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纪实文选171 西路寻党记

西路寻党记刘克先

选自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34页。

刘克先，1914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路军红九军第二十七师营长，西征时负重伤致残，后辗转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商丘军分 区司令员，商丘地委书记，湖北省物资局局长等职。

部队过河不久，就遭到了马步芳、马步青部的围攻，战斗无日不有。12月上旬（应为11月中下旬）,我军攻占了永昌、山丹，消灭了大批敌人，但也遭到 了巨大的损失，战斗力大为减弱，战局越来越严峻。这时，天又下起了 大雪，气温降到了零下30摄氏度左右，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南方的战 士来说，这种气候是从来没遇过的，很多同志冻伤了。我身上只穿着一 件夹衣和一条单裤，脚上穿了一双破布鞋，加上身体受伤不能很好地走 动，每天吃的也很少，脚被冻伤了，开始红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按一个 坑。当我们和妇女团、红五军供给部到达山丹时，伤口已由肿到烂，鞋 子无法穿了，只好用一些破布将脚裹起来，但仍然无济于事，不到几天 右脚的几个指头就被冻坏死了。这天晚上，伤口的疼痛使我难以入眠。 忽然听到隔壁的房子里热闹起来，不一会儿，医院政委徐立清跨进了我 们的房里，高兴地对我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 抓起来了。”当时我们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家高 兴得叫了起来，我也随着一起叫喊“这回我们可以不打仗了!”一些同 志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锣鼓和鞭炮，“咚咚”、“砰砰”地敲打和放了起来， 这一夜我们是在欢庆之中度过的。

12月下旬，部队奉命继续西进，我的右脚小趾头已被冻掉，其状 不堪一睹，只好骑马随部队行动。寒风阵阵，伤口一会儿像小刀割一样 疼痛难忍，一会儿又变得麻木不仁，马的颠簸又折磨着我的腰部枪伤， 无药品、无粮食的困难接踵而来，痛苦、饥饿、寒冷对我的威胁的确太 大了，有时真想一枪解决自己，把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但一看到身 边很多与我的情况相类似的同志。他们还在顽强向前行进，一看到我们 的红旗还在风雪中飘扬，生存的力量支配了我。我时常对自己讲，哪怕还有一口气，也要跟红军走到底。

1937年3月中旬，我们总医院随三十军一部分和五军剩下的一部 分人、妇女团总部一部分一起经过梨园口，进入祁连山。为保存剩下的 部队和人员，我们奉命向深山进军。队伍分三个支队前进。我们总医院、 九军医院、五军团医院和妇女团、九军十五团的几百人为一路。在二路 部队中，我们的力量是最弱的，除了十五团和妇女团有几支枪外，其他 同志都是赤手空拳。

我们走了一天，第二天中午，来到了一个山脚下时，敌人的一个骑 兵旅追了上来，虽然十五团和妇女团抵抗了一阵，但敌人兵多马快，很 快冲进了我们的队伍，部队被冲散了，硬拼是不行的。只有走才是上策。 打散的同志纷纷向山里撤退，我从担架上爬了下来，骑上马冲出敌人的 包围跑进山里，当时和我一起的有我的马夫、通讯员约十多个人，遗憾 的是这些同志的名字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大部分是四川过来的人。敌 人为了斩尽杀绝红军，进行了搜山。我们东躲西藏地过了两天。由于人 多目标大，我们商量分散行动好些，并告诉大家一定要向东走，到延安 去，找党中央去，能去一个算一个。同志们两个一组，三个一群地各自 分开行动了，我的腿脚不方便，只好和马夫、通讯员一起，躲躲藏藏地 向山外摸去。

几天后，我们躲过了敌人的搜山部队出了山，山里还有很深的雪， 而山外却出现一片初春的景色。也许是精神有所放松的缘故。我们这时才想起有一两天没吃东西了，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附近没有村庄，到 哪里弄吃的呢?我们只好吃几口雪，饿着肚子向前赶路。第二天下午3 点左右，我们看到一个村庄，便来到村边的一条小河沟旁。河已干涸， 只有茅草和一些刚长出来的青草，我见沟里草里便于隐蔽，又比较靠 村，便叫大家停下来休息；我们把马放到草地去吃草，便坐了下来，看 到马在津津有味地吃着青草。食欲使我们的口水直往肚子里头倒。如果 再不想办法吃点东西，大家非饿死不可。我便对马夫和通讯员说：“你 们到村子去要点吃的吧，多的给我带点，吃饱了我们好赶路。”他俩冒 险进了村。村里会不会有马步芳的部队呢?这时我又担心起来，焦急地 盼着他们回来。黄昏的时候，他们回来了，并给我带了一个馍和一点饭。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忙问：“没有什么事吧?”他们说：“村 里的老百姓很穷，但他们有的很同情我们，尽管有的拿不出吃的东西 来，对我们的态度还可以。”吃完了“晚饭”,我们又连夜向前赶路。

第二天太阳出山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村边，我们还是按照昨 天的方法，他们俩去要饭，我躲在草地里放马。在他们走后不长时间， 我突然发现有两三个老百姓提着木棒向我这边走来。我知道我的马暴露 了目标，想找个地方隐蔽是不可能的，只好装着没事的样子坐在那里。 那家伙见我身着红军的衣服，便指着我骂道：“你这该死的共党。”说完 举起木棒向我打来，我行动不便，身上又无枪，只好抱头让他打。那家 伙见打了几棒子我不动弹了，便骑上我的马就跑，我起来忙去追，但这 伤残腿怎样追上“四条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马跑远了。马是我的腿啊， 没有它我怎么走路呢?我神情沮丧地坐在了地上，呆呆地望着远方……

马夫和通讯员要饭回来了，他们见马不见了。便急忙跑到我身边问 出了什么事。我把刚才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后气得直骂：“要 是我们在这里，非杀了这狗日的不可!”我说：“事到如今，光讲气话 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去给我找个棍子，我拄着走，一定要想办法找到组 织和同志们，不然我们是活不成的。”我拄着他们找来的木棍，拖着伤残的身体，艰难地向甘州方向行进。

3月的祁连山，气候开始转暖，冰雪消融。道路泥泞，在崎岖的道 路上行走，我不知道摔了多少跤，但每次马夫和通讯员都热情地帮助我 站起来继续前进。饿了，路过村庄时他们就进去要饭，回来时给我带点。 如果几天没有遇到村庄就到山上采点落地的干野果子吃。渴了，遇到河 泊、水坑就喝点雪水，就这样我们又走了十天。

春天虽然来临，但敌人仍不放过被打散的红军，他们四处搜查，见 到身体好一点的红军不是杀害就是抓去当兵。一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 村庄边。和往常一样，马夫和通讯员叫我躲在草地里等他们要饭回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等了二三个小时，不见他们回来，便担心起 来，焦急地望着村庄边。但到太阳落山了，还不见他们的人影。从此我 再也没见到他们。也许他们被民团杀害，也许被马家军抓去当兵了。直 到今天，每当想起他们与我一起患难与共的日子。深深的怀念之情便油 然而生。马夫和通讯员都是四川人，年纪都只有十几岁，因为参军时小， 也没有个大名。只有通讯员有个小名叫“小白菜”,从体形上看，他们 还是发育不全的孩子，但他们随我一道吃尽了人间之苦，在困难的时 候，他们时时刻刻想着自已的上级和同志，有时要饭只有一两个馒头， 一点米饭，他们都舍不得吃，饿着肚子留给我，我永远忘不了这段患难 中的同志和战友情。多少年来，我一直打听他们的下落，但杳无音信。 亲爱的战友，你们现在在哪里?

作为一个红军战士，一名共产党员，没有比离开党和同志们感到更 痛苦、更寂寞的了。自从马夫和通讯员失踪之后，我就像一只浮在大海 上的小舟，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艰难。迫切希望见到“陆岸”。我心 里一次次地呼唤：“党啊!您在哪里?”在从未有过的困难面前，我并 未放弃自己的追求。我想：党中央在，红军还没有被消灭，只要我还能 走动一步，还有一口气，也要找到党组织，于是，我抱着不找到党和红 军死不罢休的决心，又踏上了找党的路程，为了使伤口尽快好转，能有较好的体力去闯过重重难关，我今天到这个村子(围子)要一顿饭吃， 然后休息一天；明天走一程到另一个村子要点吃的，再休息一天，然后 再走。对于我来说，行走十分困难，要饭也很不容易。为了要点吃的， 经常遭到狗咬和辱骂、毒打，但我也不是好惹的，遇到狗咬，拐棍成了 我的打狗棍，遇到乡丁打骂，我就横下心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要 饭并不是我好吃懒做，虽然我们失败了，但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你不 给我吃的可以，但辱我人格可不行，否则我就在你家门口不走了。”人 不要命，鬼也得让三分。一些乡丁和对红军态度不好的村民，见我死活 不顾的态度，把我也无可奈何。

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是回、汉民混居的地区，由于我们向西行 进的过程中，时间紧张，群众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做得 不算好，很多回民对我党和红军的政策纪律不了解，加上马家军长期统 治和宣传，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伤员和失散人员带有敌视态度，开 始几天要饭经常要不到，只好从山上拣点松子之类的来充饥。困难不要 紧，最怕的是没有战胜困难的信心，在困难和危险面前，红军有个光荣 传统，就是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险的精神。我忘不了在途 中休息时，坐在青草初出的山坡上，面对小河唱着鄂豫皖红军歌曲时的 情景。“哪一朵葵花哟不向太阳，哪一个穷人哟不向共产党，红军战士 紧跟共产党，为人民求解放奋勇向前方。哪怕白匪再‘围剿’,烧我房 子抢我粮，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当感到孤独寂寞的时 候，我就唱起红军歌曲，有时走到无人烟的地方，放声地把自己会的歌 曲唱个遍。用歌声来战胜孤独和寂寞，用歌声激励自己树立战胜困难的 勇气和信心，用歌声来坚定自己寻找党和红军的信念。

时间过去十几天，我要饭也找出了点窍门。每当到一个村边的时 候，我就停下来休息，等村民吃饭的时候再过去要；汉族人一般对我们 比较同情，我就去找他们；遇到办红白喜事的人家，这时去要一般能吃 上顿饱饭，有时对他们讲讲奉承话，什么早生贵子呀，积德生财啊，多子多孙呀……等等。讲得人家一高兴了还能给两个钱。

4月中旬我边走边要接近甘州，遇到要饭的红军多了起来。大家见 面最关心的有两件事：一是问有没有延安的消息，二是问要了多少饭。 有的没要到，大家还相互支援点。我问了很多同志，只听说西安事变后 国共合作了，但仍未找到党组织。过了几天，到甘州附近要饭的红军越 来越多。只要村里的狗叫，不用看便是红军在要饭。在要饭的人群中， 伤残人员居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十军的一位连长，他在同马家军的 骑兵搏斗中，颈部被砍了一刀。当时就昏了过去。但他醒来后，从死人 堆里爬出来，一步一步地要到了甘州。刀伤使他不能抬头，无论是行走， 还是吃饭睡觉，都必须把头低着。每当大家看到他那长长的、并有一部 分发黑、一部分发白的伤口的时候，无不为之感动。大家怀着深厚的阶 级感情，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想办法给他弄点吃的(遗憾的是我记不起 这位同志的名字，不知道他活着没有)。

在甘州城外，我边要饭边打听党和红军消息，但没有多大的收获。 由于国共合作后，敌人对我们的态度有所改变(主要是不像过去抓住了 就杀)。于是我决定进城去，当时我主要有三个想法：一是进城继续找 党组织；二是我是个伤残人，敌人不会把我怎样；三是进城后除了能要 饭外，还准备要点钱作路费，向延安方向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 进城去，找党的希望是很小的。决心一定，我便拄着棍子向甘州走去。

甘州是张掖县的县城，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但四周围着墙，敌韩起 功部驻扎在城内，四周的城门都有敌人把守，戒备较严。我穿着一身早 已破烂的红军服，一拐一拐地走到了城门口，站岗的敌军见我是红军伤 员，便我凶狠地问：“干什么呢?”我说：“进城去。”“进城干什么?”“要 饭。”两个敌军围着我打量一圈，问“你在红军中干什么?”我回答；“放 马。”他们又问：“给谁放的?”我说：“没有给谁放，我的马是驮东西 的。”“那马呢?”“叫你们牵去了。”随着敌人的提问，我机警地回答， 敌哨兵见我对答如流，又是个重伤员，估计在我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便放我进城了。

甘州城内虽然只有千来户人家，但外地来做生意的人不少，加上 国民党韩起功的部队和红军失散人员集中到这里，人来马往还挺热闹。 进城以后，要饭方便多了，有时能吃上点米饭和面条，遇上娶媳妇的， 还能吃上点肉。有不少被俘红军女同志，被敌人卖给了当地人做老婆， 每当我要到她们家门口时，她们都十分同情地拿出自己的口粮，甚至还 给点钱。这些女同志平时和我们一样吃苦，在落难的时候还尽力帮助自 己的同志，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呵。

在城内北街，有个骆驼店。这个店是接待从新疆用骆驼运货到兰 州，过甘州，临时歇脚的。自从韩起功驻扎甘州后，这个店又变成了收 容红军伤员和失散人员的关押所。一天，我要饭到了北街。一个穿国民 党衣服的士兵看见我一拐一拐地要饭，行动十分艰难，便对我说：“你 也不要这个样子到处要饭了，往前走有个骆驼店，那里面有很多你们的 人。每天有饭吃。”我往前走了一段，果然有个骆驼店，还有几个穿红 军衣服的伤员进出，我走了进去，一眼见到了总部秘书长汪运先同志， 总医院的医生黄志亭同志，他们是我在住院时的熟人，还有周强等十多 个男女红军。在当时历史条件和特殊情况下，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一些思 想动摇的人。一个曾在四方面军总医院当过护士的女人认识我，知道我 曾是九军的一个营长，是鄂豫皖的红军，便准备去报告敌人，领几个赏 钱花。汪运先同志知道后对她说：“你不要昧良心，看他这个样子你忍 心吗?把他杀了，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也连忙拿出自己要来的几个钱 给她，希望她不要出卖自己的同志。在周围同志谴责和愤怒的眼睛盯视 下，她惭愧地低下了头，终究没有报告敌人。在骆驼店，说是有饭吃， 实际上只是韩起功派来的人，在外面用行军锅烧点剩饭和剩汤。并且每 天只吃两顿，每次分一小碗，像我们这些才20多岁的年轻人是根本吃 不饱的。饿得没办法，只好偷过往骆驼身上的毛卖(一斤骆驼毛可换二 个大烧饼)。

没过几天，韩起功的部队来骆驼店挑兵，几个身体稍好的被挑走 送到青海当兵去了，剩下我们几个伤残人员和妇女，韩起功的人也很 少管我们的饭了。一天，汪运先对我们说：“这样饿下去实在受不了， 不如我们还是各想办法去。”大家同意他的意见，离开骆驼店各自谋 生路去了。

这时已是6月间，我和黄志亭一道要了几天饭，就到一个地方摆地 摊，主要是卖花红。周强以前是方面军的裁缝。就到王府街裁缝店去给 别人做衣裳去了。汪运先等同志靠卖杂货、麻糖、花红维持生活。由于 买花红的人很少，生意无法做了，我只好又去要饭。没有地方睡，就睡 在一个鼓楼下，一件羊皮既当床又当衣裳。在艰难中度日。

这天，我坐在街边，一个穿国民党军服的军人走了过来，问：“你 是哪里的?”我怕他不怀好意，没有讲自己是九军的，而是反问：“你是哪里的?”他说：“我是总部的，以前在三十军八十八师。”我见他讲 实话，便说：“我以前是九军的，后来受了伤，住在四方面军总医院。” 他小声对我说：“我知道你的一点情况，红军现在改为八路军。党和红 军正在设法营救失散的西路军人员。”我听后心里十分高兴。他又向我 问：“你住在哪里?”我说：“我没有地方住，只好要饭。”他便说：“你 每天不要走远了，到时我送饭给你。”

经过一阵交谈，我们彼此熟悉了，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德 胜，江西人，原是三十军八十八师的一个连长，后被韩起功抓去当兵， 现住在医院里。国民党士兵的生活也是很艰苦的，每天只吃两顿饭，分 几个馒头，每天吃饭时，刘德胜便省吃两个，到时偷偷地送到我手里。 每次我接过他手里的馒头都要问：“你吃了吗?”他说；“吃了点，你放 心，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多么好的同志啊。在刘德胜的帮助下， 我吃饭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除了生活外，我最关心的还是找到党组 织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刘德胜告诉我，他们已经联合几个人 成立了一个组织(即党支部)。我便向他要求回到组织身边去，他讲： “你先等一段再说。”又过了几天，刘德胜同志对我说；“王定国同志想 见见你。”我问：“王定国是谁呀?”他说：“她原是总部前进剧团的…… 她对党和红军的消息比较了解，具体情况她到时给你讲。”我又问：“怎 么找她?”他说：“你明天上午到福音堂医院的后门，敲几下，她在那 里等你。”

第二天上午，我装着要饭，到了福音堂的后门，敲了几下，见门没 关，便推门走了进去。门的旁边有个厕所。这时，一个穿旗袍的女子走 了出来问我：“你是不是叫刘克先?”我说：“是的，你是王定国吧?” 她回答说：“是的。”我们接好头后，王定国对我说：党中央和红军已经 到了延安，党曾经派过援西军来营救过我们。西安事变后红军改称八路 军，现在在西安、兰州等地设有办事处，党组织在设法营救失散的红军。 党是不会忘记她的儿女们的!听到了党的消息，我就像长期在黑暗中摸 索的人，见到了一线曙光，心里非常激动，急切地问：“我怎么办?” 王定国说：“你的脚不方便，先等一段时间再说。如果遇到其他同志， 你就对他们说红军改为八路军，在西安、兰州有办事处，行动方便的 同志赶快向延安去。”后来我才知道，王定国、刘德胜、武杰等同志与 受党派来营救失散红军的蔡光波、高金城同志取得了联系，开始了营救 工作。

接受了党组织的指示，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见到黄志亭、周强 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我便把红军改为八路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的消息 告诉了他们，叫大家赶快往延安去，同时还叫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 同志。就这样，一批同志往延安去了，剩下我们几个脚有伤的同志仍在 甘州城内活动。

转眼7月过去了，看到一批同志离开了甘州，我要求回到党的怀抱 的心情特别迫切。我便对刘德胜谈了我的想法，并说：“我没有穿的， 又没钱，以后如果有变化我怎么办?难道就叫我死在这里吗?”刘德胜 对我说：“你不要急，我请求组织想办法。”刘德胜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王 定国，王定国又对高金城和张掖县长马鹤年讲了这件事。

我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了。四天后，胡宗南的两个汽车排从 新疆运物到兰州。路过甘州时已是黄昏，便停了下来。马鹤年、高金城 便去找带队的，请求他们顺便带一个红军伤员到兰州去，并说了许多好 话，还塞了点东西。带队的得了点好处，加上国共已经合作了，便答应 了。吃晚饭时，刘德胜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并叫我和他一 起去见高金城和王定国同志。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和刘德胜先到福 音堂找到王定国，王定国便把我们带到了高金城的住处。高金城见了我 热情地请我坐下，并对我说：“我们已跟兰州的一个车队讲好了。明天 上午你就坐他们的车去兰州，到兰州后，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谢觉哉他 们。办事处的地址是，兰州南滩街54号。”他怕我记不住地址，又给我 把地址写在一张条子上，并开了一张介绍信，放在一条烟内一同给了 我。接着又拿出八元钱递给我说：“条子千万不要丢了，这些钱带在路 上用。”我激动地接过他递来的东西，不知讲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点 头说：“好，好……”这一夜，我是在兴奋中度过的。

1937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阳光明媚。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王 定国、刘德胜等送行的同志，坐在运货的军车上，向着我日夜思念的兰 州驰去。坐在颠簸的汽车上，我想了许多，想起西路军慷慨悲歌的历程，想起了牺牲在西征路上的无数战友，想起了在寻党过程中的日日夜夜， 想起了还在甘州坚持与敌人斗争的同志们，双眼渐渐潮湿了，我多么想 一下子飞到党的身边，向母亲讲讲心里的话啊!

汽车在路上行驶了两天，终于接近了兰州，到了黄河桥，汽车停 了下来，开车的对我说：“你在这里下车吧，不然上边见我们的车上带 着个红军，会训我们的。”我听后觉得有道理，心想：反正兰州到了， 便跳下车向城里走去。在路上，我忽然想起带在身上的钱未花，刚好遇 到一辆人力车，我便跳上车对车夫说：“到南滩街54号。”车夫拉着我 到了一个有国民党警察站岗的门口，停了下来，对我说：“54号到了。” 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下车便问：“这是南滩街54号 吗?”警察回答说：“是的。”我一听就急着往里闯，但被他们拖住了。 这时况步才同志听到声音，穿着一身国民党军服、扎着武装带走出来对 哨兵说：“让他进去。”我不顾身后要钱的车夫，一步跨进了门。顿时自 己的心情就像一个失明的人重见光明，就像走失的孩子见到娘一样，浑 身血沸腾，全身颤抖，我日夜思念的党啊，我终于回来了，心里一想党 这句话，眼泪就流了出来。

谢老得到消息，从屋里迎了出来，我激动地扑上去，紧紧握住他的 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讲起。谢老说：“你辛苦了，西路军的消息我们 早就知道了，党时刻也没忘记西路军的同志们。”

以后，谢老、朱良才叫况步才给我买了一套学生服、一个文明棍， 没过几天组织又送我到甘肃省立医院治病，和红五军的一个师长谢良 同志住在一起，20多天后。我出院回到了办事处，没过几天，王定国、 武杰、郭福海等同志相继来到了兰州办事处，从虎口中逃出来的患难 战友们相见，感到格外亲切，整天有说不完的话，大家都沉浸在一片 欢乐之中。

1937年10月，组织决定送我到延安，考虑到我的脚已残废，行 动不便，谢老又派郭福海(原五军团的总务科长)护送我，后来我们经过西安办事处在林老的关怀下，来到了党中央身边——延安。(沈翔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