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邮品：董和平先生与他的绥远邮政历史的守护之旅

方寸邮品：董和平先生与他的绥远邮政历史的守护之旅

作者︱孙树恒

9月8日上午在“内蒙古民族商场”建店71周年的会场，我应内蒙古著名集邮收藏家董和平先生邀请，前往观看《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绥远邮政史（1904—1954）》两部10框邮集展。董和平先生是一个谦和博学专注的人，搞收藏已经二十多年了，而且带动妻子和女儿都在收藏，今天展出的昭君5框邮集就是妻子马润梅的杰作。

一、藏家风采：董和平的二十余载邮史坚守

在内蒙古集邮界，董和平先生是公认的“绥远邮政史活字典”。他谈及泛黄的实寄封与斑驳的邮戳时，眼中总透着专注的光芒，这份对方寸邮品背后历史的热爱，已伴随他走过二十余载。从最初偶然接触到绥远时期的老邮封，到后来主动深耕、系统收集，董和平始终以严谨的态度考证每一件藏品：为确认一枚驿站封的传递路线，他翻遍《绥远通志稿》；为核实一处代办所的设立时间，他多次往返图书馆查阅旧志；为梳理一条邮路的变迁，他甚至沿着当年的驼道、铁路线实地走访。对他而言，邮品从不是冰冷的“故纸”，而是能触摸到历史温度的“活化石”，而凝结他半生心血的《绥远邮政史（1904—1954）》5框80贴片邮集，更是一部用邮品写就的绥远近代邮政历史。

为此，该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邮政历史类邮集，先后获得：“宝鸡2023·第二届中国铁路文化收藏集邮展览”金奖+特别奖；“迎亚展——北京2024中华全国集邮展览暨2024中华全国首日封集邮展览”镀金奖；“中国上海2024亚洲国际集邮展览”大银奖；“英国伯明翰2025欧洲国际集邮展览”大镀金奖。

2024年11月和女儿董辰婧同为编委，与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包头市档案馆合著出版了《档案记忆中的绥远邮政》一书。

二、《绥远邮政历史（1904—1954）》：邮品里的绥远沧桑

（一）绥远：近代边疆史的关键坐标

要读懂这部邮集，需先看清绥远独特的历史地位。作为蒙古地区较早推行内地行政区划建制的区域，绥远自近代以来便集边疆治理、民族交融、移民迁徙等议题于一身，在近代中国边疆史、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从行政沿革来看，绥远的身份随时代更迭：清代时称归绥道，隶属山西省；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设绥远特别行政区，脱离山西管辖；民国十八年（1929年），绥远正式建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14日，日军攻占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绥远部分地区陷入日占时期；1949年“9·19绥远和平起义”，为这片土地带来和平解放；1954年，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合并，原归绥市更名为呼和浩特市，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而1904年至1954年这半个世纪，正是绥远从清末新政到新中国初期，经历政权更迭、行政调整、社会变革最剧烈的阶段，董和平的邮集便以一枚枚邮品为线索，串联起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二）邮路变迁：从“驼铃悠扬”到“钢铁飞驰”

董和平常说：“邮路是‘运输历史的通道’，一枚枚实寄封上的邮路标注，就是一段浓缩的交通史。”展框中，不同时期的邮品清晰勾勒出绥远邮路从“人力畜力”到“机械运输”的演进，每一条邮路背后，都藏着时代的印记。

1.清末时期（1904—1911）：步班与畜役班的“慢传递”

这一时期的绥远，交通闭塞，邮政刚从驿站体系中分离，邮路以步班（邮差步行）和畜役班（骆驼、马匹）为主。董和平收藏的清同治拾年（1871年）萨拉齐驿站公文封套，便是目前仅见的绥远早期驿站遗存——封套上用毛笔清晰标注“萨拉齐—归化—包头—托克托—和林格尔”的传递路线，下方还写着“限六日到”。“那时候没有正规民邮，凡官府公文皆由驿站传递，驿马接力，遇到风沙或大雪，时间还得延后。”董和平考证发现，这封公文是当时萨拉齐厅（清代行政单位）告知各周边府县与“开垦蒙地”有关，封套边缘的磨损痕迹，足以想见当年传递的艰辛。

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清正式启用干支纪年邮戳，所见最早盖有“山西甲辰七月九日归化城”双圈三格戳的实寄封，便成了邮集中的“珍稀”少见之物。信封右上角贴两枚5分银清代蟠龙邮票，背面分别盖有5枚不同地名中转戳，寄往比利时。“这封信国内既走的就是步班邮路，而后从上海出海，全程56天到达目的地。当时1分银约等于100个铜钱，相当于普通百姓三天的工钱。”另外董和平还从另一实寄封内容得知，从归化城一家皮货商寄给太原绸缎庄的“样品清单”，可见早期邮政已开始服务商业往来。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大清三次实寄片，则记录了畜役班的辛劳：这枚实寄明信片印1分银邮资又加贴2分银邮票，从山西宁远（今内蒙古凉城）经由北京寄往大比国（今比利时），片上盖有“由西北旱路张家口大比国收”，“那时候骆驼队是绥远到张家口的主要邮力，一支队10峰骆驼配2名驼夫，白天防沙、晚上防狼，时常断水断粮。”

2.民国初期（1912—1920）：畜役班为主的“稳定期”

民国建立后，绥远邮政逐步规范化，但交通条件仍有限，邮路仍以畜役班为主。董和平收藏的“归化 壹”红色碑形木刻戳实寄封（1915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信封寄往山西忻县，贴3分帆船邮票，封背盖“归化 壹”碑形戳——“‘壹’代表当时在归化城设立的第一个信柜，这种碑形木刻戳目前发现“壹”“叁”“肆”3种，“贰”至今未见实物。”董和平介绍，这封信走的是“骆驼队邮路”，归化厅到山西忻县，邮资3分相当于1斤小米的价格，“普通人家寄信得精打细算，多是商户或官员用得多。”

3.发展时期（1921—1936）：汽车与火车的“加速革命”

随着1921年平绥铁路（北平—绥远）通车至归绥，绥远迎来首条火车邮路；1925年，归绥到包头的汽车邮路开通，邮路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董和平最珍爱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盛公邮寄代办所手填戳实寄封，便见证了这一变革：信封经由宁夏银川寄往荷兰，贴10分邮票（汽车+畜役班联运），背面盖“三盛公代办所”手填戳，“这枚封改写了史料——之前《内蒙古邮电志》《甘肃邮电志》记载的三盛公代办所1928年设立，而这枚1925年的实寄封证明早了3年。”董和平说，当时归绥到包头的汽车邮路每天1班，180里路仅需4小时，比纯骆驼队快了5天，“商户最爱走汽车邮路，信里的‘货款结算单’能更快到账，邮资贵点也愿意。”

另一枚“包头前街城市信柜”戳实寄封（1935年），则是火车邮路的“活证据”：信封寄往北平，贴5分邮票，平绥铁路通车后，包头到北平3天就能到，比骆驼队快了12天，普通百姓寄紧急信也会选火车，比如这封信里夹的‘母病速归’纸条，就是靠火车邮路及时送到的。

4.抗战时期（1937—1945）：战火中的“艰难邮路”

1937年日军攻占归绥后，绥远邮路被分割，火车、汽车邮路时常中断，只能靠步班和畜役班“绕路送信”。董和平收藏的1937年11月归绥寄陕坝实寄封，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信封贴10分邮票（比战前涨1倍），盖“归绥—陕坝 步班绕路”戳，背面写着“邮路受阻，绕山路200里，十八日到”。“这封信是归绥一家货栈寄给陕坝分号的，说‘货栈被占，速转存货’，信封边缘还有弹孔，应该是绕路时遇到了战乱。”

另一枚“永安堡村镇信柜”单挂号实寄封（1940年），则记录了骆驼队的坚守：信封寄往宁夏吴忠，贴15分邮票（挂号+超重），盖“永安堡—吴忠 骆驼队”戳，批注“遇风沙延期7天”。“那时候骆驼队不仅要送信，还要躲避日军检查，风险极大。”董和平查阅史料得知，这枚封的邮递员“李老栓”，1942年在绕路送信时牺牲，“这枚实寄封，也是对英烈的纪念。”

5.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航空邮路的“新尝试”

抗战胜利后，绥远恢复火车、汽车邮路，1946年还开通了归绥到北平的航空邮路，虽只短暂运营，却成了邮史的重要节点。董和平收藏的1948年航空调资首日挂快实寄封，仅使用51天便停用：信封寄往北平，贴20分航空邮票+5分挂号费+3分快信费，合计28分，盖“归绥—北平 航空首日”戳，“早上寄信下午到，比火车还快，但当时物价飞涨，15天后邮资就涨到35分，这枚封成了‘短命邮品’。”

而1949年9月归绥寄天津航空实寄封，则是绥远和平起义前的最后一批航空邮品：贴30分邮票，盖“归绥—天津 航空”戳，“13天后绥远和平起义，航空邮路暂停，这枚封也成了‘尾日邮品’，存世极少。”

6.新中国初期（1949—1954）：稳定的“人民邮路”

1949年后，绥远邮路恢复稳定，火车、汽车成为主流邮路，邮资改用人民币（旧币），价格趋于平稳。董和平收藏的1950年归绥寄交城实寄封，贴800元人民币邮票（相当于新币8分），盖“归绥—交城 汽车+步班”戳，标注“三十六日到”。“当时部分山区没通汽车，需要汽车转步班，但比战乱时稳定多了，邮资800元相当于1斤玉米面，百姓寄信更方便了。”

1954年双蒙文戳实寄封则是蒙绥合并后的特色：信封寄往“归绥（呼和浩特）”，贴1000元人民币邮票，盖“双蒙文+汉文”邮戳，“这枚封的双蒙文戳，体现了民族地区邮政特色，也预示着蒙绥合并的趋势，两天就送到了，邮路和生活都越来越安稳。”

（三）邮资演变：时代经济的“微观缩影”

除了邮路，邮集中的邮资变化，也是近代绥远经济的“晴雨表”。董和平梳理发现，半个世纪里，绥远邮资经历了“银本位—银元—法币—人民币”的四次变革，价格也随时代波动：

——清末（1904—1911）：民邮初创，普通信函1分银（约100文铜钱，合三天工钱）；

——民国初期（1912—1920）：银元本位，普通信函1分（约0.01银元，合1斤小米）；

——发展时期（1921—1936）：物价稳定，普通信函3分（挂号5分，合1斤小米）；

——抗战时期（1937—1945）：物价飞涨，普通信函从3分到法币2元（合5斤小米）；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货币贬值，普通信函法币20元，航空邮资30元（合10斤小米）；

——新中国初期（1949—1954）：人民币计价，普通信函800元旧币（合新币8分，1斤玉米面）。

“每一次邮资调整，都对应着时代的变化——从清末的初创，到民国的发展，再到战乱的动荡，最后到新中国的稳定，邮资就是一部微观的经济史。”

（四）邮集的学术价值：填补史料空白

这部邮集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记录了邮路与邮资，更在于填补了多项史料空白：

——改写时限：1925年三盛公代办所实寄封，证明代办所设立时间比史料记载早3年；

——新发现戳记：“归化 壹”碑型戳、“包头前街城市信柜”戳等，均为首次发现；

——填补馆藏空白：清同治拾年驿站封、光绪一次实寄明信片等，内蒙古、呼和浩特两级馆藏均未收录；

——基层邮史佐证：“凉城香火地”“隆兴长永安堡”等村镇信柜戳实寄封，为研究基层邮政提供了一手资料。

“这部邮集不是私人藏品，而是研究绥远邮政史、边疆史的重要资料。”董和平说，已有多位学者通过他的邮集，修正了学术论文中的错误，“这就是收藏的意义——让历史更真实。”

三、邮品的力量：守护历史的“方寸担当”

二十多年来，董和平从未将收藏视为“个人爱好”，而是将其当作“守护历史的责任”。他说：“绥远邮政史是近代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邮品如果丢了，那段历史就可能被遗忘。”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他多次举办邮展，免费开放邮集供学者研究；为了考证一枚邮品的背景，他不惜花费数月时间查阅史料；为了保存邮品，他专门定制恒温恒湿的收藏柜，甚至自学文物修复技术，修复破损的实寄封。“每一枚邮品，都有自己的故事，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如今，《绥远邮政史（1904—1954）》邮集已成为内蒙古邮史研究的“活教材”，而董和平仍在继续收集——他说，只要还能找到绥远时期更早、更特殊的邮品，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因为他知道，这些方寸之间的邮品，承载的不仅是邮件，更是一个地区的记忆、一个民族的历史，而这份“守护”，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