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惊现汉字！专家翻译后不敢信：这里曾是中国的一个省？

在伊朗境内竟然发现了汉字，并且在经过了一番仔细的翻译工作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此地曾经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省份。

各位读者们，你们好，我是阿沈，也就是沈从史，是您身边关注热点事件的小助手，致力于让您足不出户就能看遍世界各地的新鲜事。

我们言归正传，马上为您讲述今天的故事。

从地图上进行观察，伊朗和我们之间隔着重重山脉与河流，两个地方的地理距离相当遥远。

但出人意料的是，伊朗竟然在自己的国境之内，找到了一些刻有中文汉字的古代文物。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在历史长河中，曾有某个朝代将数千公里之外的伊朗也纳入其管辖范围了吗？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猜测，他们表示，说不定在过去伊朗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有多少呢？就让阿沈带您一探究竟吧。

在2022年的时候，伊朗的文化遗产、手工艺及旅游组织向外界公布了一个消息，他们在于北部里海沿岸的吉兰省内的一处古遗址中，成功发掘出了一批古代文物。

这些器物的表面上刻画着一些弯弯曲曲的符号，第一眼看上去有点像甲骨文，又似乎是一种大家都不认识的文字。

当地的考古团队将拍摄的照片发布到了网上，这个发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引起了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教授在看到这些照片以后，立刻就联系了他在伊朗的同行。

经过他仔细地对比分析后发现，这些符号与汉代时期在中国西北边境出土的简牍上的文字，存在几分相似之处。

出土文物上有一个“永”字，它的笔画和结构，与汉简上记载的“永元七年”里的“永”字几乎完全一样，而“永元七年”也就是公元95年，即东汉和帝的年号。

同时，另一个“安”字，也和汉代官方印章上的“安西都护”印文存在着联系。

德黑兰大学的波斯历史专家阿里教授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将所有的符号都收集整理成了一本图册，并邀请了来自巴黎索邦大学的汉学家一同进行研究。

在耗时半年的对比分析之后，他们初步形成了一个结论，认定这些符号就是汉字。

其内容可能涵盖了“地名”、“官职”乃至“纪年”等信息。

最令伊朗媒体感到兴奋的一点是，其中有一块陶器的残片上，刻有类似于“此属汉”的字样，如果将这几个字连起来解读，听起来就像是在宣告“这里是属于汉朝的领土”。

这件事很快就在历史学界引发了非常激烈的讨论，有些学者翻阅了《史记》，他们认为张骞出使西域的足迹，怎么可能只到达了中亚地区呢？说不定汉朝的实际影响力早已抵达了波斯。

但是，也有人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声称汉朝当时甚至连葱岭地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帕米尔高原，都未能实现完全的控制。

既然波斯的距离更为遥远，又怎么可能会在那里设立行省呢？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公元前138年，当时张骞正进行他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旅程。

他原本的计划是前往大月氏，以期联合对方共同对抗匈奴，不料却被匈奴人扣留了长达十年之久。

在他成功逃脱之后，便一路向西前行，最远抵达了今天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

尽管他此行并未能完成最初的政治使命，却带回了葡萄和苜蓿的种子，并且还让中原地区的人们知道了“大宛”和“康居”等中亚国家的存在。

汉武帝听闻此事后，认为这件事大有可为。

于是在公元前119年，张骞踏上了第二次出使的征程，他带领着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携带了大量的丝绸与金币，从而正式开辟了“丝绸之路”。

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丝绸和茶叶便源源不断地向西运输，而波斯的宝石与香料则络绎不绝地向东传来，甚至连罗马的贵族都把能够穿上丝绸服饰视为一种荣耀。

然而，伊朗的地理位置在波斯湾的北岸，是古代波斯帝国的核心地带，并且后来的安息帝国与萨珊王朝也都建都于此。

根据《汉书·西域传》中的记载，汉朝所设立的“西域都护府”位于乌垒城，其管辖范围向西最远只到葱岭，而葱岭再往西的区域，就已经是安息帝国的领土了。

安息帝国与汉朝之间是平等的外交关系，双方会互相派遣使节进行访问。

汉朝曾经赠送过代表极高规格的“金印紫绶”，安息国王也曾回赠过鸵鳥蛋作为礼物。

那么，这些汉字究竟是如何出现在伊朗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王教授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其中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这些汉字是由商人带过去的。

在汉代的丝绸之路上进行贸易的商队，其主力军是粟特人。

这些人从位于中亚的撒马尔罕出发，沿途销售丝绸、采购香料，最远可以抵达波斯湾。

他们在做生意时需要记账，所以有可能会在货物的包装上用汉字写下如“某某商队”、“某年某月”等信息，或者使用汉字作为标记以防止假冒伪劣。

再加上吉兰省地处沿海，很可能曾是商队从里海进入波斯湾的一个中转站，因此留下的货物残片就这样被带到了伊朗。

另一种可能是使节留下的纪念品。

汉朝与安息帝国之间会互派使者，当安息的使者到达长安时，汉朝会赠送给他们丝绸和玉璧。

同样的道理，当汉朝的使者去往安息时，也会随身携带一些“国礼”。

这些使者身上或许会带着一些刻有文字的器物，比如说刻着“汉使张骞”字样的铜印，或是写有“永元三年”的木牍，以此来作为他们身份的证明。

后来当这些使者回国之后，这些物品有可能被当作珍宝收藏起来，或者在不经意间被埋入了地下。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战争。

在那个时期，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上百年，当匈奴向西迁移的时候，有可能抢夺过汉朝的物资。

在他们一路向西逃亡至波斯的过程中，这些物品也就跟着匈奴人到达了伊朗，后来又被当地的居民捡到，并被当作普通的器物使用了数百年。

不过，最核心的证据仍然是那些陶片上的文字。

教授表示，他们曾请了三位汉学家进行独立的翻译工作，而所有的翻译结果都指向了“汉”这个字。

在其中一块体积较大的陶片上，还刻有“永元七年 西域都护 李”这几个字。

永元七年就是公元95年，而“李”这个字，很可能是当时西域都护的姓氏。

如果这个发现是真实的话，那就说明至少在东汉时期，汉朝的官方文书或者标记，就已经出现在了伊朗的国境之内。

但是，这件事真的能够证明“伊朗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省”吗？王教授对于这个结论却并不感到乐观。

因为汉朝时期的“省”和我们今天的省份概念不尽相同，当时所实行的是“郡县制”的行政区划，最高一级的行政单位是州，例如益州、凉州等。

而西域都护府实际上是一个“军政机构”，它所管理的是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事务，并非一个行政区划单位。

再说西域都护府的管辖区域，其最西端只到葱岭，伊朗位于葱岭以西的地方，所以根本就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伊朗本土的历史文献，也否定了“行省”这一说法。

无论是波斯波利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铭文，还是安息帝国的钱币，都没有提及曾受到过中国的统治。

安息帝国的历代君主，比如说密特里达梯一世，他在公元前171年至前138年期间在位，他们都会在钱币上铸造自己的头像，以此来强调其独立的地位。

而在汉朝的史书《后汉书》中记载安息国时，也只提到“其王常欲通使于汉”，从来没有说过“安息属汉”这样的话。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刻有“此属汉”的文物呢？阿里教授自己也坦言，这些符号实在是太过零散，有可能是商人随意刻上去的，也有可能是后人伪造出来的。

举个例子，在中世纪时期的波斯，曾经流行过仿制汉代器物的风潮，所以这些陶片说不定就是那个时期的“仿制品”。

不过，这件事本身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首先，它证明了汉代的“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单行道”，文化的影响力能够从长安一直传播到波斯湾。

这就像是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样，在商品流通进行的同时，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也在潜移默化地相互融合。

况且，历史研究是需要讲求证据的，即便陶片上的文字是真实的，“此属汉”这几个字也可能仅仅是商队的标记，并不能直接将其等同于“行政管辖”。

这就好比我们现在购买进口商品时，包装上虽然印着“中国制造”，但这并不代表那个生产地就属于中国。

目前，这些文物已经被送往了伊朗国家博物馆进行保管，中国的考古团队也正准备前往当地进行联合研究。

他们计划进行碳14年代测定和成分分析，说不定能够更清楚地揭示这些器物的来源。

但无论如何，这个发现都说明了古代中国与伊朗之间的交流，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频繁。

说到底，伊朗发现汉字这件事，与其因为无法证明伊朗曾是中国的一个省而感到些许遗憾，倒不如将其看作是一个有趣的“文化彩蛋”。

它的出现，也让我们得以明白，在两千多年以前，两个相隔万里的古老文明，早已经通过骆驼组成的商队、丝绸与香料的贸易，以及那些零散的文字，在不知不觉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各位读者朋友们，今天阿沈为您讲述的故事就暂时到此结束，如果您想知道后续的发展，就请听阿沈下一次再来为您分解。

再见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