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检察官一起翻越“浪浪山”

●“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新时代新疆检察新面貌”系列报道

穿越帕米尔高原，沿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向西，雪山、草原与湿地交织成壮阔画卷。眼前，千年古道瓦罕走廊宛如一条黑色丝带缠绕山间，它曾见证唐僧西行取经的壮举，亦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会点，如今虽不复往日繁华，却依然静卧边境。路边马匹、骆驼悠然漫步，一座唐僧持杖雕像巍然矗立，令人仿佛踏入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场景。

瓦罕走廊曾见证唐僧西行取经的壮举，亦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会点。站在观景台上，可以见到“祖国万岁”四个大字。

这是记者此次采访最远的地方，距北京近万里之遥。站在观景台上，“祖国万岁”4个大字格外醒目。路旁一块被誉为“中国最牛路牌”的标识牌显示：前行66公里到达巴基斯坦，右转100公里到达阿富汗。

同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下称“塔县”）检察院检察官打趣道：“我们走的，就是当年唐玄奘走过的取经路。”

在瓦罕走廊的观景台，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唐高僧玄奘经行处”。

新疆没有“浪浪山”，但每一位检察人，都是这条路上勇往直前的“取经人”。在这片极西之地，排依克边境派出所从1950年起就屹立在此。这里年均气温达零下10摄氏度，冬季低至零下40摄氏度，干警们常年与风霜为伴，“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四季对眼望，营区冷冰冰”。2024年，派出所将老营区改建为红色教育基地，基地陈列着许多岁月痕迹浓重的老物件。一年来，许多游客在前来参观时感动落泪，留下了8000多张便笺写成的“情书”：“有你们，祖国放心。”“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在排依克边境派出所的红色教育基地，许多游客参观时感动落泪，留下了8000多封便笺写成的“情书”。

塔县检察院和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打击犯罪、服务群众等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图为双方交流工作。

这里也是塔县检察院检察官经常来的地方。近年来，检察机关与边防机构工作人员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共同打击犯罪、服务群众、守护国境。

红其拉甫国门立在海拔5100米的雪山之间，被称为“世界之巅的国门”。

离派出所不远，红其拉甫国门立在海拔5100米的雪山之间，被称为“世界之巅的国门”，也是记者这一程抵达的海拔最高的地方。作为国家一类口岸，红其拉甫不仅是经贸通道，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在塔吉克语中，红其拉甫的意思是“血染的通道”。

今年3月，塔县检察院受邀与塔县公安局、红其拉甫海关召开联席会议，围绕走私犯罪案件中的疑难问题交流意见，并在案件办理标准、证据认定等方面达成共识，进一步加强协作，筑牢国门安全，维护口岸稳定。

塔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鲁提甫拉·木太力甫（右）和干警郑玉花在红其拉甫口岸附近走访摸排公益诉讼线索。

不远处就是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山顶终年积雪，像一位白发老人，被称为“冰山之父”。针对高原生态脆弱的实际情况，塔县检察院牵头制定《帕米尔高原生态保护协作实施细则》，通过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强化冰川保护区的公益诉讼巡查工作。

尽管山高路远，人心却可以很近。为了更方便地服务牧民，塔县检察院检察官经常深入高海拔牧区，现场调解纠纷、普及法律，把检察服务带到牧民家门口。“以前打官司要骑马去县城，现在检察官直接来到毡房前帮我们解决问题。”一位塔吉克族老人说，“他们就像我们的亲人。”

从牧场到村庄，从国门守护到生态保障，这里有海拔5100米的国门边境、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以及跨越冰川峡谷的法治坚守。他们踏冰川、穿峡谷、访牧民，在离天最近的地方走出了一条当代“取经路”。

记者手记

带着氧气罐去采访

人为什么向往高原？科学上有一种解释：高原氧气稀薄，人无法思虑过多，心灵反而容易放空。一旦“心大了”，精神世界也就变得宽阔起来。直到我走进喀喇昆仑山脉深处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下称“塔县”），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心大”。

塔县位于帕米尔高原，坐拥海拔5100米的红其拉甫口岸，背靠“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风景壮美但自然条件艰苦。当地的检察干警很少能坐在办公室里办案，每一个办案点、每一户农牧民家里，都是他们的办公现场。

采访中，我问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坚守。他们笑了笑，拍拍胸口说：“待得久了，‘心’就会变大。”原来，长期的高原工作导致许多人出现心脏代偿性肥大，甚至落下“高原病”。一句玩笑话背后，是他们默默的奉献与牺牲。来此之前，当地的检察干警曾关切地问我：“刘记者，高海拔能适应吗？”由于有过几次高原采访经历，我自信地回答：“海拔4000米没问题。”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随后说：“我们这儿可不止4000米，是5000米哦！”

在这里，采访用的录音笔和话筒，常常被另一种“设备”替代——氧气罐。在塔县的那几天，边吸氧边采访成了我的工作常态。塔县地广人稀，车辆一开便是几个小时，到了饭点找不到餐馆、服务区是常事。可当地的检察干警却习以为常，他们宽慰地说：“这儿好歹还有路。”对他们来说，随身携带的一块馕，便是他们翻山越岭一整天的底气。于是，我的采访之路便由这两样东西护航：氧气罐和馕。一个续气，一个续命。但工具基础，采访故事就不基础。在牧民的毡房里，塔吉克族小姑娘递来一碗牦牛酸奶，眨着眼问我：“姐姐，有没有不舒服？”还没等我回答，她把怀里的小猫塞进我手中：“你摸摸它就不难受了。”

雪山下的草场，我们跟着驻村干部帮牧民捡牛粪、垒粪墙。干燥的牛粪散发着青草香气。牧民站在远处朝我们挥手，笑容比高原的阳光更灼亮、更纯粹。走进传统民居蓝盖力，语言已不重要。老人不会说普通话，却紧紧拉着我们的手，邀我们坐在毡毯上，一碗接一碗地斟奶茶。土墙斑驳，奶香氤氲，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什么叫“心安之处即是家”。在冰川脚下，我遇见正在野餐的一家人。小女孩眼睛湛蓝得像慕士塔格峰的冰湖，我好奇地问她：“你是哪个民族的呀？”她害羞地把脸别过去，一旁的大人们哈哈大笑，接着齐声回答：“是中华民族！”

一路上，我们与太多真诚相逢，被太多温暖击中。离开塔县的那天是下午5点，太阳还高悬在天空，雪山在后视镜里渐渐模糊。我拿着已经空了的氧气罐，觉得它何尝不是“最珍贵的话筒”——活着、走着、看见、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