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1921》：一场历史性会议的全景再现

当译林出版社于2025年7月推出《开罗1921：缔造现代中东的十日》时，这部以1921年开罗会议为核心的历史著作，不仅填补了中东现代史研究中对关键会议微观叙事的空白，更以文学化的叙事手法与扎实的史料支撑，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观察后奥斯曼帝国时代中东秩序重塑的窗口。作为一部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叙事感染力的作品，加拿大廷代尔大学历史与全球研究教授C.布拉德·福特以“十日”为时间锚点，将个人命运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在历史的细节中还原了现代中东国家体系的“诞生时刻”。

私人档案与官方文档的互文

历史著作的深度，往往取决于史料的广度与解读的精度。福特在《开罗1921》中，并未局限于官方会议记录的单一视角，而是将私人书信、日记、传记文献与官方档案熔于一炉，让历史在多元文本的互证中变得立体可感。这种史料运用方式，不仅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更赋予了历史人物“鲜活的灵魂”，避免了传统史学著作中人物的“符号化”倾向。

书中对格特鲁德・贝尔——这位“阿拉伯问题专家”的刻画，便完全依赖于其私人书信的细节支撑。作为伊拉克政府官员，贝尔最初对开罗会议的态度充满疑虑，1921年2月下旬，她在离开巴格达前往开罗的旅途中给继母弗洛伦斯・贝尔写信时直言：“我对参会一点都不积极”，并怀疑“在伊拉克形势躁动不安之际离开巴格达是否明智。”这份直白的疑虑，打破了“历史人物必识大体”的刻板印象，让贝尔的“犹豫”与“审慎”跃然纸上。而一个月后，当贝尔完成参会任务返回巴格达时，其态度的转变同样通过书信传递：“美好的工作就在眼前，我真的很高兴回到巴格达。”两封书信的对比，不仅勾勒出贝尔对会议认知的变化，更侧面印证了开罗会议并非“纯粹的花架子”——正如福特所论证的，“以往的某些历史学者曾经这样描述过此次会议”，但贝尔的态度转变，恰恰暗示了会议对中东实际事务的推动作用。

同样具有“活态”史料价值的，还有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私人通信与回忆录。临近会议闭幕时，劳伦斯给在牛津的母亲写信说：“我们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烦琐小事被一笑了之。”这句轻松的表述，与他此前在中东战场上的挣扎形成鲜明对比。在1918年大马士革解放后，劳伦斯因《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披露而陷入沮丧，他在回忆录《智慧七柱》中写道，当时离开大马士革时“无以名状的痛苦即刻涌上心头”。从“痛苦”到“轻松”，劳伦斯的情绪变化通过私人文本的串联，成为开罗会议“解决实际问题”的间接证据。

此外，福特对官方档案的引用，进一步夯实了史料的权威性。他在致谢中提及，为撰写此书，曾查阅“位于伦敦基尤的国家档案馆，伦敦国王学院的利德尔・哈特军事档案中心，剑桥大学的丘吉尔档案中心，纽卡斯尔大学格特鲁德・贝尔档案馆”等机构的资料。这种“多源求证”的史料路径，让书中对会议细节的描述有据可依。例如，关于会议地点的选择，福特引用艾伦比的日记与丘吉尔的通信，指出“丘吉尔仅在会议召开前的几周才与艾伦比联系，征求他对会议代表下榻和举行会谈酒店的建议；艾伦比提出把会议安排在位于开罗中心地带的豪华酒店—塞米拉米斯酒店”。这一细节不仅还原了会议筹备的仓促，更暗示了英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主导性”——会议地点的选择权完全掌握在英国官员手中，中东本土力量的参与仍处于“次要地位”。

从骆驼上的合影到大马士革的会面

如果说扎实的史料是历史著作的“骨架”，那么文学化的叙事则是其“血肉”。福特在《开罗1921》中，并未采用传统史学著作“编年体”的枯燥叙事，而是通过“场景化”的描写，将1921年开罗的十日会议置于具体的空间与时间维度中，让读者仿佛“置身历史现场”。这种叙事手法，既符合文学评论对“叙事感染力”的要求，也让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变得通俗易懂。

书中最具标志性的“场景化”描写，当属丘吉尔组织的金字塔参访。1921年3月20日，丘吉尔邀请与会代表前往吉萨参观金字塔和斯芬克斯，福特对这一场景的刻画极为细腻：“参加活动的人们坐在骆驼背上，在斯芬克斯像正前方一个挨着一个比邻而立。在照片的最左侧，是丘吉尔的夫人克莱门坦，她头裹围巾，戴着墨镜，一袭白色套装随风飘逸。在她的旁边，是她的丈夫，丘吉尔身穿风衣，头戴礼帽，一副太阳镜架在鼻梁上。然后就是久已成名的阿拉伯问题专家格特鲁德・贝尔。贝尔身裹一件长大衣，大衣上配有一条不太应时的皮领子，头戴一顶装饰羽毛、制作精美的帽子，帽檐下，贝尔冷冰冰的目光直视镜头。贝尔旁边，是已成为传奇人物的T.E.劳伦斯。劳伦斯头戴一顶礼帽，西装领带加身，迟疑地坐在骆驼背上，与其‘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名号格格不入。最右侧，是斜眼盯着镜头的沃尔特・汤普森，他是丘吉尔的保镖。”

这段描写的精妙之处，在于通过“服饰”“神态”的细节，暗示了人物的身份与心态：克莱门坦的“白色套装”显露出贵族的优雅，贝尔“冷冰冰的目光”传递出她的专业与疏离，劳伦斯“迟疑的姿态”则与其“沙漠英雄”的名号形成反差——福特敏锐地指出，“尽管贝尔和劳伦斯着装正式，但他们都拥有在沙漠中长途旅行的丰富经验，且在以往数月中骑行骆驼，他们在照片上的形象不免有些做作。与此同时，丘吉尔和他的夫人克莱门坦，此前从未骑过骆驼；丘吉尔的笨拙表现很快就在众人面前暴露无遗。”这一“做作”与“笨拙”的对比，不仅充满文学趣味，更隐喻了英国精英与中东现实的“隔阂”——丘吉尔试图通过“金字塔参访”营造“文明对话”的氛围，但人物的姿态却暴露了这种“对话”的刻意与不自然。

历史解读的“辩证性”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开罗1921》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更在于“解读历史”。福特并未简单地将开罗会议定性为“殖民主义的工具”，而是以辩证的视角，剖析了会议在“帝国逻辑”与“民族诉求”之间的复杂张力，这种解读既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偏颇，也拒绝了“道德审判”的简单化，体现了史学研究的客观与深度。

福特首先指出，开罗会议是当时“会议文化”的产物——“那个年代有一种特殊的‘会议文化’，坚信可以通过国际峰会解决世界大战带来的一系列破坏性问题。开罗会议（连同其部分人员参加的耶路撒冷后续会议）的召开与欧洲的传统一脉相承，这一传统创立于1815年召开于维也纳、1878年和1884年召开于柏林的外交会议，延伸到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以及1920年召开的圣雷莫会议。”这种“会议文化”的本质，是欧洲列强试图以“外交协商”的方式重新瓜分世界，但福特同时强调，开罗会议并非完全的“欧洲中心主义”——“尽管开罗会议主要是英国政府的事务，但出席会议的有几位来自伊拉克政府的重要官员，其中既有伊拉克人，也有英国人。伊拉克官员的出席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会议征询了相关地区的意见，并在会议审议中加以考量。”

对于会议的核心成果——“沙里夫方案”，福特的解读同样充满辩证色彩。根据该方案，“将由哈希姆王朝的两位继承人—费萨尔和阿卜杜拉王子，分别担任伊拉克和外约旦两个君主制国家的国王”。福特并未简单地将这一方案视为“英国扶植傀儡政权”的手段，而是指出其“双重性”：一方面，它是英国维护中东利益的工具——“从近期看，根据巴黎和会推动组建的国联之要求，开罗会议的计划中还包括一些延续英国委任统治的内容。”另一方面，它也为中东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框架”——“所有相关人士都清楚地认为，这些委任统治都将向着有利于真正民族独立的方向而逐步淡化消散。他们优先考虑民族国家的概念，将其视为地区重建的标准。”

《开罗1921：缔造现代中东的十日》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其文学价值在于它以“叙事”为纽带，将冰冷的史料转化为鲜活的历史场景；其史学价值则在于它以“辩证”为视角，拒绝简单的历史定性，还原了现代中东秩序建立的复杂性。正如戴维・斯塔福德在封底荐语中所言：“1921年的开罗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东。”福特的这部作品，不仅让我们读懂了“十日”的历史，更让我们理解了当下中东乱局的“历史根源”。（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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