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伊琍 有侠气
发布时间:2025-09-22 09:00 浏览量:1
「就是你会天然地知道,她能理解,或者说你是可以从她身上获得力量的。」
文|王青
编辑|槐杨
摄影|吴明
妆发|壮志
造型|April瑶@April-Jfine
制片|#1105
「你不能像个女孩那样说话」
对马伊琍的采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视频访谈的头几个问题大多被否定的句子打回:「我从来不会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太会谈这件事」。她不回避任何问题,但说话的语气、细微的表情,都在清晰地划定能回答与不能回答的边界。
比如,所有以「最」字打头的问题,最好都不要问。私人生活则是另一片禁区,作为演员,她始终认为,保护生活才能保证创作的空间。
但当问题滑向她感兴趣的区域,另一个马伊琍就出现了——她不再是冷峻的、寡言的,而是爽朗地大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这时候的马伊琍能连续、大段地输出,甚至忘记了禁区所在。
她主动说起外界的评价:
「至今在拍戏的过程中,我听到过工作伙伴对我说,姐姐,我们在跟你工作之前,听人说你非常强势、非常大牌、非常难搞,但是我们跟你工作之后,发现你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你看它就是两面,两种声音,那么有一种声音必然是与我的价值观不符合的人,可能我说话比较直接,曾经冒犯到了他们,他们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又有一部分(人)觉得跟我工作非常快乐,他们在底层上是能够疏通我在交流上的那个点的。他们可以接受对事不对人,那我们就是一类人。」
过去10年,吕彦妮曾多次采访马伊琍,她说,马伊琍和其他明星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这种「直接」,「很多明星会躲闪,遇到不想说的问题,会用一些无聊的招式跟你周旋,但她不会,如果这个事不想说,她会很直接地告诉你」。
10年过去,吕彦妮仍然记得,第一次采访马伊琍时,一开始马伊琍也很少看她,直到聊起一首诗,马伊琍忽然把头扭了过来,真正的对话开始了。后来这些年,她们成了生活里的朋友,但是到了工作场合,马伊琍从来不会因为对方是朋友就降低标准。吕彦妮记得,《繁花》上映后,她在一次采访里问到一场戏的设计,马伊琍反问她,你是什么感受?
就那一下,把吕彦妮吓住了,「我觉得是我没有准备好」。在她看来,采访马伊琍就像是运输一条鳗鱼,「整个过程中,你必须放一些其他的鱼,不能松懈一点,不能跑偏,你得一直发出响动,鳗鱼才能活着。」
「直接,不拐弯」,也是大多数合作者对马伊琍的初印象。导演沈严曾和马伊琍合作《中国式关系》《我的前半生》。在那之后,沈严几次邀约马伊琍合作,尽管两人已是好友,但每一次马伊琍都非常干脆地拒绝了,给出的理由也很直接——和以前的角色有重复的不接,无法理解的角色不接。沈严也不意外,「她一直是这样,和演戏时一样,我既然要演,我就要做到最极致」。
过去几年,马伊琍无疑是荧幕上最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繁花》是2024年春节最受关注的剧集,《我的阿勒泰》是那一年夏天最受关注的剧集。从《奋斗》《我的前半生》到《找到你》《爱情神话》再到近期的《花漾少女杀人事件》,无论是上海的都市女性,还是千里之外的小卖部老板娘,她的表演始终是鲜活的,粗粝的,有血有肉的。
在好友、演员梅婷看来,正是马伊琍这种「敢于说不、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帮她减少了过度的自我消耗,让她得以在被严密监控的娱乐圈里一直专注自己想做的事情。她们相识于电视剧《在远方》,梅婷饰演的是一个从零开始打拼多年的企业高管。她印象很深,刚开始拍摄,拍的是角色刚开始打拼的时候,马伊琍就对她讲,「你的口红有点太红了」。当时她们还不熟,马伊琍的直接让梅婷一惊。
「你说一个人可以完全不被外界的东西所干扰吗?可以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论吗?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做到。但是至少她做到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她就是这样,在任何场合都不吝于亮出自己。
她向我们讲起一件小事。在刚杀青的电影《清水落大雨》,剧组很小,每天现场只有60多个人,混着国内外不同语种的工作人员。现场副导演是一个20多岁、讲话很温柔的女孩,在拍摄一场车戏的时候,女孩被困在没有空调的后备箱里。
天气很热,马伊琍听着对方通过对讲机很小声地说:「东哥,开门。东哥,开门。」但嘈杂的环境里,没有人听得见女孩的声音。马伊琍把车窗摇下来,朝外面吼:「东哥!」对方回:「欸!」马伊琍再次大喊:「开门!」门被打开了。
第二天,女孩非常认真地感谢了马伊琍。「你知道吗?我这么大声吼,是因为我知道你这么温柔地说话,没有人听得见。」马伊琍对她说,「在这样一个很嘈杂的工作环境下,没有人会因为你是女孩特别照顾你,你不能像个女孩那样说话,你只要达到目的就够了。」
「她知道自己要什么」
入行30年,马伊琍始终保持着每年拍摄1到2部戏的节奏。多年合作伙伴杨天真曾评价她:「很多这个职业的人,无论男性女性,都特别容易在意最近流行什么、大众喜欢什么、什么题材比较红,就尽可能去接近,但马伊琍自始至终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这种清晰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她形容自己是从弄堂里出来的孩子。从小在石库门长大,家庭条件很一般,很多衣服都是妈妈拆了旧毛衣重新织成的新衣。梅婷记得,拍摄《在远方》时,有一场她缝衣服的戏,拍了很多条,线越缝越短,缝到要打结的时候,针却绕不过来了。马伊琍直接拿过去,「把线绕在针上,这么一拽,结就打好了」。这是梅婷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打结。马伊琍告诉她,这是姥姥教给妈妈,妈妈又教给她的。
小时候很多人夸她长得好看,但是妈妈一直跟她说,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必须肚子里要有东西,不能「绣花枕头一包草」。她笃信要学习,而学习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吕彦妮记得,有一次她们一行人去厦门鼓浪屿玩,朋友介绍了当地一个口述历史协会的老师做向导。鼓浪屿的建筑风格多样,跟到第三种建筑风格,吕彦妮就乱了,但是马伊琍一直很认真地听。回到上海后,有时候两人逛街,马伊琍依旧会指着街上的房子说,你看,这是不是那个老师提到的折中主义风格。
「你说学这些东西具体有什么用吗?但她就是不断地、主动地吸收这个世界。」
清晰的另一层含义是目标明确。从很早开始,马伊琍就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中考的志愿都是自己填的,大学的专业也是自己选的。高中的时候,她喜欢跳舞,就考到上海电视台的综艺舞蹈队当伴舞演员,课业之余,她兼职拍画报,拍戏,自己挣钱交学费。
《在远方》剧照。图片由马伊琍工作室提供
在片场,她同样是个目标明确的演员。拍摄《我的阿勒泰》时,导演滕丛丛形容马伊琍是一个「把万事万物都给你准备好的人」。她从不迟到,甚至比导演更早来到现场。她的表演准确而鲜活,「基本一两条就能过」。
但让滕丛丛印象最深的,是马伊琍落在镜头之外的聪明。抵达片场的第一天,马伊琍要先学骑马。她首先询问的不是骑马的技巧,而是问,如果马受惊了怎么办。教练教给她一句哈萨克语,告诉她,这个时候你得拉着马的缰绳的一头让它转圈,转晕了它自己会停下来。
后来有一次拍摄一个远景,所有的工作人员远远地躲在一个山头上,距离演员估计有10分钟的路程。马伊琍骑着马,旁边是骆驼背着大包的家具。突然家具从骆驼身上掉了下去,马受惊了。因为来不及赶过去,滕丛丛在监视器前面「吓出鸡叫」。但是马伊琍反应很快,用之前教练教给她的方法转着马,自己就把马给安抚下来了。「这是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怎么骑过马的汉族女人啊。我后来说你怎么这么有危机意识,太聪明了。」
「我的底色就是理性。」马伊琍说,「每一件需要做决定的事情,我都会先想好最坏的打算,我能兜住就行。」
她身上的清晰,也带来了分明的边界感。她重视隐私,马伊琍说,这跟她从小就渴望一间自己的房间有关。
直到今天,马伊琍依然能清晰描述13岁时自己第一次拥有的小空间:三层阁的石库门房子里,二楼的楼梯斜角处,有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不足3平方米的小房间。窗户是借了爷爷奶奶卧室里的,墙的一面是一张小小的折叠床,另一面是个小小的写字台。隔音很差,能清晰地听到屋里的所有响动——爷爷奶奶每天早上5点起来了,三五牌座钟每到半点和整点的时候会敲钟报时……但在当时,这样的一间逼仄的小屋已经极大地满足了她的需求,「至少门关起来,没有人能看得见我在做什么」。
但想要一个房间的愿望一直没有消失。很长时间里,她会在心里一遍遍想象那间屋子:要怎么布置,要如何设计,要拿它做什么。讲到这里时,马伊琍的手部动作多了起来,仿佛每一个细节,都印在她脑子里。
直到2001年,这个愿望终于达成。她用拍戏省下来的钱购置了一套三居室。对她来说,家里最重要的地方是窗台。当时流行飘窗,她精心为它铺上垫子,没事就坐在上面,看远处的楼房和风景。后来,窗台变成了阳台:种着花,开始是两三盆,不久就长成了一片小森林。吕彦妮有时会收到马伊琍的微信,总是相似的视角,阳台的茶桌上有一杯红酒,再配上一句:「终于可以坐在这儿喘口气了。」那是一天当中独属于她自己的时光。
回头来看,马伊琍觉得,正是这种强烈的对自我意识的渴望让她保持了往后退的距离。「我的分寸感很强,可能在我的职业里面,有的时候会让人家有点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接近我。但是也因为如此,我从小到大都能往后退,它又造就了我可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20多岁开始,马伊琍就清晰地知道,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有不随波逐流的能力。她曾在采访中谈起,「为什么我每次都会执着地选择那些有的时候别人看起来觉得不是爆款,或者不是拿奖的作品?因为我不看结果,我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每个角色结束,她也一定会留出足够的时间回到生活,即使是在《奋斗》大火之后,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我是一个能清晰地把生活和工作分开的人,」马伊琍说,「我会很清晰地知道工作的边界在哪里,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我非常讨厌工作入侵生活,我也尽量不让我的生活影响到工作。」
正像沈严说的,「她不重复角色,也不重复自己,这很难得」。
「六边形战士」
一直以来,沈严的名单里有一栏「害怕让对方失望」的演员,名单很短,马伊琍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排名很靠前」。
他们合作的第一部戏是《中国式关系》。在那之前,沈严对马伊琍印象是《奋斗》中的夏琳,「一个演员能力很强的南方姑娘」,最初找到她,也是看中她身上「既有南方特点,又有一定力量感」。
合作下来,沈严最大的感受是马伊琍身上「有劲儿」。10年过去,沈严对那部戏的许多记忆都模糊了,但他印象很深,有一场戏,马伊琍饰演的江一楠要从机场出来打车,剧本设定天气糟糕,加上大堵车,调度非常复杂,但马伊琍还是游刃有余地完成了。
两人再次合作是《我的前半生》。开拍前,沈严不是没有担心,甚至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是马伊琍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是那么勇敢地接受了这个角色,义无反顾地走到角色里。」
那段时间,马伊琍不仅要拍戏,还要应对孩子的各种突发状况,沈严记得,经常这头马伊琍正拿着电话处理生活中的事情,那头他已经喊了「预备」,但是马伊琍就像有一个开关,一挂电话就能「来词儿」,一秒之后就变成了戏里的罗子君。
一个小插曲是,最初《我的前半生》的结局是一个确定的happy ending——罗子君和贺涵走到了一起。但是拍到中间,罗子君与唐晶的友谊越来越深,大家意识到女性友谊在这个故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部剧的结尾改成开放式结局,正是马伊琍主动提出来的,她对沈严说,罗子君是不可能做出要跟贺涵往下走的决定的,「任何一个女性都不可能」。
「这一类演员太聪明了,他们能瞬间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理解得对不对,或者你是不是失误了,你没找到一个好的对手来给我,你偷懒了。当我面对他们,我首先要确保自己的每一个工作都做好了,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叉腰站在他面前说,来,咱们开始。」
《我的前半生》剧照。图片由马伊琍工作室提供
演员胡歌也见识过马伊琍身上的狠劲儿。在「繁花电影学院」的四年,他形容这一群人更像是同学而非合作者,而在这个班里,「马老师是我们的学习委员」,成绩也是最好的那个。
他和《人物》说起一个时刻。那是一场临时加出来的戏,原本拍的是宝总望向夜东京,拍完,王家卫问马伊琍,你有没有想过他看到了什么?马伊琍摇头,王家卫说,你想不想补拍这个镜头?
三个多小时过去,已是凌晨,王家卫还是不满意。他走过去和马伊琍说,马老师我们不拍了,你应该回去休息了。但马伊琍坐在那里,「一脸沮丧」,王家卫见状,只能把场记叫了过来,问,马伊琍NG了多少条?场记回,37条。王家卫搂着她的肩膀说,「才37条啊,你在我这里都排不上NG的top 10」。
这句话依然没能安慰到马伊琍。在她的信条里,让导演满意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我达不到最好的状态,我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那天晚上,马伊琍一夜没睡,一直在复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是她的习惯,凌晨3:38,她在朋友圈写下:「2:50,第一次带着职业生涯中深深的挫败感收工回家……不知道一年后,多年后,自己将如何看待今天。」
「马老师平时一直都是自信满满、相当洒脱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那种状态。」胡歌说。
「能忍」,是发小保剑锋对马伊琍的评价。他们十几岁时认识,后来成为上戏的同班同学,最初那几年,他对马伊琍的印象就是一个小孩儿,「不大点个儿,牙也不是很齐,嘻嘻哈哈的」。但让他印象很深的是,快毕业的时候,马伊琍一个人背了两部大戏《安提戈涅》和《阴谋与爱情》,不仅台词量大,还要两边来回跑。但直到两部戏演完,保剑锋从没看见马伊琍表露过任何抱怨,「她就是闷在那儿,不说」。
「你说这个事儿跟她非常活泼的性格又不一样。遇到真事儿的时候,她反而不愿意把那种恐慌写在脸上。她能压得住。」保剑锋说,「所以很多心理压力的东西,外人怎么体会得了?只有她自己清楚。」
毕业之后,他们各自经历过事业的起伏,隔了很多年后,再次在《在远方》剧组相遇。保剑锋发现,马伊琍的表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你别看她表面演得好像淡淡的,但内核有劲儿」。
梅婷喜欢和马伊琍聊表演,这几年,每回去乌镇戏剧节,她都能感受到马伊琍对表演的兴奋,「我是前一天演完了《狂人日记》,她就约我第二天赶紧见面要聊一聊导演,导演是波兰人,一个剧场大师,她非常好奇导演是怎么工作的,怎么能够让演员在舞台上的呈现都那么舒服。」
她也能看出来,马伊琍正在为自己的表演赋予更丰富也更明确的东西。「你看《我的前半生》里头,她有场戏穿了红衣服和绿裤子,看上去很夸张,但我能感受到那一定是她自己想好了的;《爱情神话》里,哪怕是一场群戏,她在背过去的时候,也有细微的肢体展现。她是个很坚韧的人,态度总是很明确,你知道她很瘦,很娇小,但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人。」
走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马伊琍的故事,并不总是围绕她的职业展开的。相反,她的婚姻、情感状态、母职选择与身体管理才是更占据公众注意力的事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马伊琍产后复出的《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播出,最被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关于作品,而是铺天盖地的疑问——马伊琍的胸部怎么下垂了?
身在影视行业,保全自我不是容易的事情。
成为母亲后,马伊琍曾给自己定下过一个接戏准则,只在能接孩子的地方工作。但是2018年,拍摄《找到你》,她连续20多天在外地,对她来说,那是一个生命分岔的路口。
刚到剧组时,她每天都很慌,甚至一回到房间就哭。哭到后来,她感到一定是有什么不对劲,「后来我发现,是我把自己搞丢了」。
之前的几年,她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在家庭生活中,但是当这个念头出现,她像是醒了过来,「我就意识到,我应该首先照顾好我自己,而不是首先去成为一个好母亲、好女儿」。
生活总会有困顿,马伊琍承认这一点,「我有过一个阶段,能量非常非常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要按一个暂停键,然后有一天再重启。嗯,有过这样的阶段」。
但说完后马上又补了一句,「就是说,在那个当下会觉得自己很难,往前走回过头看,就觉得真的是一笑而过的事」。
对马伊琍来说,没有什么比走过去更重要。能量最低的时候,她几乎起不来床,为了给自己一个起床的理由,她试了很多方法,比如跟教练约好去健身,或者想一想阳台的花是不是该浇了,起来浇水。
「我知道对很多陷入到这个很困难的境地的人来说,会没有这个动力。但说实话没有别人可以帮你。最终解救你的,都是你自己,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
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到,马伊琍变得不一样了。
她不断尝试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角色——《未择之路》的卡车女司机,《我的前半生》中离婚女性罗子君,《找到你》的保姆孙芳。在2018年第二届山一女性电影展上,她如此表述自己的选择:
「今年是我成为一名女演员第25年,过去我演了很多骄傲自信的独立女性,这让我感觉很好,因为我们都喜欢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大。然而这几年,我渐渐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曾不被我喜欢的、不够智慧的,甚至是被主流忽视的人群,比如《未择之路》的小眉,《找到你》的孙芳。
我也在想为什么,现在可以接受自己在银幕上看起来很不好很失败的样子?答案是,我学会放下坚硬的外壳,去理解跟自己大不相同的女人,并且感同身受。」
表演之外,她开始做更多的表达。许多人都记得,2020年的FIRST电影展上,马伊琍那段著名的「卵子说」:「一个产科大夫曾写过一个科普说,女性排卵的时候,这颗卵子没有受孕,就会随着经血一起排出,那个时候看到我会觉得,原来卵子有这么高的使命,那么怀孕是特别神圣的事情。但是我看到《破卵》最后的结尾是,卵子的使命不是受精卵,它就是可以是卵子。
终于过了那么多年,我们明白,女性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并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母亲,我们是为了成为自己。让那颗卵子成为她自己,不要赋予它更多使命。」
也正是在那年FIRST电影展的创投会上,马伊琍和邵艺辉相遇了。
那天上台前,邵艺辉喝了点酒,赤着脚走上舞台,后面大屏幕上播放的是她后来的第一部作品《爱情神话》的PPT。马伊琍坐在评委席,听到邵艺辉说,马伊琍就是「李小姐」时,笑了起来。
「我觉得很少有人把目光着力在中年人。我现在观察我周围的很多男性、女性,他们脸上写了很多孩子读名校,我接下来要怎样怎样,没有柔软的东西。在任何年龄,我们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东西,谈我们的欲望,谈性。」
在这之后不久,《爱情神话》拍完,第二年公映,马伊琍真的成了电影里的「李小姐」,而人们从此也记住了那个说话小声的导演邵艺辉。拍摄过程中还有过一段传播甚广的逸事,拍摄那场有名的饭桌戏时,徐峥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三个人还能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没等邵艺辉解释,马伊琍直接说,「当然可能了,我们女生就是这样的」。
《爱情神话》剧照。图片由马伊琍工作室提供
找回自己
陈鲁豫见过另一个时刻的马伊琍。
那是2017年的冬天,两人在一趟从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偶遇。回忆起来,那天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一个普通而惨淡的冬天,两个人都没化妆,脸色都有些苍白,简单聊了几句后,加了微信。
但她非常坚定地说,「每一个女人都会从某一刻开始转变」,而她确信,那就是马伊琍转变的开始。
这个转变具体是如何发生的?陈鲁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她只是以自己的经历作为参照:「我跟马伊俐都是七零后,我是七〇头,她是七〇尾,我们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还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东西规训,一定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但我觉得我们的先进性在于我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修正它。」
关于七〇一代的特征,马伊琍说了一个故事。小学一年级,家里条件差,周围很多小朋友有自动铅笔,但她没有。有一次考试,她的成绩特别好,爸爸要给她买一只自动铅笔作为奖励。相较于四毛九分钱的塑料款,爸爸给她买了一块七毛钱的,笔头和笔尾都是金属的,很好看,马伊琍把笔放进兜里,蹦跳着回了家,想给爷爷展示,但是兜里什么都没有——外套是妈妈从小姨的旧衣服改的,口袋一角脱了线,笔掉出去了。
爸爸很生气,要打她,爷爷拦了下来。马伊琍记得自己哭得特别伤心,尽管后来小姨又给她买了一支四毛九分钱的铅笔作为补偿,但直到今天,她对这件事还是「难以释怀」。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太允许犯错的,哪怕这个错误本身不在于我,而是物质匮乏的原因造成的,但是在那个时代是不太能被原谅的。」
回望这一路,马伊琍觉得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犯错」这件事。
几年前的一次采访里,她讲起和女儿的一场出国旅行。到了机场,她发现忘带女儿的护照本。行程连去带回只有四天,那是当天最后一班飞机,如果第二天走,就意味着玩的时间只有三天。但是没有选择,她改签了第二天的航班。
在机场,她很自责,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她对女儿说,对不起,你原谅妈妈。但是女儿一点都没有生气,对她说,妈妈,我们没事的。
马伊琍说,那是她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在女儿面前示弱和犯错是没问题的。
陈鲁豫能理解马伊琍身上的转变。「每个人身上的能力一定是一直以来就具备的。」陈鲁豫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和马伊琍走在相似的道路上,习惯把自己藏在某些身份背后,「比如说一两年前,我也不太表达自己,可能因为受新闻学的教育影响,你去采访别人,肯定是让别人说,自己不说,但时代在发生变化,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慢慢你就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有更多的表达。」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代女性共同的成长和蜕变。
《我的前半生》制片人黄澜曾提到,当时卖版权的时候,视频网站并不看好马伊琍加靳东的组合,认为他们的受众群年龄偏大,网络平台卖的价格并不高。但正是她在那些年对于离婚女性的思考,让她确信自己的选择,最终有了这部取得了很好收视率的剧集。
《我的阿勒泰》是导演滕丛丛的第二部长片。她将这个决定视为一次冒险:「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数据、成功的案例告诉你,这个东西它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因为喜欢李娟笔下那些极具个性与生命力的女性故事,她还是把《送我上青云》的全部片酬都投了进去。
滕丛丛对马伊琍最初的印象是她在《还珠格格3》里的表演,她第一感受是马伊琍非常英气,但总是演一些很温婉的,或者说很市井的角色,「我作为导演的一个小小成就感,就是我希望演员在我这儿可以塑造一个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角色」。
把某一部分自我缩小,世界因而更加广阔。刚入行时,马伊琍只愿意演跟自己接近的角色,那时的她,不会接受罗子君,但逐渐地,她能够接纳这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物,并一步步超拔于角色——《我的阿勒泰》中的「张凤侠」原本为「张凤霞」,马伊琍提议,也许可以改成「侠」字。张凤侠有着「侠」一般的洒脱与承担。她背后的马伊琍,也有了超越于母亲、女儿等角色的自由。
过去几年,她在微博上转发过儿童被拐卖的新闻,关注过产后女性的困境,也曾旗帜鲜明地为受家暴女性发声,并且一直积极呼吁母乳喂养,那是基于她本能的关注。
「是在那个年龄、那个阶段,你觉得自己经历了这些,可以说一些我的感受。」马伊琍说,话锋一转,「但现在回过头来,我不觉得我说的是非常准确的。」
「那些呼吁很多是基于你的理解,但没有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所以我现在会谈论个人的感受,而不是给自以为专业的建议。每个人都有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她说,这是她近四五年来发生的变化。她不再有很强烈的判断,这不意味着她不再勇敢,或者不独立思考,而是见过更多人、经历过更多的事后,她知道,一个人,尤其是艺术创作者,要有悲悯之心,尽量站在别人的角度,试图感同身受。
直到今天,谈到马伊琍,陈鲁豫常常会想起那个时刻。「你说发生了什么吗?其实没有什么。人是需要花时间长成自己的。但我们都会在人生的不同时间节点碰到那样一个时刻,你会否极泰来,你会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也遇到过那样的时刻,我也完成了我的人生的转折。我为我们这样的成长而感到骄傲。」
《我的阿勒泰》剧照。图片由马伊琍工作室提供
内核
但马伊琍的故事,并不完全是一个破壳重生的故事,至少不仅限于此。一路走来,朋友们都觉得,马伊琍的内核始终没变——就像一把刀,有锋利的刀刃,也有让人能用力握住的刀背。
这些年,除了宣传期,胡歌不怎么接受采访。但说到是马伊琍,胡歌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在她身上感受到一种侠义,她对朋友、同事的关心特别真诚」。
聊起马伊琍时,这是很多人首先会讲到的一点——
papi和马伊琍在《繁花》相识。这是她参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压力很大,导演王家卫经常会给演员做一些表演上的指示,但她听不懂,王家卫告诉她,「你看我的眼神」,而她只能看向墨镜——什么也看不见。
或许因为过程太过痛苦,提到戏上的事,「那真是一片空白」。但有一件事被她记到了现在。进《繁花》剧组时,papi刚过哺乳期。有一场戏,她需要穿一件偏紧身的戏服。开拍后,现场导演为了镜头好看,对她说,papi,你把肚子收一收。话音刚落,马伊琍就说:「你不要这样说,我们女的生完小孩,有点肚子怎么了?」
合作之前,papi对马伊琍的印象是「一个厉害的人」,但没过多久的相处,papi对马伊琍的称呼变成了「姐」。听不懂王家卫的指示,她转头就问:「姐,你看王导跟我说这个,你说他什么意思啊?」每次马伊琍都会很耐心地和她一起琢磨。
《繁花》剧照。图片由马伊琍工作室提供
在陈龙看来,马伊琍的这点一直没变过,「就是直接、爱表达,爱恨分明」。他记得最早拍摄《真空爱情记录》,有个长发飘飘的男演员觉得马伊琍气场足,一见到她,浑身就抖,「说话也抖,手也抖」。马伊琍毫不客气地跟对方说,你放松呀,干吗这么紧张?陈龙只能在一旁拉住她,「你就别说话了,你不说话还好一点,一说话,他怎么放松?」
但陈龙同时觉得,马伊琍对人的关心也都是真诚的,是藏在事儿里的。拍完《真空爱情记录》之后,陈龙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瓶颈期。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没有专业背书,他被剧组拒绝过很多回,有段时间甚至又回去跑龙套了,而马伊琍的事业很快就因为《还珠格格3》迎来了转折,陈龙记得,那段漫长的日子里,虽然两人没表达过什么,但马伊琍经常会有意无意地带他认识一些导演、制片人。
到了《繁花》的时候,一开始,陈龙还是不太有自信。但是他印象很深,只要在现场有他的戏,马伊琍总会在监视器边上认真看着,看完后拍他肩膀,「你就是陶陶」,「你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陶陶」。陈龙觉得,如果是别人说这句话,可能是客气、奉承,但是从马伊琍嘴里说出来,「那种力量很大」。
「因为我们都是性格比较强的人,我也了解她,所以我们之间好像不用过多的语言说你帮帮我或者怎么样,从来没有说过。她的这些举动,其实我都能明白,但是我从来不会讲,你不用这样或者说谢谢,从来没有这样的话。」
和马伊琍成为朋友后,陈鲁豫觉得,马伊琍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从来不说言不由衷的废话。有一次,她们谈到一个情感话题,陈鲁豫顺口说了一句,加油。马伊琍立马回复,这也需要加油吗?
「她让自己的每一次表达都是作数的,每一句话也都是作数的,这点非常可贵。」
「演戏是我的一部分」
这两年,马伊琍拍戏的节奏依旧很慢。结束《清水落大雨》的拍摄后,暑假里,她去了山西看古建。其余的日子,没什么特殊的,就是看书、走路、看电影、看话剧。
在马伊琍看来,演戏始终都只是她生活里的一部分。这也是她一直以来对待表演的态度,真实才是最重要的审美,也是最有力量的。而真实从何而来?——答案是生活。
回到第一次的采访,过程中,谈到生活里典型的一天,她明显打开了许多,那是她说话密度最高的一段,能巨细靡遗地还原每一个生活细节:
早起的第一件事是去阳台,看一下植物状态,浇水、剪枝,这就花去一个多小时。洗漱之后,她会给自己做一顿早饭,如果去健身房,那就开水泡剩饭,就着妈妈做的酱菜,如果时间充裕,她会给自己煮一碗荠菜馄饨或者一个蛋黄肉粽。同时泡上一杯龙井茉莉花茶,茉莉花清香,能中和龙井的苦味,还能解腻。接着她再次回到阳台,吃饭,回工作微信。中午她会和朋友一起吃饭,有时候把朋友叫到家里,有时候干脆就出门约饭。
她有一些生活习惯一直没变,比如开水泡剩饭,梅婷曾经问她,剩饭剩菜不是对身体不好吗?但马伊琍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菜不能剩,会有亚硝酸盐,但肉和饭就可以。」
她喜欢走路,路程在一个小时内的目的地,她都会走过去。2023年在惠州拍《错位》,上下班,她会一个人从片场步行到酒店。她说,每天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出门走路。哪怕在棚里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她也一定会在小区里转圈走,溜达到够了为止。
自然带给她能量。常常走到路边的街心花园,看到一棵很漂亮的枫树,她就会觉得幸福。
走路的时候,她还喜欢观察。几天前,候机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拿着一根拉伸的带子旁若无人地做伸展运动。上了飞机,她发现两个人是同一个航班,下了飞机,对方还在做这个动作,马伊琍猜测这个人的颈椎不太好。她想,如果有一天她要演一个长期坐办公室的人,就可以拿一根弹力绳,像他那样,随时拉伸两下。
陈鲁豫访谈过许多明星。她觉得,女明星很容易过一种jaded的生活,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是不接地气的,是凭着一口仙气活着,但马伊琍一直能让自己保持某种泼辣和朴素。「你日常看她任何的街拍,就是那种素面朝天的样子,夏天总是穿夹脚拖,或者一双球鞋,然后一件吊带的背心或者长裙,一副很自然很随意的样子。」
「好吃喝」,这是朋友们对她的一致评价。爱到什么程度呢?最夸张的一次是在拍《我的阿勒泰》的时候,马伊琍发了一条朋友圈,手托着蛋糕站在辽阔草原上。同为吃货,陈鲁豫一看就知道蛋糕是在上海买的。她给马伊琍发去信息:你真的就这样一路背到了新疆啊?马伊琍很淡定地表示,「对啊,不是有冰袋吗?而且飞机上也有碎冰,可以请人家帮你冰一会儿」。
在吃的方面,许多朋友都被马伊琍摁头安利过。陈鲁豫跟着她买过朱家角的话梅、脱骨鸡爪、山核桃、梅菜扣肉。胡歌记得,吃过马伊琍带的冷面、生煎、拌馄饨……Papi说,《繁花》四年,马伊琍就像一张行走的应季菜谱。
滕丛丛在谈到马伊琍和张凤侠的共通点时说,「她作为一个女演员,平时也不减肥,该吃吃,该喝喝,天天发朋友圈都是葱油饼什么的,一点容貌焦虑都没有。她让你觉得这个女人的生活就跟张凤侠是一样的,我不care。」
「Appetite,」陈鲁豫说,「英文里这个词不仅是说胃口,还包括你对生活的胃口。」在她看来,一个人对吃有健康的欲望,也意味着对生活有无穷的热望。
我们问过沈严一个问题:你认识马伊琍这么多年,在你合作的演员当中,马伊琍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沈严说,马伊琍给他最深的印象,其实不是作为演员,而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一个人。「表演对她来讲是其次的,很多演员都是把表演作为自己最珍爱的一件事情,或者是生活当中的第一要素、无法割舍的一件事儿。但在我的感受来看,生活永远是她的第一位,工作是第二位的,恰巧她能力强,顺带拍了好戏,做了一个好演员。」
拍摄《我的阿勒泰》期间,马伊琍在微博上记录的大多是片场之外的时刻。她写眼前的风景——刚来阿勒泰看见远处黑压压的云层有点害怕,像极了噩梦里的云;快杀青前半夜下起了大雨,在木屋里待不住出来看外面,蒲公英一夜疯长,耳边仿佛听到扑簌簌万物生长的声音;写阿勒泰的村民——刚到哈巴河县收拾完房间一看已经8点半,想着镇上是不是没吃的了,还是去了一趟,找了一家面馆要了拉条子,到9点多越来越多父母带孩子进来吃面,原来人家这个点才吃晚饭呐。也写离别——我们杀青离开,牧民也开始转场夏牧场了。打扰了他们,愿一切顺利平安!
采访里最让她兴奋的问题总是关于生活里那些具体而微小的事情。她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讲起在山西的永安禅寺看到的一场演出。那是一场面向游客的文旅活动,过程中有人进进出出,有人打电话,有人聊天,但马伊琍印象很深,舞台上有两个女演员庄严肃穆地跳着舞蹈,丝毫没受周遭环境的影响。那种在舞台上的信念感和表演的庄严深深打动了她。
这些年,许多人都好奇为什么马伊琍总是能够挑到好剧本。在胡歌看来,这里有两个前提:一是对生活和人性有细致的洞察和深刻的思考,二是有足够的能力把文本转化为具象的人。
而马伊琍的答案是,「就是生活,你去生活就好了,生活里有各种各样的细节。有时候探讨得多,反而会束缚你的脚步。它就是跟你平时所捕捉到的生活细节有关,你捕捉到的越多,你能够输出的也越多」。
「我们是彼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6月,马伊琍刚过完49岁生日。以往每一年,她都会提前做好下一年的打算,但是今年,她觉得恍惚,经常拉着身边的人,欸,今年不是2026年吗?我不是50岁了吗?
对于年龄,她并不感到焦虑。同样不焦虑的,还有中年女演员的可能性。
「我觉得自己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保持一个清醒的认知,然后更客观地去看待周围。一个好的剧本,尤其写女性角色的,基本上是在30—40岁的阶段,这样的女性有了经历,是有厚度的,但我在30岁那个年龄段时,还是太年轻了。当我开始有自我认知,并在反省和前行中不断调整脚步的时候,会发现对很多剧本里写的那个年龄段的东西有更深的感悟。」
梅婷也有相似的感触。人到中年,生活难免有更多耗损,但梅婷觉得,也正是切身体会过生活残酷的一面,才会有更多的感悟,更新的认知,也更加愿意去找一个形象、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戏剧去传达出来。
2023年,她把经纪约签到了壹心娱乐。但那一年,因为母亲生病,她只能再次回归家庭。一年后,她重新出发,在《六姊妹》里饰演了大姐何家丽,这个角色是戏里的原点和枢纽。而对梅婷来说,这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从小到大,她在家里一直是小女儿,从来没有觉得「天塌下来我得撑着」。但走过生活里那段最无助、最失控的日子,她变得强大、坚韧。同组演员刘钧评价她,把大姐演出了生活的质感,「像一杯水一样,可能别人觉得太淡了一些,但是你喝着喝着会发现,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慢慢流淌,人生百味」。
她们也有很多的不一样。梅婷形容自己是「粗线条」的。前几年,因为女儿的牙齿问题,梅婷费了不少功夫和时间,但是去年看到女儿在《好东西》里的画面,她发现孩子的牙齿还是有反咬的情况,后来两个人聊起来,马伊琍对她说:「这我有经验啊,你要是早点问我,就不用这么折腾。」
「她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我也改变不了自己,我肯定不会像她那样细致和严谨,我更大大咧咧一些,但我仍然觉得她这么做是很好的,我要向她学习。」梅婷说。
她将马伊琍比作自己的「镜子」。年轻的时候,她们共同经历大陆电视剧兴起的阶段,留下被人至今记得的角色;后来她们进入婚姻,有了孩子,也都经历过生活的磋磨。十几年后,在生命的另一个节点,她们相遇了,成为朋友。未来,她相信她们也会在一起回忆。也像是一面镜子,她们映衬着彼此的选择与成长,「我们活在同样的历史和未来之中,我们都是彼此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陈鲁豫觉得,关于七〇一代的女性,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面面俱到,但我们一直对生活充满了好奇,我们会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也越来越正视自己的能力。我们迎接时代对我们的改变」。
她记得,早年马伊琍上《鲁豫有约》时,整个人还是收着的,但到了现在,「她是完全绽放,或者是怒放」。杨天真也认为,差不多是到了《爱情神话》阶段,马伊琍进入了新的状态。她在一次采访里说,「上一阶段我感觉多少有点被事情推着走,现阶段是她主动掌握,特别是在时间安排上。要休息多久、要陪家人多长时间、要什么样的项目才愿意接等等,这些事情的先后顺序在她那里是非常清楚的」。
变化也体现在她的选择上。这几年,马伊琍越来越频繁地与新导演合作。吕彦妮记得,《清水落大雨》开拍前,有一次她们聊起来,马伊琍很开心地对她说,「嗷嗷,我这个月要去上班了,又是一个新导演的第一部长片」。
吕彦妮完全能理解马伊琍的兴奋。在她看来,和新导演的合作始终存在风险,但对马伊琍而言,工作最大的吸引力还是那份新鲜感和学习的热情。「她没什么杂念,不会想着要做爆款或者拿奖,她不会有后顾之忧。」
前两年,她们一起去乌镇戏剧节看戏。其中有一部法国的戏,讲的是青少年和机器人的关系。两个人都被舞台上那些学生演员的表演深深吸引。但过了两天,吕彦妮发现,扮演未成年人的并不是少年演员,而是30多岁的女性。她赶紧把这个发现分享给了马伊琍。
她印象很深,听到这个消息,马伊琍忽然兴奋了起来,对她说:「你看,女演员的可能性有多大?」
「虽然悲伤,还是要挤牛奶」
在山西应县木塔旅行时,马伊琍又一次产生了困惑。
应县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很多年前,塔身就已经出现明显的倾斜,好几根柱子的一侧离地大概有一两厘米的空隙。但即便是这样,她惊讶地看到,很多游客还是把手伸进木柱子底下去摸缝隙,「一边摸还一边拍照」。
马伊琍没忍住,站在旁边对他们说,「你们不应该把手伸进去」。
当时我们正在谈论如何理解「侠」这个词,马伊琍向我讲起这件小事,「我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它就是我性格里本身自带的那部分,看到不公我会说出来,并且如果我有能力可以站出来说话,我是会的」。
但是当我们问她,你会想做更多的表达吗?她很直接地说:「我并不需要做更多的表达,因为我不期待别人倾听。对我来说,在角色中表达,这也是符合我本职工作的一个处境。」
那些和生命有关的表达,被她藏到了作品里。滕丛丛曾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讲起对张凤侠的理解:所谓强大,不是没有受过伤害的强大,是你不停受伤、结痂、摩擦出来的老茧,这是张凤侠的人格魅力。在她眼中,张凤侠也活在马伊琍的身上,「你看她活得很洒脱,但你一看司令就知道,这个人背后有过无数的伤痕,她只是不把它当回事儿而已,或者说她只是过去了而已」。
在《阿勒泰的角落》,李娟曾少有地描述过自己的母亲——「我妈却是有力量的。她强大到简直快要随心所欲。她举重若轻——所有艰难的事情,都被她做得像是伸手从树上摘下一颗苹果」。这也奠定了剧集中张凤侠的性格特征。
强大,也是许多年轻朋友对她的感受。陈鲁豫说,虽然她们在生活中还没有过太深的聊天,但她相信,如果自己碰到了某一种困境,马伊琍是那个可以沟通的人。「就是你会天然地知道,她能理解,或者说你是可以从她身上获得力量的。」
马伊琍在《我的阿勒泰》片场。图片出自马伊琍
演员春夏曾在播客「展开讲讲」中说起和马伊琍的一场旅行。那是一场被她称为心情复杂的旅行体验,她全程目睹了马伊琍是如何做一个妈妈的,「以前我并不知道,小孩是可以这样长大的,是可以被温柔对待的,是可以提出需求的,是可以闹的,是可以说我不高兴的,是可以拒绝大人的」。春夏用不可置信的语气说,「原来妈妈是可以这样的,有人可以被这么爱过。我看见爱了」。
同样感到震惊的,还有马伊琍的经纪人。他们一起工作了20多年,但在那之前她从来不知道马伊琍是这样的母亲,眼见着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出来,「每天要面对那么多情绪上的挑战,要平衡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最后几人复盘,除了马伊琍,其他人都沉浸在复杂的感受之中。
「他们觉得很痛苦。」回忆这段经历时,马伊琍反倒很平静,「我其实不知道他们痛苦在哪儿。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不管经历过怎样的仓皇、无助,马伊琍一直坚信的是,人最终还是要有走出来的能力。她说自己始终很喜欢一句话叫「一步一个脚印」。「你踏出去的那一步是泥地也好,是水洼也好,是平地也好,是木地板有回声的也好,或者是很坎坷的路也好,你都应该把那一步好好地踏出去,再好好地走下一步。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你可以把握的。」
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近乎本能的信念,支撑着她走到了今天。事实上,继续追问马伊琍,最有可能得到的答案就是「本能」或者「这是我性格的一部分」。20多岁放慢拍戏的脚步,「是我本能地对所有人都拍手叫好的东西持有一种质疑」。微博上的发声,「是我本能的关注」。她对生命的困惑都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比如在结束山西旅行的一个月后,她依旧不明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能自觉地去珍惜一个东西?
「我很难现在去跟你形容我有什么困惑,但这就是我现在很直接的困惑。」
夏天过去了,马伊琍又忙碌了起来。在白玉兰的颁奖礼上,主持人给每位提名女演员都送上了一朵带有角色寓意的花,「张凤侠」收到的是象征自由和坚韧的蒲公英。就像蒲公英的四散,离开张凤侠的草原后,马伊琍也将再次回到片场。对她来说,还有许多角色在等着她,还有许多人生在等着她体验。
几年前,她在微博上分享过是枝裕和书中的一首歌谣:
哗啦啦
今天也来挤牛奶
发出悦耳的声音,大家都来挤牛奶
大家都很开心,但也很悲伤
虽然能够挤牛奶,但是小牛没有了
虽然悲伤,还是要挤牛奶
因为小牛的死亡而悲伤,但也因为挤牛奶而开心。深夜读到那里,死亡、伤痛和喝到牛奶的喜悦同时汇集于那一刻,「那么忧伤,却又是无论如何生活还得继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