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辞官归隐种菊花，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真洒脱吗

当我们在课本里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影视剧里看到陶渊明甩下官印、转身奔向田园的潇洒场景时，难免会心生向往，这大概就是古代文人最理想的人生姿态吧？

可若是翻遍《宋书・隐逸传》《晋书・陶潜传》，却会发现正史里的他，总在“做官”与“归隐”之间反复拉扯，甚至还因家境窘迫不得不向人乞食。

那么问题来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辞官之举，真的是我们想象中那般纯粹的洒脱吗？

在民间传说里，陶渊明是“千古隐逸之宗”，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流代表。

他的人生仿佛只有两个标签：要么在田园里种菊、酿酒、写诗文，要么在官场里看不惯权贵就拍屁股走人。

可正史却记录了更复杂的一面：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将，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也当过安城太守。

这样的家世背景，让他从小就绕不开 “入仕” 的人生选项。而且他并非一开始就想归隐，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多岁，他先后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等多个官职，每次辞官后又会因生活所迫重新出仕，直到最后一次任彭泽县令才彻底归隐。

这种“反复横跳”的经历，与民间传说中“一生只爱田园”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割裂。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史料辨析，还原这位 “菊仙” 被误解的真实人生。

陶渊明的人生并非一开始就朝着“归隐”的方向前进，早期的他也曾有过“大济苍生”的抱负。

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36岁的陶渊明来到江陵，担任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僚。

当时桓玄手握重兵，是东晋朝堂上的重要势力，陶渊明选择投靠他，大概率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据《晋书・陶潜传》记载，他在这段时期写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里，还提到“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仕途的期待。

可仅仅两年后，桓玄就举兵谋反，试图推翻东晋政权。

这让陶渊明陷入了巨大的困境，自己效忠的上司成了乱臣贼子，继续留在他身边，会背上“助纣为虐”的骂名；可要是贸然离开，又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最终，他以“母丧”为由辞官回乡，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因“政治立场”而被迫改变人生方向。

后来桓玄兵败被杀，陶渊明才重新出仕，担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当时刘裕是平定桓玄之乱的功臣，在民间声望很高，陶渊明大概是觉得跟着这样的“明主”，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可没想到，刘裕后来也走上了专权之路，甚至有取代东晋的野心。

这让陶渊明彻底失望，他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里写下“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第一次明确表达了归隐的想法。

提到陶渊明的历史地位，很多人会觉得他只是个“田园诗人”，但正史对他的定位其实更复杂。

《宋书・隐逸传》开篇就说：“隐逸之士，其流不一。或怀玉迷邦，或纡朱怀绂，犯轩冕而不顾，对鼎食而无惭。”

而陶渊明被列入“隐逸传”，并非因为他在官场有多大功绩，而是因为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行为，成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坚守气节”的象征。

《晋书・陶潜传》里有一段关键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兮辞》。”

这段文字被后世反复引用，成了陶渊明“洒脱”的核心证据。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晋书》在记载这段故事时，还提到他“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

也就是说，他辞官前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而辞官后生活更加窘迫，甚至要靠朋友接济才能度日。

《宋书》里就记载他“尝从其弟乞酒，而醉卧于外”，这样的场景，与民间传说中“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显然有些格格不入。

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和影视改编里，陶渊明的归隐生活被加了太多“滤镜”。

比如在一些古装剧里，他的田园总是繁花似锦，每天的生活就是采菊、酿酒、和朋友吟诗作对，完全不用考虑温饱问题。

可真实情况却很残酷，他在《归园田居・其三》里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可不是什么 “悠然”，而是实实在在的“种地失败”；他在《乞食》里写“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更是把自己因饥饿不得不向人乞食的窘迫写得淋漓尽致。

陶渊明在官场里的人际关系，其实一直不太好，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他不喜欢官场里的应酬和虚伪，更不愿意为了升职而讨好上司、拉帮结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不懂“职场博弈”的“刺头”。

《晋书・陶潜传》里记载了一件事：他在担任江州祭酒时，“少日，自解归”。

至于辞官的原因，虽然正史没有明说，但结合他后来的经历推测，大概率是因为看不惯官场里的风气。

当时的江州祭酒虽然只是个小官，但要经常和各级官员打交道，少不了要遵守各种“潜规则”， 比如上司来了要隆重迎接，同僚之间要互相送礼，这些都让陶渊明难以接受。

他在《感士不遇赋》里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

这句话里满是对官场虚伪的厌恶，也能看出他和同僚之间的矛盾根源，他坚守“廉退之节”，而别人却都在“驱易进之心”，道不同自然不相为谋。

陶渊明的人生结局，到底是悲剧还是成功？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从“世俗成功”的角度来看，他无疑是个“失败者”，官没做大，钱没赚着，晚年还穷困潦倒，甚至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可如果从“精神成功”的角度来看，他又无疑是个“胜利者”，诗文流传千古，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成了后世文人的精神标杆。

而造成这种复杂结局的，主要是两个关键事件。

第一个关键事件是“彭泽辞官”。

东晋义熙二年（406 年），42岁的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这是他最后一次做官。

当时郡里派了个督邮来县里视察，督邮是个喜欢摆架子的人，手下的小吏告诉陶渊明，要穿好官服、束好腰带，恭恭敬敬地去迎接。

陶渊明听完后，说了那句著名的“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然后当天就解下印绶，辞官回家了。

这次辞官，看似是“一时冲动”，其实是他多年官场生涯的“总爆发”，从江州祭酒到彭泽县令，他见惯了权贵的傲慢、同僚的虚伪，也尝够了“为五斗米”而低头的屈辱。

这次督邮的到来，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个关键事件是“拒绝出仕宋朝”。

公元420年，刘裕废黜东晋恭帝，建立宋朝，史称“南朝宋”。

刘裕登基后，想请陶渊明出山做官，甚至还派人送了酒和礼物给他。

可陶渊明却坚决拒绝了，他还写下《述酒》一诗，隐晦地表达了对东晋灭亡的悲痛和对刘裕的不满。当时很多东晋旧臣都选择投靠刘裕，因为这样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可陶渊明却选择“不合作”。

这次拒绝，让他彻底断了“再入仕”的可能，也让他的生活更加艰难。

《宋书》记载，他晚年“偃卧瘠馁有日矣”，也就是躺在床上又饿又瘦，过了好几天。

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后悔，甚至在去世前，还写下《自祭文》，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说自己“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意思是“富贵不是我的荣耀，污浊也染不黑我的清白”。

这两个关键事件，决定了陶渊明的人生结局。

他放弃了世俗的“成功”，却赢得了精神的“不朽”。

如果当时他选择妥协，向督邮低头，向刘裕称臣，也许他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他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陶渊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