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14岁在塔城参加工作跟随老局长徒步半月到乌苏去乌鲁木齐

这一切的故事，要从1949年秋天那个大风卷起黄沙的早晨说起。那天，新疆的天边，像是终于卸下了几十年压在心头的石头——解放军开进来了。不是“打进来”，而是真真正正地走进了城市的街头巷尾。年岁大些的老人，心思复杂，有盼头又狐疑。年轻人呢，有的跃跃欲试想看看传说中的解放大军是什么模样。我当时还只是个孩子，站在人群后头看，没敢挤到前面。那一阵子，新疆的热闹，是从来没见过的。

塔城的广场上，锣鼓喧天，连平时很少凑热闹的维族老人都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像风一样，不光带来了红旗，也带来了新的希望。别说孩子们跑得不停脚，大人们也生怕落在后头。各族群众都挤在广场，一边欢呼一边敬酒。那些天，我亲眼见到的，是解放军住进了商人沙依提·依明家的空房。沙依提把最干净的屋子让出来，还把房前屋后的地都腾给他们种菜。解放军也没闲着，经常帮周围的老人提水、修屋，有时候小孩子跌倒了，战士们比家长还快把人扶起来。每天房顶上的红旗，亮得很，让人心里安稳。

我十四岁那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继续上学基本就是痴心妄想。娘亲一边暗暗叹气，一边塞给我一双半旧的布鞋，让我到塔城专区税务局碰碰运气。没想到，因为我既会说维语又懂汉字，局里还真的要了我。对我来说，这税务工作的入门可一点不浪漫——早晨天刚蒙蒙亮就得去站岗，商贩进集市前，我们得一个个查，记着流水账，抽查税票。别看桌子高，算盘大，可那会我真是啥也不懂。最怕的事就是上岗时偶遇家里人，不敢说话，生怕被人说不守纪律。几十个铜钱的津贴，买米都紧巴巴，自带干粮习以为常，更没人喊苦。有一回出差，箱子拉开，全是窝头。老师傅拍着我的肩膀教我打算盘口诀，床上、路上都念个不停。其实我也不是多有志气，更像是给自己找点盼头。

到了1952年的年底，国家推专卖，税务局查粮、查酒坊，没按规定纳税的，直接封门、没收工具。如果有人偷摸还敢闹腾，没准你晚上查账时会被人追着骂。可也是在那时候，最能看出来干部和老百姓的距离变近了，有时我们轮流到酒厂闹腾，既查账又下手干活，毕竟酒厂原本就是查没过来的私人家底。忙乱中，偶有火气，总得你一句我一句劝着、顺着。

1953年春天，我跟着郝建堂局长踏上了前往乌鲁木齐的路。说“踏上”是真不假，塔城那会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汽车更甭提了，全程靠步子丈量。局里硬是找了一辆维族乡下商人的马车，羊皮卷、草料垛和杂七杂八的篓子把车厢塞得满满的。郝局长岁数一把，一直咬着牙坚持。而我头两天天天想打退堂鼓，可他一路上跟我讲克服难关靠的不是运气，是辛苦和信念，还时不时讲他们当年在陕北打游击、饿肚子的事。我心里明白，革命路上的苦，是为让老百姓能有饭吃。就这么走走停停，走了十四天，鞋磨穿了一双又一双。后来想起来，其实我吃的苦算什么。郝局长跟我唠嗑，说人得有骨气，有耐心，干事不能光为了自己吃饱。“要想着以后咱们新疆的孩子过得比我们有盼头。”这些话，我记了一辈子。

噼里啪啦这么一讲，转眼到了1955年，阿克苏的风刮得人抬不起头。我被调去额敏县税务局，局里就我跟柳秉岳俩汉族人，连张床都没有。办公桌就是床，床就是办公桌。没有生活条件可以埋怨？谁都知道，在新疆的北疆小县，稳定的饭碗就是命根子。吃饭去石油工人食堂混一口。最难忘的是收屠宰税那个冬夏，一早跑到城外，牲畜血腥味搅合着雪气直往鼻子里钻。就算腊月寒天，大家还要去村户查杀牛宰羊，踩着雪地找红印子。碰到说不清的情形，还得给人赔礼。“这回杀的是鸡，你们辛苦白跑一趟。”没办法，规矩就是那样，你得装得下人情，也得撑得起铁面。

有一年，我到了乌尔禾参与筹建税务所。外地人一提乌尔禾，脑子里大多数是魔鬼城的风沙、丹霞地貌，没几个能想到那时候这里其实是盐馬横行的蛮荒地界。盐，这东西，看着不起眼，可在人们餐桌上能顶一把宝。那些年，盐贩子拖着马屁股、骆驼群拉盐，私挖滥采严重，咱们税务所为每袋盐过秤征税，风雪天里跟着牧民走上五十里是家常便饭。盐收好了，税上来了，县里头的财政才有指望。有一阵子，盐源枯竭，收入跟着跌。为了找新矿，我跟几位同志还有社里的牧工，穿戈壁、骑骆驼，啃干馕喝生冰水，从夏子街到玛纳斯湖，活像扒鸭蛋似的找盐。一个来月，手冻了、通知耳鼻子脱了皮。找到盐湖那天，比捡到金子还高兴。可是回程遇上暴风雪，差点四个全冻死。早年缺医少药，这点险，真不算啥事。

老乌尔禾有一块沥青矿，据说是黑油山的腹地。说起来沥青比盐还难卖，价钱遇到市场冲击时，一下没人问津。工人苦、企业苦，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也真着急跑市场。想尽法子，联系天津油漆厂的采购员跑一趟现场，人家瞧了挖矿有多难，回去直接加价恢复合同。这一来，卡在乌市火车站的沥青卖掉了，税收有了大头。当年我们税务所收了超过100万块钱的工商税，领导乐得亲自把锦旗送过来，说是“税企一家”。其实，对我们来说，不过是该做的。

税务这个活，别人看着清闲，其实真不比煤矿井下轻松。年轻人成批来了又走，有人干了仨月，说“这比当知青还苦”，搅合着就回内地了。有人苦熬下来，最后成了最牢靠的主心骨。每次新伙计报到，我总想起当年郝建堂局长的话：年轻人不能怕吃苦。那会，我烧炉子教他们打水，生火墙糊窗户，家里有空就把他们带回去吃口热饭。有回外出查税，一个卖鱼的谎话连篇，趁机躲上了去农十师的煤车。年轻的税务员两个人骑一辆摩托追了几十里，追上人把逃掉的税480块追了回来。回来压根没埋怨，脸上全是“终于能为国聚财”的自豪。

可是，咱们新疆的税收路，总没有一天真正“太平过”。有人为工作放弃陪伴亲人生死的场合，有人顶着大风天天穿梭几十里地查账。有时，夜深人静了，我会想起来：自己年轻那些年，不也就是一腔热忱和伙计们互相支撑挺过来的？如今的塔城、乌尔禾已然一天天变了模样，可心里那种为大家办事的劲头，好像从没散过。

至于这条路还要走到哪天？我倒真说不准。或许哪天，轮到我们这些老骨头真的歇下来了，年轻人还能记住点当初的艰难，也许就不亏。还是那句话：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人和制度、税和百姓，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