在你逼我们卖房治病，我们这个家可能就真的散了。妈，是你救了我们两次。”

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我眯起眼睛，看着远处的天空。天很蓝，有几朵白云悠悠地飘过。

我忽然觉得，我这一生，很值得。

那三十五万，是我和老张一辈子的辛苦。但钱的意义，不就在于它被需要的时候，能发挥它的价值吗？它在我儿子最绝望的时候，给了他希望。又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刻，因为它的“消失”，让我和我的家人，懂得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它换来了我儿子的重生，换来了家庭的安宁，换来了我们彼此间最真挚的爱和理解。

我想，这是它最好的归宿。

我确诊癌症后，躺在病床上，回想这一切，我发现，我当初的决定，真的做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