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21年开罗会议十日现场

C.布拉德·福特

《开罗1921：缔造现代中东的十日》C.布拉德·福特 著 高爱娣 译 译林出版社

1921年3月20日，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丘吉尔邀请开罗会议代表参加一场由他亲自设计的参访活动——前往吉萨参观金字塔与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尽管会议期间还有数场正式晚宴，这一行程却是为期十天会议的高光时刻。

当日所摄的一张照片后来成为中东现代史上的标志性影像。照片中，一行人骑在骆驼上，排列于斯芬克斯像前。最左侧是丘吉尔夫人克莱门坦，围巾墨镜，白衣飘逸。其旁为丘吉尔，穿风衣，戴礼帽和墨镜。接着是阿拉伯问题专家格特鲁德·贝尔，她身穿大衣佩皮领，头戴羽饰帽，目光冷峻。贝尔旁边是T.E.劳伦斯，他礼帽西装，略显迟疑地骑在骆驼上，与其“阿拉伯的劳伦斯”形象迥异。最右为丘吉尔的保镖沃尔特·汤普森，斜视镜头。

开罗会议是现代中东政治史的分水岭。继1919年巴黎和会及1920年圣雷莫会议后，丘吉尔提议召开此会，旨在确立国际委任统治制度的属性与实施范围。会议最终促成伊拉克和约旦两个阿拉伯国家的建立，并深刻影响了处于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发展方向，该地亦为现代以色列前身。

笔者在编纂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传记期间，意识到重新审视开罗会议可为理解1921年那关键十天提供新视角。时任英国驻埃及高等专员的艾伦比在日记中提及丘吉尔将赴开罗召开这场重要会议。丘吉尔仅在会前数周联系艾伦比，征询关于会场与住宿的建议，最终选定开罗市中心的塞米拉米斯酒店。

近五十年来，丘吉尔、贝尔等关键与会者的私人文件已逐步公开。通过研读这些会议档案，我们能更深入把握会议的进程与成果。梳理会议如何发起、组织，以及与会者的目标与人品，有助于更坚实理解“一战”后世界外交史。

那个时代弥漫着一种“会议文化”，深信通过国际峰会可解决战后诸多难题。开罗会议代表被赋予的任务是，在“一战”带来剧烈的地区动荡且奥斯曼帝国应时而败的背景下，重塑和重组中东地区的若干关键部分。这一重大变局，既关乎欧洲的地缘政治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新生国家也同样意义重大。中东变局的双重重要性是自然的，但不能因此简单地将新生中东国家的利益归置于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帝国中心的利益之中。尽管开罗会议主要是英国政府的事务，但出席会议的有几位来自伊拉克政府的重要官员，其中既有伊拉克人，也有英国人。伊拉克官员的出席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会议征询了相关地区的意见，并在会议审议中加以考量。换句话说，本书将要论证的一点是：开罗会议不仅仅是一个“橡皮图章”或“纯粹的花架子”——以往的某些历史学者曾经这样描述过此次会议。

为了更具吸引力，会议被安排在独具一格的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而当时还是一名伊拉克政府官员的格特鲁德·贝尔却担心，这次会议不过是英国殖民地事务部组织的一场作秀，在最初还不太愿意参加会议。但一个月后，在其回家的旅途上，贝尔的立场则变为：“美好的工作就在眼前。”这反映了开罗会议多数与会者的看法，丘吉尔和劳伦斯尤其乐观。所有与会者离开时都踌躇满志，决心推进落实会议决定，完成对中东地区的政治重塑。随着虚弱的奥斯曼帝国军队1918年秋天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遭到全面失败，中东地区的政治重组已经开始。临近会议闭幕时，意气风发的劳伦斯给他在牛津的妈妈写信说：“我们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烦琐小事被一笑了之。”

本书的基本任务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丘吉尔及其参加开罗会议的部分同事，在1921年3月的一个上午，来到斯芬克斯像前，坐在骆驼背上？对于他们来说，此次会议代表着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雄心：在中东地区为当地政府塑造全新的战后地缘政治格局。从近期看，根据巴黎和会推动组建的国联之要求，开罗会议的计划中还包括一些延续英国委任统治的内容。然而，所有相关人士都清楚地认为，这些委任统治都将向着有利于真正民族独立的方向而逐步淡化消散。他们优先考虑民族国家的概念，将其视为地区重建的标准，这一举措对于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中东控局来说是一种明智的办法吗？开罗会议上主导性的“沙里夫方案”就此问题做出了回答：将由哈希姆王朝的两位继承人——费萨尔和阿卜杜拉王子，分别担任伊拉克和外约旦两个君主制国家的国王。但是，开罗会议开具的药方最终能否给予伊拉克和外约旦人民所渴望的政治与经济稳定吗？巴勒斯坦的政治形势在会议上谈论激烈，其能通过此次会议的宽泛计划找到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吗？

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波诡云谲。面对这一形势，聚集在开罗的会议代表们试图为中东各地的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打造一个持久的集权国家模式。通过一系列新设计组建的国家，将阿拉伯世界与当代世界在政治上联系起来——这一想法，与两年前规模大得多的巴黎和会所提出的愿景并无不同。简而言之，英国和1918年之后的国际社会决心在中东旧世界的废墟上打造一种新的秩序，开罗会议将成为显示这一决心的有力和代表性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