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历史上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一部分的

带领他的人民走向自由的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成为了莫斯科和基辅共同的英雄。

1648年，在乌克兰的草原上爆发了一场血腥起义。在哥萨克军官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下，一场起初与一位波兰贵族的私人争执，迅速升级为该世纪最暴烈的起义之一。波兰军队溃败，贵族庄园陷入火海，农民反抗他们的地主，欧洲的东南边境陷入了混乱。

然而，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其残酷性。这是哥萨克首次试图挣脱波兰的统治，并寻求莫斯科——这个他们视为文化相近且是天然捍卫者的同属东正教国家——的保护。1654年，在佩列亚斯拉夫，他们宣誓效忠沙皇——这一决定将在未来几个世纪里塑造该地区的格局。

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不只是一场地方叛乱。它粉碎了波兰的黄金时代，将哥萨克土地拉入莫斯科的轨道，并改变了整个东欧的力量平衡。这就是那场改变了欧洲大陆的起义的故事。

波兰边境的火药桶

到了17世纪中期，波兰-立陶宛联邦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它横跨肥沃的平原、繁华的城镇以及将其谷物运往阿姆斯特丹、威尼斯等地的贸易路线。其贵族喜欢吹嘘他们的国度是自由之邦，没有君主能实行暴政。在许多外人看来，这就像一个黄金时代。

但波兰"黄金自由"的光辉掩盖了危险的裂痕。国王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实权掌握在"施拉赫塔"——数万名以近乎宗教狂热守护自身特权的贵族——手中。他们以选举国王、拥有否决法律的权利，甚至在他们认为自由受到威胁时合法反抗的权利而自豪。控制着整个省份的大贵族拥有私人军队，并可以不受惩罚地违抗华沙。国家疆域辽阔，但其中心虚弱。

在东南边境，裂痕最为深重。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称为乌克兰的土地：无垠的草原、肥沃的黑土，以及人口构成如同来自各方威胁般复杂。克里米亚鞑靼人袭扰边境地区，每年掳走数千人为奴。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笼罩着南方。莫斯科大公国在东方虎视眈眈。而在这之间，保卫着这片动荡边境的，是哥萨克。

哥萨克是一支独特的力量：信奉东正教的边疆居民，以刀剑为生，以其独立性为傲，对权威心存疑虑，令邻国畏惧。他们在第聂伯河的岛屿上建立了被称为"塞契"的设防营地，并由此出发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发动大胆袭击。当波兰需要他们时，他们在战争中英勇作战。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却被视为难以管束的雇佣兵。

华沙的应对之策是"注册制"：一份正式承认、支付薪酬并授予特权的哥萨克名单。在冲突时期，注册名单会扩大；当和平回归，名单又会缩减，使得成千上万经验丰富的战士被排除在外。名单内的人嫉妒地捍卫着自己的地位；名单外的人则愤懑不平。

到了17世纪40年代，不满已达到临界点。大贵族侵占哥萨克的农场，肆无忌惮地掠夺土地。东正教神职人员抱怨在天主教统治下遭受歧视。向华沙的请愿石沉大海。这片曾是波兰盾牌的边境地区，正在变成其最大的软肋。

万事俱备，只欠一位领袖——和一根导火索。

从不满到起义

这场起义的起因，出人意料地，源于一场个人恩怨。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一位中级哥萨克军官，对他即将挑战的波兰世界并不陌生。他出生于基辅地区的一个小贵族家庭，曾忠诚地在波兰军队中服役，对抗过土耳其人，甚至曾在宫廷中得宠。他受过教育，通晓数门语言，既深受波兰政治文化熏陶，也秉承东正教传统。在很多方面，他体现了边境地区的双重身份。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肖像（约1650年），藏于塔尔努夫地区博物馆）

但时运逆转。一位有权势的波兰贵族丹尼尔·查普林斯基夺取了赫梅利尼茨基的庄园，羞辱了他的家人，据传还殴打了他年幼的儿子。当赫梅利尼茨基向法院甚至国王请愿要求伸张正义时，他被置之不理。对于一个本就因哥萨克权利不断受限而幻想破灭的自傲之人来说，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648年初，赫梅利尼茨基逃往下第聂伯河地区，在扎波罗热塞契集结支持。他在心怀不满的哥萨克中，尤其是那些被排除在官方注册名单之外的人中，找到了热切的追随者。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还争取到了"注册"哥萨克——那些通常负责镇压叛乱的精英阶层。他们决定站在他一边，使得一场兵变转变为一场运动。

赫梅利尼茨基还与克里米亚鞑靼人达成了协议。这是一场冷酷的交易：作为获得鞑靼骑兵支持的交换，他承诺他们有权掠夺和俘虏人口。对于乌克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毁灭。对于赫梅利尼茨基来说，这意味着能在波兰的强大力量下生存下来。

1648年的战役震惊了欧洲。五月在若尔蒂耶沃迪，哥萨克-鞑靼联军伏击并全歼了一支波兰分遣队。数日后在科尔孙，他们击溃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军队，并俘获了其指挥官。恐慌在联邦境内蔓延：其两支引以为傲的野战部队在短时间内相继被歼。

一场始于个人恩怨的起义，已演变成一场威胁要颠覆波兰在东欧秩序的战争。

烈焰中的地区

1648年的胜利释放了连赫梅利尼茨基本人都难以控制的力量。波兰战败的消息如野火般传播，起义转变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在整个草原地区，农民奋起反抗地主。贵族的宫殿被洗劫焚毁，他们的家人遭到追捕，整个庄园从地图上被抹去。对于一代人未曾经历过真正战争的贵族来说，这是一场可怕的清算。

暴力很快呈现出自身的凶残性。犹太租佃者和庄园管理者，通常被视为大贵族的代理人，成了特别的目标。屠杀在许多城镇和村庄爆发，留下了惨不忍睹的场景。对许多农民而言，这不仅是反抗，更是对数十年剥削的复仇。

克里米亚鞑靼人则带来了他们制造的混乱。他们纵马深入乡村，掳走成千上万的俘虏——"亚西尔"——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尽管赫梅利尼茨基依赖他们的骑兵，但他对他们的掠夺行为几乎无法控制。普通村民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与此同时，在华沙，联邦陷入困境。1648年5月，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突然去世，在最糟糕的时刻留下了空悬的王位。贵族们为继承权争吵不休，而东部边境已燃起战火。随着军队溃败和中央权威瘫痪，赫梅利尼茨基向乌克兰腹地推进。

到了12月，他凯旋进入基辅。钟声鸣响，人群涌上街头，东正教神职人员尊崇他为天赐的解放者。对哥萨克而言，似乎几个世纪的波兰统治在一年之内土崩瓦解。对波兰来说，这是一场民族灾难的开端。

（19世纪乌克兰画家米科拉·伊瓦休克所作《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1649年进入基辅》）

寻求盟友

1648年的胜利使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控制了广袤领土，但也让他面临一个困境。胜利消耗了资源，哥萨克军团要求军饷，而鞑靼人——从来不是可靠的盟友——肆意掠夺并在合适的时候自行撤退。起义摧毁了波兰在乌克兰的统治，但并未建立起任何替代之物。

赫梅利尼茨基知道联邦会重整旗鼓。波兰能从其庞大的贵族阶层中征召新兵，而他自己却有可能失去疲惫不堪的部下。为确保起义的生存，他需要外部支持。

他首先求助于克里米亚汗伊斯兰-格来，其骑兵对早期的胜利至关重要。但汗只对战利品和俘虏感兴趣。赫梅利尼茨基随后将目光投向更远处：向提出承认其地位但要求其臣服的奥斯曼苏丹；向表示同情但无法出兵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拉科齐；以及向试图将女儿嫁入赫梅利尼茨基家族但提供不了多少实际帮助的摩尔达维亚统治者。

每一次谈判都暴露了同一个现实：没有强大的后盾，盖特曼政权无法生存。东正教神职人员敦促赫梅利尼茨基向莫斯科求助，称其为"信仰唯一的真正保护者"。许多哥萨克表示同意，将俄罗斯沙皇视为对抗天主教波兰的天然盟友。

此时，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犹豫不决。过去对波兰战败的记忆挥之不去，他的波雅尔们建议谨慎行事。但赫梅利尼茨日益紧迫的信件——以及担心哥萨克可能转而投靠奥斯曼保护的风险——逐渐使天平向有利于莫斯科的方向倾斜。

转向莫斯科

到1653年，起义处于十字路口。波兰正在组建新军，克里米亚鞑靼人已证明不可信赖，而赫梅利尼茨基的盖特曼政权虽取得胜利，却已捉襟见肘。若无强大的保护者，起义恐有崩溃之虞。

在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察觉到了机会。在过去十年间，俄罗斯已按照西方模式重建其军队。外国军官——三十年战争和英国内战的老兵——训练了新的步兵团、龙骑兵和胸甲骑兵。这是几代人来莫斯科首次拥有一支能够与联邦平起平坐作战的军队。

然而，过去对波兰的屈辱记忆依然存在。本世纪早些时候两次灾难性的战争给俄罗斯宫廷留下了创伤，阿列克谢对卷入另一场代价高昂的争斗犹豫不决。一些波雅尔出于对陷入乌克兰混乱的担忧而主张谨慎。但其他人则认为，拖延会将主动权拱手让给奥斯曼人，后者可能将哥萨克纳入其势力范围。

（米哈伊尔·I·赫梅尔科所作《永远与莫斯科在一起，永远与俄罗斯人民在一起》（1951年））

1653年10月，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波雅尔、神职人员和军事领袖齐聚一堂，决定是否接受哥萨克置于沙皇保护之下。经过激烈辩论，结果明确：俄罗斯将伸出援手。

三个月后，这一决定在佩列亚斯拉夫敲定。1654年1月18日，赫梅利尼茨基及其军官与由波雅尔瓦西里·布图尔林率领的俄罗斯使团集会。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上，哥萨克宣誓效忠沙皇。莫斯科承诺维护他们的自治权，核定六万人的注册名单，并尊重当地传统。哥萨克方面则承诺效忠并提供兵役。

佩列亚斯拉夫宣誓并非平等条约，而是一次决定性的效忠行为。对赫梅利尼茨基而言，这是确保其起义成果和保护人民的唯一途径。对莫斯科而言，这是期待已久的向西扩张、宣称承担东正教保护者衣钵的开端。从那一刻起，哥萨克土地与俄罗斯绑定在一起——东欧的力量平衡开始倾斜。

（1954年苏联邮票上描绘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

余波

佩列亚斯拉夫的宣誓将哥萨克军团与莫斯科绑定，并点燃了一场新的战争。数月之内，俄罗斯与联邦便陷入公开冲突。随之而来的并非一场速战速决的战役，而是近二十年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上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场战争恰逢波兰最黑暗的时期之一——1655年瑞典入侵，即所谓的"大洪水时代"。随着瑞典军队从北方涌入联邦，俄军从东方进逼，哥萨克军团从内部出击。这个曾主宰东欧的昔日强国如今面临全线崩溃。尽管波兰最终击退了瑞典并与俄罗斯打成平手，但其不可战胜的形象已永远破灭。

对莫斯科而言，这场战争具有变革性意义。沙皇的军队证明有能力与欧洲列强平等作战。俄罗斯将其控制权深入至古罗斯的土地，夺取了斯摩棱斯克和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休战协定》确认了这些收益，确定第聂伯河为新边界：基辅及东岸归莫斯科，西部领土归波兰。

（1667年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深绿色区域表示在安德鲁索沃割让给俄罗斯沙皇国的地区。）

对哥萨克而言，结果更为复杂。他们的自治权一度得以保留，注册名单扩大，其领袖得到莫斯科承认。但盖特曼政权也被卷入帝国间更大的斗争中，其独立性逐渐受到限制。然而，对赫梅利尼茨基及其追随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波兰的统治已被打破，东正教土地与其天然保护者联合在了一起。

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不仅仅是一场哥萨克兵变。它标志着波兰黄金时代的终结，莫斯科作为地区大国的崛起，以及乌克兰命运决定性地转向东方的时刻。

在接下来的350年里，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命运将紧密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