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左宗棠传奇》（17）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左宗棠传奇》（第81~85章，共100章）

第81章 经世致用践

左宗棠的“经世致用”，从来不是书斋里吟哦的空洞道理，不是圣贤典籍中悬置的教条，而是从湘阴乡下的泥泞田埂里长出来、在新疆戈壁的烈日风沙里淬过的实践哲学——像他常揣在布囊里的《读史方舆纪要》，纸页间除了山川地理的墨痕，还沾着稻田的露水、水渠的泥沙，藏着“为生民立命”的沉甸甸的执念。早在少年耕读时，他便不满足于塾师“死记章句”的桎梏：祖父左人锦总劝他“精读四书以求功名”，可他总在深夜偷偷翻开《农政全书》，指尖划过“水利为农之本”的字句时，眼前总浮现出湘阴雨季里被淹的稻田，耳边是老农们绝望的叹息。他那时便暗下决心：“读书若不能解百姓之困，纵考取功名，亦是腐儒。”

道光二年的春天，湘阴连下了半月的梅雨，汨罗江支流的老渠终究没能扛住，堤坝溃口的那天，左宗棠正在自家菜园里翻土。听到消息时，他手里的锄头“哐当”砸在泥里，拔腿就往城南跑——沿途的稻田已成一片泽国，浑浊的泥水漫过稻穗，有的农户正跪在田埂上，伸手去捞被冲倒的秧苗，手指却只抓住一把烂泥。十七岁的他背着半袋干粮，沿着仅容一人通行的田埂走了三天，鞋子陷在泥里拔不出，索性光着脚，脚底被碎石划出一道道血痕也浑然不觉。蹲在渠边时，他看见渠底的石头松动得厉害，水流到这里便顺着缝隙漏进地下，而上游的弯道太急，洪水一冲就漫过堤岸。“这渠是前朝修的，官差只知收税，哪管我们死活！”旁边一个戴斗笠的老农——后来他才知道老人姓周，家里三亩稻子全淹了——蹲在地上叹气，话里满是无奈。

左宗棠没抬头，指尖沾着泥，在地上画起草图：“老伯您看，渠底的裂缝得用糯米土补，糯米黏性大，能把石头粘牢；前面的弯道改直三尺，水流缓了，就不会漫堤了。”说着，他从布囊里掏出纸笔，趴在田埂上细细画，纸页被风吹得晃，他就用石头压住边角，连哪里该垫石板防冲、哪里该挖排水沟导水都标得一清二楚。周老伯凑过来一看，眼睛突然亮了：“你这娃娃，比县太爷派来的‘治水官’还懂行！去年洪水冲了我家房子，那官来了只说‘等朝廷拨款’，到现在也没动静。”那天傍晚，左宗棠跟着周老伯回了家，农家的土炕上铺着破旧的草席，老人煮了一锅稀粥，里面飘着几片菜叶。就着油灯，老人讲起自己一辈子种庄稼的难处：渠坏了没人修，税银却一分不少，去年儿子为了缴粮，去河里捞鱼时差点淹死。左宗棠把这些话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笔尖划破纸页也没察觉，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学问要是不能帮百姓浇地、吃饱饭，读得再多也是白费。”

后来师从贺熙龄时，城南书院的讲堂成了他践行“经世致用”的新土壤。贺先生讲“天下之务，莫先于农桑、水利、兵防”，每当这时，左宗棠总坐在第一排，眼睛亮得像有光。课后他总追着贺先生问问题，问《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的漕运弊端时，会说起湘阴粮船堵在河里的场景；问《授时通考》里的育种方法时，会提到周老伯家亩产不足的稻子。贺先生常笑着拍他的肩：“季高啊，你这不是来‘求学’，是来‘问计’的——问的是民生之计，是济世之计。”那段时间，他常带着书去田间，把“区田法”拆成大白话讲给老农听：“把土地分成小块，深耕两尺，施上粪肥，能多打三成粮。”有老农质疑“这法子行不行”，他就自掏腰包买种子，在自家地里试种，秋收时带着满筐的稻谷去给老农们看。他的《湘阴水利考》，就是这样一点点攒出来的：纸页上有他画的水渠草图，有老农口述的“土办法”，甚至还夹着几片干枯的稻叶——那是他在试种田里摘的，提醒自己“学问要贴着泥土走”。

咸丰三年的夏天，湘江突发大水，沿岸五处堤坝接连塌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进村庄，百姓们抱着孩子、背着仅有的柴火往高处跑，哭声顺着江水飘了几十里。当时左宗棠正在骆秉章府中当幕僚，听到消息时，他正在整理湘阴水利的卷宗，猛地站起来，卷宗掉在地上也顾不上捡：“大人，不能等！再等百姓就没家了！”骆秉章急得团团转，幕僚们有的说“等朝廷拨款再动工”，有的说“让乡绅捐钱凑数”，唯有左宗棠拍着桌子说：“朝廷拨款要等多久？乡绅捐钱要等多久？百姓在水里泡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他主动请缨去治水，带着三个幕僚、十几个亲兵，当天就下了乡。

到了湘江边，他第一件事就是脱了靴子，跳进没到膝盖的泥水里。四月的江水还带着春寒，刺骨的冷顺着裤管往上爬，没一会儿他的腿就冻得发紫，可他却顾不上冷，手里拿着竹竿，一边走一边探查堤坝的虚实：哪里是老堤、根基稳不稳，哪里是新补的、有没有暗缝，他都用红绳做上标记，记在随身的本子上。有亲兵劝他：“大人，您先上来歇会儿，我们去查就行。”他却摇头：“我不亲自摸一摸，怎么知道堤坝的毛病在哪？百姓在水里泡着，我怎么能歇着？”晚上回到临时搭的草棚，油灯的光忽明忽暗，他对着地图画治水方案，笔尖蘸着墨，偶尔会停下来搓搓冻僵的手。幕僚见他脸色发白，劝他“明天再画”，他却指着窗外：“你听，外面还有百姓的哭声，我怎么能睡得着？”

他提出的“疏堵结合”，每一步都透着实学的严谨：“疏”是疏通支流，他选了三个淤塞最严重的河段，组织民夫用“竹笼填石”的法子——让民夫们把竹篾编成三尺长的笼子，里面装满鹅卵石，扔进河里挡水，这样比单纯夯土结实三倍；“堵”是加固主堤，他让人把糯米煮熟，和进夯土里，亲兵不解：“大人，糯米太贵了，用黄土不行吗？”左宗棠蹲下来，抓起一把糯米土，又抓起一把黄土：“你看，糯米土黏性大，能把土和石头粘成一块，洪水冲不动；黄土一泡就散，今天堵上，明天还会塌——我们修堤是为了百姓，不能偷工减料。”

有个姓王的千总觉得这法子太费钱，私下对民夫们说：“差不多就行，糯米多贵啊，用黄土糊弄过去算了，朝廷也查不出来。”这话传到左宗棠耳朵里时，他正在和民夫一起拌糯米土，手上沾着泥。他立刻把王千总叫到堤坝上，当着所有民夫的面，拿起两块砖——一块是糯米土做的，一块是普通黄土做的——一起扔进江里。普通黄土砖刚碰到水就散了，顺着水流漂走；糯米土砖却沉在水里，纹丝不动。他指着水里的砖，声音洪亮：“大家看！这就是为什么要用糯米土！今天偷工减料，明天洪水来了，堤坝塌了，你们的家、你们的孩子，都会被冲走！我左季高在这里发誓，这堤坝要是因为偷工减料塌了，我第一个跳进江里谢罪！”王千总站在原地，脸涨得通红，民夫们也鸦雀无声，后来再没人提“用黄土糊弄”的事，连拌土都格外用心。

治水三个多月，左宗棠没回过一次长沙，每天都在堤坝上跟着民夫一起干活：搬石头、拌泥土、修水渠，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脸被太阳晒得黝黑，连眼角都添了几道细纹。有一次，他因为劳累过度，在堤坝上晕了过去，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堤坝怎么样了？民夫们还好吗？”周老伯听说后，每天都提着鸡蛋、拿着新蒸的馒头来送给他，说：“左大人，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堤坝修好那天，百姓们自发地在堤坝上立了块木牌，上面写着“左公堤”三个大字——字是村里的教书先生写的，墨水里掺了朱砂，鲜红的颜色在阳光下格外醒目，那不是官府赐的名号，是百姓用感激刻下的印记。

光绪七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第一次到乌鲁木齐周边巡查时，看到的景象让他心里一沉：土地干裂得能塞进手指，地里的庄稼枯黄一片，百姓们要骑着骆驼，去几十里外的河里挑水，有的人家一天只敢喝半瓢水。他蹲在田埂上，抓起一把干土，土在手里一捏就碎，耳边又想起了湘阴的雨声——同样是百姓，同样是盼着水的庄稼，他心里突然有了主意：“湘阴能修渠，新疆就能挖井。”他让人找来当地的维吾尔族、汉族老农，围坐在毡房里聊天，老农们说：“天山有雪水，就是流不到田里，夏天一晒就蒸发了，要是能把水引下来就好了。”左宗棠眼睛一亮：“有办法！内地的坎儿井，在地下挖暗渠，能把水引到田里，还能防蒸发。”

他从浙江、陕西调来了会挖坎儿井的工匠，还亲自跟着工匠去勘察地形。天山脚下的戈壁滩，白天太阳晒得石头发烫，气温能到四十多度，他已经六十九岁了，走几步就喘不过气，却还是每天跟着工匠走几十里路。亲兵给他备了轿子，他却不肯坐：“我不亲自看，怎么知道哪里适合挖竖井、哪里适合挖暗渠？”他手里拿着罗盘，一边走一边测方向，哪里的土层厚、适合挖渠，哪里的地下水位高、能出水，他都用炭笔标在羊皮纸上，羊皮纸被汗水浸得发皱也不在意。有个维吾尔族老人叫阿卜杜拉，已经七十多岁了，每天都跟着他，见他累得直擦汗，劝他：“大人，您歇着吧，我们听您的指挥就行。”左宗棠却笑着摇头，指了指远处的麦田：“我得亲眼看看，这坎儿井能不能让你们的麦田变绿，能不能让你们的孩子有饭吃——我答应过百姓，要让他们吃饱饭。”

坎儿井挖通那天，雪水顺着暗渠流出来，涌进干涸的稻田里，干裂的土地发出“滋滋”的声响，枯黄的麦苗慢慢挺直了腰，变成了嫩绿色。百姓们围着水流欢呼，有的维吾尔族姑娘跳起了麦西来甫，小伙子们弹起了都塔尔，阿卜杜拉老人拉着左宗棠的手，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大人，您是天上派来的恩人啊！”左宗棠站在一旁，看着这热闹的场景，突然想起了当年湘阴的“左公堤”——江南的水田碧波荡漾，西北的戈壁麦田返青，原来无论是千里之外的湘阴，还是天山脚下的新疆，百姓的需求都是一样的，而“经世致用”的真谛，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跨越山河，把实学用到每一片需要的土地上，把民生的根扎在泥土里。

七律·经世致用

左公践行经世方，不重科名重实学。

少年研舆察湘水，暮岁开渠润新疆。

治堤曾拌糯米土，兴农亲引雪水长。

所学皆为家国计，所行终护百姓康。

第82章 刚直不阿性

左宗棠的刚直，是湘阴楠木的性子——生在湘水之畔，沐着江南的雨，却长得分外坚韧，哪怕狂风暴雨压弯了枝桠，也绝不会向歪理低头。他常对幕僚说：“为官者当有脊梁，这脊梁不是银子堆的，不是官帽撑的，是百姓的信任撑的——要是为了权势弯了腰，那还算什么官？”咸丰九年的樊燮案，便是这根“楠木”最硬的一次“抗风”，也是他一生刚直的缩影。

那时樊燮任永州镇总兵，仗着是湖广总督官文的姻亲，在永州作威作福，把军营当成了自己的敛财之地。他克扣军饷不说，还把士兵的冬衣倒卖了换银子——那年冬天，永州下了场大雪，士兵们穿着单衣在操场上训练，有的冻得嘴唇发紫，连长枪都握不稳，有个叫李二的士兵，因为冻得实在受不了，偷偷去砍了棵树生火，被樊燮的亲兵抓住，打了五十军棍，差点丢了性命。更过分的是，他强占百姓的田产：有个姓刘的老农，家里有两亩好地，樊燮说要“建练兵场”，二话不说就派人把老农的房子拆了，老农跪在地上求他，他却让人把老农拖走，还放话说“再闹就抓进大牢”。老农无家可归，只能在路边乞讨，见人就哭：“我的地没了，房子没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左宗棠当时正在骆秉章府中掌管湖南军务，听到这些消息时，他正在看士兵的军饷账本，手指猛地攥紧，账本的边角被捏得变形。“这哪里是总兵？简直是恶霸！”他拍着桌子站起来，怒火从眼睛里冒出来，“士兵们冻得要死，百姓们无家可归，他却在府里花天酒地，这还有王法吗？”他立刻派人去永州查案，可派去的人刚到永州城门口，就被樊燮的亲兵拦了回来，亲兵还放狠话：“再管闲事，小心脑袋搬家！”幕僚们都劝他：“大人，樊燮有官文撑腰，官文是满人，咱们惹不起啊！您还是别管了，免得惹祸上身。”左宗棠却冷笑着摇头，手指敲击着桌子：“我管的是百姓的事、朝廷的事，不是谁的‘后台’！他是官文的姻亲，难道就能无法无天？要是连这点公道都不敢讲，我还算什么幕僚？”

第二天，他乔装成一个卖布的商人，挑着一担粗布，走进了永州城。他没去总兵府，而是直奔军营附近的茶馆——那里是士兵们常去的地方。他在茶馆里蹲了三天，每天清晨都能看到士兵们穿着单衣训练，有的士兵冻得直打哆嗦，却不敢停下；傍晚时分，总有百姓来茶馆哭诉，说樊燮强占田产、逼死亲人。有一天，他听到两个士兵聊天，一个说：“我老母寄来的棉袄，被总兵拿去卖了，现在老母还不知道我在这儿冻得要死。”另一个说：“我同乡因为没给总兵送礼，货被全部没收，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左宗棠把这些话都记在本子上，每写一个字，手就攥紧一分，心里的怒火像烧着的柴火，越来越旺。

收集完证据，他带着一个装满账本、地契和证词的木盒子，去了总督府。官文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把玩着玉扳指，见左宗棠来了，连起身都没起，语气傲慢：“左幕僚，你不好好帮骆巡抚办事，管永州的闲事干什么？”左宗棠把木盒子放在桌上，打开盖子，里面的证据摆得整整齐齐：“总督大人，樊燮贪赃枉法，害兵害民，这些都是证据——您看，这是他倒卖冬衣的账本，这是被他强占田产的百姓证词，这是受伤士兵的验伤单。您得严惩他，给百姓和士兵一个公道！”官文扫了一眼证据，冷笑一声，手指在玉扳指上转了转：“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樊总兵是朝廷命官，岂能凭你几句话就定罪？”他还暗示左宗棠：“左幕僚，你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别跟樊总兵过不去，不然对你没好处——官场上，识时务者为俊杰。”

“识时务者为俊杰？”左宗棠气得脸都白了，声音也提高了几分，“大人！士兵冻饿，百姓无家可归，这是‘鸡毛蒜皮’的事？您身为总督，拿着朝廷的俸禄，却不管百姓死活，只护着自己的姻亲，您对得起朝廷的信任吗？对得起百姓的期待吗？”官文被噎得说不出话，恼羞成怒地把茶杯摔在地上，茶水溅了一地：“左宗棠！你不过是个幕僚，也敢教训我？给我滚出去！”左宗棠没滚，反而拿起桌上的证据，转身就走，走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说：“大人不管，我就去京城告御状！就算丢了性命，我也要为士兵、为百姓讨个公道！”

没过几天，樊燮就找上门来了。那天左宗棠正在府里看兵书，突然听到门口传来喧哗声，抬头一看，樊燮穿着华丽的官服，身后跟着四个凶神恶煞的亲兵，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樊燮没下跪，反而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语气嚣张：“左幕僚，听说你在总督大人面前告我的状？我告诉你，我是朝廷命官，武官见文员，不用跪拜，你少在我面前摆架子！”

左宗棠本来就对樊燮恨之入骨，见他这般骄横，再也忍不住，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怒斥：“你也配叫‘朝廷命官’？你克扣军饷，让士兵冻饿；你强占田产，让百姓流离失所；你倒卖冬衣，中饱私囊——你这样的败类，玷污了‘朝廷命官’这四个字！今天我虽然没有生杀大权，但我要把你的恶行写成奏折，递到军机处，递到皇上手里，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是个贪官污吏！”他的声音洪亮，带着怒火，震得桌上的兵书都掉了下来。

樊燮被骂得脸色铁青，站起来就要动手，左宗棠身边的亲兵立刻拦住他。樊燮又惊又怒，指着左宗棠说：“好！好！你给我等着！我倒要看看，你一个小小的幕僚，能掀起什么风浪！”说完，他狼狈地走了，连椅子都被带倒了。

回去后，樊燮立刻找官文哭诉，添油加醋地说左宗棠“目无上官、咆哮公堂”。官文本来就对左宗棠不满，这下更是火上浇油，立刻写了奏折，弹劾左宗棠“越权干政，目无上官，咆哮公堂”，请求朝廷严惩。奏折递到京城后，清廷下令让官文查办，一时间，湖南官场人人自危，连曾国藩都写信劝左宗棠：“季高，樊燮有官文撑腰，你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不如先认个错，避避锋芒，以后再做打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左宗棠看完信，把信放在桌上，对幕僚说：“我没错，为什么要认错？我要是认了错，就是承认樊燮做得对，就是对不起那些冻饿的士兵、无家可归的百姓！我左季高一生，宁可为了正义丢官罢职，也绝不会向贪官污吏低头！”他不仅没认错，还写了一封长长的奏折，把樊燮的罪行一条一条列出来，附上证据——有士兵的证词、百姓的诉状、樊燮倒卖冬衣的账本，甚至还有受伤士兵的血衣，一起递到了京城。

胡林翼知道后，也立刻写奏折力保左宗棠，说“左宗棠才堪大用，若因弹劾而罢黜，是朝廷的损失”；曾国藩见左宗棠态度坚决，也亲自上奏折，称“左宗棠天下奇才，不可失”。在两人的力保下，清廷派了钦差大臣去湖南查案，最终查清了真相，把樊燮革职查办，左宗棠也免于罪责。事后，有幕僚问他：“大人，当时您就不怕朝廷真的治您的罪吗？”左宗棠望着窗外的楠木，楠木的枝桠在风中挺立，他缓缓说：“我怕过——我怕我死了，没人替百姓说话；但我更怕，我因为怕而退缩，以后再也没人敢管贪官污吏的事。为官者，得有脊梁，这脊梁不是银子堆的，不是官帽撑的，是百姓的信任撑的。”

这种刚直，在光绪元年的“塞防海防之争”中，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时，新疆被阿古柏侵占，俄国趁机占领伊犁，而东南沿海又面临列强威胁，清廷内部分成了两派：李鸿章主张“海防为重，塞防可缓”，说“新疆荒远，不如放弃，把军饷省下来办海军”，还说“新疆不毛之地，丢了也不可惜”。左宗棠则主张“塞防海防并重”，说“新疆丢不得，丢了新疆，蒙古就保不住，蒙古保不住，京畿就危险了——新疆是中华的门户，门户丢了，京城就暴露在列强面前了”。

朝堂上，李鸿章话音刚落，立刻有几个大臣附和：“李大人说得对，新疆那么远，每年要花那么多军饷，不值得！”左宗棠立刻站出来，手里拿着新疆舆图，走到殿中央，指着舆图说：“各位大人，新疆不是‘荒远之地’，不是‘不毛之地’！这里有千里沃土，有丰富的矿产，有勤劳的百姓——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到唐太宗设安西都护府，再到我朝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平定新疆，多少将士流血牺牲，才把这片土地纳入中华版图！今天我们要是放弃新疆，就是对不起列祖列宗，就是把祖宗的疆土拱手让人！就是对不住那些为了保疆土而牺牲的将士！”

李鸿章反驳：“新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就算收复了，也难以治理，还得花大量军饷，不如把军饷用在海防上，加强海军，抵御列强——海防要是破了，列强从海上打来，京城更危险。”

“李大人说得不对！”左宗棠立刻回应，声音坚定，“新疆有千里沃土，只要好好治理，就能自给自足，不用朝廷多拨军饷；至于军饷，若今天放弃新疆，他日阿古柏、俄国趁机进攻蒙古，我们再想收复，耗费的军饷何止今日十倍？再说，海防重要，塞防就不重要吗？难道我们要因为海防，就把西北的疆土丢了？我大清的疆土，一寸都不能丢！一寸都不能让！”他越说越激动，走到光绪帝面前，行了个大礼：“皇上，臣虽年近花甲，愿率师西征，收复新疆！臣不要朝廷多拨军饷，臣自己想办法筹饷；臣也不要多派兵力，臣用楚军就能收复新疆！若臣不能收复新疆，臣甘受军法处置，提头来见皇上！”

满朝文武都被他的气势震慑，连慈禧太后也暗自赞叹：“左季高不仅有刚直之气，还有担当之勇，是个难得的忠臣。”最终，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的刚直，从来不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为了守住“家国”二字——守住百姓的信任，守住祖宗的疆土，守住朝廷的正义。就像他常说的：“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会认死理——对的事，就算得罪再多权贵，我也要做；错的事，就算有再多好处，我也不做。”

七律·刚直性格

左公性格最刚直，不畏权贵敢直言。

怒斥樊燮除贪腐，力辩鸿章保塞边。

朝堂论道援汉史，案牍执笔直臣篇。

宁为苍生违贵势，不教奸佞蔽青天。

第83章 爱国情怀深

左宗棠的爱国情怀，不是戏台上演的“忠君报国”的戏文，不是写在奏折里的空洞口号，而是刻在骨血里的“守土护民”的执念——像天山的雪，纯净而坚定，落在新疆的土地上，滋养着麦田；像湘江的水，绵长而深沉，流进江南的稻田里，哺育着百姓。从二十九岁听闻鸦片战争战败，到七十四岁拖着病体抗击法军，他的一生，都在为“保住中华疆土”而战，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沉重。

道光二十年的秋天，广州沦陷的消息传到湘阴时，左宗棠正在家里耕读。那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镇上的报房买报，刚走到报房门口，就听到报童大声喊：“号外号外！英军攻陷广州，总督琦善求和了！”他心里一紧，快步走进报房，抢过一张报纸，手指颤抖着划过“英军攻陷广州”的字样，报纸上的字仿佛都在滴血。他站在报房里，耳边是其他读者的叹息声：“怎么又求和了？我们的士兵呢？”“英军都打到家门口了，朝廷怎么就不抵抗？”左宗棠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过气，他想起了小时候听祖父讲的“康乾盛世”，那时中华大地国泰民安，可如今，列强拿着洋枪洋炮，闯进家里烧杀抢掠，朝廷却只会求和。

他快步走进内屋，妻子周诒端正在缝衣服，见他脸色苍白，手里还攥着报纸，连忙放下针线问：“季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左宗棠把报纸递给她，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广州丢了，琦善跟英国人求和了……蛮夷凭着船坚炮利，就敢闯到我们家里来，烧我们的城，杀我们的人，而我们的官员，只会求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抓着头发，眼眶通红，眼泪差点掉下来：“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啊！吏治不修，武官怕死，文官贪财，朝堂上都是些苟且之辈，没人敢站出来跟英国人打！百姓们还在受苦，他们却在京城花天酒地！”

周诒端看着他激动的样子，心疼地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背：“季高，你别太着急，这些事不是你能管的，你要保重身体——我们还有孩子，还有这个家。”

“怎么不能管？”左宗棠猛地站起来，椅子被带倒在地，“我是大清的子民，中华的疆土丢了，我怎么能不管？我读了那么多书，学了那么多兵法，不是为了在家里耕读，是为了有一天能为国家出力，能保住我们的疆土！能让百姓们过上安稳日子！”他的声音里带着悲愤，带着不甘，周诒端看着他，再也说不出劝他的话。

那晚，他彻夜未眠，在油灯下写《感事诗》。油灯的光忽明忽暗，映着他消瘦的脸庞，笔杆被他握得发烫，纸上的字力透纸背：“书生岂有封侯想，只为君恩误此身。”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放下笔，望着窗外的夜空，夜空里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闪烁。他心里暗暗发誓：“此生若有机会，我必当为国家练兵强武，抵御外侮，绝不让蛮夷再欺负我们！绝不让百姓再受战乱之苦！”这个誓言，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扎了根，后来不管遇到多少困难，他都没忘记。

同治六年，陕甘战乱还没平定，新疆又传来坏消息——阿古柏带着军队入侵新疆，建立了“洪福汗国”，俄国趁机占领伊犁，还声称“代为收复，俟中国克复乌鲁木齐后即行交还”。左宗棠当时正在甘肃平定回民起义，听到消息时，他正在军帐里看新疆的舆图，手指猛地停在伊犁的位置，心里一沉：“伊犁是新疆的门户，门户丢了，新疆就危险了！”他立刻停下手里的事，把新疆舆图挂在军帐的墙上，每天都对着舆图发呆，有时候一站就是几个时辰。

军帐里的油灯昏黄，他指着舆图上的伊犁，对将领们说：“你们看，伊犁是新疆的门户，俄国占了伊犁，就等于卡住了新疆的脖子。阿古柏在南疆作乱，俄国在北疆占地，他们是想把新疆从大清的版图上割出去！”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沉重，带着一丝悲愤：“新疆要是丢了，蒙古就会被他们蚕食，蒙古丢了，京畿就会暴露在他们的枪口下，到时候，我们就算想守，也没地方守了！我们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怎么对得起那些为了保疆土而牺牲的将士？”

将领们都沉默了——当时清军军费紧张，陕甘战乱还没结束，士兵们已经疲惫不堪，再去收复新疆，无疑是难上加难。有个将领小声说：“大人，李大人（李鸿章）说新疆荒远，不如放弃，把军饷省下来办海军，您看……”

“胡说！”左宗棠打断他，声音提高了几分，“新疆不是‘荒远之地’，是我中华的疆土！当年乾隆皇帝平定新疆，花了多少心血，死了多少将士，才把新疆归入大清版图，我们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我们这代人要是把新疆丢了，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怎么对得起子孙后代？怎么对得起新疆的百姓？”他的语气坚定，将领们再也没人敢提“放弃新疆”的话。

为了说服朝廷，他连续写了三道奏折，每一道都写得情真意切，字里行间都是对疆土的珍视。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里，他写道：“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他还在奏折里说：“臣虽年近花甲，精力不如从前，但臣愿率师西征，收复新疆——臣不要朝廷多拨军饷，臣自己想办法筹饷；臣不要多派兵力，臣用楚军就能收复新疆！若臣不能收复新疆，臣甘受军法处置，绝不推诿！”

光绪二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征前，他做了一个震惊全军的决定——抬棺出征。那天，楚军将士在肃州城外集合，天空飘着小雪，寒风刺骨。左宗棠穿着铠甲，站在队伍前面，身后跟着几个亲兵，抬着一口黑漆棺材，棺材上刻着“左季高收复新疆之棺”几个字。将士们都愣住了，不知道大帅这是要干什么，队伍里一片寂静。

左宗棠走到棺材前，抚摸着棺盖，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声音却洪亮得传遍全场，穿透了寒风：“兄弟们，我今年六十二岁了，半截身子已经入土了。这次西征，不是去做官，是去收复我们大清的疆土，是去把阿古柏、俄国人赶出去！这口棺材，要么装着我收复新疆的捷报，要么装着我的尸体——我要是死在西征路上，就把我葬在新疆，跟这片土地共存亡！跟那些为了保疆土而牺牲的将士们埋在一起！”

他的话刚落，队列里就传来压抑的抽气声。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兵，叫赵老栓，跟着左宗棠打了十年仗，此刻突然跪在地上，老泪纵横：“大帅，您都不怕死，我们年轻人更不怕！我们跟着您，就算死在新疆，也值了！我们一定要把新疆收回来！”话音一落，全军将士“唰”地跪下，齐声高呼：“愿随大帅西征！收复新疆！誓死不归！”声音洪亮，震得地上的雪花都飘了起来。

西征的路上，困难比想象中更甚。新疆的戈壁滩，白天太阳晒得石头发烫，气温能到四十多度，将士们渴得嘴唇干裂，连马都走不动路，有的士兵中暑倒在地上，嘴里还念叨着“要收复新疆”。左宗棠蹲下来，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他，声音发颤：“孩子，撑住，我们还没看到新疆收复呢！我们还要把俄国人赶出去，还要让新疆的百姓过上安稳日子！”他自己却舍不得喝水，有时候一天只喝半瓢水，嘴唇也裂了好几道口子。

粮草也常常短缺，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掺着沙子的粗粮。将士们饿得浑身无力，有个将领想把自己的战马杀了给将士们吃，左宗棠拦住他，摇了摇头：“战马是我们的战友，不能杀！我们一起打仗，一起收复新疆，怎么能杀战友？”他从自己的行囊里拿出一袋干粮，那是周诒端给他做的饼，已经硬了，他掰成小块，分给将士们：“大家分着吃，等我们到了前面的驿站，就有粮食了！”将士们接过饼，有的感动得哭了，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收复新疆，不辜负大帅的期望。

夜里，他躺在帐篷里，听着将士们肚子咕咕叫的声音，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起来点亮油灯，看着帐篷里挂着的新疆舆图，手指划过乌鲁木齐、达坂城、吐鲁番的位置，心里想：“一定要尽快找到水源，让兄弟们吃饱饭，一定要早点收复新疆，让百姓们过上安稳日子。”

就这样，左宗棠带着楚军，一路向西，攻克了乌鲁木齐、玛纳斯、达坂城、吐鲁番。攻打达坂城时，阿古柏的军队在城墙上筑了碉堡，碉堡很坚固，清军进攻了好几次都没能攻上去，死伤了不少士兵。左宗棠亲自到前线勘察，趴在地上，观察碉堡的火力死角，脸上沾了不少泥土也不在意。他发现碉堡的下方有个死角，敌军的炮火打不到，心里有了主意：“夜袭掏心！让士兵们趁着夜色，从碉堡下方挖地道，装上火药，把碉堡炸了！”

那天夜里，天黑得像墨，只有几颗星星在闪烁。士兵们趁着夜色，偷偷摸到城墙下，用铲子挖地道，手指被磨出血也没停。左宗棠站在阵地前，手里拿着马鞭，眼睛盯着碉堡的方向，心里既紧张又期待。终于，“轰隆”一声巨响，碉堡塌了，清军趁机冲进城去，很快就攻克了达坂城。看着士兵们欢呼的样子，左宗棠笑了，眼角却湿润了——这是西征以来的又一场大胜，离收复新疆又近了一步。

光绪三年，清军收复吐鲁番，阿古柏见大势已去，服毒自杀；光绪四年，除伊犁外，新疆全境收复。光绪七年，在左宗棠的武力支持下，曾纪泽与俄国谈判，终于收回了伊犁九城。当伊犁收复的消息传到新疆时，左宗棠正在乌鲁木齐的衙署里看舆图。他戴着老花镜，手指顺着伊犁的边界慢慢划过，突然老泪纵横——他想起了当年在湘阴立下的誓言，想起了西征路上死去的将士，想起了那些盼着收复疆土的百姓。他擦了擦眼泪，对身边的幕僚说：“终于，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百姓了！新疆回来了，我们的疆土保住了！”

可他的爱国情怀，并没有就此结束。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军进攻台湾，马尾海战清军失利，福建危急。当时，左宗棠已经七十四岁了，身患重病，咳嗽不止，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家人劝他：“父亲，您年纪大了，又有病，就别去福建了，朝廷会有安排的。您在家里好好养病，我们还想多陪您几年。”

他却摇头，咳得肩膀都在抖，脸色苍白，却还是坚持：“国家危难之际，我怎么能在家里养病？台湾是中华的东南门户，福建是台湾的屏障，要是福建丢了，台湾就危险了！我身为钦差大臣，必须去福建，必须守住福建！我不能让列强再占领我们的疆土，不能让百姓再受战乱之苦！”家人见他态度坚决，再也劝不住，只能帮他收拾行李。

他拖着病体，乘坐轮船前往福建。轮船在海上颠簸，他吐得厉害，连饭都吃不下，却还是坚持坐在甲板上，看着远方的海面，心里想着福建的海防：“马尾炮台的炮还能用吗？士兵们准备得怎么样了？百姓们有没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到了福州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视察马尾炮台。那天，寒风呼啸，他穿着厚厚的棉袄，还是忍不住咳嗽，每咳一下，胸口就疼得厉害。他走到一尊生锈的炮管前，用袖子擦了擦炮管上的锈迹，声音沙哑地问身边的将领：“这炮还能用吗？能不能挡住法军的进攻？”将领低着头，小声说：“大帅，这炮已经好几年没修了，怕是不能用了。”

左宗棠叹了口气，心里一阵沉重，却还是坚定地说：“立刻派人去修，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炮修好！我们不能让法国人再从这里进来！我们要守住福建，守住台湾！”他还组织渔民、乡勇，成立了“水勇营”，教他们如何划船、如何打炮，配合清军作战。有个渔民老大叔说：“左大人，我们都是庄稼人，不会打仗啊，怕帮不上忙。”左宗棠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大叔，你们熟悉海况，只要你们能把法军的船引到我们的炮台射程里，就是大功一件！福建是我们的家，我们要一起守住它！”

白天，他亲自到炮台视察，看着士兵们修炮、训练，有时候咳嗽得站不住，就靠在炮台上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指挥；晚上，他在灯下批阅战报，常常到深夜，侍从劝他：“大帅，您该休息了，您的身体受不了。”他却笑着说：“我活不了多久了，多处理一件事，福建就多一分安全，我怎么能浪费时间？我要守住福建，守住台湾，就算死，也瞑目了。”

光绪十一年九月五日，左宗棠在福州病逝。临终前，他躺在病床上，呼吸微弱，眼睛却一直看着西方和东南方——那是新疆和台湾的方向。他嘴里喃喃地念着“新疆”“台湾”，手指还在轻轻比划着，仿佛还在指挥将士们作战，还在想着如何守住疆土。他的儿子左孝威跪在床边，附在他耳边，大声说：“父亲，您放心，新疆已经收复了，台湾也保住了，国家的疆土还在！您不用担心了！”

左宗棠听到这话，嘴角慢慢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缓缓闭上了眼睛。他的一生，都在为“保住中华疆土”而战——从西北的新疆，到东南的福建、台湾，他用行动证明：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是危难时的挺身而出，是困境中的坚守不弃，是临死前的念念不忘。他的爱国情怀，像天山的雪一样纯净，像湘江的水一样绵长，永远留在了中华大地上，留在了百姓的心里。

七律·爱国情怀

左公爱国情怀深，一生为国献丹心。

青年愤叹鸦烟辱，暮岁挥师漠北临。

抬棺誓复新疆土，卧病犹筹闽海防。

不求青史留名姓，但守神州寸土金。

第84章 治军严明称

左宗棠治军，讲究“严”与“仁”的平衡——严在纪律，像钢铁铸就的城墙，不容许一丝一毫的逾越；仁在人心，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每一个士兵。他常对将领们说：“我军是仁义之师，不是匪寇，要是纪律松散，抢百姓的东西、害百姓的命，那跟太平军、捻军有什么区别？所以，军纪必须严，一丝一毫都不能松；但也不能只讲严，要让将士们知道，我们打仗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百姓，为了国家——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为自己的家而战。”

楚军初建时，左宗棠就亲自制定了《楚军营规》，足足有二十多条，大到临阵脱逃、克扣军饷，小到擅入民宅、损坏百姓财物，都有明确的处罚规定，连士兵走路要靠右边、说话不能喧哗这样的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其中，“三不许”是核心：不许擅入民宅，不许抢夺民财，不许虐待俘虏。他说：“这三条是底线，谁要是碰了，不管他是谁，不管他立过多少功，都要严惩不贷——就算是我的亲兵，也不例外。”

为了让营规落到实处，他不仅派亲兵四处巡查，还让百姓监督——他让人在军营附近的村庄、城镇贴告示，上面写着：“若有楚军士兵擅入民宅、抢夺民财，百姓可直接到帅帐告状，一经查实，必有重罚，还要赔偿百姓的损失。”告示贴出去后，有百姓担心“官官相护”，不敢告状，左宗棠就亲自到村里走访，对百姓说：“你们放心，只要士兵犯了错，我一定严惩，绝不偏袒——我楚军是为百姓打仗的，不能让百姓受委屈。”

有一次，巡查的亲兵发现一个叫赵三的士兵，偷偷摸进一个老农的家里，偷了一只鸡。赵三是个老兵，跟着左宗棠打了好几年仗，立过不少功，还在一次战斗中救过左宗棠的命——当时左宗棠被太平军包围，是赵三带着几个士兵冲进去，把他救了出来，自己还受了伤。亲兵把赵三带到帅帐时，心里还想着“大帅会不会看在旧情上从轻发落”。

左宗棠正在看战报，听说赵三偷了百姓的鸡，立刻放下战报，脸色沉了下来。他让亲兵把赵三带进来，赵三一进来就跪在地上，哭着说：“大帅，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家里有老母，得了肺痨，需要鸡汤补身体，我实在没办法，才偷了老农的鸡……求您饶我这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左宗棠看着他，心里也不好受——赵三的母亲他知道，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赵三是个孝子，平时省吃俭用，把银子都寄回家。可他还是咬了咬牙，说：“赵三，你跟着我打了好几年仗，立过功，救过我的命，我记着你的好。但是，营规是我定的，‘不许抢夺民财’是底线，谁都不能碰——你偷了百姓的鸡，看似是小事，可要是我饶了你，其他士兵就会觉得营规可以不遵守，就会跟着学，到时候，我们楚军就会变成抢百姓的匪寇，百姓还会支持我们吗？我们还怎么打仗？怎么为百姓保家卫国？”

他顿了顿，声音软了一些：“你的孝心我懂，但是不能用错了方法。你老母的病，我会派人去治，我会给你老母送二十两银子，让她好好养病。但是，营规不能破——赵三，依营规，杖责四十，革去军职，逐出军营。你出去后，要好好做人，别再犯这样的错。”

赵三听完，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头，说：“谢谢大帅！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会了！”杖责后，左宗棠让人把赵三送回家，还派了个医生去给赵三的母亲看病。这件事传开后，士兵们都知道“大帅治军严明，不管是谁，犯了错都要受罚”，再也没人敢违反营规。

杖责完赵三，左宗棠又亲自带着亲兵，拿着银子和一只新鸡，去老农家里道歉。老农见大帅亲自来，还带着东西，连忙说：“大人，不用这么客气，一只鸡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赵士兵也是个孝子，我不怪他。”

左宗棠却认真地说：“老伯，士兵偷了您的鸡，是我们没管好士兵，我向您道歉。这银子和鸡，是赔偿您的损失，您一定要收下。我们楚军是为百姓打仗的，要是连百姓的鸡都偷，那我们就对不起百姓的信任了——我们不能让百姓因为我们而受委屈。”老农感动得说不出话，拿着鸡和银子，对邻居们说：“左大帅治军真严啊！还这么体谅百姓，这样的军队，我们信得过！”

除了严管违纪，左宗棠更重视严格训练。他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训练的时候偷懒，到了战场上，不仅会丢了自己的命，还会连累战友，误了国家大事——我们训练不是为了应付差事，是为了在战场上能打赢，能保住自己的命，能保住百姓的家。”

每天天不亮，天还没亮透，他就会亲自到校场督练。夏天，太阳晒得校场像个蒸笼，气温能到三十多度，士兵们穿着铠甲，练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把铠甲都浸湿了。有的士兵中暑倒在地上，左宗棠就让人把他们抬到阴凉处，给他们喝解暑的汤药，然后对其他士兵说：“天气热，大家都辛苦，但我们不能停——敌人不会因为天气热就不打我们，我们只有练强了本事，才能在战场上打败敌人，才能保住自己的命，保住百姓的家。”

有一次，一个姓刘的参将，因为天气太热，就让士兵们歇晌，自己躲在树荫下喝茶，还让亲兵给自己扇扇子。士兵们看着刘参将在树荫下凉快，自己却在太阳下暴晒，都敢怒不敢言。左宗棠正好到校场视察，看到这一幕，心里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他走过去，把刘参将的茶杯拿过来，“哗啦”一声倒在地上，茶水溅了刘参将一身。

“刘参将！”左宗棠的声音严厉，带着怒火，“你身为将领，不思报国，反倒怕热偷懒！现在是夏天，你怕热；到了冬天，你怕冷；到了战场上，你怕不怕死？士兵们在太阳下训练，汗流浃背，你却躲在树荫下喝茶，还让亲兵扇扇子，你对得起他们吗？对得起朝廷给你的官帽吗？对得起百姓的期望吗？”

刘参将脸涨得通红，连忙站起来，低着头说：“大帅，我错了，我马上让士兵们继续训练！”

“光让士兵们训练还不够！”左宗棠说，“你是将领，要以身作则，士兵们才会服你，才会跟着你好好训练——你现在就跟士兵们一起训练，跑五十里路，什么时候跑完，什么时候再休息！”刘参将不敢反驳，只能跟着士兵们一起训练，跑了五十里路后，累得瘫在地上，再也不敢偷懒了。

说完，左宗棠拿起一把长枪，走到校场中央，对士兵们说：“大家看，我今年六十多岁了，还能练枪，你们年轻人，更要好好练！”他握着长枪，一招一式地练起来，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流进眼睛里也没停，手臂酸了也没放下。士兵们见大帅都这样努力，再也不敢偷懒，纷纷拿起武器，认真地训练起来，校场上的呐喊声震天动地。

左宗棠治军，不仅“严”，更“明”——赏罚分明，从不徇私。他常说：“有功就要赏，有过就要罚，这样士兵们才会有干劲，才会知道为国家打仗有好处，犯了错有代价——不能让有功的人受委屈，也不能让犯错的人逍遥法外。”

攻打达坂城时，阿古柏的军队在城墙上筑了碉堡，碉堡很坚固，清军进攻了好几次都没能攻上去，还死伤了不少士兵。将领们都一筹莫展，左宗棠也在思考对策。就在这时，士兵王德榜站了出来，说：“大帅，我愿意带一队人，从城墙的西北角爬上去，那里的碉堡比较少，我们可以趁机打开缺口，让大部队冲进去！”

左宗棠看着王德榜，王德榜才二十多岁，脸上还带着稚气，却眼神坚定。他点了点头：“好！你要是能打开缺口，我一定重赏你！我相信你！”

王德榜带着二十多个士兵，趁着夜色，偷偷摸到城墙下。城墙很高，又滑，他们用钩子钩住城墙，一点点往上爬，手指被城墙的石头划破，流出血也没停。城墙上的敌军发现了他们，用石头、弓箭往下打，有几个士兵被石头砸中，掉了下去，牺牲了。王德榜心里难过，却没退缩，继续往上爬，终于爬到了城墙上，一刀砍死了守碉堡的敌军，打开了缺口。清军趁机冲进城去，很快就攻克了达坂城。

战后，左宗棠在全军面前，宣布提拔王德榜为参将，还把自己的黄马褂脱下来，披在王德榜身上，说：“王德榜，你奋勇杀敌，为国立功，这黄马褂你受得！以后，谁要是像你这样勇敢，为国家打仗，我左季高同样有奖！”王德榜跪在地上，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磕头，眼泪掉在地上：“谢大帅！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为国家打仗，绝不辜负大帅的期望！”全军将士见了，都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向王德榜学习，奋勇杀敌。

但对于贪生怕死的将领，左宗棠也绝不姑息。有一次，攻打玛纳斯城时，一个姓张的副将，因为害怕敌军的炮火，临阵退缩，不敢下令进攻，导致清军进攻受挫，死伤了不少士兵。士兵们都很愤怒，说：“要是张副将下令进攻，我们早就攻克城池了，兄弟们也不会死！”

左宗棠知道后，立刻把张副将叫到帅帐，脸色阴沉得可怕。张副将一进来就跪在地上，哭着求饶：“大帅，我知道错了，我当时太害怕了，才没下令进攻——求您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左宗棠冷冷地说：“你怕死，可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士兵，他们就不怕死吗？他们的家人还在等着他们回家，你却因为怕死，让他们白白送了命！你这样的将领，留在军队里，只会连累更多人！今天斩了你，是为了警示全军——战场之上，退缩者死，奋勇者生！”说完，他下令将张副将斩首示众，全军将士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再也没人敢临阵退缩。

正是这样“严中有仁、赏罚分明”的治军之道，让楚军成为晚清最具战斗力的军队之一。平定浙江时，楚军纪律严明，百姓们都愿意给楚军送粮食、当向导；收复新疆时，楚军奋勇杀敌，把阿古柏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抗击法军时，楚军坚守福建，让法军不敢轻易进攻。

士兵们都说：“跟着左大帅，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我们也知道，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样的军队，才有底气打胜仗！我们愿意跟着大帅，就算死，也值了！”

连曾国藩都赞叹：“左季高治军，严而不苛，明而不偏，既能让士兵们敬畏，又能让士兵们信服，吾不如也！”

七律·治军严明

左公治军最严明，赏罚分明不徇情。

不许扰民伤百姓，岂容畏战误军情。

校场督练亲挥枪，阵前斩怯立军声。

黄褂赐功励骁勇，楚军劲旅震清廷。

第85章 治民如子弟

左宗棠治理地方，总说“百姓是我的子弟，我得像护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护着他们”。他不摆官架子，不搞虚头巴脑的“形象工程”，走到哪里，就把实事做到哪里——杭州的育婴堂里，有他给孩子喂饭的身影；陕甘的田埂上，有他教老农种红薯的脚印；新疆的坎儿井边，有他和百姓一起挖渠的汗水。每一件事，都浸着他对百姓的疼惜，像父亲对孩子的关爱，朴实而深沉。

同治三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杭州时，城里一片狼藉：城墙被炮火炸得千疮百孔，到处是断壁残垣；街上的房子烧得只剩下黑黢黢的架子，有的地方还冒着青烟；流浪的孤儿和寡母随处可见，有的孩子光着脚，穿着破烂的衣服，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脸上沾着灰，眼睛里满是恐惧；有的老婆婆坐在路边，怀里抱着死去的孙子，哭得撕心裂肺，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左宗棠骑着马，走在杭州的街上，看着这悲惨的景象，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对身边的官员说：“先安百姓，再理政务！百姓都活不下去了，我们还谈什么治理？我们打仗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要是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家都没有，我们打的仗还有什么意义？”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育婴堂”。杭州城里有座废弃的寺庙，寺庙的屋顶塌了一半，院子里长满了杂草。左宗棠让人把寺庙打扫干净，修补好屋顶，又从军队里抽调了几个细心的女兵，让她们当奶妈和保育员。他还亲自去挑选奶妈，要求奶妈必须“心善、干净、有奶水”，有个姓陈的奶妈，自己的孩子在战乱中被太平军杀了，她哭得死去活来，左宗棠见她可怜，又心善，就把她招进育婴堂，还安慰她说：“你把这里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好好照顾他们，我不会亏待你的——这些孩子没了爹娘，更需要你的关爱。”陈奶妈听了，点了点头，眼里有了光。

育婴堂刚开的时候，只有十几个孩子，都是左宗棠派人从街上捡来的。有个三岁的孩子叫小石头，他的父母在战乱中被太平军杀了，他躲在垃圾桶里，饿了就吃垃圾桶里的剩菜，冷了就缩在垃圾桶里发抖。士兵发现他时，他浑身是灰，像个小泥人，还发着烧，嘴里不停地喊“爹娘”。左宗棠看到小石头时，心里一阵疼，他走过去，轻轻抱起小石头，小石头吓得直发抖，以为要打他。左宗棠温柔地说：“孩子，别怕，我是左爷爷，这里没有人会欺负你，我会照顾你的。”

从那以后，左宗棠每天处理完军务，都会去育婴堂看看。他会带着糖，蹲在小石头身边，把糖递给小石头：“小石头，你看，这糖是甜的，你尝尝？”小石头刚开始还躲着他，不敢接糖，后来见左宗棠每天都来，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慢慢放下了戒心，接过了糖，放进嘴里。糖的甜味在嘴里散开，小石头的眼睛亮了，第一次对着左宗棠笑了。有一天，小石头突然怯生生地叫了声“爷爷”，左宗棠听到这声“爷爷”，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抱起小石头，紧紧地抱着，心里想：“这些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长大成人，不再受战乱之苦。”

他还让人给孩子们做新衣服、新鞋子，布料都是他让人从外面买来的，又软又舒服。每天给孩子们喝米汤、吃馒头，偶尔还会给孩子们买肉吃，让孩子们补充营养。有一次，他去育婴堂，见孩子们正在吃饭，吃的是红薯和稀饭，里面没有一点肉。他皱起眉头，问保育员：“怎么不给孩子们吃点肉？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保育员说：“大人，现在粮食紧张，肉太贵了，我们怕……怕费用不够。”左宗棠打断她：“再紧张，也不能委屈了孩子！从我的军饷里扣，每天都要给孩子们加一顿肉，让他们长得壮壮的——孩子们不能受苦。”

除了育婴堂，他还组织百姓重建家园。杭州城里有很多无家可归的百姓，他们有的住在破庙里，有的住在城墙根下，日子过得很苦。左宗棠让人统计百姓的人数，给每家每户拨木料、发粮食，鼓励他们修房子。有个姓吴的百姓，家里的房子被太平军烧了，妻子又生了病，没钱请医生，也没钱修房子，只能住在破庙里，妻子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不停地咳嗽。左宗棠知道后，亲自去破庙里看他，破庙里又黑又潮，到处是蜘蛛网。他走到吴百姓的妻子床边，摸了摸她的额头，说：“嫂子，你别担心，我会派医生来给你看病，还会给你送药。”他又对吴百姓说：“你先把房子修好，好好照顾你妻子，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说完，他让人给吴百姓送了十两银子、五斗粮食和一些木料。吴百姓感动得跪在地上，磕着头说：“左大人，您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我们这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恩情！”

百姓们修房子的时候，左宗棠还经常去工地看看，有时候还会帮着递递砖头、拉拉绳子。有个老工匠见他是大官，还亲自干活，连忙说：“左大人，您是大官，怎么还干这种活？您歇着吧，我们来就行。”左宗棠笑着说：“你们修房子是为了有个家，我帮你们，也是为了让你们早点住上新房，没什么大官不大官的——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想有个安稳的家。”老工匠听了，心里暖暖的，干活更有劲了。

房子修好后，百姓们又担心“战乱刚过，赋税太重，日子还是过不好”。左宗棠知道后，立刻奏请清廷，说：“浙江百姓受战乱之苦久矣，田园荒芜，房屋烧毁，百姓们连饭都吃不上，若此时征收赋税，百姓恐难以承受。臣恳请朝廷，免浙江三年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百姓安，则国家安。”清廷准奏后，左宗棠立刻让人把这个消息传遍杭州城，百姓们听到后，都欢呼雀跃，有的还放起了鞭炮，说：“左大人真是为我们百姓着想啊！我们终于能好好过日子了！”

同治七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刚到甘肃，就遇到了大旱。那一年，天上几乎没下过雨，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一片焦黄，风一吹，庄稼杆就倒了；河里的水也干了，露出了干裂的河床；百姓们只能吃树皮、草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左宗棠刚到兰州，就有人给他送来了一碗“粥”，他接过粥，尝了一口，发现里面全是树皮和草根，根本没有米，难以下咽。他把碗放在桌上，对官员们说：“百姓们都吃这个，我们怎么能吃山珍海味？从今天起，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吃的跟百姓们一样，你们也得跟我一样——我们不能看着百姓受苦，自己却享受。”

他一面奏请清廷调拨粮食，一面组织士兵开垦荒地，推广红薯、玉米等耐旱作物。他让人从河南、陕西调来了红薯苗和玉米种子，还亲自带着农师去田间地头，教百姓们怎么种红薯、怎么种玉米。有个老农叫王老汉，种了一辈子庄稼，从来没种过红薯，他看着红薯苗，摇着头说：“左大人，这东西能活吗？我们这里这么旱，怕是种不活啊。”左宗棠笑着说：“老伯，您放心，这红薯耐旱，好养活，我已经让士兵们先在军营里试种了，你看，都长芽了。”他带着王老汉去军营的试种田，田里的红薯苗绿油油的，长得很壮。王老汉看了，心里有了底，说：“那我就试试，要是能种活，我们就有饭吃了。”

为了让百姓们敢种，左宗棠还下令：“凡是种红薯、玉米的百姓，官府都给种子，还免三年赋税。”百姓们听了，都纷纷开始种红薯、玉米。左宗棠还经常去田里看看，有时候见百姓们缺水，就让人把军营里的水省下来，给百姓们浇地。有一次，他去田里，见王老汉正在给红薯苗浇水，王老汉年纪大了，弯腰浇水很吃力，累得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左宗棠走过去，接过王老汉的水桶，说：“老伯，我来帮你浇，你歇会儿。”王老汉连忙说：“左大人，不用，我自己来就行。”左宗棠却笑着说：“老伯，我们一起浇，红薯长得快，您就能早点吃上饭了。”两人一起浇水，聊着天，田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到了秋天，红薯、玉米丰收了，百姓们的粮缸里终于有了粮食，再也不用吃树皮、草根了。王老汉提着一篮红薯，去总督府感谢左宗棠，红薯又大又甜，还带着泥土的清香。王老汉说：“左大人，这是我们自己种的红薯，您尝尝，可甜了！要是没有您，我们今年早就饿死了。”左宗棠接过红薯，咬了一口，红薯的甜味在嘴里散开，带着泥土的清香，更带着一种让他眼眶发潮的暖意——那不是红薯本身的甜，是看到百姓终于能吃上饱饭的安心，是看到旱情里熬过来的老农脸上有了笑容的欣慰。他擦了擦眼角，对王老汉说：“老伯，这红薯确实甜，甜到心里了——之前看地里干裂成那样，我夜里都睡不着，就怕大家熬不过去。现在好了，有粮了，日子就有盼头了。”王老汉笑着点头，皱纹里都藏着笑意：“可不是嘛！今年收的红薯够吃一整年，还能留些当种子，明年多种几亩。我家娃子之前总饿肚子，现在每天能喝上红薯粥，都长壮实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晒干的红薯干，塞给左宗棠：“大人，您带着路上吃，这是自家晒的，干净。”左宗棠没推辞，接过布包，紧紧攥在手里——这布包里装的不是红薯干，是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后来左宗棠再到新疆，特意绕路去了吐鲁番的坎儿井。彼时正是初夏，天山的雪水顺着暗渠汩汩流进麦田，碧绿的麦苗在风里晃荡，像一片绿色的波浪。阿卜杜拉老人的孙子，一个扎着小辫的维吾尔族男孩，正跟着父亲在渠边浇水，见了左宗棠，立刻跑过来，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喊：“左爷爷！”左宗棠蹲下来，摸了摸孩子的头，问：“家里的麦子够吃吗？”孩子用力点头：“够！够！妈妈还能做馕，给我带学堂吃！”阿卜杜拉老人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新烤的馕，递给他：“大人，您尝尝，用坎儿井的水和的面，香！”左宗棠接过馕，咬了一口，果然喷香，他看着眼前的麦田、孩子的笑脸，想起当年在戈壁滩上顶着烈日勘察的日子，想起手上磨破的水泡，突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他当年承诺“让麦田变绿，让孩子有饭吃”，终究是做到了。

左宗棠治理地方，从来不计较“政绩”，只在意百姓是不是真的过得好。在浙江，他不仅免了三年赋税，还让人在杭州城外开垦了百亩荒地，分给无地的百姓，教他们种桑养蚕；育婴堂里的孩子，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给他们带书、带笔墨，叮嘱保育员“要让孩子读书，读书才能有出息，才能不再受战乱的苦”。后来那些孩子里，有几个考上了秀才，还记得回育婴堂看看，说“是左爷爷给了我们家，给了我们读书的机会”。

在陕甘，除了推广红薯、玉米，他还让人修了水渠，把黄河的水引到田里，解决了长期的旱情；他见百姓们没地方看病，就在兰州城里设了“惠民药局”，请了郎中坐诊，给穷苦百姓免费发药。有个得了肺痨的百姓，在药局里喝了几个月的药，渐渐好了起来，特意带着自家种的枸杞来谢他，说：“大人，您是救了我的命啊！”左宗棠笑着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你要谢，就谢这药局里的郎中，谢这地里长出来的粮食——是大家一起努力，日子才能好起来。”

光绪十年，左宗棠要去福建督办军务，离开陕甘时，百姓们早早地就候在路边，有的提着鸡蛋，有的拿着自己织的布，有的拄着拐杖的老人，也颤巍巍地站在队伍里。王老汉已经八十多岁了，让儿子背着来送他，手里还拿着当年左宗棠帮他浇过的红薯苗结的红薯，说：“大人，您要去福建了，多保重身体，记得我们陕甘的百姓！”左宗棠走下轿子，握住王老汉的手，声音有些发颤：“老伯，我记着，我记着陕甘的每一寸土地，记着大家的好。我去福建，也是为了守住国家的疆土，守住大家的安稳日子。”百姓们跟着他的轿子走了几十里，直到看不见轿子的影子，还站在原地挥手——他们知道，这个把百姓当子弟的官，是真的为他们好。

左宗棠这一生，从湘阴的田埂到浙江的城墙，从陕甘的旱田到新疆的戈壁，走过的每一片土地，都留下了他为百姓做事的痕迹。他常对幕僚说：“我这个官，不是为了自己的官帽，是为了给百姓遮风挡雨——百姓过得好，国家才能安稳，这才是为官的本分。”他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却用一辈子的行动，践行了“治民如子弟”的初心。

直到今天，浙江的“左公堤”还在守护着沿岸的稻田，每当雨季来临，百姓们看着稳固的堤坝，就会想起当年那个跳进泥水治水的左宗棠；新疆的“左公井”还在流淌着雪水，滋养着万亩麦田，孩子们在井边玩耍时，会听老人讲起那个六十九岁还跟着工匠挖渠的左大人；陕甘的田埂上，百姓们种红薯时，还会说起当年左大人教他们育种的故事。他的名字，早已和百姓的生活融在一起，像湘江的水，像天山的雪，永远留在了中华大地上。

七律·治民如子

左公治民如子弟，处处躬身恤民忙。

杭州战后兴育婴，陇上荒年种薯粮。

减赋轻徭苏困厄，开渠引雪润田桑。

至今边地传遗爱，千载犹称左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