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岁儿子被杀，凶手拒赔偿，母亲将硫酸泼向仇家女儿

2005年，北京的夏天像一口烧得滚烫的铁锅，将整个房山区韩村河镇下中院村炙烤得滋滋作响。

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廉价洗发水和牲畜粪便混合的粘稠气味。

对于从重庆远道而来的韩浪来说，这股味道就是她和儿子韩小亮在这座巨大城市里挣扎求生的味道。

三十出头的韩浪，人生已经过早地写满了沧桑。

离婚，带着唯一的儿子北上，投靠一个身体有残疾但心地还算老实的男友。

三个人挤在一间月租二百块的出租屋里，屋子终年不见阳光，墙皮受潮后鼓起一个个脓包似的肿块。

但只要看到六岁的儿子韩小亮，韩浪就觉得这日子还有盼头。

小亮是她生命的全部，是她在北京这座水泥森林里唯一能抓住的光。

这个夏天，韩浪的男友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家里的经济彻底断了来源。

一天晚上，韩浪算着兜里剩下的几十块钱，想着下个月的房租，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她怕吵醒男友，捂着嘴躲到门外，蹲在黑暗里无声地抽泣。

门“吱呀”一声开了，小亮光着脚跑了出来，小手笨拙地替她擦着脸上的泪。

“妈妈别哭，”孩子的声音像闷热夏夜里的一缕清风，“我将来会好好学习，挣大钱给你买个大冰箱，天天给你冻冰棍吃。”

韩浪一把将儿子搂进怀里，眼泪流得更凶了。

她以为儿子不懂，其实儿子什么都懂。

他以为妈妈哭，是因为像他一样，想吃一根五毛钱的冰棍而不得。

这个关于冰棍的承诺，成了韩浪记忆中最甜也最痛的一根刺，在未来的无数个日夜里，反复穿刺她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

希望是脆弱的，尤其是在这片外来者与本地人混居的土地上。

矛盾的导火索，往往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韩浪的男友腿脚不便，走路慢，一次在村里窄道上挡了张家那辆半新不旧的面包车。

车窗摇下，露出张二群那张横肉丛生的脸。

“瘸子还他妈出门，挡你爹的路！”一口浓痰精准地吐在男友的脚边。

男友气得脸通红，想理论几句，却被张二群轻蔑的眼神看得没了底气。

张家是村里的本地户，张二群为人霸道，仗着自己是“土著”，从不把韩浪这些“外地来要饭的”放在眼里。

自那以后，两家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韩浪每次带着小亮路过张家门口，都能感受到张二群老婆那淬了毒一样的目光。

悲剧的降临，悄无声息，却又雷霆万钧。

2005年4月24日，一个寻常的周日。

中午，韩浪做好饭，扯着嗓子喊儿子回家，却没有任何回应。

起初她没在意，以为孩子又在哪家疯玩忘了时间。

可当她找遍了村里所有小亮可能去的地方，问遍了所有相熟的邻居，太阳已经从正午的毒辣，变成了傍晚的温吞。

恐慌像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韩浪的心脏。

她开始发疯似地奔跑，一趟趟穿梭在村子的土路上，嗓子从清亮喊到沙哑，再到几乎失声。

“亮亮——”“韩小亮——回家吃饭——”回应她的，只有单调的蝉鸣和村民们同情又疏远的目光。

从中午一点到午夜十二点，她没有停下过一秒。

男友拖着伤腿一瘸一拐地跟在她身后，怎么劝也劝不住。

直到她力竭虚脱，才被男友半拖半抱地弄回那间冰冷的出租屋。

那一夜，韩浪睁着眼，死死地盯着天花板，耳朵捕捉着屋外任何一丝细微的声响。

她幻想着下一秒，门就会被推开，儿子会带着一身泥土和淘气的笑冲进来。

然而，没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韩浪又冲了出去。

她像一头绝望的母兽，不知疲倦地在村子周围的山坡和田埂间寻觅。

正午时分，就在她准备去派出所报警的时候，村里一个平时和小亮玩得最好的孩子，像被鬼追一样，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脸上挂着泪和鼻涕，上气不接下气地尖叫：

“阿姨！阿姨不好了！西头……西头那个干井里……有个小孩！”

韩浪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到村西头那口废弃的枯井边的，只记得拨开围观的人群时，身体里的力气像是被瞬间抽空了。

井口被一块破旧的石板半掩着。

她疯了一样冲过去，用尽全身力气掀开石板，向下望去。

枯井不深，井底，一个瘦小的身影头下脚上地倒栽着，两条腿不自然地扭曲着，看不清脸。

可那身衣服，那双磨破了鞋头的运动鞋，韩浪就是烧成灰也认得。

那是她上个星期刚给小亮买的新衣服，孩子高兴得穿着在屋里转了好几个圈。

“亮亮——！”

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哀嚎撕裂了韩浪的喉咙，她眼前一黑，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当场昏死过去。

井边的异常很快引来了更多的村民和警察。

警戒线拉起，冰冷的勘查工具取代了乡间的宁静。

当孩子的尸体被从井里捞出来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孩子的身体已经僵硬，脸上和头上满是磕碰出的伤口，混着泥土和血污。

法医的鉴定结果如同惊雷，炸碎了所有人的侥幸。

韩小亮脖颈处有明显的掐痕，指甲深深地嵌进了皮肉里，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这是一起谋杀，枯井只是抛尸现场。

在所有人都沉浸在震惊与悲痛中时，警方的效率高得惊人。

通过对当天与韩小亮接触过的玩伴进行排查，仅仅几个小时后，凶手就被锁定。

然而，这个真相，比死亡本身更加残酷。

凶手，是同村张二群的儿子，年仅13岁的张成明。

根据张成明的交代，他在和韩小亮玩耍时，因为争抢一个玩具发生了争吵和打斗。

在扭打中，他用双手活活掐死了比他矮小瘦弱的韩小亮。

事后因为害怕，他将尸体拖到村西头的枯井，扔了进去，还学着大人的样子，用石板盖住了井口。

韩浪在派出所的临时休息室里醒来，得知这个消息时，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呆呆地坐着。

她想起了张二群那张轻蔑的脸，想起了他老婆怨毒的眼神。

她嘶哑地向警方哭诉，说这一定是张家的报复。

但警方经过缜密的调查，最终认定，这是一起没有预谋的激情杀人，与张二群夫妇没有直接关系。

韩浪只能接受这个冰冷的结果。

她唯一的指望，就是法律能给予凶手最严厉的惩罚，告慰儿子的在天之灵。

可是，现实再一次给了她致命一击。

由于凶手张成明年仅13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最终，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收容教养三年。

这个结果，像第一把冰冷、锋利的尖刀，没有任何预兆地、深深地插进了韩浪的心脏。

血，无声地流淌，将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丝信任，彻底浸染成了绝望的黑色。

儿子的头七还没过，韩浪的世界就已经死寂一片。

那间阴暗的出租屋里，曾经回荡着儿子笑闹声的角落，如今被一种能吞噬光线的沉默所占据。

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小亮的气息，韩浪不敢深呼吸，她怕一不小心，连这点念想都吸进了肺里，然后就什么都不剩了。

法院那纸轻飘飘的判决书，对她而言，不是慰藉，而是一道催命符。

三年，仅仅三年。

三年后，杀人凶手张成明就能拍拍屁股走出收容所，继续他的人生。

而她的亮亮，却要在这片冰冷的土地下，长眠不醒。

公道的第一扇门，就这么当着她的面，轰然关上了。

悲痛之余，现实的窘迫像秃鹫一样盘旋在她头顶。

小亮的尸体还停在殡仪馆，每天都在产生费用。

她掏空了所有积蓄，也凑不齐一笔体面的丧葬费。

在极度的绝望中，她想，张家总该为他们儿子的罪行付出点什么。

哪怕不是为了赔偿，仅仅是出于人最基本的良知。

她强撑着虚弱的身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走进了张家的大门。

张家的院子比她的出租屋亮堂得多，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半旧的桑塔纳停在院角，无声地嘲讽着她即将出口的请求。

开门的是张成明的母亲李翠芳，她看到韩浪，脸上的表情没有半分愧疚，反而像见了什么脏东西一样，皱起了眉头。

“你来干什么？”

韩浪嘴唇哆嗦着，几乎发不出声音：“我……我儿子的丧葬费……我没钱……”

李翠芳“呵”地冷笑一声，双手叉腰，堵在门口：“我家儿子都被你们害得关进去了，你还想要钱？你儿子是短命鬼，那是他的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想讹钱，没门！”

“我儿子……是被你儿子掐死的！”韩浪用尽全身力气喊出这句话，眼泪瞬间决堤。

“那又怎么样？警察都说了，小孩打架，失手了而已！他才十三岁，他懂什么！”李翠芳的声音尖利刺耳，“赶紧滚！别在我家门口哭丧，晦气！”

“砰”的一声，朱红色的铁门在韩浪面前重重关上，震落的灰尘扑了她一脸。

她站在那扇紧闭的门前，像一尊被抽走了魂魄的石像，任由邻居们指指点点的目光将她凌迟。

这仅仅是开始。

几天后，村里的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一刀刀扎进韩浪的耳朵。

是李翠芳在村里的小卖部、在打牌的牌桌上，四处宣扬着他们家的“道理”：

“我儿子就是判了三年，出来才十六，年轻着呢！有大把的好日子过！”

“那个外地婆娘，死了个儿子就想赖上我们家，想得美！”

这些话，比直接的辱骂更恶毒，它们在诛心。

它们把韩浪的丧子之痛，变成了一个无理取闹的笑话。

它们在提醒她，她的痛苦一文不值，她儿子的命，轻如鸿毛。

伤口上被反复撒上的盐，渐渐腐蚀了血肉，露出了森森白骨。

在一位好心工友的建议下，韩浪找到了法律援助。

她决定起诉，她不要张家的道歉了，她只要法律给她一个说法。

2006年1月3日，房山区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判决张二群夫妇赔偿韩浪丧葬费、死亡补偿金等，共计十五万元。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韩浪冰封的心里，透进了一丝微弱的光。

她以为，这是公道。

这是法律对她失去儿子的最后一点补偿。

钱换不回儿子的命，但这至少证明，他们错了，他们亏欠了她。

然而，她还是太天真了。

她低估了人性的无耻。

张二群以“家庭贫困”为由，公然当起了老赖。

他明明有两辆车，还在村里承包了点小工程，却在法院执行人员面前哭穷，说自己家有三个孩子要养，实在是拿不出钱。

一分钱，他都没有给。

韩浪别无他法，只能一次次地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每一次去法院，都意味着要把儿子惨死的经过在脑海里重新凌迟一遍。

可她得到的回复，永远是那句冰冷的官方说辞：“被执行人张二群外出躲避，名下无存款，暂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无法执行。”

“找不到人”，多么轻描淡写的四个字，却像一座大山，压垮了韩浪对法律的全部信仰。

她不甘心，她拖着日益消瘦的身体，找到了村委会。

接待她的是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村长。

老村长叹着气，给她倒了杯热水，眼神里满是同情。

“妹子，你的事，我们都知道。太惨了……”

“村长，你帮帮我，你去跟他们说说，让他们至少把安葬我儿子的钱给我……”韩浪的声音里带着哀求。

老村长嘬了口茶，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

第二天，他还是带着韩浪去了张家。

结果可想而知，张二群指着村长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他是吃里扒外，帮着外地人欺负本地人。

李翠芳更是撒泼打滚，躺在地上哭嚎，说村干部要逼死他们一家。

最后，老村长被气得满脸通红，拉着韩浪离开了张家。

在村口，他拍了拍韩浪的肩膀，无奈地摇着头：“妹子，你看到了，这张二群就是个滚刀肉，我们也没办法。

你……还是多跑跑法院吧。”

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连最基层的组织都束手无策，她还能指望谁？

从那天起，韩浪彻底变了。

她不再哭了，也不再去找任何人求助。

她的眼神变得空洞，整个人像一缕幽魂。

村民们时常看到她一个人站在村西头那口枯井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风吹不动，雨淋不走，仿佛要站成一座望子归来的石碑。

那个冬天格外冷，北京下了好几场大雪。

韩浪的出租屋里没有生炉子，屋里屋外一样冷。

男友劝她买点煤，她摇摇头，轻声说：“亮亮一个人在下面，该有多冷啊……我陪他一起冻着。”

夜里，她躺在冰冷的土炕上，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

丧子之痛，凶手的轻判，张家的嚣张，法律的无力，社会的冷漠……这一切的一切，像无数条毒蛇，啃噬着她的五脏六腑。

她的悲伤，在无尽的折磨中，开始变质、发酵。

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寒冬里，在她灵魂的最深处，一颗黑色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悄然萌发。

那颗种子，名叫仇恨。

时间像一剂缓慢的毒药，在韩浪的血管里流淌，侵蚀着她最后残存的理智。

2006年深秋，房山法院执行庭再次组织调解。

冰冷的会议室里，张二群第一次露了面，脸上堆着虚伪的愁苦，以家庭贫困为由，提出了一个近乎侮辱的方案：每月支付500元，分期25年，还清15万赔偿款。

25年。

韩浪的心脏在那一刻骤然停止了跳动。

25年后，她将年近六十，而杀害她儿子的凶手，早已成家立业。

法官在一旁苦口婆心地劝解，说着“能拿到一点是一点”的道理。

韩浪看着张二群那张闪烁着精明与无赖的脸，含着血泪，点了点头。

她不是接受了，她只是累了，彻底地，毁灭性地累了。

从法院出来，韩浪没有回家。

她径直走进一家五金店，声音平稳地对老板说：“我要五斤硫酸。”

老板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这个神情憔悴的女人，但最终还是把一个沉甸甸的塑料桶递给了她。

她把那桶能融化血肉的液体藏在床下，像藏着一个魔鬼。

她给了张二群最后的机会，给了这个世界最后的机会。

她在等，等第一个月的500块钱。

如果钱到了，或许，她会把那桶硫酸倒进村外的臭水沟里，然后离开这个伤心地，永不回头。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快半年过去了。

她的银行账户里，没有多出一分钱。

张二群的“诚意”，只是一个拖延时间的谎言。

韩浪的心，在那漫长的、毫无回音的等待中，彻底死了。

死得透透的，连一丝余温都没有留下。

复仇的目标，她早已想好。

张成明在收容所里，被高墙电网保护着，她碰不到。

但她要的，从来就不是一命换一命的对等。

她要的，是诛心。

她要让张二群和李翠芳，也亲口尝一尝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最有希望的孩子，被一点点毁掉的滋味。

那种痛，比死亡更漫长，更残忍。

目标，就是张家的大女儿，张晴晴。

那个在丰台技校读书，即将拥有光明未来的女孩。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每一根稻草。

而点燃炸药桶的，只需要一颗火星。

11月24日，周五。

张晴晴放假回家了。

她把实习第一个月挣来的1450块钱，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信封里，全部交给了母亲李翠芳。

李翠芳拿着钱，笑得满脸的褶子都开了花。

她揣着女儿的孝心，跑到村口的小卖部买烟，逢人便炫耀，声音不大不小，却足以传遍半条街：

“看看我家晴晴，多孝顺！第一个月工资，一分没留全给我了！这才是养女儿的好处！不像有的人家，养个儿子也是个短命鬼，白费功夫！”

这句话，像一颗烧红的钢钉，精准地、狠狠地钉进了恰好路过的韩浪的耳朵里。

那一瞬间，她所有的悲伤、隐忍、绝望，都被这句恶毒的炫耀引爆了。

她儿子的惨死，她一年多来的泣血奔走，在对方的幸福面前，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韩浪慢慢转过身，面无表情地走回了家。

她打开床下的柜子，取出了那个塑料桶，拧开盖子，将黄褐色的、冒着丝丝白烟的浓硫酸，小心翼翼地倒进一个带盖的大号搪瓷茶杯里，直到装满。

11月25日，清晨6点。

天色还是灰蒙蒙的，韩浪裹着一件旧大衣，怀里揣着那个沉甸甸的茶杯，像个幽灵一样，站在了村口的公交站牌下。

她等了很久，手脚都冻得麻木了，但怀里的茶杯，却始终散发着一股邪恶的温热。

上午9点多，她终于看到了目标。

李翠芳亲热地挽着张晴晴的胳膊，一路有说有笑地把女儿送到了站台。

张晴晴穿着一件时髦的粉色外套，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根本没有注意到，阴影里有一双淬了毒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她。

公交车来了。

张晴晴和母亲告别，蹦蹦跳跳地上了车。

韩浪等了片刻，像一个普通的乘客，低着头，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她隔着过道，坐在了张晴晴斜后方的位置。

车子摇摇晃晃地启动了。

车窗外的景物不断后退，韩浪的内心，正进行着一场天人交战。

她看着张晴晴的后脑勺，那乌黑的马尾辫随着车身的颠簸一甩一甩。

女孩是无辜的，她甚至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母亲说过多么恶毒的话。

一丝犹豫，像水汽一样，在她冰封的心上凝结。

但紧接着，儿子的脸浮现在她眼前。

那个稚嫩的声音在她耳边回响：“妈妈别哭，我将来给你买冰箱……”然后是枯井里那双倒挂着的、磨破了的运动鞋，是李翠芳在村口那张炫耀的嘴脸，是张二群在法庭上无赖的表演。

恨意，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最后一丝理智。

半小时后，公交车在一个路口靠站，车门打开，乘客们拥挤着上下。

就是现在。

韩浪猛地站了起来。

她拧开搪瓷茶杯的盖子，动作冷静得不像一个即将犯罪的人。

周围的乘客以为她要喝水，没有人多看一眼。

她猛地转身，向前一步，将整整一大杯浓硫酸，照着张晴晴的头脸，狠狠地泼了过去！

液体泼出的瞬间，时间仿佛变慢了。

韩浪看到张晴晴错愕地回过头，看到那黄褐色的液体在她脸上、头发上迅速蔓延。

一股浓烈刺鼻的酸味瞬间爆炸开来，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整个车厢的咽喉。

紧接着，是皮肤组织被强酸腐蚀时发出的“滋滋”声，和一声撕心裂肺、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叫。

“啊——！我的脸！好痛！好痛啊！”

张晴晴抱着自己的脸在座位上疯狂地翻滚，车厢内瞬间大乱。

被溅到的乘客也发出痛苦的喊叫。

韩浪没有回头看那地狱般的景象，她把空杯子扔在地上，趁着混乱，头也不回地挤下了车。

一股复仇的快感，夹杂着巨大的罪恶感，在她体内冲撞。

“站住！你干什么！”一声怒吼从身后传来。

是坐在前排的消防员刘勇。

他的手背也被酸液溅到，火烧火燎地疼，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忍痛追了下来。

韩浪刚跑到路边，正准备拦一辆出租车，一只铁钳般的大手就抓住了她的胳膊。

“你跑什么！”刘勇愤怒地质问。

韩浪缓缓抬起头，看着这个满脸正气的年轻男人。

她的脸上没有惊慌，没有恐惧，异常地平静，嘴角甚至还微微上扬，勾起一丝解脱般的、诡异的微笑。

“我不会逃，”她轻声说，“我本来就打算去自首。”

刘勇眉头紧锁，目光落在她脚边的空杯子上，厉声问道：“杯子里是什么？”

“硫酸。”

两个字，轻飘飘的，却让刘勇如遭雷击。

他知道，车上那个女孩的一生，被这个女人亲手毁灭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才多大！”

韩浪眼中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一丝哀怨和刻骨的恨意涌了上来。

她盯着刘勇，一字一顿地反问，声音嘶哑得像是从地狱传来：

“那我的孩子呢？他被掐死的时候，才只有6岁啊！”

看守所冰冷的铁窗，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却隔不断内心的煎熬。

韩浪平静地等待着审判，对她而言，监狱不过是从一个牢笼换到另一个牢笼。

然而，命运却在这时，跟她开了一个残忍至极的玩笑。

一次例行体检中，她被查出怀孕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死寂的看守所里炸响。

对于任何一个女犯来说，这都是一张可以减轻罪责的王牌，是上天赐予的救命稻草。

韩浪的男友在探视时得知消息，喜极而泣，劝她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孩子，为了孩子，也要争取宽大处理。

韩浪抚摸着自己尚且平坦的小腹，感受着那个微弱生命的脉动。

有那么几个瞬间，她几乎要动摇了。

这是上天在补偿她吗？在她亲手掐灭了所有希望之后，又给了她一个新的希望？

可是，每当夜深人静，张晴晴那张被硫酸烧得面目全非的脸，就会浮现在她眼前，伴随着那撕心裂肺的惨叫。

她伤害了一个无辜的女孩，一个本该拥有花样年华的女孩。

如果她利用腹中的孩子为自己减刑，那她和无耻的张二群夫妇，又有什么区别？

更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无法想象自己的孩子在一个没有母亲陪伴的环境下长大。

他会从别人口中得知，他的母亲是一个杀人犯的母亲，也是一个用硫酸毁掉别人容貌的罪犯。

他的一生，都将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痛苦挣扎，韩浪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她要打掉这个孩子。

在后来采访中，她对着镜头，眼神空洞而决绝：“我对不起那个女孩（张晴晴），我不能再用一个无辜的生命，来为我的罪行开脱。

我也不想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里，知道他的妈妈在监狱里。”

这个决定，是她对自己复仇行为最残酷的献祭。

她亲手扼杀了自己再次成为母亲的权利，将自己彻底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7年8月27日，房山区法院。

审判的时刻终于到来。

韩浪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号服，被法警带上被告席。

她的头发扎成一个简单的马尾，露出憔悴的脸庞。

旁听席上，张二群和李翠芳夫妇一看到她，就像被点燃的火药桶，李翠芳嘶吼着咒骂，要冲上来撕打她，被法警死死拦住。

庭审开始。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韩浪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我认罪。”面对指控，韩浪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

“你为什么要向张二群的大女儿泼浓硫酸？”公诉人问。

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韩浪情绪的闸门。

她猛地抬起头，目光如刀，射向旁听席上的张二群：“他儿子把我儿子杀了！法院判了赔钱，他还一分钱也不赔！”

“你认为以他家的经济状况，能赔得起吗？”

“能！”韩浪的语气斩钉截铁，“别说十五万，就是一万块的丧葬费，他们家也拿得出来！但他就是不给！”

公诉人继续发问：“你知不知道泼硫酸是重罪，要坐很多年牢？”

韩浪惨然一笑，绝望如同潮水般将她淹没：“我知道。

要是法庭能判我死罪，我正好可以下去，陪我那个死得好惨的儿子……”

公诉人问询结束，轮到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张二群发言。

他站起来，眼中没有丝毫对自己过往行径的反思，反而带着一种质问的口气。

“你儿子死了那么久，你为什么偏偏选在那个时候报复？”

韩浪死死地盯着他，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等了！我等了你们很长时间，等你们给我钱！我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官叫我们双方来调解，我每次都来，可是你呢？你躲到哪里去了！”

张二群被问得心虚地低下头，但随即又抬起，抛出了一个更加冷血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要对我大女儿下手？我那个有残疾的二女儿，每天都从你家门口经过，你为什么不找她？”

这个问题，彻底撕掉了张二群最后一块人性的遮羞布。

韩浪气得浑身发抖，她发出一声像是野兽受伤般的嘶吼，冷笑着，一字一句地，将最恶毒的诅咒砸向他：

“我——就——是——要——你——心——疼！”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法庭中央轰然引爆。

李翠芳再次失控，尖叫着冲向被告席，被法警强行架出了法庭。

短暂休庭后，法官当庭宣判。

“被告人韩浪，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赔偿被害人张晴晴、刘勇等人各项损失共计四十八万余元。”

宣判结果出来，韩浪的表情异常平静，仿佛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自从儿子死后，她的心，似乎也跟着死了。

反倒是张二群，激动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指着法官大喊：“判得太轻了！太轻了！我的女儿啊，她后半辈子都毁了啊！”

这句话，成了点燃韩浪的最后一根引线。

她猛地转过身，戴着冰冷手铐的双手指向张二群，用尽全身的力气，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

“活该！那是你应得的！你儿子害死了我儿子，我也让你女儿受伤，难受死你！”

她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刺耳，整个法庭都回荡着她泣血的控诉：

“如果法官问我后不后悔，我会说我后悔。

可如果是你问我，我告诉你，我永远不后悔！我要让你天天看着你的女儿，让你难受一辈子！”

韩浪激动得浑身颤抖，她死死地盯着张二群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用嘶哑的嗓子，喊出了她对这场悲剧最终的，也是最沉痛的审判：

“你给我记住，你闺女——是被你害的！”

法庭上的喧嚣，终将散去。

韩浪被法警带走，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厚重的门后，仿佛被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

记者们蜂拥而上，将话筒和镜头对准了尚在庭上的张二群夫妇。

“请问，韩浪说你们一直拒绝支付赔偿金，这是真的吗？”一个敏锐的记者将问题抛向了张二群。

张二群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地狡辩：“我……我也不是不愿意，主要是家里情况不好，准备……准备分批慢慢付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一个清亮而愤怒的女声，如同利剑般劈开了他虚伪的谎言。

“你说这话，先问问你自己的良心！”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旁听席上，一位已经脱下法袍、身着便装的女法官猛地站了起来。

她就是本案的审判长。

此刻，她脸上满是无法抑制的义愤，指着张二群厉声呵斥：

“你家不是还有两辆汽车吗？从法院判决生效到现在，你为什么一分钱都没有付过！”

这声当众的怒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张二群夫妇的脸上。

他们瞬间蔫了下去，在法官灼人的目光和周围鄙夷的视线中，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

这声迟来的正义回响，是对他们无耻行径最公开的鞭挞，也是对这整个事件中人性与道义缺失的最沉痛的呐喊。

然而，法庭上的胜利，换不回现实中的圆满。

这场悲剧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张晴晴，已经回到了家中。

那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女孩，如今活在了一个没有镜子的世界里。

她整张脸，连同脖子和双手，都被硫酸烧成了一片焦土。

新生的皮肤组织是狰狞的红色，像一张粗糙的面具，密密麻麻，凹凸不平，触目惊心。

受伤后，她一度想到了死。

在医院里，她几次试图拔掉输液管，都被护士及时发现。

医生和护士轮流开导她，才让她暂时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但活着，对她而言，是一种更漫长的酷刑。

身上被烧伤的疤痕，每天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像有炭火在灼烧。

那种痛，深入骨髓。

她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睡眠，常常在剧痛中惊醒，然后只能用手死死地掐住自己的皮肤，用另一种疼痛来覆盖这种灼痛，直到精疲力竭，才能再昏睡一两个小时。

她再也没有回过学校，实习的公司也去不了了。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哪里也不去，不见任何人。

她本该绚烂的青春，她那刚刚起步的人生，被那杯罪恶的硫酸，彻底焚毁。

张二群和李翠芳看着被毁掉的女儿，脸上写满了惆怅与痛苦。

在他们的三个孩子里，张晴晴是最懂事、最有出息的一个，是他们后半辈子的指望。

如今，这个指望也破灭了。

他们对韩浪恨之入骨，却从未真正反思过，是他们自己的冷漠、无赖和恶毒，一步步将韩浪逼上了绝路，并最终将报复的火焰引向了自己最珍视的女儿。

他们得到了一个被毁掉的孩子，这或许是命运对他们最残忍的惩罚。

他们将永远活在女儿残缺的阴影和邻里无声的指点之下。

而那个复仇者，韩浪，开始了她长达十三年的铁窗生涯。

她用自己的自由和再次成为母亲的权利，为儿子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复仇。

在狱中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她，对张晴晴是否感到抱歉。

她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低声说：“其实，我的确对不起她。”

但这句轻飘飘的歉意，早已无法挽回任何事情。

它像一颗投入深渊的石子，连一点回声都听不到。

多年后，张成明和韩浪都已先后出狱，或许已经隐姓埋名，开始了新的生活。

但这起案件留在社会肌体上的焦黑烙印，却远未消退。

它像一个血淋淋的警示，向所有人提出了一系列无解的追问：

对未成年人犯下的重罪，不痛不痒的收容教养是否真的足够？当法院的判决沦为一纸空文，“执行难”的困局又该如何破局？

当一个遵纪守法的普通人，在丧子之痛后，求告无门、走投无路时，那张本应接住她的社会安全网，又在哪里？

以暴制暴的结局，从来都不是快意恩仇。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悲剧，所有人都被仇恨的火焰灼伤，最终只留下一地无法收拾，也无人凭吊的余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