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汉人民团苦战十年，终于等来左宗棠

1864年，新疆库车爆发反清叛乱，随后喀什噶尔的回民首领金相印为争夺权力，派人前往浩罕汗国，请求“借兵助战”。1865年1月，阿古柏率领600名骑兵、1200名步兵，以“支援金相印”为名，进入喀什噶尔。但他一到当地，便反手囚禁金相印，吞并其部众，随后开始扩张。

这年3月，阿古柏攻克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老城区），处死当地伯克（地方官员）。5月，攻陷英吉沙尔。9月，拿下叶尔羌（今莎车县）。每座城池陷落，都伴随着屠城。据《新疆图志·灾异志》记载，叶尔羌陷落后，“阿古柏令士兵屠城三日，死者逾万，尸体堆积于叶尔羌河，河水断流”。1866年，阿古柏攻占和田，将反抗的和田阿奇木伯克（最高地方官）一家满门抄斩。1867年，他率军北上，攻克阿克苏、库车，正式建立“哲德沙尔”（意为“七城之国”）政权，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幸运之汗”）。

1870年，阿古柏的野心指向北疆。这年6月，他率主力从吐鲁番出发，进攻乌鲁木齐。当时驻守乌鲁木齐的清军仅有千余人，且多为老弱，很快溃败。阿古柏攻占乌鲁木齐满城（今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后，下令焚毁满城，将城内汉族平民“尽驱至郊外，男丁处死，妇女儿童掳为奴隶”。据《清实录·德宗实录》记载，此次屠杀导致乌鲁木齐“汉民死者三万余，满城化为焦土”。

英国为了遏制俄国在中亚的扩张，主动向阿古柏提供武器。1873年，英国通过印度总督派使者弗赛斯前往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给予阿古柏“承认其政权”的承诺，同时获得在新疆的贸易特权，并向其提供1万支恩菲尔德步枪、20门火炮。1871年7月，俄国以“保护伊犁侨民”为名，派遣哥萨克骑兵攻占伊犁九城（今伊宁市及周边地区），宣布“伊犁归俄国管辖”，与阿古柏形成“南北分治”的局面。

从1864年到1875年，整整11年，清廷因东南战事、财政枯竭，无力向新疆派兵，仅能通过甘肃当局偶尔传递消息。但新疆的各族民众，并未放弃抵抗，汉人民团便是其中最坚韧的力量。

巴里坤（今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位于天山北麓，是北疆通往甘肃的门户，战略地位至关重要。1866年，阿古柏派部将马人得率军2万人进攻巴里坤，当时驻守巴里坤的是巴里坤总兵何琯（湖南善化人，行伍出身），麾下仅有清军1500人、民团500人，且粮饷断绝。何琯认为“巴里坤一失，北疆必全陷”，于是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

1866年5月，马人得率军抵达巴里坤城下，连续攻城三日。清军利用土炮（由农具改造）轰击敌军，民团则从城上扔石块、泼滚油，多次击退敌军。马人得见强攻无效，便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企图困死城内军民。到了1867年冬，城内粮草耗尽，军民只能“掘草根、煮皮带为食”，但无一人投降。何琯甚至将自己的战马宰杀，分给士兵，说：“吾身为总兵，岂能让士兵饿着肚子打仗！”

何琯率领军民坚守巴里坤整整10年，期间击退阿古柏军7次进攻，甚至在1872年主动出击，收复哈密东部的沁城、红星梁等地，牢牢守住了北疆的门户。直到1876年左宗棠西征大军抵达哈密，何琯才率残部与清军会师。此时，他麾下的1500名清军，仅剩下300余人，民团也伤亡过半，但巴里坤这座“铁城”，始终未落入阿古柏手中。

1874年，阿古柏攻克喀什噶尔回城后，率军围攻汉城。汉城守军仅有清军200人、汉族平民300人，由清军游击陈升恒率领。陈升恒假意投降，暗中备战。他派使者对阿古柏说：“吾等愿降，但求保全汉城百姓性命。”阿古柏信以为真，允许汉城守军“保留武器，驻守城内”，但要求每月缴纳“贡银”。陈升恒表面答应，暗中却组织军民加固城墙、制造土枪，并派人秘密联络北疆的徐学功民团，约定“待清军西征时，内外夹击”。

1876年9月，左宗棠麾下的刘锦棠率军攻克乌鲁木齐，消息传到喀什噶尔，陈升恒认为时机成熟。9月15日夜，他率军民突然起义，杀死阿古柏派来的税吏，关闭汉城城门，坚守待援。阿古柏闻讯大怒，派3万人围攻汉城，但陈升恒率军民凭借加固的城墙，坚守了28天，直到10月12日刘锦棠的援军抵达，内外夹击，击溃阿古柏军。

战后，刘锦棠上奏清廷，称“陈升恒以数百之众，假降数年，终举义反正，其忠勇可嘉”，清廷将陈升恒升任总兵，赐“巴图鲁”（勇士）称号。而喀什噶尔汉城的汉族平民，也因这次反正，避免了被屠城的命运。

除了汉人民团，驻守新疆的锡伯族、达斡尔族官兵（锡伯营、索伦营）也加入了抵抗行列。1867年，阿古柏率军进攻伊犁河谷，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索伦营总管富尔逊率两营官兵共800人，退守塔城（今塔城市）。

两营官兵虽兵力薄弱，却熟悉伊犁河谷的地形，他们采取“游击战”的战术：在果子沟（伊犁河谷的咽喉要道）设伏，袭击阿古柏军的粮队。在赛里木湖周边的草原上，用骑兵骚扰敌军。甚至夜间潜入敌军营地，放火焚烧帐篷。1868年夏，喀尔莽阿率锡伯营官兵在果子沟设伏，一举歼灭阿古柏军的粮队，缴获粮食200石、骆驼50峰，缓解了塔城的粮荒。

1871年俄国占领伊犁后，喀尔莽阿、富尔逊拒绝向俄国投降，率两营官兵及汉族平民共3000人，沿伊犁河谷东迁，最终与徐学功的民团会师于乌鲁木齐南山。这些锡伯族、达斡尔族官兵，后来成为左宗棠西征大军的“向导队”，为清军熟悉伊犁地形、制定作战计划立下大功。

在新疆汉人民团中，徐学功、孔才、赵兴体三人被后人并称为“关外三义士”。他们出身不同，却有着同样的“守土之志”，其事迹在新疆民间代代相传。

徐学功出生于1843年，是新疆屯垦士兵的后裔。他的祖父徐正泰，在乾隆年间随清军西征，战后留驻乌鲁木齐，开垦屯田。阿古柏入侵时，徐学功年仅22岁，正在乌鲁木齐南山放牧。1867年，他看到阿古柏军屠杀汉族平民，怒不可遏，召集同乡青年30余人，组成“民团”，以南山为根据地，开始抗敌。

徐学功作战勇猛，且善用战术，很快打出“徐无敌”的名号。1870年3月，他率民团500人，趁夜袭击乌鲁木齐满城的阿古柏军，一举收复满城，杀死阿古柏部将阿克拉木。1871年5月，他再次收复满城，将阿古柏军赶出乌鲁木齐周边。据《新疆图志·人物志》记载，徐学功“每战必冲锋在前，刀光所及，敌皆披靡”，阿古柏军甚至流传“宁遇虎狼，莫遇徐郎”的说法。

1872年，甘肃当局得知徐学功的事迹，派人将其民团收编为“振武营”，任命徐学功为统领，归清军乌鲁木齐都统景廉节制。这年冬天（12月），徐学功率振武营在石河子（今石河子市）伏击一支伪装成“商队”的俄军。这支俄军实则是为阿古柏运送武器的队伍，徐学功部一举缴获恩菲尔德步枪200支、火炮2门，挫败了俄国“暗中支持阿古柏”的阴谋。

1873年春，阿古柏为报复徐学功，派大军血洗南山根据地。当时徐学功正在奇台作战，根据地仅有其家人和老弱民团驻守，结果“家属12人战死，积储粮秣被屠掳一空”。徐学功的6个兄弟，全部在此次血洗中牺牲。徐学功得知消息后，痛哭三日，却未被打垮，反而更坚定了“灭贼复仇”的决心。

1876年左宗棠西征时，徐学功率振武营作为先锋，参与收复玛纳斯的战役。这年11月，他在玛纳斯城外阵斩阿古柏的“元帅”何禄（回族，原清军叛将），招降敌军将领海曼，为清军攻克玛纳斯立下大功。战后，左宗棠在奏折中称“徐学功忠勇冠绝西陲，其民团为收复新疆之主力”，清廷擢升徐学功为游击将军（从三品），令其长期驻守乌鲁木齐。徐学功后来一直留在新疆，直到1912年病逝，享年69岁。他的后代，至今仍在乌鲁木齐南山开垦屯田。

孔才出生于1837年，是孔子的第72代后裔。他的祖父孔广林，在嘉庆年间任新疆奇台县知县，战后举家迁至关外，定居哈密。孔才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却也练就一身武艺，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孔才在哈密组建“威仪营”，以“忠孝节义”为口号，招募汉族平民500人。与徐学功的“勇猛”不同，孔才更擅长“谋略”。他制定严格的军纪，规定“民团不得劫掠百姓，不得滥杀无辜”，甚至亲自编写《威仪营守则》，教士兵识文断字，因此他的民团“纪律严明，百姓拥护”。

1870年，阿古柏派部将马如龙率军进攻哈密，孔才深知哈密“无险可守”，便主动率军退守奇台，与徐学功的民团形成“南北呼应”。1871年夏，阿古柏军围攻哈密，孔才率威仪营从奇台驰援，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派少量兵力佯攻敌军后方，吸引敌军注意力，再率主力从侧面突袭，一举解哈密之围，杀死阿古柏军300余人。

孔才不仅善战，还重视“民生”。他在奇台期间，组织民团开垦屯田，种植小麦、玉米，不仅解决了民团的粮饷问题，还将多余的粮食分给百姓。1876年清军西征时，孔才的威仪营为清军筹集了1000石粮食，成为清军的“后勤支柱”。

新疆收复后，清廷召孔才进京，任命其为兵部郎中（正五品）。但孔才“眷恋新疆”，多次请求返回关外，清廷未允。1880年，孔才在京城病逝，享年43岁。临终前，他对儿子说：“吾死之后，将吾骸骨送回新疆，吾生为新疆人，死为新疆鬼。”其子遵其遗愿，将他的灵柩运回奇台安葬，奇台百姓自发为其立碑，上书“孔公才之墓”。

赵兴体出生于1840年，家族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便迁居玛纳斯，世代以屯垦为业，是玛纳斯当地的“屯田大户”。阿古柏入侵玛纳斯时，赵兴体的父亲赵文寿率家族武装抵抗，战死沙场，赵兴体接过父亲的旗帜，组织民团退守沙山子（今玛纳斯县沙山子镇）。

沙山子地处玛纳斯河下游，土地肥沃，赵兴体深知“无粮则无兵”，便提出“一边自卫，一边垦荒”的策略。他组织民团开垦荒地2000亩，修建灌溉渠道，种植水稻、棉花。到1868年，沙山子的屯田已年产粮食500石，不仅能养活民团，还能接济周边的汉族平民。

1868年秋，赵兴体率民团数千人，协助徐学功攻克呼图壁（今呼图壁县）。他负责“后勤保障”，提前在呼图壁城外的沙漠中设置“粮站”，为徐学功的民团提供粮食和饮水，确保了战役的胜利。战后，徐学功对赵兴体说：“吾等在前杀敌，若无赵公在后筹粮，必难成事。”

1876年左宗棠西征时，赵兴体被任命为“屯田总办”，负责为清军筹集粮草。他在沙山子扩大屯田面积至5000亩，组织民团赶制干粮（主要是馕和肉干），共为清军筹集粮食3000石、肉干5000斤，保障了南疆战役的后勤补给。清廷为表彰其功绩，授予他都司衔（正四品），并允许其家族世袭玛纳斯的屯田权。

赵兴体后来一直在玛纳斯经营屯田，他发明的“轮作制”（水稻与棉花交替种植）在新疆推广，成为近代新疆农业发展的重要技术。1895年，赵兴体病逝，享年55岁，玛纳斯百姓为其修建“赵公祠”，纪念他“屯垦守土”的功绩。

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左宗棠率湘军西征，仅用一年多时间，便收复天山南北，阿古柏在库尔勒自杀，其残部逃往俄国。1881年，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复伊犁九城。

1884年，清廷正式设立新疆省，任命刘锦棠为第一任新疆巡抚，推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制度。废除维吾尔族的伯克制度，设立州县。鼓励汉族、回族等民众迁往新疆，扩大屯垦规模。修建道路、驿站，加强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而徐学功、赵兴体等民团领袖，也成为新疆省的“基层官员”：徐学功任乌鲁木齐镇总兵，负责北疆防务。赵兴体任玛纳斯屯田总办，继续推广屯田。

新疆建省，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中国内地的行政体系，而这一切，离不开汉人民团“十年坚守”的铺垫。左宗棠在《请设新疆行省疏》中写道：“新疆义民苦守孤城十载，忍饥耐寒，不变其志，实为收复之基。若无此辈，新疆恐已非中国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