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诊断胃癌晚期，我花15万陪她国内旅行25天，回家后我们决裂

那张诊断报告很薄，就是一张A4纸，但我拿在手里，却觉得有千斤重。

上面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像一门我从未学过的外语，我一个字也看不懂。

胃癌，晚期。

这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视网膜上。

我抬头看着医生，他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里没什么情绪，就像我们家楼下那口古井，深不见底，也冷得彻骨。

他每天要看太多这样的报告，面对太多我这样的人，早就已经麻木了。

他说了很多话，关于化疗，关于靶向药，关于生存率。那些专业的词汇像一群没头苍蝇，在我耳朵里嗡嗡作响，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像被大雪覆盖的旷野，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种深入骨髓的冷。

我走出诊室，母亲就坐在外面的长椅上。

她坐得笔直，背挺得像一棵小白杨，手里攥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袋子，那是她出门时专门用来装病历本的。

医院走廊里的消毒水味儿，浓得化不开，钻进鼻子里，呛得人想流眼泪。

她看到我，眼神里闪过一丝紧张，但很快就掩饰过去了，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她没问结果，一个字都没问。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那张纸被我攥在手心，已经濡湿了一片。

我们就那么坐着，谁也不说话。

头顶的白炽灯亮得刺眼，照得人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周围是来来往往的脚步声，推着仪器的轮子声，远处传来的咳嗽声，哭声。

人间的所有悲欢，似乎都浓缩在了这短短的走廊里。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我们俩会就这么坐到天荒地老，她忽然开口了。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

她说：“走吧，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们依然沉默。

车窗外的城市，霓虹闪烁，车水马龙，像一场永不落幕的默片。那些喧嚣和繁华，都和我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和我没有半点关系。

我的世界，在拿到那张报告的瞬间，就被人按下了静音键。

回到家，她像往常一样，换鞋，洗手，然后走进厨房，系上那条洗得边角都起了毛的围裙。

很快，厨房里就传来了抽油烟机的轰鸣声，和锅铲碰撞的声音。

我站在客厅，看着她忙碌的背影，那个我看了几十年的背影，忽然觉得无比陌生。

她怎么可以这么平静？

平静得就好像那张纸上写的不是她的名字，好像那个被宣判了死刑的人，不是她。

晚饭是三菜一汤，都是我爱吃的。

她把最后一道番茄炒蛋端上桌，解下围裙，坐在我对面，给我盛了一碗米饭。

“快吃吧，都凉了。”她说。

我拿起筷子，却觉得它有千斤重。

我吃不下去。

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又胀又涩。

我看着她，她也在看着我。灯光下，我才发现，她的头发白了好多，眼角的皱纹也深了，像刀刻上去的一样。

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老了？

我一直以为，她还是那个能把我扛在肩上，走十几里山路都不带喘气的女人。

“妈。”我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嗯？”

“报告……”

她打断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到我碗里，“吃饭的时候别说那些。吃菜。”

我看着碗里的青菜，绿油油的，上面还挂着油光。

我的眼泪，就那么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一滴，两滴，砸在白米饭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我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无声地流泪，像个拧开了却关不上的水龙头。

我恨我的无能为力。

我恨我这些年的疏忽。我一头扎进自己的工作里，为了那个所谓的前途拼死拼活，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我总以为时间还很长，总以为她会一直在原地等我。

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开始胃疼的，疼了多久。

她没有像别的母亲那样，惊慌失措地抱着我哭，或者怨天尤人。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等我哭够了，才抽了张纸巾递给我。

“别哭了。”她说，“人嘛，生老病死，都是注定的。”

她的语气，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窗外从漆黑一片，到泛起鱼肚白，再到被晨光彻底照亮。

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小时候，我发高烧，她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了三个小时，才把我送到镇上的卫生院。

我想起我上大学那年，她把家里唯一值钱的几头猪卖了，把一沓被汗水浸得发软的钱塞到我手里，告诉我，在外面别省钱，别委屈自己。

我想起每次我打电话回家，她总是那句“我挺好的，你别担心”，然后匆匆挂掉电话，生怕多说一秒钟，会多花我的电话费。

她这一辈子，都在为我活。

她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了我，却从没为自己要过什么。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走进她的房间，她已经醒了，正靠在床头看窗外。

“妈，”我走到她床边，蹲下身，握住她那双因为常年做粗活而变得粗糙的手，“我们去旅游吧。”

她愣了一下，转过头看我。

“我不去化疗了。”我说，声音很坚定，“剩下的时间，我想带你出去走走。你想去哪，我们就去哪。”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犹豫，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那得花多少钱……”她喃喃地说。

“钱你别管。”我打断她，“钱我来想办法。你就告诉我，你想去哪？”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她才轻轻地说：“我想去看看，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这是一个很笼P统的回答，却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情话。

第二天，我回了公司，递交了辞职信。

我的上司，一个地中海发型的中年男人，很惊讶地看着我。他大概觉得我疯了。我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这个项目做完，我就能升职加薪。

我没多做解释，只是告诉他，家里有急事。

然后我去了银行，把我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

十五万。

这是我工作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全部家当。我本来打算用这笔钱，在我们这个三线小城付个首付，给自己安个家。

但现在，我有了更重要的用途。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规划了路线。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云南的苍山洱海，西安的兵马俑，青海的茶卡盐湖，北京的天安门……我想把所有她只在电视里见过的风景，都带她亲眼看一遍。

出发前，我给她买了很多新衣服，都是她平时舍不得穿的亮色。

她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红色冲锋衣的自己，有些不知所措，像个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

“这颜色，太艳了。”她小声说。

“好看。”我说，“我妈穿什么都好看。”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像一朵绽放的菊花。

我们的第一站，是云南。

飞机落地昆明的时候，一股夹杂着花香和湿润泥土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和我们那个北方小城的干燥完全不同。

母亲有些不适应，她抓着我的胳膊，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我们去了大理，租了一辆车，沿着洱海慢慢地开。

那天的天气很好，天蓝得像一块通透的蓝宝石，云白得像棉花糖。洱海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波光，美得像一幅画。

我把车窗摇下来，风吹进来，带着洱海特有的味道。

母亲一直看着窗外，眼睛一眨不眨。

我问她：“妈，好看吗？”

她点点头，过了很久，才说：“真跟电视里一样。”

我们在洱海边找了一家客栈住下。客栈有个小院子，种满了花花草草。

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又多又亮，像撒了一把碎钻。

我给她讲我工作上的事，讲我遇到的奇葩客户，讲我跟同事的勾心斗角。这些事，我以前从来没跟她说过，怕她担心。

她就静静地听着，偶尔“嗯”一声。

那晚，我们聊了很久。

我忽然发现，我们母子之间，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心平气和地聊过天了。

在云南的日子，是慢的，是柔软的。

我们去了古城，在石板路上慢慢地走。她对那些卖给游客的银器、扎染布很感兴趣，拿起来看半天，又小心翼翼地放下。

我知道她是嫌贵。

我拉着她，给她买了一只银镯子。她嘴上说着“浪费钱”，但戴在手上，就再也没摘下来。

我们去爬了苍山。

我怕她身体吃不消，只带她坐缆车到半山腰。

从缆车上往下看，整个大理古城和洱海尽收眼底。

她有些恐高，紧紧抓着扶手，但眼睛里却闪着兴奋的光。

“原来从这么高的地方往下看，是这个样子的。”她说。

我看着她的侧脸，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镀上了一层金边。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巨大的满足感。

我觉得我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钱没了可以再赚，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但母亲，我只有一个。

在云南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丽江。

丽江比大理更商业化，到处都是喧闹的酒吧和拉客的商贩。

母亲不太喜欢这种地方。

但我们在一家小店门口，停下了脚步。

那家店卖木梳。

各式各样的木梳，摆在蓝色的土布上。

母亲拿起一把桃木梳，那是最普通，也是最便宜的一种。梳子打磨得很光滑，上面刻着简单的花纹。

她拿在手里，摩挲了很久。

“喜欢？”我问。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太贵了。”

我拿起那把梳子，问老板多少钱。

老板说，三十。

我付了钱，把梳子递给她。

她接过梳子，像得了什么宝贝一样，用手帕小心翼翼地包好，放进了口袋里。

我当时没多想，只以为她是节俭惯了。

我不知道，这把廉价的木梳，会在后来，成为扎在我心上的一根刺。

离开云南，我们去了西安。

西安是一座有历史厚重感的城市。

我们住在钟楼附近，每天都能听到悠扬的钟声。

我们去吃了羊肉泡馍，肉夹馍，凉皮。母亲的胃口似乎不太好，每样都只吃一点。

我以为是她的病在作祟，心里一阵阵地抽痛。

我变着法地给她找好吃的，哄着她多吃一点。

她总是笑着说：“吃饱了，吃饱了。”

然后，就把碗里剩下的推给我。

我们去了兵马俑。

站在一号坑前，看着那成千上万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陶俑，那种震撼，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他们沉默地站立了几千年，每一个人的面容、神态都各不相同。

母亲看得特别认真。

她扶着栏杆，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像是要在他们脸上，找出时间的秘密。

“你说，”她忽然问我，“他们站在这里几千年，会不会孤单？”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只能说：“他们是军人，军人是不会孤单的。”

她笑了笑，没再说话。

从兵马俑出来，天色已经晚了。

我们坐在回市区的公交车上。

车上人很多，很挤。

我护着她，让她靠在窗边。

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眼神有些迷离。

忽然，她的手机响了。

是那种很老旧的和弦铃声。

她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她没有接，直接按了挂断。

我问她：“谁啊？”

她说：“一个卖保险的。”

我“哦”了一声，也没在意。

但过了一会儿，那个电话又打来了。

她又挂断了。

如此反复了几次。

最后，她似乎有些不耐烦了，接起电话，压低声音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就匆匆挂了。

我当时只觉得奇怪，但并没有往深处想。

我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蛛丝马迹了。

只是我被那张诊断报告蒙蔽了双眼，被即将失去她的恐惧冲昏了头脑，什么都看不见。

在西安的最后一晚，我们去看了大雁塔的音乐喷泉。

水柱随着音乐的节奏，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在五彩的灯光下，美轮美奂。

周围都是欢呼的人群。

母亲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她一直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以为她是累了，就说：“妈，要不我们回去吧？”

她摇摇头，“再看会儿。”

喷泉结束的时候，夜空中放起了烟花。

一朵又一朵，在头顶绚烂地绽放。

所有人都仰着头，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惊叹。

我看着身边的母亲，她的脸上，被烟花映照得忽明忽暗。

她的眼睛里，没有惊艳，只有一种化不开的忧愁。

我心里一紧，拉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

“妈，你怎么了？”

她回过神来，对我笑了笑，“没事。就是觉得，这烟花，真好看。可惜，太短了。”

那一刻，我以为她是在感叹自己的生命。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来。

我抱住她，在她耳边说：“妈，别怕，有我呢。”

她在我怀里，身体微微僵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

现在想来，她那一声叹息，那一句“太短了”，或许，根本就不是在说烟花。

离开西安，我们坐上了去西宁的火车。

这是一趟漫长的旅程。

火车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穿行。

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钢筋水泥，逐渐变成了荒凉的戈壁。

天是灰蒙蒙的，地是黄扑扑的，偶尔能看到几棵顽强生长的骆驼刺。

母亲一直靠在窗边，看着外面。

火车上的饭很难吃，又贵。

她舍不得买，就吃我们上车前买的泡面和面包。

我劝她去餐车吃，她总说不饿。

我知道，她是心疼钱。

我取出来的十五万，在这趟旅程中，正在飞速地消耗。

机票，酒店，门票，吃饭……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销。

我跟她说，钱就是用来花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她听了，总会沉默。

在火车上，她的那个神秘电话，又打来了几次。

每次，她都会躲到车厢连接处去接。

声音压得很低，神神秘秘的。

有一次，我假装去上厕所，从她身边经过。

我隐约听到几个词。

“……快了……”

“……再给我几天时间……”

“……不会少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一样，开始在我心里悄悄蔓生。

但我很快就把它掐断了。

我告诉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她一个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能有什么秘密？

或许，真的只是老家的什么亲戚朋友，打电话来问候。

我宁愿相信这个理由。

因为我不敢去想其他的可能性。

火车到了西宁。

我们没有在市区停留，直接包车去了青海湖。

去青海湖的路，很颠簸。

海拔越来越高，我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

母亲的脸色也有些发白，嘴唇干裂。

我拿出氧气瓶让她吸了几口，她才缓过来。

司机是个很健谈的藏族大哥，一路上都在给我们介绍沿途的风景。

他说，青海湖是神圣的，能洗涤人的灵魂。

当那一片无边无际的蓝色，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真的被震撼了。

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蓝。

纯粹，深邃，静谧。

天空和湖水，在遥远的地平线连成一片，分不清彼此。

白色的云，在湖面上投下巨大的影子，缓缓移动。

风很大，吹得经幡猎猎作响。

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湖水的味道。

我们在湖边站了很久。

什么话都没说。

在这样广阔的天地之间，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似乎都被这风吹散了，被这湖水稀释了。

那天下午，母亲的情绪看起来好了很多。

她甚至在湖边，捡了几块好看的石头，说要带回家。

晚上，我们住在湖边的蒙古包里。

条件很简陋，晚上特别冷。

我们俩裹着厚厚的被子，还是觉得有风从缝隙里钻进来。

半夜，我被一阵压抑的哭声惊醒了。

我睁开眼，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看到母亲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她在哭。

我心里一酸，坐起来，从后面轻轻抱住她。

“妈，怎么了？”

她吓了一跳，连忙擦了擦眼泪，转过身来。

“没事，没事，就是……风太大了，迷了眼。”她用了一个很蹩脚的借口。

我没拆穿她。

我知道，她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病，害怕了。

这些天，她在我面前，一直表现得很坚强，很平静。

但她终究只是一个普通人。

面对死亡，怎么可能不害怕呢？

我把她抱得更紧了些。

“妈，别怕。”我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陪着你。”

她在我怀里，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忽然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她说：“儿子，如果……如果有一天，妈做错了事，你会原谅妈吗？”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呢？”我笑着说，“你这辈子都没做过什么错事。”

她没再说话，只是把头埋在我怀里，身体微微颤抖。

我以为，她只是太悲伤了，开始胡思乱想。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她那句话里，藏着多么沉重的秘密。

第二天，我们去了茶卡盐湖。

“天空之镜”。

盐湖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

人走在上面，就像走在云端。

我们租了鞋套，踩在盐滩上。

脚下是白色的结晶盐，咯吱作响。

我给母亲拍了很多照片。

她穿着红色的冲锋衣，站在蓝天白云的倒影里，笑得很灿烂。

那张照片，我现在还存在手机里。

照片里的她，看起来那么健康，那么有活力。

一点都不像一个，时日无多的人。

从青海湖回来，我们的旅程也接近了尾声。

最后一站，是北京。

我们去了天安门，看了升旗。

当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的眼眶红了。

她站得笔直，对着国旗行注目礼，嘴里跟着小声地哼唱国歌。

我能感觉到，她内心那种朴素的，对国家的崇敬和热爱。

我们去了故宫。

红墙黄瓦，雕梁画栋。

母亲对那些皇帝的故事不感兴趣，她只对那些精美的建筑和文物，发出一声声的感叹。

“这得多少人，干多少年，才能建成这样啊。”她抚摸着汉白玉的栏杆说。

我们还去爬了长城。

那天天气不好，下着小雨，长城上起了雾。

我们只爬到了第一个烽火台，母亲就气喘吁吁，走不动了。

我们站在烽火台上，看着蜿蜒的长城，隐没在云雾之中。

“不到长城非好汉。”母亲喘着气说，“我今天，也当了一回好汉。”

她脸上带着一种，完成心愿的满足感。

在北京的这几天，她那个神秘的电话，没有再打来过。

她的情绪，也明显放松了很多。

整个人，都透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我以为，是这趟旅程，让她暂时忘记了病痛，解开了心结。

我真傻。

我当时，怎么就没觉得奇怪呢？

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怎么可能会因为看了几处风景，就变得如此轻松？

旅程结束了。

二十五天，我们几乎跨越了整个中国。

我们坐了飞机，坐了火车，坐了汽车。

我们住了星级酒店，也住了简陋的蒙古包。

我们看过了山，看过了海，看过了湖泊，也看过了戈壁。

回家的那天，在机场，母亲显得有些沉默。

她一直看着窗外，看着飞机起飞，降落。

我问她：“妈，累了吗？”

她摇摇头，“就是觉得，像做了一场梦。”

是啊，像一场梦。

一场，用十五万块钱，和我辞掉的工作，堆砌起来的，华丽而短暂的梦。

回到家，推开门，一股熟悉的，家的味道扑面而来。

一切都没有变。

但是，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似乎因为这趟旅行，变得亲近了许多。

但同时，又好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更厚重的膜。

回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恢复了往常的生活。

早起，做饭，打扫卫生。

就好像那二十五天的旅行，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

她甚至开始计划，要在阳台上种点什么菜。

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我劝她多休息，别累着。

她总说：“没事，我闲不住。”

她的精神状态，好得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吃一点点东西就说饱。

她的饭量，甚至比以前还大了一些。

她脸上的气色，也越来越红润。

我偷偷把给她买的那些昂贵的保健品，换成了普通的维生素。

她吃了，也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我心里那个被压下去的疑团，又开始像野草一样，疯狂地滋长。

但我不敢问。

我怕一问出口，那个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温馨的假象，就会瞬间崩塌。

我就这样，一边怀疑，一边自欺欺人地，陪着她。

直到那天。

那天下午，我帮她收拾房间。

她的手机放在床头充电，是那种很老旧的按键机。

屏幕忽然亮了，进来一条短信。

我本来没想看。

但我的目光，无意中扫到了屏幕上的几个字。

“……钱收到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像被人从高空，狠狠地扔了下来。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拿起了她的手机。

我点开了那条短信。

发信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短信的内容很短，只有一句话。

“钱收到了，账清了。以后别再来烦我们。”

钱？

什么钱？

账？

什么账？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颤抖着手，点开了她的通话记录。

那个陌生的号码，在去西安和青海的路上，频繁地出现过。

就是那个，她每次都躲着我接的电话。

我又点开了她的收件箱。

里面有很多条，来自同一个号码的催款短信。

言辞越来越激烈，甚至带着威胁。

“再不还钱，就去告诉你儿子！”

“让你儿子替你还！他不是在大城市上班吗？”

最后一条短信，是在我们出发去旅游的前一天。

“最后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十五万，一分都不能少。不然，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

十五万。

这个数字，像一把淬了毒的尖刀，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取出来的，不就是十五万吗？

我以为，那是给她看世界的钱。

我以为，那是我为她续命的钱。

到头来，那只是，一笔该死的债。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

手机，从我手里滑落，“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母亲正好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走进来。

她看到我煞白的脸，和地上的手机，愣住了。

“怎么了？”她问。

我没有回答她。

我只是死死地盯着她，眼睛一眨不眨。

我想从她脸上，看出哪怕一丝一毫的慌乱。

但是没有。

她只是很平静地，把果盘放到桌上，然后弯腰，捡起了地上的手机。

她看了一眼屏幕，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那一刻，她的眼神，很复杂。

有愧疚，有解脱，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深深的疲惫。

“你……都知道了？”她问，声音很轻。

我没有说话。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叹了一口气，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坐下说吧。”她说。

我没动。

我就那么站着，像一尊雕像。

她没有再劝我。

她开始讲。

讲一个，我从来不知道的故事。

关于我那个，在我心里一直伟岸如山的，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

我父亲，不是我以为的那个，老实本分的工厂工人。

他好赌。

在我上大学之后，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

后来，越赌越大。

他输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高利贷。

为了还债，他去工地上打零工，没日没夜地干。

最后，在一个雨天，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当场就没了。

所有人都以为，那是一场意外。

只有母亲知道，他是被债逼死的。

父亲去世后，那些讨债的，就找上了母亲。

母亲为了不影响我上学，为了维护我父亲在我心里那个“好爸爸”的形象，一个人，把所有的债都扛了下来。

她把家里的房子卖了，搬到了现在这个租来的小房子里。

她一个人，打三份工。

白天在餐厅洗碗，晚上去扫大街，周末还去给人做钟点工。

她就这么，偷偷地，还了十年。

十年，她把利息都还得差不多了。

但本金，那笔巨大的本金，她实在还不上了。

催债的人，开始用各种手段威胁她。

直到，他们查到了我。

他们威胁她，如果再不还钱，就来找我。

他们说，要让我，身败名裂。

“我不能让他们毁了你。”母亲看着我，眼泪流了下来，“你的前途，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指望了。”

她走投无路了。

她知道，如果她直接跟我说，家里欠了十五万的赌债，以我的性格，就算会给，心里也一定会有疙瘩。

我一定会怨恨我的父亲。

她不想，让我父亲在我心里，变成一个赌鬼。

于是，她想到了一个，最愚蠢，也最决绝的办法。

她去医院，找了一个相熟的老乡，一个清洁工，偷了一张空白的诊断报告。

她找了一个路边刻假章的，伪造了医院的公章。

然后，她自己，在上面填上了那几个字。

胃癌，晚期。

她知道，只有这样，我才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所有的钱。

只有这样，我才会心甘情愿地，陪在她身边。

“对不起。”她哭着说，“儿子，妈对不起你。”

我听着她的讲述，全身的血液，都像是凝固了。

我感觉不到愤怒。

也感觉不到悲伤。

我只感觉到，一种彻头彻尾的，荒谬。

和，冰冷。

原来，那张让我痛不欲生的诊断报告，是假的。

原来，我那些日日夜夜的煎熬和恐惧，是一个笑话。

原来，我辞掉的工作，我花光的积蓄，我精心策划的旅行，我以为的临终告别，我以为的母子情深……

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她为了还债，导演的一出戏。

而我，是那出戏里，唯一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子。

我看着眼前这个，泪流满面的女人。

她是我的母亲。

是那个，给了我生命的女人。

是那个，我发誓要用一生去守护的女人。

但此刻，我看着她，只觉得无比的陌生。

我甚至在想，这二十五天里，她看着我为她担心，为她流泪，为她忙前忙后的时候，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她会不会觉得，我很好骗？

她会不会觉得，她的计划，天衣无缝？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沉到了，一个没有光，没有温度的深渊里。

“所以……”我终于开口了，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在摩擦，“那二十五天，你都是在演戏？”

她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问。

她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

“是不是？”我提高了音量，几乎是在嘶吼。

她被我吓到了，身体缩了一下。

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哀求。

“不是的……”她摇着头，声音哽咽，“我是真的……真的想让你陪陪我……”

“陪你？”我冷笑了一声，“是陪你，还是陪你演戏给那些债主看？”

我想起了那些神秘的电话。

她不是在跟亲戚朋友报平安。

她是在跟债主汇报进度。

“钱快凑齐了。”

“我儿子带我出来旅游了。”

“他很孝顺，他会给我钱的。”

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觉得恶心。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你知不知道，我辞职了？”

她点点头，眼泪掉得更凶了。

“你知不知道，那十五万，是我准备买房子的钱？”

她继续点头。

“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你快死了，我有多害怕？”

我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她终于崩溃了。

她跪倒在地上，抱着我的腿，嚎啕大哭。

“对不起……儿子……妈错了……妈真的错了……”

“你别这样求我……你打我……你骂我……”

我没有动。

我任由她抱着我的腿哭。

她的眼泪，温热的，透过裤子，渗到了我的皮肤上。

但我感觉不到一点温度。

我只觉得冷。

从心底里，往外冒着寒气。

过了很久，她的哭声，渐渐小了。

我低下头，看着她花白的头发。

我想起了在云南，我给她买的那把木梳。

她说太贵了。

一把三十块钱的木梳，她说太贵了。

却可以，面不改色地，骗走我十五万。

我轻轻地，推开了她。

我转身，走进我的房间，拿出了我的行李箱。

就是我们去旅游时，用的那个。

我开始收拾东西。

我的衣服，我的书，我的电脑……

所有属于我的东西。

她跟了进来，站在门口，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儿子，你要干什么？”她颤抖着问。

我没有理她。

我把箱子装满，拉上拉链。

我拉着箱子，从她身边走过。

自始至终，我没有再看她一眼。

走到门口，我停下脚步。

我没有回头。

我只是说：“我需要冷静一下。”

然后，我打开门，走了出去。

我没有说，我们要断绝关系。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一旦碎了，就再也拼不回来了。

信任，就是这样的东西。

我拉着行李箱，走在大街上。

天已经黑了。

城市的霓虹，又开始闪烁。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孤魂野鬼，无处可去。

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和我母亲的未来，会走向哪里。

我只知道，那二十五天的环游，那场我以为是救赎的旅行，最终，变成了一场，耗尽我们所有母子情分的，盛大的告别。

我走在路上，口袋里，忽然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我掏出来一看。

是那把木梳。

在丽江买的那把，三十块钱的桃木梳。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放进了口袋里。

我看着那把梳子，在路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我想起她当时，把它当成宝贝一样，小心翼翼收起来的样子。

我的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蹲在马路边，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我知道，她骗了我。

我知道，她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但是，我也知道。

她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只是她爱我的方式，太沉重，太决绝，也太……愚蠢。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原谅她。

或者说，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去面对这份，用谎言和欺骗包裹起来的，沉重的母爱。

我们的关系，就像那面被打碎的“天空之镜”。

就算能勉强拼凑起来，也永远，会有裂痕。

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