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陕西，生产队26个生活瞬间，太真实了！

鼓楼下的少年：一张老照片里的陕西人

前段时间去了趟西安，逛了大唐不夜城、曲江池公园、寒窑遗址等。深感西安不愧是十三朝古都。她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西安也是陕西的一个缩影。

翻看老照片的那晚，我被一个人钩住了心思。黑白影像里，他是个瘦小的青年，脸侧有光，书本摊开，字迹密密麻麻，像是要把土里的门道一条条抠出来。下一张，他又挤在人群里，公社门口的桌子前笑得见牙不见眼——有人说那是第一次领“工资”。这人呢，到底是研究员，还是社员？再翻过去，火车冒着白雾、鼓楼的影子压在岁月上、骆驼队从城门里出来，陕西的风跑过他的一生。

他出生在礼泉，庄稼地长大的人，走路带着草香。1956年冬天，宝鸡到略阳那段通了火车，他跟着父亲去看热闹。铁轨两侧站满了人，帽子、棉衣、红袖章，一片呼喊。黑色的机车慢慢压过来，像一头喘气的大兽。有人喊着“通啦通啦”，他抬头时，眼角飘过一只风筝，线被拉得笔直，仿佛那个年代的劲儿都拧在一处。别看他年纪轻，心里已经开始琢磨——路通了，庄稼怎么跟着走？人从这头到那头，粮也得跟着去。

到了1958年，他被省农科所请去帮忙，名头不大，挂了个“特约”的名儿，书倒是认真读。夜里大家都睡了，他还趴在桌上记东西：土壤温度、播期、虫害防法，写好一行又一行。有时抬头，看见窗外的灯晃，心想“这灯油真贵”，手还是不敢停。那年，他第一次去城里看鼓楼。明洪武年间立下的那座老楼，檐角一层一层翘起，像老人的眉梢。站在鼓楼下看过去，另一边钟楼的屋脊也在那儿，像两座老心脏遥遥相望。城四周那时还真没什么高楼，风穿过街巷，吹得人鼻尖发凉。

城里正在盖“邮电大楼”。他说是去找人办事，结果被工地上的情景吸引：脚手架密密的，工人喊着号子往上抬东西，五层的骨架像一头巨兽拔地而起。门口后来挂过“人民邮电”四个字，等到邮电分家，牌子也跟着改了。说句实在话，门前那条街才好看：公交来回，排队的人像竹竿子排着，年轻姑娘手上拎着布包，眼睛里有光。

他走南闯北，去过榆林。榆林的城墙旧得好看，东边开了两道门，南边一处，西面多些，北面偏偏没门——这事儿他回去还跟人打趣：北面风大，门开了挡不住。他最记得的，是城门里出来的骆驼队。骆驼走得慢，却稳；铃铛不紧不慢地响，驮着皮袋和粮，驼工穿着破棉袄，脸冻得红。那时远路靠它们，别的不行。后来他提起这件事，说每次想起那串铃铛声，心都静下来。

再翻，西安东城门里面，有一群女人蹲着。手里拿锤子，砸石子，护脸的布围着。那是中山门公社的“自救小组”，组织起来干活挣钱。她们砸一块石子，手心就多一泡，石子掉在地上，尘土微微扬起。他路过时帮忙提了两筐，回去才发现手指磨破皮，疼得不敢碰水。也算体验了一把“细活”。

延安他也去过。飞机上看到的延河像一条湿润的绸，穿城而过。河上那座桥，是共和国刚年富力强的时候修的，桥面晒得发亮。远处宝塔站着，像一个不言不语的老人。到了当年秋天，延安的一处大院里忽然热闹起来，大家围成一圈，一个说书人拿着板儿开讲，嗓门脆生生的，三句两句就把人逗笑。这人叫韩起祥，陕北说书的第一代，口条顺、故事活，他听得直拍手。散了场，他悄悄跟到背后看人收拾道具，心里竟有点酸：好艺人，都是一步一个脚印。

有人问他是不是只顾看热闹，他笑，“我还得干活。”礼泉那间办公室里，桌子上永远摊着笔记。夜深了，旁边人都睡了，他还在琢磨作物栽培。屋里太安静，有时会听见走廊里钥匙碰门的声音。后来有人说他从农民变到研究员，像是从土里蹦到纸上。其实他没那么想，他只愿意让地里东西长得更好。

1960年前后，他在曹家巷看见一群人围着桌子签字——城市里的人民公社，要报名。大家的笔在纸上划来划去，脸上热乎劲儿挂不住。他给堂兄遞了笔，堂兄稳稳地签了名，抬头笑得憨。他心里嘀咕：大家抱成团，总不会错。

城北那边有个华阴站，派出所的同志准备调走，门前照了张合影。站牌下四个字写得保守利落，老屋檐压着影子。他看见地上放着一排工具，有铁钩、有长杆，铁路人的家伙事，拿起来有重量。后来听说那站成了老站，保护起来了，心里竟生出一点温柔——东西留着，就有个念想。

1964年，旬邑县长河公社那头，有两个姑娘背着竹篓下地，手里一把镰一把锄，走路带风。她们是堂姐妹，小学出来就回来干活，人踏实，活儿也踏实。大队给她俩评了“五好社员”，她们回家不声不响地把证放在箱底。那年，他恰好去县里开会，路上碰上她们。女孩笑起来，眼睛像秋天的水。他将来回忆这个瞬间，总觉得自己那会儿青春被她们的笑点亮了一下。

西安的钢厂里，夏天热得要命。工会的人提着大桶绿豆汤往车间里走，桶壁冰凉，汤甜又解渴，还有孩子们最爱的冰棍。工人们额头上的汗一下收了点，手脚快了许多。五二厂后来停了，但那几年可真算得上城市的骨头架。说起来，有一次他去找人，路过一口井——安定门里头的甜水井，辘轳吱呀响，两个人正从井里吊水上来。水面晃得干净，他捧了一瓢，凉到心里。

公社食堂，是这段日子里另一种热闹。咸阳五星那边的厨房里，灶火旺得吓人，厨师翻勺子像跳舞，桌子上摆着一盘盘菜，梁上挂着半扇猪肉——那时候有肉真招人羡慕。中午一到，大家分桌坐，馒头白，菜热乎，汤也香。还有托儿所的小豆丁，一人一碗饭，再给一块红薯，规规矩矩地吃。后来食堂散了，家家点灶火，谁再说起那段，总要加一句“那会儿，人心热”。

他喜欢骑自行车，十字路口一蹬就出去。路很直，远处像画。卡车轰隆隆过，农人赶着驴车，车上是粮，他曾经在丈八那边帮忙交过公粮——装袋、盖章，肩膀压得疼。年轻人现在听起来陌生，可那时候，城市靠票儿，农村靠交。大家都明白，国家要往前走，家也得跟着走。

有次在公园，他看见一个老爷爷坐在长椅上，山羊胡清清爽爽，拄着拐杖看孙子滑梯。他站了一会儿，心想“城里的孩子真福气”。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个，最多把两块木头搭个“马”。

说到戏，就忍不住提易俗社。1959年的某个晚上，他挤进剧院，台上《三滴血》的腔一拉，嗓子透着劲儿，台口下观众往前探身。一家老社团，几十年在这城里扎了根，有人说它跟国外那些老剧院一样老。他不管那么多，只记得那晚回家的脚步轻。

那几年也讲卫生。西安庙后街里，一个年轻妈妈在院子里教孩子刷牙，牙刷是硬毛的，新买的，孩子咧嘴笑得像小耗子。他路过，听见妈妈说“每天刷”，这话朴实。后来谁都习惯了，卫生是小事，也是大事。

工厂的经验也要学。1964年，机务段的人去“西北国棉一厂”，看人家怎么管车间。那厂是纺织行业的旗帜，走廊干净得能照镜子。一个扎着大辫子的女孩，赵梦桃，挡车挡得漂亮，人也精神，两次被请去领大红花。他远远地看了一眼，心里佩服：一根线也能拉出世界的花样。

节庆就更不用说。1959年的国庆，西安新城广场挤满了人，队伍唱唱跳跳，旗子像浪。五年后，又是国庆，雨点落在牌子上，知青方队还是直直地走。那时候，谁不年轻？谁不想往前冲？

到了1965年，大家坐在一起“忆苦思甜”。桌上摆着玉米穗、白菜，粗糙的手摸着细碎的叶脉。有人讲旧事，讲青黄不接时的日子，讲一碗稀饭的分量。他听着，鼻子酸。那年，他把自个儿的笔记本合上了半天——有时候，纸也要歇一歇。

再翻过那张领工资的照片，雁塔公社门口人头攒动，牌子写着“发工资处”。他记得那一刻的笑，是发自心里的笑，不是为了给谁看。他也记得鼓楼旁排队等车的人、记得城门里的骆驼铃、记得公园里老人的拐杖声。他说，这些都不是大事，却能把人的命运串起来。个人的路，跟城的路缠着走——火车通了，楼盖了，戏唱了，饭吃了，粮交了，牙也刷了。我们常说时代洪流把人推着走，可人也在洪流里一点点地为自己立起小桩子：一张奖状，一口甜水井，一次看的戏，一次握着笔签下名字的瞬间。

照片是冷的，人是热的。隔着六七十年，我再看那青年，像看见他从鼓楼的影子里走出来，袖子挽起，脸上带着风。陕西早已换了模样，楼更高，路更宽，电车噌噌地跑。可只要你站在钟鼓对望的街口，闭上眼，还是能听见骆驼铃远远地响、说书人的板儿在掌心里作响、戏台上的锣鼓一下一下地敲。我们不必把故事讲完，留一点空白，也不错。谁知道下一张照片里，他会不会又笑得见牙不见眼？谁知道你我的孩子，将来在某个广场上，会不会也举着牌子冒着雨往前走？总之，时代新，心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