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北京青年来新疆兵团，了解后，我对他们的同情渐渐多于厌烦

文/陈平

快60年了，我总忘不了在木华里（42团）连队工作时，灶后那车柴火——晒得焦干的红柳棍上，搭着块烂麻袋片，底下躺着个十六七岁的北京青年。

烈日把他的骨肉晒得发酥，抬的时候，胳膊上的肉一碰就往下掉。

那匹拉柴火的牛站在原地，眼睛鼓得圆圆的，湿乎乎的像含着泪。

那天我正蹲在伙房啃苞谷馍，干硬的馍渣剌得嗓子疼，突然听见一阵哭声炸开。

跑出去一看，老职工们围着柴火车直叹气，有人抹眼泪，有人骂“造孽”。

我腿肚子发软，攥着的苞谷馍“啪嗒”掉在地上——活了二十多年，头回见这么惨的死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去沙漠挖柴火时被晒死的，来回要走三四天，渴了只能喝沟里的苦水。

更让我心揪的是，有人说：“这娃前几天还想去团部看电影，被民兵抓过。”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天夜里追逃的场景突然冒了出来。

那是北京哥儿们刚到木华里没几天。他们一来就闹得满城风雨：说是从北京“少年职业学校”来的，原以为是“当兵”，结果被当“少管犯”押来；在路上的大尤都斯还闹过“暴动”，要回北京，最后被五百多民兵围住，一个没跑成。

木华里人早传开了，说这些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个个壮实机灵，却也野得像没缰绳的马，打架不计后果。

果然，第三天夜里就出事了。团部紧急动员：“有二十多个北京娃带了匕首往团部跑！”

我抄起根木棍就跟着去了，领头的是复员军人李公万，南京军区刺杀比武的第二名，手里那根枣木棍握得死死的，跳过毛渠时凌空一刺，看得我心直发颤。

瓜地里突然有团草动了。

“举起手来！”李公万大喝一声，我吓得屏住呼吸——真怕这小子反抗，李公万的手正痒着呢。

黑暗里传来个奶声奶气的声音：“我没动！我就是来看电影的。”

等走到基建队的灯光下，我才看清他：脸蛋白净红润，营养比我们好多了，伸出手乖乖等着上铐，见我们没家伙，还愣了一下。

“十几天没看电影了，在北京一星期能看两三场。”他嘟囔着，“这儿连报纸邮局都没有，全连就连长屋里一部带摇把子的电话，还是老解放留下的，谁敢碰啊。”

我心里动了一下——这话听着可怜，可转念又气：我们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不就是过着这种跟现代文明隔绝的日子？谁同情过我们？ 那时候我是真厌烦他们。

没过几天，我扛着水准仪去4连干活。那是个军管连队，以前刑满人员、四类分子虽说“人在心不死”，至少表面老实。北京哥儿们一来，全乱了套：论打架，没人敢跟他们一对一；论口才，老八路出身的连长指导员都辩不过他们；论见识，连队这些老军垦最多去过“一个馕滚到头”的伽师县城，他们一开口就是故宫天坛皇帝老儿。

最可气的是坑维吾尔族老乡。

有回一个老乡挑着筐葡萄来连队卖，北京娃们一拥而上。头一个给了两毛钱称葡萄，第二个趁老乡不注意，又把钱从他怀里“钳”出来，再递给老乡买。

就那两毛钱，在老乡怀里转了一圈，一筐葡萄就没了。

老乡坐在地上大哭，连长气得脸铁青：“我们屯垦戍边二十年，从没亏过老乡！”最后逼着每个买葡萄的人交五毛钱，才算把事儿了了。

打那以后，连长下了死命令：老乡来卖东西，必须干部盯着收钱，算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了条规矩。

连队里的鸡也开始少了，沙枣树枝上挂着鸡毛，风一吹飘得到处都是。老职工们背地里骂“北京渣子”，我也跟着嫌他们野、不安分。

可后来见的事儿多了，那点厌烦慢慢变成了说不清的滋味。 在4连，我常碰见个北京娃，长着张骆驼祥子似的脸，整天傻笑着，说话结巴还流口水。

别人说他从小得脑膜炎落了后遗症，家里穷，没人管，在街上流浪时，被两个老外人哄着：“给你十块钱，跪下伸手拿。”他跪下了，照片就登在了海外报纸上，跟着就被送进了少管所。

看着他那副凝固的傻笑，我心里像堵了块石头——这算啥事儿啊？把个弱智少年当成准“阶级敌人”，哪门子道理？

直到灶后那车柴火前，我亲眼看见那个晒死的青年，才彻底绷不住了。

他太年轻了，脸上还带着稚气，明明就是个孩子啊。

我不敢去问是不是那天被我们抓住的那个——宁愿不是，可心里那点侥幸，早被愧疚压得喘不过气。

从那以后，我再看北京哥儿们，眼里多了些同情。他们闹、他们野，可谁愿意背井离乡，从北京的电影票、故宫角楼，落到木华里的沙枣林、苦水泉？

他们坑老乡、偷鸡，可有的是被生活逼的，有的是不懂事，更多的是心里的委屈没处撒。

那年轻人的死，只是个开始。后来木华里的死亡簿上，还记着不少北京哥儿们的名字——有的在沙漠找水时迷路渴死，有的在开荒时被垮塌的沙包埋了。

曾经骂他们“渣子”的老职工，后来见了没爹没妈的北京娃，会悄悄塞个烤洋芋；见他们冬天没厚衣服，会把自家孩子的旧棉袄送过去。

再后来特殊时期来了，连长也“靠边站”了，木华里更乱了。可我总想起那个要去看电影的少年，想起那个傻笑的弱智娃，想起灶后流泪的牛。

那些北京哥儿们，就像风吹到木华里的种子，带着新鲜劲儿，也带着满身伤痕，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摔滚打爬。

如今再提木华里，有人会说上海青年带来了八小时工作制，宁波青年带来了热闹，可我总先想起那些北京哥儿们。

想起他们的野，想起他们的惨，想起我从厌烦到心疼的那些日子——那是兵团岁月里，最糙也最软的一块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