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左宗棠竟然遇到一支部队,孤守塞外10多年,还有数百人

发布时间:2025-09-10 15:12  浏览量:2

1876年,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将踏上西征的征途,行前他亲手定制了一口棺材,誓言“与新疆共存亡”。

他是左宗棠,一个为晚清撑起最后尊严的男人。

在那个动荡纷乱的年代,清政府连军费都要靠借债解决,孤军深入的左宗棠却意外发现,在遥远的巴里坤,还有一座孤城、一群人,已经坚守了十几年。

这支部队是谁?他们如何在孤城中熬过了十几年的风霜?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天朝的傲慢早已被西方列强的炮火击得粉碎。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割地赔款已成家常便饭,清政府眼睁睁看着自己头顶的江山一步步崩塌,毫无还手之力。

而在遥远的西陲边疆,也酝酿着一场更大的危机。

彼时的新疆,已经不再是昔日大唐的安西四镇,也不是乾隆年间铁骑横扫的固若金汤。

1864年,正值太平天国战火连天,南方烽烟四起,清军疲于奔命,无暇顾及西部。

起初,是地方豪强开始坐大。

地主老财、部族首领趁中央鞭长莫及,各自割据称雄,暗中培植私兵,谋划独立。随后更有人为争夺地盘,竟向外族求援。

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请”入了新疆,可一旦“佛爷”进了家门,再想送走就难如登天了。

阿古柏不是等闲之辈,他携带精锐部队入疆,接连攻城掠地。

而更令人心寒的是,他背后还站着两个虎视眈眈的大国,沙俄和英国。

局势迅速恶化,到了1871年,乌鲁木齐陷落,吐鲁番不保,新疆几近全境陷落,仅剩几处清军据点还在苦苦支撑。

中央朝廷得知此情,不禁一片哗然,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提出主张,新疆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守之无益,不如“战略性放弃”,集中财力守住东南大门。

朝堂之上,这一言论竟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他们理智地算着经济账,却忘了疆土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

大清朝堂之上弥漫着一种近乎怯懦的气息,仿佛那片西部山河,从一开始便与他们无关。

可就在这时候,一个老臣站了出来。

他只有一个看似不合时宜的执念,疆土寸土不让,祖宗留下的,每一寸都要守住。他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不是第一次被人轻视,他一生仕途多舛,五十岁才得重用,常被视作“老派守旧”的代表。

但恰恰是这个“老派”的人,在最危险的时刻,展现出了帝国最后的脊梁。

他言辞激烈地反驳道:“若西域失守,陕甘将受其祸,继而北方震动,全国皆乱,祖宗之地,岂可弃之?”

但要救新疆谈何容易?当时的清廷不仅军力分散,财政更是捉襟见肘。

要远征新疆,不仅要征调数万大军,还要准备海量粮草军饷。

这笔“天文数字”的军费,清廷一个铜板也掏不出来。

换作旁人,此时早该识趣地闭嘴退让,可左宗棠偏不,他不但没有退步,反而做出惊人之举,自掏腰包,变卖家产,并自制一口棺材,此去西征,生死由天。

故事的开端,就定格在这场大厦将倾前的风雨之夜。

八百里借银一口棺

1874年,左宗棠站在军营外的高台上,他的身旁,静静放着一口新打的棺材。

将军未发兵,先备棺木,这不是绝望的宣泄,而是孤注一掷的宣言。

可理想再坚定,终敌不过现实的拮据。

左宗棠调动的西征军多达数万人,还有几万头畜力和运输车队,仅是粮草就需百万两白银起步,更别说购置军械、抚恤将士、维护后勤。

而朝廷给出的“军费”不过是纸上空谈,账面拨付五百万两,实际到账者寥寥。

靠官家靠不住,只能靠自己。

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筹银之旅展开了。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在民间最有影响力、也最讲义气的人,山西乔家大院的乔致庸。

这个名字在晋商圈中如雷贯耳,是那一代富可敌国的商贾巨头之一。

乔家票号遍布全国,号称“南有胡雪岩,北有乔致庸”。

左宗棠亲自登门,走进乔家的深宅大院,乔致庸沉默良久,终于一拂衣袖,说:

“你尽管去打仗,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次日,乔家票号拨款八百万两白银,银票如雪片飞往西北。

他还不忘召集晋商座谈,力劝各路富商共同捐助。

而左宗棠并没有贪婪,靠兄弟一次性倾囊相助,太过沉重。

他婉拒了乔致庸更多的资助,这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讲情义,更讲分寸。

他感念乔致庸,却不愿拖人下水,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人,胡雪岩。

胡雪岩,徽商翘楚,虽是商人,却通政道,善交际,尤其精于对接洋人,这正是左宗棠所需的。

朝廷曾批准左宗棠可以“以海关税收作抵,向外国银行贷款”,可纸面许可归许可,真要贷款,还需中间人担保、谈判、执行。

这一步,不是谁都能做的,胡雪岩,正是那个能谈成事的人。

接下来的数月里,胡雪岩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上海、广州与香港,甚至还派人前往英、法驻华银行谈判。

最后终于与六家外国银行签订贷款协议,原计划是五百万两,结果一共贷出了足足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

当军费到位之日,左宗棠一边命人采购粮草辎重,一边用骆驼大队组成运输线,一边购入德国“义耳炮”等洋枪洋炮。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征战,打胜仗,没人夸你,打败仗,满朝唾你。

可这,却能让人挺起脊梁。

一城十年血未冷

1877年,西征大军正如左宗棠一手策动的“先北后南”“缓进速决”战略有序推进。

大将金顺奉命攻向巴里坤,而那一日,他原本以为将面对的是一场硬仗。

可当兵锋逼近城下,前锋斥候却回报:“城门未闭,有清军服饰者出迎。”

营中将士闻讯皆惊,巴里坤明明是阿古柏所辖叛军要地,为何未设防守?敌军怎会主动迎接?

有人猜测是诈降之计,也有人怀疑是敌人披上清军皮,准备诱敌入城。

直到巴里坤城门敞开,迎面走来的并非敌兵,而是一队穿戴整肃、满脸风霜的清军老卒。

他们的甲胄虽然陈旧,但仍擦拭得利落,他们的旌旗虽然破损,却依旧高高飘扬着清字。

他们不是败兵,更不是叛徒,而是一支真正的清军残部,一群被朝廷遗忘、却未曾自我放弃的将士。

为首者身着官服,年约五旬,双目通红,带着近乎呜咽的声音奔至马前,长揖到底,哽咽道:

“巴里坤总兵何琯,率全体将士,恭迎大军!末将等候此一日,已十六年矣!”

四周寂静无声,就在这一刻,左宗棠的部队才终于明白,这座孤城,十数年间并未陷落。

它并未被敌人占领,也未向混乱低头,而是由一支几百人的孤军,死死守住了边疆最后的尊严。

何琯,巴里坤前任清军总兵,自1861年被任命起,便带兵驻守此地。

原本不过是一次常规的防御调动,可他没想到,随之而来的却是整个新疆的崩塌式陷落。

短短数年间,新疆绝大部分城池悉数陷落,清军据点纷纷崩溃。

巴里坤,因其地处偏远、战略价值不高,在混战初期未被第一波攻击波及。

只是孤城之外早已是沦陷区,朝廷军援断绝,邻近城镇皆为敌手。

按常理,何琯只需缴械投降,便可保身自全,但他偏不。

一旦此城沦陷,北疆门户尽开,清廷将再无立足之地。

他咬紧牙关,下达了一道军令:“巴里坤一日不破,吾等一日不降!”

最初的日子,是血战连场。

何琯指挥老兵死守城墙,夜战昼守,还组织城内百姓修补城垣、制造火器、开荒种地。

一时间,这座西北孤城变成了一座军民一体的钢铁堡垒。

1865年,敌军大举围攻,一日三次猛攻,兵临三十里堡。

何琯亲自上阵,调派精兵夜袭敌营,以三路合围之势奇袭得手。

敌兵猝不及防,狼狈而退。紧接着,又是一万敌军围城,而当时何琯仅有兵将千余、绿营和满营残部约六百人,加上临时征召的百姓兵勇不到五千人,兵力悬殊之大,几乎令人绝望。

但他没有后退,他指挥士兵白天假装虚弱,诱敌深入,夜间突袭,利用熟悉地形与火器优势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

前后两次大战,斩敌上千,敌将溃败自退。

起义军几度尝试围攻不成,终于断定此地“难啃不值”,弃之不理,转攻其他目标。

敌军不来攻,并不意味着安全,真正的噩梦,从缺粮开始。

数年间,朝廷音讯全无,边防线后撤,何琯与全城人被彻底孤立,他派出密使想冲破包围求援,但数人出发,皆如石沉大海,未有一人归来。

他意识到,他们是真的被遗忘了。

于是他开始组织屯田自给,修水渠、劈山引泉、冬储夏耕,带领数百残兵和上千百姓,在荒凉之地一点点维系生机。

十六年光阴难挨,直到那一刻,他们终于在远方看到了熟悉的旌旗、亲切的军号,看到了属于清军的盔甲、属于中央的铁骑。

“我们没有背叛,也没有投降,我们还在这儿。”

胜利之后

左宗棠翻身下马,亲自扶起何琯,那位被清廷遗忘了十几年的旧部。

四目相对,老泪纵横。

真正撑起这片土地的,或许从来都不是某个将军的名字,而是这些在风雪中咬牙坚持、不问前途的“无名之辈”。

他没有将何琯等人调回后方休整,也没有将这支残部“恩准解散”。

相反,他给了他们最高的礼遇,编入西征主力部队,与正规军同饷同编、同战同荣。

这支残部虽仅数百人,但战斗经验丰富,视死如归,不畏艰险。

哪怕武器落后、身体羸弱,他们依旧冲锋在前。

这一年,左宗棠收复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南北疆重归统一,新疆的大部分疆域重新纳入中央版图。

西征大军势如破竹,敌军望风而逃,曾经嚣张一时的阿古柏,也在溃败中忧惧成疾,不久暴毙,所余残部土崩瓦解。

西征大功告成之际,巴里坤的老兵们也未曾退下。

他们不仅参与战斗,更被调往前线运送粮草、修筑工事、负责地方维稳。

但战争的硝烟并未完全散尽。在左宗棠收复大半疆土后,新疆还有一块“心病”尚未处理,那便是伊犁。

伊犁地处新疆西北门户,是军事、政治、经济重镇。

早在阿古柏崛起之初,沙俄就已趁乱插足,占领伊犁,设立军政机关,自封“保护国”。

左宗棠不愿意眼睁睁看着这片热土落入他人之手。

他多次上疏朝廷,请求出兵收回伊犁,而朝堂之上,主张“和议”的声音始终占据上风。

但左宗棠再一次表现出他那近乎执拗的坚决,他不顾劝阻,亲自布置兵力,调集三路大军,向伊犁方向推进。

不动则已,一动便雷霆万钧。

果不其然,他的军势一动,沙俄意识到清军非虚张声势,立刻软化态度,请求重启谈判。

最终,清政府虽付出部分经济和政治让步,但核心主权得以保全,伊犁回归。

左宗棠,用尽全力,完成了国家边疆的最后一块拼图。

左宗棠的军功彪炳,被尊为“文襄公”,画像挂上祠堂,事迹载入史册。

而那场胜利,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荣耀。

是无数像何琯这样的边关老卒,用血肉之躯守住了一道道关隘,是那些衣衫褴褛却誓死不退的守军,在最寒冷的年头没有熄灭最后的火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非群力共举,一人如何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