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骑士」的笔，如何让草原走向世界？

在中国广袤的文学版图中，从古代游牧史诗到近现代作家的创作，内蒙古文学创作一直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占据一席之地。

《草原》杂志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最早的汉文文学期刊之一，由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办，迄今已经坚守75年，自治区的老中青几代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草原》起步。近日，由《草原》杂志编选的新书《草原十二骑手》出版上市，该书汇集了内蒙古12位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佳作。这些作家横跨70后到00后4个代际。书中作品以开阔的视野呈现了内蒙古大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社会风貌。在著名作家邱华栋看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内蒙古作家以多元的风格和丰富的题材，诠释了草原文化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蕴。

前不久，《草原十二骑手》主编阿霞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分享了她对草原文学的理解与观念，讲述了以笔为马驰骋在文学草原上的新一代青年作家的创作历程。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草原十二骑手》的出版不仅仅是艺术与情感的表达，更是在传承多民族文化，反映当地人民在多元文化交融中的和谐共生。

建构起独具魅力的“北疆文学”景观

北青报：《草原十二骑手》作品集亮相，作为主编，能否谈谈选择“草原十二骑手”这个意象和书名的缘起与立意？

阿霞：“骑手”象征着自由、力量和对远方的向往，这本身就是草原精神的象征。选择“骑手”，正是因为它天然融合了内蒙古的精神特质与文学创作的核心品格。这12位作家，可以说是当下内蒙古中青年作家的精锐力量——70后作家海勒根那、拖雷、赵卡，80后作家娜仁高娃、肖睿、阿尼苏、陈萨日娜，90后作家苏热、渡澜，00后作家晓角、田逸凡、艾嘉辰，4个代际12位作家，他们像“骑手”一样，在文学的疆域里纵横驰骋，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旺盛的创造力。他们不光书写草原，还有森林、沙漠、乡村以及都市，带着各自的地域特色，协同奔赴文学的远方。

这次出版，也可以看作是内蒙古中青年作家的一次别具意义的“代际接力”展示。希望通过这部作品集，让大家看到内蒙古文学有着鲜活、多元的当下和充满可能的未来。期待这片土地孕育的独特声音、故事和思考，能更广泛地被听见、看见，并且得到认可，汇入更辽阔的中国文学版图。

北青报：能否介绍一下《草原十二骑士》中作家们的成长背景和风格？

阿霞：这部作品集的出版，也是我们为“新边地写作”提供重要研究样本和作家群体标识的一种尝试。集子里既有对草原和北疆历史、游牧和农耕文化的深刻挖掘，也有年轻作家用新视角对当代都市各阶层人情感、困惑与突围的文学呈现。这种代际和题材之间的碰撞本身，也显现了他们写作的独特价值。

比如70后海勒根那，他出生在内蒙古通辽。童年放牧时，他仅有一本梁晓声的《天若有情》用来反复阅读，曾因没钱购买供销社的《苦菜花》，自行虚构故事讲给伙伴听。他打少年起就走过很多地方，青年时期更是在内蒙古“四处为家”。所以，他的小说里会有草原森林，有沙地戈壁，有乡村牧区，也会有北方城镇。这种四处漂泊的命运似乎暗合了其游牧祖先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其创作主题往往融合蒙古族乌力格尔说书传统与拉美魔幻主义，聚焦草原生态与骑手精神，代表作有《父亲鱼游而去》《鹿哨》。

80后娜仁高娃出生于鄂尔多斯库布其沙漠腹地，邻居都是淳朴的牧民，玩伴是牛马羊骆驼。小时候太祖母给她讲过很多民间神话故事。童年的生活、家乡的一草一木成为她无法割舍的牵挂，也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她坚持以简练文字挖掘沙窝地人群的沉默温情，如《草地女人》《门》等。

90后渡澜出生在内蒙古一个名叫库伦镇的地方，库伦在蒙古语里有着“庭院”的意思。她说：“我的家乡也的确是个如庭院般美丽的地方，周围是寺庙，生活节奏很缓慢，这里的荞麦很好吃。”渡澜从小受蒙汉双语教育，她喜欢汉字与汉语书籍，可以“将一张家用电器的说明书，从头读到尾”，这份喜爱让她尝试用汉语写作，很快受到关注。她的小说极具包容性，蕴含着悲悯的力量。

北青报：策划、编选这部作品集的背后，寄托着怎样的文学设想？

阿霞：“草原骑手”的命名和这本书的编辑出版，源于2013年《草原》杂志开设了“草原骑手”栏目。当时的主编是尚贵荣老师，那一年《草原》全面改版，我提议开设一个专门推荐本土青年作家的栏目。因为当时的内蒙古文坛有点沉寂。我想《草原》需要一个栏目将这些年轻作家团结聚集起来，让他们亮相文坛。尚主编特别支持。一开始“草原骑手”栏目是“九人联展”，全年十二期刊物连续推出，其中有广子、赵卡、拖雷、安宁、娜仁高娃、晶达等。12年过去了，这一批作家依然是内蒙古当下最为活跃的作家，创作质量和影响力稳步提升，已日渐成为内蒙古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

积极为青年作家提供崭露头角的机会，是一个文学杂志的职责所在。当时，“草原文学”新一代青年作家的声音尚未形成集体共鸣，他们的创作散落在不同平台，缺乏系统性的展示与推介。作为本土文学期刊，我们意识到需要一个专门的阵地，为那些扎根草原、兼具现代视野的写作者搭建舞台，这既是对“草原文学新力量”的一次主动挖掘，也是对时代命题的自觉回应。至今为止，已经有50多位作家从这个栏目走向全国。

2025年，《草原》杂志全年交替推出“草原骑手·00后”和“草原骑手·多文体”栏目，“草原骑手”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持续集中呈现内蒙古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的审美趋向和地域特色，建构起独具魅力的“北疆文学”景观。此次推出《草原十二骑手》作品集，既是对12年成果的梳理，更是一次“精神定格”。

评论家孟繁华（左一）、兴安（右一）与《草原十二骑手》主编阿霞（中）在敕勒川草原为新刊拍片

草原文学中有一种原生的创造力

北青报：不同代际作家的作品，有哪些差异？是否能体现出草原文学的独特性？

阿霞：差异很明显，就像草原上不同走向、不同形态的河流。70后作家，他们的根更深地扎在传统的土壤里，对草原的描摹往往带着史诗般的厚重和对游牧文明的深情回望，主题常围绕草原的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比如海勒根那的《巴桑的大海》《请你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80后的作家，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作品里更多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张力、困惑与坚韧，叙事手法也更趋多元。更年轻的90、00后“骑手”们视野更开阔，他们笔下的草原融入了城市经验、全球视野，甚至科幻元素，探索着身份认同的更多可能性，语言也更灵动跳跃。

无论哪一代，不管怎么写，对这片土地的深切眷恋、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韧性的歌颂、对自由的追求，还有那种开阔的胸襟，都是流淌在文字血液里的。

北青报：您提到草原文学是一场由“边缘”向“中心”的文学远征，这里的“边缘”和“中心”您是如何定义的？

阿霞：我说的“边缘”，更多的是文学话语权的位置。过去，“草原文学”常被看作“地域文学”，作品多被贴上“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的标签，不常进入主流文学讨论的核心。但恰恰是这种“边缘”，让我们的视角更独特——没有被同质化的创作环境，反而保留了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悟，对生命本真的思考，题材也更贴近土地和人的关系。

“边缘”和“中心”是相对的，正如评论家兴安所说：“边缘与中心它不是二元对立，而且‘边缘’对于‘中心’有补充、创新甚至塑造的力量。”换个角度想，草原文学在地理和文化上的某种“边缘”位置也是优势——边缘意味着较少受到某种固定模式的束缚，反而能保持一种野性的、原生的创造力，自由生长。比如渡澜、晓角这些更年轻作家的“横空出世”或“一鸣惊人”。

北青报：您认为哪些关键事件、作品或人物，标志着草原文学开始突破地域限制，引起更广泛文坛和读者的关注？

阿霞：《草原》杂志75年的坚守，无疑是最重要的基石，郭沫若题写刊名，茅盾、老舍等大师为我们题词鼓励，赋予了它高起点和深厚底蕴。

玛拉沁夫、纳·赛音朝克图等第一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如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长诗《狂欢之歌》，第一次系统地将草原生活、革命历史带入新中国文学主流视野。上世纪80年代作家张承志以草原为背景的《黑骏马》《金牧场》等作品，充满激情与哲思，极大地提升了“草原”在文坛的文化符号价值，吸引了广泛关注。乌热尔图、冯苓植、白雪林、肖亦农、路远、阿云嘎、满都麦等作家，他们持续地深耕，作品获得全国奖项，被译介到国外，标志着内蒙古作家个体影响力的突破。

当前草原文学正处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破茧期”，已经有一批作品和作家开始被主流文坛“看见”，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上不可或缺的、极具辨识度的闪光点。但离真正的“中心”还有距离——我们需要更多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品，让它们能毫无障碍地进入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阅读视野和评价体系，成为影响文学发展和思潮的重要力量。我们持续推出新人新作，举办有影响力的活动，如“草原文学奖”，以及出版《草原十二骑手》，都是“远征”路上的坚实步伐，是集体力量的有力展示。

北青报：在推动草原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阿霞：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草原性”超越地域标签，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性”表达。既要保持内蒙古文学的独特性，又要让这种独特性能被更广泛的人群理解和共识，避免被猎奇化，也要防止在追求“普遍性”中迷失自我。还有就是“草原文学”概念的延展。因为内蒙古幅员辽阔，地貌丰富，它不仅有游牧文化，还有农耕文化，以及森林、沙漠、都市等文化，这些文化汇聚成了今天内蒙古多民族共生的“北疆文化”。

《草原》杂志75年来一直是草原作家的摇篮和家园。无数作家从这里起步，像书中许多“骑手”的早期作品都发表在《草原》上，它确保了内蒙古草原文学创作血脉的延续和代际传承。

我印象很深，00后晓角因为家里穷和母亲生病不能上学，她识字是七八岁开始的，外公当过民办教师，他就找一些旧书来逐字教她。后来，她们家有了手机，她特别喜欢阅读电子书，读了很多书，慢慢开始尝试写作，抒发内心的情感。再然后就开始投稿，《草原》杂志刊发之后，还上了《作家周刊》，后来又上了《中国校园文学》，她目前在家务农，仍在写作。

每年改稿班交流

碰撞很激烈

北青报：在作品集的筹备过程中，不同代际的作家之间是否有过交流互动？这些互动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阿霞：我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重点作家的改稿班，交流碰撞很热烈，大家会互相学习对细节的打磨。这种火花的碰撞，会直接体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对年轻作家来说，他们能直接聆听成熟作家的创作心得、人生阅历，学习那种对文字的敬畏、对草原的深刻理解。比如，谈如何处理历史题材的真实感与文学性，对于年轻作家如何处理当下经验就很有启发。这是最直接的“传帮带”。对资深作家来说，年轻一代的锐气、对新技术新观念的敏感以及他们笔下展现的草原新面貌，这种跨代际的交流，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和创作生态。

北青报：在您看来，老一代作家最宝贵的、最值得继承的“文学遗产”是什么？文学的“薪火”如何相传？

阿霞：今年是北京市文联成立75周年，《草原》与《北京文学》同岁，到今天都75岁了。茅盾、老舍、曹禺、叶圣陶等大文豪也都曾在《草原》发表过作品，自治区的老中青几代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草原》起步。

《草原》一直坚持给新人机会，每期都有“新发现”栏目推出新人；同时通过改稿班、师徒结对等方式，让老一辈作家的创作和人生经验直接传递给年轻人。现在很多年轻作家说，他们第一次发表作品时，编辑手把手改稿的场景，就是他们文学梦的起点。

还有就是对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自觉守护与艺术转化。十二骑手中，有几位作家是从民族语言转入汉语写作的，比如娜仁高娃、渡澜等，他们努力在汉语写作中融入蒙古语的思维、意象和叙述节奏，将民族民间故事、史诗传说、习俗礼仪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资源。他们的写作无疑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方式提供了独特经验，同时为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增添了独特光彩。

北青报：您认为这部作品集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生态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

阿霞：首先，它集中展现了内蒙古文学独特的美学气质——那种与自然、历史、族群血脉相连的磅礴与细腻，那种在现代性冲击下依然坚韧的生命体验和哲学思考。所选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各异，而且故事的发生地既有呼伦贝尔草原、鄂尔多斯荒漠、乌兰察布乡村、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还有城镇与都市，这些富有地理特征和独特审美意义的写作，共同构成了内蒙古文学的“精神图谱”。它证明了地域性写作不仅没有枯竭，反而因其独特性成为突破同质化的宝贵资源。

从社会价值上来说，它是一次多元复合的“文化呈现”，让更广大的读者了解当代内蒙古作家的经验、思考与表达，感受内蒙古暨北疆文化在当下的脉动与变迁，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理解与对话，也为本土年轻写作者树立了标杆和信心。

真诚写下眼中的现实

就是最有力量的

北青报：新一代的“草原骑手”们，展现出哪些新的文学特质、关注点和表达方式？他们面临着哪些与前辈不同的创作环境与挑战？

阿霞：新一代作家，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这些挑战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有源于文学本身的内在矛盾。

新一代的“草原骑手”，很多只有城市生活的经验，甚至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草原和乡村不再是他们写作的主要背景，而是融入更复杂多元的现代生活。他们更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比如年轻人的焦虑、对身份的认同等等。表达方式上，他们擅长用轻小说、科幻等形式讲故事。语言更个性化、实验性更强，叙述方式更新颖。

北青报：草原骑士的笔，如何让草原走向世界？

阿霞：首先，要加强“破圈”意识，积极尝试与影视、戏剧等跨界合作，让内蒙古的故事以更多元的形式传播。作家要更主动地拥抱时代，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写草原”，而是要写出这里与世界的紧密连接。希望“草原文学”能涌现出更多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扛鼎之作，出现能够代表一个时代高度的文学大家。也期待年轻一代“骑手”用他们的作品证明，“草原文学”——内蒙古的文学，永远在路上，永远充满可能。

北青报：对于正在成长、未来可能加入这场“远征”的更年轻一代草原写作者，您最想给予他们怎样的寄语或期望？

阿霞：生长在数字时代，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新思维，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草原文学”。不必刻意追求“传统”或“现代”，真诚地写下你眼中的现实，就是最有力量的。

另外，永远不要丢掉对草原、对大地、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和好奇。不要被任何标签或框架束缚，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可以用一万种方式来讲述。拥抱新技术、新思想，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表达。不刻意迎合，不随波逐流，而是用你们独特的、充满力量的草原声音，去丰富人类共同的精神世界。加油，未来的骑手们！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供图/阿霞

编辑/张楠

排版/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