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工作十年未升主管，收拾行李离职，午间被领导拦在电梯口

箱子是空的，但又很满。

我把工位上最后一点属于我的东西放进去。一个用了八年的马克杯，杯口有一小块磕掉的瓷，喝水的时候嘴唇得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个缺口，像是在亲吻一道旧伤疤。一个鼠标，外壳被我的手掌磨得油光发亮，滚轮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滚动时，会发出一阵疲惫的、类似叹息的“咯吱”声。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技术手册，书页边缘都卷了起来，上面密密麻麻是我用各种颜色的笔做的笔记，有些字迹因为时间的冲刷，已经模糊成了一团团氤氲的影子。

十年。

十年就浓缩成这么一个半满的纸箱子。

我用透明胶带把箱子封上，一圈，又一圈，像是古时候的官府给一扇门贴上封条，从此里面的一切，都和我再无关系。胶带被拉扯时发出“刺啦”的尖锐声响，在这空旷的午休时间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有几个趴在桌上午睡的同事被惊动了，他们抬起惺忪的睡眼，朝我这边看了一眼，眼神里带着点疑惑，但很快又重新把头埋进了臂弯里。他们大概以为我只是在整理什么东西。

没人知道我要走。

我没告诉任何人。离别这种事，没必要搞得兴师动众。就像一颗螺丝钉，从一台巨大的机器上被拧了下来，机器依然会照常轰鸣着运转，不会有任何人察觉到它的缺席。我就是那颗螺丝钉。

桌面上还剩下最后一封信。白色的信封，里面装着我用了一整个晚上写的辞职信。其实内容很简单，无非是些客套话，感谢公司的栽培，感谢领导的照顾，因个人原因，决定离开。但我写了很久，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我心上刻上去的，刻得我生疼。

我拿起信，走向总监办公室。

那扇门紧闭着。磨砂的玻璃门上，印着“总监 周启明”几个字。我能看到门后有一个模糊的人影，他正靠在椅背上，似乎在闭目养神。

我站了很久，手举在半空中，却迟迟没有敲下去。

十年了，我第一次像这样，站在他的门外，感觉自己像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手里攥着的不是武器，而是一封投降书。

我认识他，比这里所有人都久。十年前，就是他把我从一场拥挤的校园招聘会里捞出来的。那时候他还不是总监，只是个项目经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头发乱糟糟的，眼里的光却比谁都亮。他翻着我的简历，问了我一个极其刁钻的技术问题，我当时紧张得手心冒汗，但还是磕磕巴巴地答了上来。他听完，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你小子有点意思”的赞许。

他说：“来我这儿吧，我这儿缺的就是你这种能啃硬骨头的。”

我就来了。

我以为我找到了伯乐。我玩了命地干，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公司里最难的项目，最紧急的故障，最后都会扔到我手里。我像个消防员，哪里着火就往哪里冲，熬过的夜，喝过的咖啡，比我这十年睡过的觉、吃过的饭都多。我办公室的抽屉里，常年备着一整套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晚上就回不去了。

我的技术，在整个部门，甚至整个公司，都是公认的头块招牌。

可是，十年了。我身边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比我晚来三年的，升了主管。比我晚来五年的，也升了主管。甚至上个星期，那个刚来两年，连代码都写得磕磕绊-巴，但PPT做得天花乱坠的小王，也被提拔成了新项目的主管。

公司发全员邮件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处理一个线上紧急bug。邮件弹窗跳出来的时候，我只是瞥了一眼标题，然后就关掉了。我没时间去细看，也没心情。那个bug像一条狡猾的泥鳅，我花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把它揪出来。等我解决完问题，靠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时，办公室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夕阳的余晖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挤进来，在我的桌面上投下几道长长的、落寞的光斑。

我重新点开那封邮件，看着“王立”那个名字后面的“主管”二字，看了很久很久。

我没有愤怒，也没有不甘，心里只是一片空落落的，像被掏空了一样。就好像你用心血浇灌了一棵树十年，你期待着它开花结果，可它最后，却把最甜的果实，结在了别人的枝头。

那一刻，我忽然就想通了。

有些人，天生就是当锤子的料，而不是当握着锤子的那只手。我就是那把锤子。结实，耐用，但永远不会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所以，我决定走了。

门后的身影动了一下，似乎是换了个姿势。我深吸一口气，终于下定决心，抬手，敲了敲门。

“咚，咚，咚。”

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走廊里，却像鼓点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进。”

里面的声音很平静，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我推开门。周启明正坐在他的大班椅上，手里端着一个保温杯，正小口地喝着里面的浓茶。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他还是老样子。头发比十年前稀疏了不少，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但那双眼睛，还是和当年一样，锐利得像鹰。他看人的时候，总让人觉得，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全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我没有坐，只是把手里的信，轻轻地放在了他宽大的办公桌上。

他看了一眼那个白色的信封，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没有立刻去拿。他只是继续看着我，眼神里有些我读不懂的东西。

“什么事？”他问。

“周总，这是我的辞职信。”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

他沉默了。

办公室里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安静。我能听到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一下，一下，像是时间的脚步，沉重而缓慢。我也能闻到他杯子里飘出的茶香，很浓的铁观音，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

过了大概半个世纪那么久，他才终于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落在了那封信上。他伸出手，却没有去拿信，而是拿起了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却没有点燃。这是他的另一个习惯，想事情的时候，喜欢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

“想好了？”他问，声音有些沙哑。

“想好了。”

“因为小王的事？”他问得很直接。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又不是。小王的事，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让我疲惫的，是这十年漫长的等待和一次次的失望。

“我觉得，我不适合这里了。”我最后说。

他把嘴里的烟拿下来，放在烟灰缸里，用手指捻了捻。“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适合这里？”

“会做PPT的，会汇报的，会……讨你欢心的。”我说这话的时候，带了点气。十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

他没有生气，只是看着我，眼神变得有些复杂。那里面有失望，有惋惜，甚至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痛苦。

“你就是这么看我的？”他问。

我没说话。

他又沉默了。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想再待下去了。这种对峙，让我觉得比连续熬三个通宵还累。

“信我放这儿了。交接的工作，我会在这一个月内做完。”我转身，准备离开。

“等等。”他叫住我。

我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

“那个箱子，”他说，“你桌上那个箱子，装的是什么？”

我的心猛地一沉。他看见了。

“没什么，一些私人物品。”

“十年，就装了那么点东西？”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

我没有回答，拉开门，走了出去。

回到座位上，我抱起那个纸箱子。箱子不重，但我的手却在微微发抖。我感觉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在看我，尽管我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沉浸在午睡的梦乡里。

我抱着箱子，一步一步地走向电梯间。

走廊很长，两边的墙上挂着公司的发展历程，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一个个辉煌的瞬间。很多照片里，都有我的身影。那张庆祝“天穹”项目上线的合影里，我被一群人挤在最角落，脸上带着黑眼圈，但笑得很开心。那张获得年度技术突破奖的颁奖台上，我站在周启明的身后，手里捧着一个沉甸甸的奖杯。还有那张……

我的脚步，在一张照片前停了下来。

那是一张很旧的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了。照片上，是一个简陋的实验室，我和几个同事围在一台奇怪的机器旁，周启明站在最中间，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们所有人都笑得像个傻子。

那是“星河”项目。

一个只存在了不到一年，就被宣告失败，然后被所有人遗忘的项目。

但那是我心里，最亮的一颗星。

看到这张照片，我的鼻子突然一酸。那些被我强行压下去的记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瞬间涌了上来。

“星河”项目，是周启明亲自带队的。那时候，公司刚起步不久，我们都还很年轻，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想做一个东西，一个能改变世界的东西。那是一个基于超远距离信号捕捉和解析的系统，如果成功了，它或许能听到来自宇宙深处的声音。

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所有人都觉得我们疯了。但周启明力排众议，他说：“总得有人去做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不然，世界怎么进步？”

于是，我们这群疯子，就在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干了起来。我负责最核心的算法部分。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在燃烧。我脑子里除了代码和公式，什么都装不下。我甚至能梦到数据流在我眼前像星河一样奔腾。

我记得，项目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瓶颈，一个算法无论如何都无法优化。我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整整三天三夜，头发乱得像鸟窝，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周启明看不下去了，他拖着我走出实验室，带我去了公司顶楼的天台。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天上的星星特别亮。他递给我一瓶啤酒，自己也开了一瓶。

我们俩就那么坐着，谁也没说话。晚风吹在脸上，很舒服。

“你知道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吗？”他突然问。

我摇了摇头。

“他是个木匠。”他说，“一辈子的木匠。他做的家具，连个钉子都看不到，全是用卯榫结构拼起来的。他说，一件东西，外表漂不漂亮不重要，重要的是内里，是那些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是不是真的下了功夫。”

他喝了一口酒，继续说：“他教我，做任何事，都不能急。有时候你觉得走投无路了，不妨停下来，往后退一步，或者换个角度看看，说不定，路就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我第一次知道，他原来是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长大的，是他们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他跟我讲他小时候怎么跟着父亲学做木工，怎么用一把小小的刻刀，在一块木头上雕出复杂的纹路。

他说：“做技术，和做木工，其实是一个道理。都需要耐心，需要专注，需要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我们现在做的‘星河’，就像我父亲手里的一个复杂的卯榫，它很难，但只要我们找对了方法，就一定能把它严丝合缝地拼起来。”

那天晚上，我看着他眼睛里的光，和我十年前在招聘会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那是一种对技术最纯粹的热爱和信仰。

从天台回来后，我茅塞顿开。我换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推翻了之前所有的代码，从头开始。一个星期后，那个困扰了我半个多月的算法瓶颈，被我攻克了。

“星河”项目，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所有人都很兴奋，觉得我们真的要改变世界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项目被总公司紧急叫停了。理由是，投入产出比太低，商业价值不明朗。

我们都懵了。

周启明去总公司争取了好几次，每次回来，脸色都比上一次更难看。最后一次，他回来的时候，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整天都没出来。

第二天，他召集我们开会，宣布“星河”项目，正式解散。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声音也很平静。但我看到，他放在桌子底下的手，握成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那一天，实验室里所有人都哭了。我们像一群打了败仗的士兵，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那些曾经承载了我们所有梦想的图纸和代码，被一张一张地粉碎，然后装进了黑色的垃圾袋里。

我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空荡荡的房间，那台我们亲手搭建起来的、凝聚了我们无数心血的机器，正孤零零地立在中央，像一座沉默的墓碑。

从那以后，周启明就变了。

他不再跟我们谈什么梦想，不再提什么“改变世界”。他开始频繁地开会，强调KPI，强调成本控制，强调商业回报。他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标准的、冷冰冰的管理者。他升了总监，办公室也从开放的工区搬到了那扇紧闭的磨砂玻璃门后面。

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我有时候会想，是不是“星河”的失败，把他心里的那团火给浇灭了。

“叮——”

电梯到了。

我抱着箱子，走了进去。电梯门缓缓合上，将走廊里那些泛黄的照片，隔绝在了外面。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不锈钢的轿厢壁上，映出我模糊的影子。我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头发有些乱，眼神里充满了疲惫。

这就是我吗？这就是我奋斗了十年的样子吗？

我突然觉得有些可笑。

电梯平稳地下降。10楼，9楼，8楼……

每一层，都像是在剥离我的一段过往。

当电梯门再次打开时，我以为我会看到一楼大厅明亮的光线。

但我看到的，是周启明。

他就站在电梯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他会在这里。他是什么时候下来的？

电梯里的人工智能语音提示着：“一楼到了。”

但我没有动。他也一动不动。电梯门开着，又缓缓地合上，然后又被人从外面按开。

我们就这样，隔着一道不断开合的电梯门，对视着。

他的眼神很复杂，我看不懂。

“出来。”他说，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抱着箱子，走了出去。

他没有看我手里的箱子，而是转身就走。

“跟我来。”

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里，但我的脚，却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

我们没有走正门，而是穿过大厅，走向了一个偏僻的消防通道。他刷开了一道厚重的铁门，一股阴冷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

是地下停车场。

停车场里很安静，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我们的影子被头顶昏暗的灯光拉得很长很长。

他一直没有说话，我也一直没有问。我们就这么一前一后地走着，穿过一排排停得整整齐齐的汽车。

最后，他在一个最角落的储藏室门前停了下来。那扇门看起来很旧了，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门上挂着一把同样锈迹斑斑的大锁。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摸索了半天，才找到其中一把，插进了锁孔里。

“咔哒”一声，锁开了。

他推开门，一股尘封已久的气味涌了出来，带着灰尘和旧机器的味道。他率先走了进去，然后按下了墙上的开关。

一盏昏黄的灯泡亮了起来，照亮了这间不大的储藏室。

当我看到里面的东西时，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储藏室的正中央，静静地立着一台机器。那台机器我很熟悉，熟悉到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颤抖。

是“星河”。

是那台我们以为早就被拆解成一堆废铜烂铁的，“星河”项目的原型机。

它看起来比我记忆中要旧一些，外壳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但整体的结构完好无损。几根粗大的电缆从它的机身连接到墙上的一个特制电源上，电源的指示灯，正一闪一闪地，发出微弱的绿光。

它还活着。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把手里的纸箱子放在地上，一步一步地，像梦游一样，走向那台机器。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它冰冷的金属外壳。那熟悉的触感，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为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为什么它会在这里？”

周启明没有立刻回答我。他走到机器旁的一个操作台前，打开了一个蒙着防尘布的显示器。

显示器亮了起来，屏幕上跳动着一串串密集的数据流，像瀑布一样，飞速地刷新着。

那些数据，我再熟悉不过了。那是我亲手写下的代码，正在运行的证明。

“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周启明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和释然。

“‘星河’项目，当年不是失败了，而是……成功了。”

我猛地回过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什么意思？”

他走到我身边，指着屏幕上那些飞速跳动的数据。“你还记得吗？我们当时的目标，是捕捉到150亿光年外的微弱信号。但是，我们最后一次测试的时候，系统崩溃了，我们以为是算法有缺陷，或者是硬件撑不住。”

我当然记得。那天的场景，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子里。屏幕上弹出的无数个红色错误代码，宣告了我们所有努力的付之一炬。

“我们都错了。”周启明说，“系统不是崩溃了，而是……它捕捉到了一个信号。一个远远超出了我们预设范围的信号。那个信号的强度和复杂度，瞬间冲垮了我们当时的处理系统。我们看到的那些错误代码，不是系统崩溃的遗言，而是它在被冲垮前，留下的最后一点记录。”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血液在血管里奔涌，发出“嗡嗡”的声响。

“后来呢？”

“后来，总公司知道了这件事。他们评估后认为，这个项目所涉及的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了商业应用的范畴，它更应该属于……另一个领域。”

“另一个领域？”

“国家安全。”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我彻底呆住了。

“所以，所谓的‘项目解散’，所谓的‘商业价值不明朗’，都只是一个幌子。一个为了保护这项技术，也为了保护你们这些核心研发人员的幌子。”

“总公司成立了一个秘密的专项小组，接管了‘星河’。这台原型机，也被秘密地转移到了这里。过去的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对它进行升级和改造。而我，”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我被任命为这个秘密项目的……看门人。”

“看门人？”

“是的。我的任务，就是留在公司，维持一切正常的假象。确保没有人会再提起‘星河’，确保你们这些曾经的核心成员，不会被任何外部势力注意到。我要做的，就是让你们，慢慢地，被‘遗忘’。”

我看着他，看着他眼角的皱纹，看着他两鬓不知何时冒出的白发，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为什么他会变得那么看重KPI，那么不近人情。因为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掩盖他真正在做的事情。他需要扮演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才能保护好那个曾经怀揣着星辰大海梦想的自己，和我们。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问，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

“不能说。”他说，“这是最高级别的保密协议。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而且，我也不想你被卷进来。这条路，太孤独，也太危险。我希望你，能像个正常的工程师一样，升职，加薪，过安稳的日子。”

“安稳的日子？”我自嘲地笑了笑，“我这十年，过得一点也不安稳。”

“我知道。”他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心里的委屈。每次看到你提交的晋升申请被我一次又一次地驳回，我比你还难受。”

“那你为什么……”

“我不能让你升上去！”他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一些，“你明不明白？你的技术太突出了，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旦你坐到管理的位子上，你就会被更多的人注意到，会被放到聚光灯下。我不能冒这个险！我宁愿你恨我，宁愿你觉得我是个任人唯亲、埋没人才的混蛋，也不能让你暴露在危险之中！”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小王，”他平复了一下呼吸，继续说，“他技术不如你，心思也不如你单纯。但他会social，会搞关系，这样的人，把他推到台前，是最好的挡箭牌。他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而你，就可以继续安安全全地，待在你的角落里，做你最擅长的事情。”

我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这十年的“怀才不遇”，我这十年的“被埋没”，都只是他为了保护我，而精心设计的一个局。

他不是不信任我，恰恰相反，他是太看重我了。他看重的，不是我能为公司带来多少利润，而是我身上那种，和他当年一样的，对技术最纯粹的执着。他想保护的，不仅仅是我这个人，更是我心里那团，还没有被现实浇灭的火。

“那今天……你为什么又都告诉我了？”

“因为你都要走了。”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无奈，“我这个‘看门人’，连自己最想看住的人都看不住了，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赌一把，赌你心里那颗‘星河’的种子，还没有死。”

他走到操作台前，调出了一个界面。那是一个三维的星图，上面有无数个闪烁的光点。

“‘星河’已经不是当年的‘星河’了。”他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升级，它的探测范围和解析能力，已经提升了上千倍。它现在，是‘天眼’计划最重要的数据来源之一。我们用它，监听着来自宇宙深处的一切。我们已经捕捉到了好几个，疑似来自地外文明的规律性信号。”

他指着星图上一个不断闪烁的红色光点。

“这是我们最新的发现。一个来自猎户座悬臂的信号源，它的信号模式，呈现出一种非自然的、极其复杂的数学规律。我们怀疑，这可能是一个智慧文明存在的直接证据。但是，我们目前的算法，还无法完全破译它。我们需要一个人，一个真正懂‘星河’，一个能和它‘对话’的人。”

他转过身，看着我，目光灼灼。

“这个人，就是你。”

我的心脏，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了。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闪烁的红点，看着那些如同天书般的数据流，我感觉我全身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了。

那种久违的，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燃烧的感觉，又回来了。

“星河”没有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更广阔的宇宙里，继续着它的航行。而我，就是那个被它选中的，唯一的船员。

周启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枚小小的徽章，纯黑色的底，上面只有一颗银色的星星。

“这是专项小组的身份徽章。”他说，“如果你愿意，从今天起，你就不再是公司的员工了。你的档案会被转入一个特殊的系统。你将拥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和一个全新的使命。”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就像十年前，在那个夏夜的天台上，他跟我讲他父亲的卯榫故事时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他说，“拿着你的箱子，走出这栋大楼，去任何你想去的公司。凭你的技术，到哪里都会是香饽饽。你可以过上你想要的，那种被所有人看到，被所有人认可的生活。”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徽章，又抬头看了看他。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也是个工程师，一个老派的，一辈子都在和各种精密仪器打交道的工程师。他不像我，他一辈子都待在一家国营工厂里，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干到退休，职位从来没有变过。

我小时候，很不理解他。我觉得他没出息，一辈子守着那些破铜烂铁，有什么意思。我曾经问他，爸，你修了一辈子机器，怎么连个车间主任都没混上？

我爸当时正在擦拭他的工具，一套用了几十年的德国老牌工具，每一件都被他保养得锃亮。他听了我的话，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孩子，人的价值，不是用职位高低来衡量的。我这辈子，没当过什么官，但我修好的每一台机器，解决的每一个难题，都在为这个国家做着贡献。那些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有的飞上了天，有的钻进了地。我虽然只是个拧螺丝的，但没有我这颗螺丝钉，那台大机器，可能就转不动了。这就够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我当时看不懂的光。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自豪和满足。

直到今天，我才终于看懂了那种光。

那种光，和周启明眼睛里的光，和我父亲眼睛里的光，是一样的。

那是一种属于匠人的光。

我把手里的徽章，紧紧地攥在手心。金属的边缘硌得我手心生疼，但我的心里，却是一片前所未有的滚烫。

我抬起头，看着周启明，笑了。

“周总，”我说，“我的箱子，好像忘拿了什么东西。”

我抱着那个半满的纸箱子，重新回到了办公室。

午休时间已经结束了，同事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再次充满了整个空间。

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去而复返。

我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把箱子放在地上。然后，我拿起美工刀，划开了上面那层被我缠了一圈又一圈的透明胶带。

我从箱子里，拿出了那个用了八年的马克杯，那个外壳被磨得油光发亮的鼠标，那本翻烂了的技术手册。

我把它们，一件一件地，重新摆回了我的桌面上。

就像它们从未离开过一样。

然后，我打开电脑，删掉了那封我已经写好了的，发给全部门同事的告别邮件。

我点开内部通讯软件，找到了周启明的头像。

我发了四个字过去。

“工位在哪？”

很快，他回复了一张图片。

那是一张设计图。图上是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实验室。实验室的名字，叫做“晨曦”。

在设计图的旁边，还有一行小字。

“欢迎回家，船长。”

我看着那行字，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它滴落在键盘上，溅起一朵小小的，无声的水花。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水冲刷着玻璃幕墙，让外面的世界变得有些模糊。

但我知道，我的世界，从这一刻起，变得无比清晰。

我的人生，上半场，是为了一份工作而奔波。

而我的下半场，将为了一项使命而燃烧。

我拿起桌上的马克杯，走到茶水间，给自己冲了一杯滚烫的咖啡。

咖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我端着杯子，回到座位上，看着电脑屏幕上那张“晨曦”实验室的设计图，轻轻地抿了一口。

嗯，还是那个熟悉的，苦涩中带着一丝回甘的味道。

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