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伊琍 有侠气 （上）

原创人物作者人物

2025年09月22日 09:01北京

「就是你会天然地知道，她能理解，或者说你是可以从她身上获得力量的。」

文｜王青

编辑｜槐杨

摄影｜吴明

妆发｜壮志

造型｜April瑶@April-Jfine

制片｜#1105

「你不能像个女孩那样说话」

对马伊琍的采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视频访谈的头几个问题大多被否定的句子打回：「我从来不会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太会谈这件事」。她不回避任何问题，但说话的语气、细微的表情，都在清晰地划定能回答与不能回答的边界。

比如，所有以「最」字打头的问题，最好都不要问。私人生活则是另一片禁区，作为演员，她始终认为，保护生活才能保证创作的空间。

但当问题滑向她感兴趣的区域，另一个马伊琍就出现了——她不再是冷峻的、寡言的，而是爽朗地大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这时候的马伊琍能连续、大段地输出，甚至忘记了禁区所在。

她主动说起外界的评价：

「至今在拍戏的过程中，我听到过工作伙伴对我说，姐姐，我们在跟你工作之前，听人说你非常强势、非常大牌、非常难搞，但是我们跟你工作之后，发现你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你看它就是两面，两种声音，那么有一种声音必然是与我的价值观不符合的人，可能我说话比较直接，曾经冒犯到了他们，他们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又有一部分（人）觉得跟我工作非常快乐，他们在底层上是能够疏通我在交流上的那个点的。他们可以接受对事不对人，那我们就是一类人。」

过去10年，吕彦妮曾多次采访马伊琍，她说，马伊琍和其他明星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这种「直接」，「很多明星会躲闪，遇到不想说的问题，会用一些无聊的招式跟你周旋，但她不会，如果这个事不想说，她会很直接地告诉你」。

10年过去，吕彦妮仍然记得，第一次采访马伊琍时，一开始马伊琍也很少看她，直到聊起一首诗，马伊琍忽然把头扭了过来，真正的对话开始了。后来这些年，她们成了生活里的朋友，但是到了工作场合，马伊琍从来不会因为对方是朋友就降低标准。吕彦妮记得，《繁花》上映后，她在一次采访里问到一场戏的设计，马伊琍反问她，你是什么感受？

就那一下，把吕彦妮吓住了，「我觉得是我没有准备好」。在她看来，采访马伊琍就像是运输一条鳗鱼，「整个过程中，你必须放一些其他的鱼，不能松懈一点，不能跑偏，你得一直发出响动，鳗鱼才能活着。」

「直接，不拐弯」，也是大多数合作者对马伊琍的初印象。导演沈严曾和马伊琍合作《中国式关系》《我的前半生》。在那之后，沈严几次邀约马伊琍合作，尽管两人已是好友，但每一次马伊琍都非常干脆地拒绝了，给出的理由也很直接——和以前的角色有重复的不接，无法理解的角色不接。沈严也不意外，「她一直是这样，和演戏时一样，我既然要演，我就要做到最极致」。

过去几年，马伊琍无疑是荧幕上最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繁花》是2024年春节最受关注的剧集，《我的阿勒泰》是那一年夏天最受关注的剧集。从《奋斗》《我的前半生》到《找到你》《爱情神话》再到近期的《花漾少女杀人事件》，无论是上海的都市女性，还是千里之外的小卖部老板娘，她的表演始终是鲜活的，粗粝的，有血有肉的。

在好友、演员梅婷看来，正是马伊琍这种「敢于说不、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帮她减少了过度的自我消耗，让她得以在被严密监控的娱乐圈里一直专注自己想做的事情。她们相识于电视剧《在远方》，梅婷饰演的是一个从零开始打拼多年的企业高管。她印象很深，刚开始拍摄，拍的是角色刚开始打拼的时候，马伊琍就对她讲，「你的口红有点太红了」。当时她们还不熟，马伊琍的直接让梅婷一惊。

「你说一个人可以完全不被外界的东西所干扰吗？可以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论吗？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做到。但是至少她做到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她就是这样，在任何场合都不吝于亮出自己。

她向我们讲起一件小事。在刚杀青的电影《清水落大雨》，剧组很小，每天现场只有60多个人，混着国内外不同语种的工作人员。现场副导演是一个20多岁、讲话很温柔的女孩，在拍摄一场车戏的时候，女孩被困在没有空调的后备箱里。

天气很热，马伊琍听着对方通过对讲机很小声地说：「东哥，开门。东哥，开门。」但嘈杂的环境里，没有人听得见女孩的声音。马伊琍把车窗摇下来，朝外面吼：「东哥！」对方回：「欸！」马伊琍再次大喊：「开门！」门被打开了。

第二天，女孩非常认真地感谢了马伊琍。「你知道吗？我这么大声吼，是因为我知道你这么温柔地说话，没有人听得见。」马伊琍对她说，「在这样一个很嘈杂的工作环境下，没有人会因为你是女孩特别照顾你，你不能像个女孩那样说话，你只要达到目的就够了。」

「她知道自己要什么」

入行30年，马伊琍始终保持着每年拍摄1到2部戏的节奏。多年合作伙伴杨天真曾评价她：「很多这个职业的人，无论男性女性，都特别容易在意最近流行什么、大众喜欢什么、什么题材比较红，就尽可能去接近，但马伊琍自始至终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这种清晰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她形容自己是从弄堂里出来的孩子。从小在石库门长大，家庭条件很一般，很多衣服都是妈妈拆了旧毛衣重新织成的新衣。梅婷记得，拍摄《在远方》时，有一场她缝衣服的戏，拍了很多条，线越缝越短，缝到要打结的时候，针却绕不过来了。马伊琍直接拿过去，「把线绕在针上，这么一拽，结就打好了」。这是梅婷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打结。马伊琍告诉她，这是姥姥教给妈妈，妈妈又教给她的。

小时候很多人夸她长得好看，但是妈妈一直跟她说，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必须肚子里要有东西，不能「绣花枕头一包草」。她笃信要学习，而学习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吕彦妮记得，有一次她们一行人去厦门鼓浪屿玩，朋友介绍了当地一个口述历史协会的老师做向导。鼓浪屿的建筑风格多样，跟到第三种建筑风格，吕彦妮就乱了，但是马伊琍一直很认真地听。回到上海后，有时候两人逛街，马伊琍依旧会指着街上的房子说，你看，这是不是那个老师提到的折中主义风格。

「你说学这些东西具体有什么用吗？但她就是不断地、主动地吸收这个世界。」

清晰的另一层含义是目标明确。从很早开始，马伊琍就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中考的志愿都是自己填的，大学的专业也是自己选的。高中的时候，她喜欢跳舞，就考到上海电视台的综艺舞蹈队当伴舞演员，课业之余，她兼职拍画报，拍戏，自己挣钱交学费。

《在远方》剧照图片@马伊琍工作室 提供

在片场，她同样是个目标明确的演员。拍摄《我的阿勒泰》时，导演滕丛丛形容马伊琍是一个「把万事万物都给你准备好的人」。她从不迟到，甚至比导演更早来到现场。她的表演准确而鲜活，「基本一两条就能过」。

但让滕丛丛印象最深的，是马伊琍落在镜头之外的聪明。抵达片场的第一天，马伊琍要先学骑马。她首先询问的不是骑马的技巧，而是问，如果马受惊了怎么办。教练教给她一句哈萨克语，告诉她，这个时候你得拉着马的缰绳的一头让它转圈，转晕了它自己会停下来。

后来有一次拍摄一个远景，所有的工作人员远远地躲在一个山头上，距离演员估计有10分钟的路程。马伊琍骑着马，旁边是骆驼背着大包的家具。突然家具从骆驼身上掉了下去，马受惊了。因为来不及赶过去，滕丛丛在监视器前面「吓出鸡叫」。但是马伊琍反应很快，用之前教练教给她的方法转着马，自己就把马给安抚下来了。「这是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怎么骑过马的汉族女人啊。我后来说你怎么这么有危机意识，太聪明了。」

「我的底色就是理性。」马伊琍说，「每一件需要做决定的事情，我都会先想好最坏的打算，我能兜住就行。」

她身上的清晰，也带来了分明的边界感。她重视隐私，马伊琍说，这跟她从小就渴望一间自己的房间有关。

直到今天，马伊琍依然能清晰描述13岁时自己第一次拥有的小空间：三层阁的石库门房子里，二楼的楼梯斜角处，有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不足3平方米的小房间。窗户是借了爷爷奶奶卧室里的，墙的一面是一张小小的折叠床，另一面是个小小的写字台。隔音很差，能清晰地听到屋里的所有响动——爷爷奶奶每天早上5点起来了，三五牌座钟每到半点和整点的时候会敲钟报时……但在当时，这样的一间逼仄的小屋已经极大地满足了她的需求，「至少门关起来，没有人能看得见我在做什么」。

但想要一个房间的愿望一直没有消失。很长时间里，她会在心里一遍遍想象那间屋子：要怎么布置，要如何设计，要拿它做什么。讲到这里时，马伊琍的手部动作多了起来，仿佛每一个细节，都印在她脑子里。

直到2001年，这个愿望终于达成。她用拍戏省下来的钱购置了一套三居室。对她来说，家里最重要的地方是窗台。当时流行飘窗，她精心为它铺上垫子，没事就坐在上面，看远处的楼房和风景。后来，窗台变成了阳台：种着花，开始是两三盆，不久就长成了一片小森林。吕彦妮有时会收到马伊琍的微信，总是相似的视角，阳台的茶桌上有一杯红酒，再配上一句：「终于可以坐在这儿喘口气了。」那是一天当中独属于她自己的时光。

回头来看，马伊琍觉得，正是这种强烈的对自我意识的渴望让她保持了往后退的距离。「我的分寸感很强，可能在我的职业里面，有的时候会让人家有点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接近我。但是也因为如此，我从小到大都能往后退，它又造就了我可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20多岁开始，马伊琍就清晰地知道，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有不随波逐流的能力。她曾在采访中谈起，「为什么我每次都会执着地选择那些有的时候别人看起来觉得不是爆款，或者不是拿奖的作品？因为我不看结果，我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每个角色结束，她也一定会留出足够的时间回到生活，即使是在《奋斗》大火之后，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我是一个能清晰地把生活和工作分开的人，」马伊琍说，「我会很清晰地知道工作的边界在哪里，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我非常讨厌工作入侵生活，我也尽量不让我的生活影响到工作。」

正像沈严说的，「她不重复角色，也不重复自己，这很难得」。

「六边形战士」

一直以来，沈严的名单里有一栏「害怕让对方失望」的演员，名单很短，马伊琍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排名很靠前」。

他们合作的第一部戏是《中国式关系》。在那之前，沈严对马伊琍印象是《奋斗》中的夏琳，「一个演员能力很强的南方姑娘」，最初找到她，也是看中她身上「既有南方特点，又有一定力量感」。

合作下来，沈严最大的感受是马伊琍身上「有劲儿」。10年过去，沈严对那部戏的许多记忆都模糊了，但他印象很深，有一场戏，马伊琍饰演的江一楠要从机场出来打车，剧本设定天气糟糕，加上大堵车，调度非常复杂，但马伊琍还是游刃有余地完成了。

两人再次合作是《我的前半生》。开拍前，沈严不是没有担心，甚至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是马伊琍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是那么勇敢地接受了这个角色，义无反顾地走到角色里。」

那段时间，马伊琍不仅要拍戏，还要应对孩子的各种突发状况，沈严记得，经常这头马伊琍正拿着电话处理生活中的事情，那头他已经喊了「预备」，但是马伊琍就像有一个开关，一挂电话就能「来词儿」，一秒之后就变成了戏里的罗子君。

一个小插曲是，最初《我的前半生》的结局是一个确定的happy ending——罗子君和贺涵走到了一起。但是拍到中间，罗子君与唐晶的友谊越来越深，大家意识到女性友谊在这个故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部剧的结尾改成开放式结局，正是马伊琍主动提出来的，她对沈严说，罗子君是不可能做出要跟贺涵往下走的决定的，「任何一个女性都不可能」。

「这一类演员太聪明了，他们能瞬间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理解得对不对，或者你是不是失误了，你没找到一个好的对手来给我，你偷懒了。当我面对他们，我首先要确保自己的每一个工作都做好了，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叉腰站在他面前说，来，咱们开始。」

《我的前半生》剧照图片@马伊琍工作室 提供

演员胡歌也见识过马伊琍身上的狠劲儿。在「繁花电影学院」的四年，他形容这一群人更像是同学而非合作者，而在这个班里，「马老师是我们的学习委员」，成绩也是最好的那个。

他和《人物》说起一个时刻。那是一场临时加出来的戏，原本拍的是宝总望向夜东京，拍完，王家卫问马伊琍，你有没有想过他看到了什么？马伊琍摇头，王家卫说，你想不想补拍这个镜头？

三个多小时过去，已是凌晨，王家卫还是不满意。他走过去和马伊琍说，马老师我们不拍了，你应该回去休息了。但马伊琍坐在那里，「一脸沮丧」，王家卫见状，只能把场记叫了过来，问，马伊琍NG了多少条？场记回，37条。王家卫搂着她的肩膀说，「才37条啊，你在我这里都排不上NG的top 10」。

这句话依然没能安慰到马伊琍。在她的信条里，让导演满意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我达不到最好的状态，我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那天晚上，马伊琍一夜没睡，一直在复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是她的习惯，凌晨3:38，她在朋友圈写下：「2:50，第一次带着职业生涯中深深的挫败感收工回家……不知道一年后，多年后，自己将如何看待今天。」

「马老师平时一直都是自信满满、相当洒脱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那种状态。」胡歌说。

「能忍」，是发小保剑锋对马伊琍的评价。他们十几岁时认识，后来成为上戏的同班同学，最初那几年，他对马伊琍的印象就是一个小孩儿，「不大点个儿，牙也不是很齐，嘻嘻哈哈的」。但让他印象很深的是，快毕业的时候，马伊琍一个人背了两部大戏《安提戈涅》和《阴谋与爱情》，不仅台词量大，还要两边来回跑。但直到两部戏演完，保剑锋从没看见马伊琍表露过任何抱怨，「她就是闷在那儿，不说」。

「你说这个事儿跟她非常活泼的性格又不一样。遇到真事儿的时候，她反而不愿意把那种恐慌写在脸上。她能压得住。」保剑锋说，「所以很多心理压力的东西，外人怎么体会得了？只有她自己清楚。」

毕业之后，他们各自经历过事业的起伏，隔了很多年后，再次在《在远方》剧组相遇。保剑锋发现，马伊琍的表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你别看她表面演得好像淡淡的，但内核有劲儿」。

梅婷喜欢和马伊琍聊表演，这几年，每回去乌镇戏剧节，她都能感受到马伊琍对表演的兴奋，「我是前一天演完了《狂人日记》，她就约我第二天赶紧见面要聊一聊导演，导演是波兰人，一个剧场大师，她非常好奇导演是怎么工作的，怎么能够让演员在舞台上的呈现都那么舒服。」

她也能看出来，马伊琍正在为自己的表演赋予更丰富也更明确的东西。「你看《我的前半生》里头，她有场戏穿了红衣服和绿裤子，看上去很夸张，但我能感受到那一定是她自己想好了的；《爱情神话》里，哪怕是一场群戏，她在背过去的时候，也有细微的肢体展现。她是个很坚韧的人，态度总是很明确，你知道她很瘦，很娇小，但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人。」

走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马伊琍的故事，并不总是围绕她的职业展开的。相反，她的婚姻、情感状态、母职选择与身体管理才是更占据公众注意力的事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马伊琍产后复出的《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播出，最被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关于作品，而是铺天盖地的疑问——马伊琍的胸部怎么下垂了？

身在影视行业，保全自我不是容易的事情。

成为母亲后，马伊琍曾给自己定下过一个接戏准则，只在能接孩子的地方工作。但是2018年，拍摄《找到你》，她连续20多天在外地，对她来说，那是一个生命分岔的路口。

刚到剧组时，她每天都很慌，甚至一回到房间就哭。哭到后来，她感到一定是有什么不对劲，「后来我发现，是我把自己搞丢了」。

之前的几年，她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在家庭生活中，但是当这个念头出现，她像是醒了过来，「我就意识到，我应该首先照顾好我自己，而不是首先去成为一个好母亲、好女儿」。

生活总会有困顿，马伊琍承认这一点，「我有过一个阶段，能量非常非常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要按一个暂停键，然后有一天再重启。嗯，有过这样的阶段」。

但说完后马上又补了一句，「就是说，在那个当下会觉得自己很难，往前走回过头看，就觉得真的是一笑而过的事」。

对马伊琍来说，没有什么比走过去更重要。能量最低的时候，她几乎起不来床，为了给自己一个起床的理由，她试了很多方法，比如跟教练约好去健身，或者想一想阳台的花是不是该浇了，起来浇水。

「我知道对很多陷入到这个很困难的境地的人来说，会没有这个动力。但说实话没有别人可以帮你。最终解救你的，都是你自己，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

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到，马伊琍变得不一样了。

她不断尝试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角色——《未择之路》的卡车女司机，《我的前半生》中离婚女性罗子君，《找到你》的保姆孙芳。在2018年第二届山一女性电影展上，她如此表述自己的选择：

「今年是我成为一名女演员第25年，过去我演了很多骄傲自信的独立女性，这让我感觉很好，因为我们都喜欢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大。然而这几年，我渐渐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曾不被我喜欢的、不够智慧的，甚至是被主流忽视的人群，比如《未择之路》的小眉，《找到你》的孙芳。

我也在想为什么，现在可以接受自己在银幕上看起来很不好很失败的样子？答案是，我学会放下坚硬的外壳，去理解跟自己大不相同的女人，并且感同身受。」

表演之外，她开始做更多的表达。许多人都记得，2020年的FIRST电影展上，马伊琍那段著名的「卵子说」：「一个产科大夫曾写过一个科普说，女性排卵的时候，这颗卵子没有受孕，就会随着经血一起排出，那个时候看到我会觉得，原来卵子有这么高的使命，那么怀孕是特别神圣的事情。但是我看到《破卵》最后的结尾是，卵子的使命不是受精卵，它就是可以是卵子。

终于过了那么多年，我们明白，女性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并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母亲，我们是为了成为自己。让那颗卵子成为她自己，不要赋予它更多使命。」

也正是在那年FIRST电影展的创投会上，马伊琍和邵艺辉相遇了。

那天上台前，邵艺辉喝了点酒，赤着脚走上舞台，后面大屏幕上播放的是她后来的第一部作品《爱情神话》的PPT。马伊琍坐在评委席，听到邵艺辉说，马伊琍就是「李小姐」时，笑了起来。

「我觉得很少有人把目光着力在中年人。我现在观察我周围的很多男性、女性，他们脸上写了很多孩子读名校，我接下来要怎样怎样，没有柔软的东西。在任何年龄，我们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东西，谈我们的欲望，谈性。」

在这之后不久，《爱情神话》拍完，第二年公映，马伊琍真的成了电影里的「李小姐」，而人们从此也记住了那个说话小声的导演邵艺辉。拍摄过程中还有过一段传播甚广的逸事，拍摄那场有名的饭桌戏时，徐峥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三个人还能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没等邵艺辉解释，马伊琍直接说，「当然可能了，我们女生就是这样的」。

《爱情神话》剧照图片@马伊琍工作室 提供

找回自己

陈鲁豫见过另一个时刻的马伊琍。

那是2017年的冬天，两人在一趟从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偶遇。回忆起来，那天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一个普通而惨淡的冬天，两个人都没化妆，脸色都有些苍白，简单聊了几句后，加了微信。

但她非常坚定地说，「每一个女人都会从某一刻开始转变」，而她确信，那就是马伊琍转变的开始。

这个转变具体是如何发生的？陈鲁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她只是以自己的经历作为参照：「我跟马伊俐都是七零后，我是七〇头，她是七〇尾，我们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还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东西规训，一定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但我觉得我们的先进性在于我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修正它。」

关于七〇一代的特征，马伊琍说了一个故事。小学一年级，家里条件差，周围很多小朋友有自动铅笔，但她没有。有一次考试，她的成绩特别好，爸爸要给她买一只自动铅笔作为奖励。相较于四毛九分钱的塑料款，爸爸给她买了一块七毛钱的，笔头和笔尾都是金属的，很好看，马伊琍把笔放进兜里，蹦跳着回了家，想给爷爷展示，但是兜里什么都没有——外套是妈妈从小姨的旧衣服改的，口袋一角脱了线，笔掉出去了。

爸爸很生气，要打她，爷爷拦了下来。马伊琍记得自己哭得特别伤心，尽管后来小姨又给她买了一支四毛九分钱的铅笔作为补偿，但直到今天，她对这件事还是「难以释怀」。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太允许犯错的，哪怕这个错误本身不在于我，而是物质匮乏的原因造成的，但是在那个时代是不太能被原谅的。」

回望这一路，马伊琍觉得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犯错」这件事。

几年前的一次采访里，她讲起和女儿的一场出国旅行。到了机场，她发现忘带女儿的护照本。行程连去带回只有四天，那是当天最后一班飞机，如果第二天走，就意味着玩的时间只有三天。但是没有选择，她改签了第二天的航班。

在机场，她很自责，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她对女儿说，对不起，你原谅妈妈。但是女儿一点都没有生气，对她说，妈妈，我们没事的。

马伊琍说，那是她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在女儿面前示弱和犯错是没问题的。

陈鲁豫能理解马伊琍身上的转变。「每个人身上的能力一定是一直以来就具备的。」陈鲁豫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和马伊琍走在相似的道路上，习惯把自己藏在某些身份背后，「比如说一两年前，我也不太表达自己，可能因为受新闻学的教育影响，你去采访别人，肯定是让别人说，自己不说，但时代在发生变化，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慢慢你就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有更多的表达。」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代女性共同的成长和蜕变。

《我的前半生》制片人黄澜曾提到，当时卖版权的时候，视频网站并不看好马伊琍加靳东的组合，认为他们的受众群年龄偏大，网络平台卖的价格并不高。但正是她在那些年对于离婚女性的思考，让她确信自己的选择，最终有了这部取得了很好收视率的剧集。

《我的阿勒泰》是导演滕丛丛的第二部长片。她将这个决定视为一次冒险：「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数据、成功的案例告诉你，这个东西它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因为喜欢李娟笔下那些极具个性与生命力的女性故事，她还是把《送我上青云》的全部片酬都投了进去。

滕丛丛对马伊琍最初的印象是她在《还珠格格3》里的表演，她第一感受是马伊琍非常英气，但总是演一些很温婉的，或者说很市井的角色，「我作为导演的一个小小成就感，就是我希望演员在我这儿可以塑造一个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角色」。

把某一部分自我缩小，世界因而更加广阔。刚入行时，马伊琍只愿意演跟自己接近的角色，那时的她，不会接受罗子君，但逐渐地，她能够接纳这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物，并一步步超拔于角色——《我的阿勒泰》中的「张凤侠」原本为「张凤霞」，马伊琍提议，也许可以改成「侠」字。张凤侠有着「侠」一般的洒脱与承担。她背后的马伊琍，也有了超越于母亲、女儿等角色的自由。

过去几年，她在微博上转发过儿童被拐卖的新闻，关注过产后女性的困境，也曾旗帜鲜明地为受家暴女性发声，并且一直积极呼吁母乳喂养，那是基于她本能的关注。

「是在那个年龄、那个阶段，你觉得自己经历了这些，可以说一些我的感受。」马伊琍说，话锋一转，「但现在回过头来，我不觉得我说的是非常准确的。」

「那些呼吁很多是基于你的理解，但没有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所以我现在会谈论个人的感受，而不是给自以为专业的建议。每个人都有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她说，这是她近四五年来发生的变化。她不再有很强烈的判断，这不意味着她不再勇敢，或者不独立思考，而是见过更多人、经历过更多的事后，她知道，一个人，尤其是艺术创作者，要有悲悯之心，尽量站在别人的角度，试图感同身受。

直到今天，谈到马伊琍，陈鲁豫常常会想起那个时刻。「你说发生了什么吗？其实没有什么。人是需要花时间长成自己的。但我们都会在人生的不同时间节点碰到那样一个时刻，你会否极泰来，你会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也遇到过那样的时刻，我也完成了我的人生的转折。我为我们这样的成长而感到骄傲。」

《我的阿勒泰》剧照图片@马伊琍工作室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