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华国锋欲对四人帮动手，叶剑英推荐三人，华最后选择谁？

1976年10月2日，夜。

中南海，华国锋的书房里，灯火通明，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缭绕的烟雾让灯光都显得有些昏黄。

坐在华国锋对面的，是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还有外交部的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和刘振华。这三位都是深夜被一通紧急电话召来的，来之前，谁心里都没底。而此刻，他们心里更没底了。

因为华国锋的脸色，实在算不上好看。

终于，他捻灭了手里的烟头，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你们看看这个。”

他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那是一份即将由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问题，就出在这份稿子上。

稿子里引用了一句“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六个字，白纸黑字，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但华国锋接下来的话，却让在场的人后背都渗出了冷汗。

“我昨天看到送审稿，就批了几句话。稿子里引用的主席的话，我查对过了，跟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

华国锋顿了顿，目光如炬，扫过每一个人，“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了。”

然而，问题来了。乔冠华已经飞往联合国，他带走的那份稿子，并没有删掉那句话。

在座的都是在政治旋涡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人，瞬间就明白了这六个字和另外六个字之间的分量。

“照过去方针办”，是谁照着办？是我，华国锋。办什么？办主席生前已经定下的、具体的事情。这句话的主语和范围，都是明确的。

可“按既定方针办”呢？什么是“既定方针”？谁来解释这个“既定方针”？

这句话一旦作为“临终嘱咐”被公之于世，那就成了一把威力无穷的尚方宝剑。任何人，任何事，只要被冠以“不符合既定方针”的帽子，就可以被打倒。

而谁掌握了这把剑，谁就掌握了最高权力的解释权。

想明白这一点，韩念龙和刘振华的额头已经见了汗。这已经不是文字游戏了，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图谋。

“你们有什么办法？”华国锋问。

办法只有一个，十万火急，越洋电话 。研究的结果，是韩念龙、刘振华立刻回外交部，动用一切手段联系上乔冠华，务必让他在发言中删掉这句话。

两位副部长领命，脚步匆匆地走了，书房里只剩下华国锋和耿飚。

气氛，反而更加凝重了。

华国锋与耿飚，其实并不算熟悉。耿飚心里很清楚，自己今天能坐在这里，完全是因为一个人——叶剑英。

就在不久前，叶帅向华国锋推荐了三个人，说是在关键时刻可以托付重任。这三个人，分别是耿飚、迟浩田、秦基伟。

华国锋又点上一支烟，看着眼前这位年近古稀、腰板却依旧挺得笔直的老军人。他沉默了许久，似乎是在观察，也是在最终下定决心。

耿飚没有说话，他也在等。等一个答案，也等一个任务。

终于，华国锋开口了，他没有绕弯子，直接向耿飚解释了那六个字背后的惊涛骇浪：“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主席留下的字条，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我对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是彻底的交心。

耿飚，这位从湖南醴陵走出来，历经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又在新中国外交战线上披荆斩棘的老革命家，此刻的眼神锐利如刀。他几乎是瞬间就洞悉了华国锋所有未说出口的话，以及那背后即将到来的雷霆风暴。

他站起身，斩钉截铁地说道：“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

没有一丝犹豫，没有半句废话。这是一个老兵对统帅的承诺。

华国锋笑了，那是种带着巨大压力的、如释重负的笑。他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你怎么知道我要你干什么？”

耿飚的回答同样干脆：“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那好吧，”华国锋也站了起来，“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随时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

这是最高级别的机密联络方式。

耿飚郑重点头，转身离去。他知道，历史的指针，已经拨到了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刻。

回到家中，耿飚的生活表面上波澜不惊，但他的内心，却已是惊涛骇浪。他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仔仔细细地阅读报纸，从字里行间寻找着风暴来临前的蛛丝马迹。

10月4日，信号来了。

《光明日报》头版，一篇署名“梁效”的长文赫然在目——《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指的就是北大、清华的写作班子，那是“四人帮”最核心的笔杆子。这篇文章，火药味十足，杀气腾腾，等同于一篇战斗檄文。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地，举起了那柄自己伪造的“尚方宝剑”，准备号令天下。

耿飚放下报纸，目光望向窗外。他知道，决战，就在这几天了。

他的思绪，不由得飘回到了几十年前。他想起了叶剑英，想起了那位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与自己结下深厚情谊的元帅。

为什么叶帅会如此信任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决定国家命运的关头，向华国锋力荐自己？

思绪的野马，瞬间挣脱了缰绳，奔回到了三十年前的北平。

1946年，国共美三方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叶剑英是中共代表，耿飚则是中共代表团的副参谋长。当时，他们一个住在翠明庄，一个住在北京饭店，都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着。

监视耿飚的那个特务，是个年轻人，许是水土不服，病倒了。在那个年代，药品稀缺，年轻人躺在小旅馆里，孤苦无依。可他没想到，自己监视的对象——耿飚，竟然会提着一些紧俏的药品和水果，亲自来看望他。

耿飚没有审问，也没有说教，只是像个长辈一样，问他冷不冷，饿不饿，还跟他聊起了家常，问他老家是哪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几句家常话，几分真切的关怀，瞬间击溃了这个年轻特务的心理防线。他一个大小伙子，竟当场流下了眼泪，然后，他压低声音，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国民党在叶剑英代表住处，翠明庄的会客厅地毯下面，安装了窃听器。

耿飚不动声色地告辞，立刻将情报报告给了叶剑英。

叶帅听后，只是微微一笑，随即安排了一场特殊的“会谈”。他把国民党代表请到翠明庄的会客厅，正事谈到一半，叶剑英话锋一转，笑着说：“听说你们的技术很先进，不知道我们这地毯底下，是不是也藏着什么高科技啊？”

国民党代表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

不等他反应，耿飚已经一个箭步上前，当着所有人的面，猛地掀开厚重的地毯，手起刀落，用随身携带的军用匕首撬开地板，几下就挖出了那个窃听器，然后“啪”的一声，扔在了谈判桌上。

那一刻，国民党代表的尴尬，足以载入史册。

也正是从那一刻起，耿飚那雷厉风行、智勇双全的行事风格，给叶剑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思绪又跳跃到了“文革”前夕。

一次中央开会，叶剑英曾悄悄递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军委考虑调耿飚任国防部副部长，请外交部党委研究一下。

后来，因种种原因，此事未能成行。而耿飚本人，对此事一无所知。直到“文革”爆发，“造反派”把这张字条翻出来，作为批斗他的“黑材料”，他才恍然大悟。

那一刻，他没有委屈，心中涌起的，是对叶帅那种光明磊落、一心为公的共产党人品格的深深敬佩。

正是这些过往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了沉甸甸的信任。所以，当华国锋还在犹豫用谁去执行最关键的任务时，叶剑英才会对华国锋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评语：

“耿飚这个人，关键时刻靠得住，有骨头。”

10月5日，华国锋的电话再次打来。

这一次的会面地点，不在中南海，而在东交民巷华国锋自己的住处。这预示着，谈话将更加机密，决策也已迫在眉睫。

华国锋亲自给耿飚倒了杯茶，神情比上次更加严肃。

没等他开口，耿飚先说话了。他将自己这几天的观察和分析和盘托出：“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眼神一凛：“你有何依据？”

“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那是他们的根据地，最近又增发了民兵的武器弹药。”

耿飚条理清晰地分析道，“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让王洪文或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然后马上向国外广播，北京这边也跟着游行庆祝。到那个时候，生米做成熟饭，形势就严峻了。”

耿飚的分析，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掌握的情报完全吻合。

这番话，让华国锋彻底定下了决心。他看着耿飚，郑重地说道：“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

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补充道：“是叶帅提名的。”

听到这句话，耿飚“腾”地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那是一个军人听到冲锋号时的本能反应，仿佛瞬间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没有问任务是什么，也没有问有多危险，他只是挺直了如松般的身躯，一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

“坚决完成任务！”

任务的具体内容，华国锋没有说。但悬念已经不必再有。那把即将出鞘的利刃，已经找到了最值得信赖的执剑人。

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风暴，即将在黎明前，抵达它的最高潮。

1976年10月6日，晚八点。

耿飚家中的那台红色电话机，突然发出了一阵急促的铃声。这台电话机，是高级干部的象征，寻常时候，它总是沉默的，可一旦响起，就意味着有大事发生。

耿飚拿起话筒，听筒里传来了一个沉稳而熟悉的声音。

是华国锋。

“你马上到怀仁堂来，坐你自己的车。”

命令简短，不容置疑。

耿飚放下电话，没有丝毫耽搁。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当他的专车驶入中南海西门时，耿飚敏锐地察觉到，气氛不对。岗哨比平时增加了一倍，每一名战士的脸上都带着一种临战前的肃杀，空气中仿佛都凝结着一种肉眼可见的紧张。

走进怀仁堂，眼前的一幕让他心中最后一块石头落了地。

华国锋、叶剑英都在，他们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低声交谈着。看到耿飚进来，叶剑英那深邃的目光投了过来，沉稳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耿飚什么都明白了。

华国锋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向他通报了情况：就在刚才，中央以雷霆手段，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了隔离审查。

“四人帮”，被拿下了。

这个消息，足以让天地变色。但此刻的怀仁堂里，却听不到一丝欢呼，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抓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一步，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那就是舆论。

“四人帮”经营多年的宣传阵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如果电台、电视台还在他们的人手里，一旦消息走漏，他们完全可以发出一篇颠倒黑白的广播，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届时全国大乱，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必须在天亮之前，把这个“笔杆子”牢牢地抢过来。

华国锋的目光锁定在耿飚身上，下达了那道最终的命令：“你，和邱巍高同志，”他指了指旁边的卫戍区副司令员，“立刻去中央广播事业局。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也站了起来，这位在关键时刻坐镇中枢的老帅，用他那特有的、带着广东口音的语调郑重嘱咐道：“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每一个字，都重逾千斤。

华国锋看着眼前这位临危受命的老将军，关切地问了一句：“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谁也不知道广播大楼里会发生什么。万一遇到死忠分子激烈抵抗，擦枪走火，绝非不可能。

然而，耿飚却摇了摇头，回答得异常沉着：“手枪，不必带了。”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目光坚定地看着华国锋：“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这一句话，尽显大将风度。

他要告诉所有人，也告诉自己，这不是一次军事政变，不是靠暴力夺权。这是代表党中央，去执行一项政治任务。

华国锋的一纸手令，比千军万马、比无数枪支弹药，都更有力量。

“好！”华国锋当即应允，拿起笔，在一张信笺上迅速写下了一道命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写完，他把手令递给耿飚。

耿飚接过，仔细看了一遍，郑重地放进上衣口袋。

但他并没有马上出发，而是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补充建议：“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这个要求，再次展现了他作为一名老军事指挥员的周密。

邱巍高是卫戍区副司令员，但对广播大楼具体的防务未必了如指掌。而警备一师的师长，对自己部队的兵力部署、地形特点了然于胸，有他同行，等于带上了一张活地图，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华国锋和叶剑英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赞许。

出发前，华国锋紧紧握住耿飚的手，最后叮嘱道：“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静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耿飚重重地点了点头。

夜色如墨，一辆轿车和一辆吉普车悄无声息地滑出了中南海，汇入北京深夜的车流中。

车里，耿飚、邱巍高，以及刚刚赶来的警备一师师长王甫，三个人都沉默不语。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役，没有炮火轰鸣，却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

将近晚上十点，他们抵达了广播大楼。大楼内外，一切如常，灯火通明，工作人员还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完全不知道一场历史性的风暴即将席卷这里。

按照预定方案，他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二十名最精干的战士。

耿飚亲自带着十名，直奔大楼的核心——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其余十名，则由邱巍高和王甫带领，去控制真正的要害——播音室和机房。

耿飚让十名战士悄然肃立在门外的走廊两侧，然后上前，叩响了邓岗办公室的门。

门开了，邓岗看到这么晚来访的耿飚和邱巍高，脸上写满了惊讶和紧张。

“耿部长，这么晚了，您……”

耿飚没有跟他客套，只是平静地走了进去，反手关上了门。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张决定了广播事业局命运的纸条，递了过去。

邓岗接过手令，只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他当然认识华国锋的笔迹，也当然明白这道手令意味着什么。他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在思索，在犹豫，在权衡着什么。

耿飚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听得见墙上挂钟滴答作响。

突然，耿飚开口了，语气平淡，却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邓岗的心上。

“你要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这句话，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它是一句试探，更是一句通牒。它在告诉邓岗：第一，我们知道你的后台是谁；第二，你的后台已经自身难保了，不信，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试试，看他还能不能保你；第三，大势已去，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邓岗的心理防线，在这一瞬间彻底崩溃了。他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连忙摆手，声音都变了调：“没必要了，没必要了……”

“那好，”耿飚的语气依旧波澜不惊，“请你，立刻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紧急事情商量。”

此刻，这位已经六十五岁的老将军，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场诡谲的政治风暴，而只是一场他指挥过无数次的、再寻常不过的军事战役。

在邓岗颤抖着手打电话召集人马的同时，另一边的行动也在闪电般地展开。

邱巍高和王甫带着十名战士，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了播音室和机房重地。一名年轻的播音员，正坐在话筒前，整理着一份刚刚送来的稿件，准备在下一个整点新闻时段播出。

邱巍高眼尖，瞥见了稿件的标题，正是那句熟悉的“按既定方针办”。

千钧一发！

如果按照常规做法，战士们会立刻冲进去，控制住播音员。但邱巍高没有这么做。他深知耿飚和华国锋“内外有别、不能混乱”的指示。他迅速在一张纸条上写下几个字：“技术故障，暂停五分钟”，然后递给一名战士，示意他从门缝里塞给导播。

导播看到纸条，愣了一下，但还是按规定执行了。

播音室里，代表暂停的红灯亮起。

紧接着，邱巍高才推门进去，他没有声色俱厉，反而十分客气地对那名年轻播音员说：“同志，辛苦了。外面有点情况，请你出来一下。”

播音员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蒙了，但看着邱巍高肩上的将星和身后战士们严肃的脸，他不敢多问，只能跟着走了出去。

在另一间办公室里，耿飚亲自向他解释了情况，并换上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内容正常的备用稿件。

整个过程有理有节，精准而文明，既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播出事故，又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内部的恐慌。

很快，广播事业局的核心小组成员十一人，陆续被邓岗召集到了他的办公室。

看着门口肃立的战士和屋子里耿飚、邱巍高严肃的脸，所有人都意识到，天，变了。

耿飚当着所有人的面，再次宣读了华国锋的手令，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坚守岗位，做好工作，确保广播电视的正常播出。

无人反对。在绝对的权威和既成的事实面前，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

晚上十一点四十分，在耿飚的指示下，邓岗又召集了各部门的领导开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至此，从领导层到执行层，从行政中枢到技术要害，整个中央广播事业局，这座曾经被“四人帮”视为最坚固的舆论堡垒，兵不血刃，被静悄悄地拿下了。

一切安排妥当后，耿飚走进了邓岗的办公室，拿起了那台红色的电话机，拨通了一个他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

电话那头，华国锋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

耿飚沉稳地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话筒里传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随即，是华国锋那压抑不住的、带着喜悦的声音：“好！干得漂亮！”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打得确实漂亮。

历史的转折，有时就是这样，于无声处听惊雷。

就在耿飚掌控广播大楼的同时，在京西的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的住地，一场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在连夜召开。

会议从晚上十点，一直开到了第二天凌晨四点。

会议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一个时代，结束了。

而另一个时代，正从这座被悄然接管的广播大楼里，准备向全中国，发出第一声黎明的啼鸣。

夜深了。

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大楼里，依旧灯火通明，但空气中的味道，已经彻底变了。原来的那种紧张、诡谲、人人自危的气氛，被一种更为复杂的情绪所取代——有茫然，有窃喜，也有压抑了太久之后的蠢蠢欲动。

耿飚没有休息。他坐镇在原来的局长办公室里，这里已经成了临时的总指挥部。

夺权，讲究的是个快准狠，靠的是雷霆手段和绝对权威。这一点，对于身经百战的耿飚来说，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可治权，就是另一门学问了。

耿飚看着一份份等着审查的播音稿，看着一个个部门的组织名单，眉头渐渐锁了起来。他意识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光靠他和邱巍高、王甫这三个“武将”，是镇得住场子，但管不住稿子。这宣传舆论的阵地，弯弯绕绕极多，一句话说错，一个词用得不当，都可能引发轩然大波。

玩笔杆子的，讲究的是个专业对口。

想到这里，他悄悄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

邱巍高深表同意，但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要找人，我们卫戍区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这活儿，还得从中联部找人。”

耿飚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刻向中央请示，请求从中联部调派几位信得过的“文将”来协助工作。中央很快批准，他的老部下、副部长张香山和冯铉，带着几位得力干将，星夜驰援。

援军一到，耿飚的底气更足了。他立刻召集了新的临时领导班子开会，定下了两条铁的纪律。

据张香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他毕生难忘。

耿飚同志叫邓岗把直播室门上的钥匙，当着所有人的面，亲手交给了他。耿飚接过那串沉甸甸的钥匙，攥在手心里，然后对着所有人，用不容置疑的语气，下达了两条命令：

第一，从现在起，所有节目必须先录后播，严禁直播。任何稿件，必须经过我们临时小组的审查，我亲自签字，才能播出。这是为了防止任何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话筒泄露消息，制造混乱。

第二，凡是节目中提到或涉及到“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的，一律删去。相关的文章、口号、评论，全部撤换。

这两条规矩，就像两把精准的手术刀，一刀切断了突发风险的可能，一刀剜除了“四人帮”赖以蛊惑人心的舆论肿瘤。

就在耿飚有条不紊地梳理广播局内部工作时，在玉泉山，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局会议也落下了帷幕。会议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中宣部恢复之前，先成立一个临时的中央宣传口，统一领导和管理中央各大宣传舆论单位。

而这个宣传口的总负责人，就是耿飚。

这个任命，意味着耿飚的任务，已经从攻占一个“碉堡”，扩展到了接收一整条“战线”。

历史的画卷，由此豁然开朗。

人民日报社，迟浩田，这位日后的上将，当时还是北京军区的副政委。在唐山抗震前线，他突然接到一纸急令，被专机接回了北京。当他满身尘土地赶到中南海西楼时，一进门，就看到了耿飚。

耿飚一把拉住他的手，这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老将军，此刻脸上满是激动，他大声说道：“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

说罢，张开双臂，给了迟浩田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正说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走了进来，他拍着迟浩田的肩膀，用一种特有的幽默说道：“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社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

一句玩笑话，道尽了拨乱反正的万丈豪情。

与此同时，另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刘西尧，也接到了通知，被派往“梁效”的老巢——光明日报社。

在耿飚的统一指挥下，一张覆盖了电台、电视台、党报、党刊的拨乱反正大网，迅速而有力地铺开了。

10月14日，这是一个应该被载入史册的日子。

在经过了八天紧张而有序的准备后，党中央决定，向全国人民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消息一经播出，整个中国都沸腾了。

压抑了太久的能量，在这一刻瞬间爆发。北京的街头巷尾，鞭炮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仿佛提前过了一个盛大的春节。人们自发地涌上街头，敲锣打鼓，互相拥抱，许多人流着泪，笑着，跳着，那种发自肺腑的喜悦，足以感染任何一块冰冷的石头。

在耿飚的主持下，新的宣传口迅速跟进。10月1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就借着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契机，联合发表了题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吹响了舆论反攻的号角。

但耿飚知道，仅仅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还不够。

十年浩劫，被摧残得最严重的，是人民的文化生活。

他亲自下达指示，公开批准上映一大批被“四人帮”禁演的优秀影片。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故事片《洪湖赤卫队》、《甲午风云》、《海霞》……这些曾经陪伴了一代人成长的经典，终于重见天日。

北京的电影院门口，排起了长龙。人们扶老携幼，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纯粹的笑容。

一天工作间隙，耿飚在广播大楼的小放映室里，也和工作人员一起，观看刚刚修复好的《洪湖赤卫队》片段。

当银幕上，韩英那清亮的歌声响起——“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

这位身经百战、在枪林弹雨中都未曾掉过一滴泪的老将军，眼眶，竟然湿润了。

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部电影，他看到的，是一个国家正在回归正常，是人民正在重新找回那些美好的、纯真的、有血有肉的情感。

这，或许就是他那个雷霆之夜所有付出的，最好的回报。

耿飚的工作，还在继续。他不仅是舆论的管理者，更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他将人民日报社整理出的，关于“四人帮”如何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欺骗中央、制造冤案的罪行材料，亲自整理，呈报给了叶剑英。这份材料，为日后彻底平反这一重大冤案，提供了最关键的弹药。

耿飚还利用一切机会，公开呼吁，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他知道，他的任务是过渡，是为一个崭新的时代，清理好跑道，扫清障碍。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

耿飚圆满地完成了他在宣传口的历史使命。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次年3月，耿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邓小平和李先念处理外交事务。

1979年，耿飚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1年，兼任国防部部长。

他从一个特殊的战场，走向了更为广阔的舞台，继续为这个他奉献了一生的国家，发光发热。

但很多人都未曾忘记，在1976年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秋夜，是他，临危受命，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那个最关键的舆论要塞。

那场“没费一枪一弹”的特殊战役，如同一块坚实的镇宅石，为中国历史的平稳过渡，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许多年后，耿飚卸下了一身的职务，成了一位普通的老人。他有时会独自一人，静静地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人来人往，看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耿飚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被拉得很长很长。

没有人知道，在那一刻，这位老人的心中，是否会再次回想起那个雷霆之夜的每一个细节。

那惊心动魄的一切，早已化作了共和国坚实的基石，深藏于功与名之下，与这个伟大的国家，融为一体。

参考资料：

回顾耿飚部长率中联部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纪念中联部建部60周年——当代世界

谰哥晴耿飚在粉碎“四人帮”的日子——百年潮

1976年10月耿飚受命接管中央新闻单位——新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