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请周总理吃饭，桌上仅俩菜，总理对他夫人大笑：你和小超一样

1951年2月的一个傍晚，北京城刚刚点亮街灯，西长安街上仍有残雪。周恩来在结束一天会议后，没有直接回西花厅，而是一路驱车来到地安门外。车停下，他推门下车，对警卫员淡淡一句：“去老舍家。”

那时的老舍刚从美国归来不久，正在全力筹备全国文联的各项事务。听说总理前来，夫人胡絜青匆匆从书房里跑出，却发现家里只剩下几枚鸡蛋和一条鲤鱼。附近菜市场早关门，别无选择，她只得摊了一个鸡蛋，蒸了那条鱼。

灯下四人落座，桌上两盘菜、两碗小米粥。周恩来扫一眼，放下筷子，冲着胡絜青朗声一笑：“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不会做菜。”一句玩笑，暖了屋子里的空气。胡絜青略带歉意地答：“总理见笑了。”周恩来摆手：“难得的家常味，非常好。”

那顿饭不到半小时，却给彼此留下深刻记忆。俭朴的饭桌似乎把人拉回延安窑洞。周恩来夹起一块鱼肉，说起长征：路上缺粮，有时只能嚼树皮、煮皮带。胡絜青听得眼眶泛红。老舍感慨：“这样的苦难，才炼出我们今天的中国。”

时间往前推十三年，1938年武汉。全面抗战进入胶着期，中共正筹组“抗敌文协”。周恩来需要一位能号召文艺界的人物，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老舍。冯玉祥麾下《抗到底》杂志当时人手紧缺，放人并不容易。周恩来亲自登门，礼貌而坚定。冯玉祥看他诚意十足，最终点头。老舍接到邀请，说了一句：“为了抗战，理当出力。”

之后他成了抗敌文协常务理事。周恩来安排他赴延安，与毛泽东深夜长谈。毛泽东开门见山：“你是恩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老舍记住了这句话。那一夜，他看到窑洞里昏暗油灯下的策马图，也看到延河岸边的篝火与军号。现实与理想在他脑海里堆叠，后来写作《火车集》时，他把这种冲击化为文字。

1945年抗战刚结束，国共和谈表面风平浪静，暗地波涛汹涌。老舍因公赴美讲学，国内形势一日千里。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在即，周恩来向茅盾、郭沫若等三十余人建议给老舍写联名信，请他尽快回国。信件跨越太平洋，辗转两个多月才送到底特律。刚做完手术的老舍撑着病体站在寒风里，念完信件，只说一句：“回去。”第二年元月，他便踏上邮轮。

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老舍站在前门城楼看到万国旗翻涌，他对旁边记者说：“这盛景值得我用一生写下去。”周恩来把他推举为全国文联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会议上解释理由：“老舍是北京人，了解京味文化，又与党合作多年，最合适不过。”与会者无一异议。

两人相交，并不止于公事。1950年代，北京仍缺煤，冬夜室温常在零度以下。一次会议间隙，周恩来看见老舍仍穿着那件厚羊皮筒子，问：“屋里这么冷？”老舍苦笑：“四合院地面是方砖，晚上渗寒，腰就受不了。”会后不足一周，北京市委一支工程队进驻豆腐池胡同，把地面垫高，加装火墙。老舍写信道谢，周恩来回条三个字：“应当的。”

1956年文联年会上，老舍提出恢复传统曲艺、京味话剧。有人担心题材“过旧”，周恩来却拍板：“百花齐放，京味也是香味。”《茶馆》便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孕育。首演那天，周恩来坐在前排，三次起立鼓掌。散场后他找到老舍：“这戏能演几十年。”如今剧场灯光再亮，那句预言仍在回响。

然而，1966年8月24日凌晨，太平湖水面蒙着雾气。老舍走向湖心，身后只留一双旧布鞋。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沉默良久。后来有人回忆，那天深夜，西花厅的灯到三点还亮着。

九年后，1975年8月24日傍晚，身体虚弱的周恩来扶着栏杆在北海公园缓步。湖面波光点点，他忽然止步，对医护低声问：“今天是什么日子？”见无人作答，他自言自语：“老舍走的那天。”说完，他望着水面良久。“如果先生在，北海的柳树该让他再写一回。”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两年后，老舍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清晨，邓颖超早早抵达，她握着胡絜青的手，声音哽咽：“假如恩来还在，他第一个来。”那一刻，两位女性的泪水汇在一起，似乎把两个时代的光影也卷入其中。

后来胡絜青回忆周恩来到访那晚，只说一句：“总理来过家里，吃了两道菜。”简单，却笃定。对于经历战火与动荡的一代人，友谊常常就留存在这些平凡片段里：一个玩笑、一双筷子、一次关灯后仍亮着的心。

两盘菜，一段情。许多人读老舍笔下《骆驼祥子》的凄凉、《四世同堂》的悲悯，却未必知道他与周恩来那样简朴而牢固的交往。历史的帷幕缓缓落下，舞台道具或许寥寥，但台上的人真实存在过，且相互温暖——这就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