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成聪率民“伐山”：当太清宫的香火，撞上山民的灶火

摘要：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深秋。当整个大清帝国还在“同治中兴”的余晖中勉力支撑时，在东海之滨的崂山，一场惊天动地的“民道之争”已然爆发。导火索，竟是一捆最卑微的柴草。数千名手无寸铁的山民，在一位名叫钟成聪的普通农民带领下，浩浩荡荡“攻占”了享受明代皇权特许的太清宫。本文深度钩沉《崂山志》等地方文献，再现这场由“拾草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看一群“穷棒子”，如何用最原始的方式，挑战看似不可撼动的“神权”，并在公堂之上，上演了一出“民告官，还能赢”的惊天逆转。

《崂山志》黄宗昌始撰于明末，由其子黄坦于清初续完，1916年由即墨黄敦复堂出版，共8卷。

第一幕：一捆柴草点燃的两百年积怨

故事，要从马鞍子村的一位普通农妇——李月英说起。

同治九年（1870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冷。李月英家里的柴草早已告罄，嗷嗷待哺的孩子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崂山“地薄人贫，十石半渔翁”，山民们“以薪木易粟而食”¹，上山拾草砍柴，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本能。

然而，当李月英背着空空的竹筐，踏入祖辈们走了几百年的八水河西岸山林时，却被两名太清宫的巡山道士拦住了。

八水河是以八条涧水汇集成一条长长的山涧而得名，河水流到太清湾，风景优美，属崂山上清风景区。

“此乃太清宫香火山场，不得入内！”道士手持木棍，态度倨傲。

“道长，俺们祖祖辈辈都在这儿拾草，怎就成了你们宫里的地？”李月英不解地辩解。

“少废话！有万历爷的圣旨在，这方圆百里，都是太清宫的地！”

争执很快升级为推搡。李月英被道士一棍打倒在地，竹筐被踢得粉碎，连身上御寒的破棉袄都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她哭着回到村里，屈辱的泪水和彻骨的寒风，点燃了积压在所有山民心中，长达两百多年的怒火。

这怒火的根源，要追溯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那场著名的“僧道之争”。道士耿义兰告御状获胜后，万历皇帝御批“毁寺复宫”，并由即墨县令“躬诣察勘，得地三百八十三处……准令永不起科”。² 这张盖着玉玺的“铁券丹书”，成了太清宫此后数百年间不断扩张的“尚方宝剑”。

他们勾结官府，肆意“偷移界石”，将山场从最初的“东至张仙塔，西至八水河”，一步步蚕食到八水河以西的大平岚、小平岚等地。³ 他们设立看山庵，派道士昼夜巡山，严禁民众入内。“入山拾草者，轻则辱骂，重则殴打”，早已不是新闻。

常在庵，始建于明代，由退官隐士张常在修建，原为崂山太清宫脚庙。

就在这一年（1870年）的早些时候，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刚刚巡视崂山，并亲手为太清宫题赠了“别有天地”的匾额。⁴ 有了封疆大吏的“认证”，太清宫的道士们愈发觉得自己的“规矩”坚如磐石，不可动摇。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祖籍江西临川，人称“丁宫保”，晚清名臣。官至山东巡抚、四川总督。

对于道士们来说，这是在维护“关乎道观能否经营发展的大事”⁵；而对于山民来说，这却是断了他们“一年餱量”的活路。当生存的底线被触碰，“规矩”便到了需要用血与火来重写的时候。

第二幕：一场“正义”的暴动

此前，就发生了于哥庄一宋姓村民进山拾草，被一白姓道士以矛刺伤的事件，引起山民众怒。李月英的遭遇，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晚，在钟家沟村一间昏暗的土坯房里，几位日后名震胶东的“草根英雄”聚集在了一起。他们推举为人刚直、素有威望的钟家沟村(今属崂山区中韩街道)农民钟成聪为会首(旧时民间各种叫做会的组织发起人，也叫会头)，还有午山村的王明广，于哥庄的宋京士。他们决定，不能再忍了！就在几年前，捻军两度进入崂山地区⁶，官府的统治力已大不如前，山民们见识过动乱，也懂得了团结的力量。

崂山钟家沟。钟成聪（1845-1901），字万春，崂山下仲家洼(今钟家沟村)人。葬钟家沟村南，有墓碑。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崂山的山谷间迅速蔓延。同治九年（1870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数千名来自周边数十个村庄的山民，扛着锄头、扁担，举着写着“还我民山”的简陋布幡，从段家埠、董家埠一带，如潮水般涌向太清宫。

太清宫的道士们何曾见过这等阵仗，早已闻风而逃。民众涌入这座平日里威严肃穆的道观，却没有发生任何打砸抢烧。钟成聪约束众人，只做了三件事：一是开仓，打开太清宫的粮仓和布匹库。二是放粮，将宫中的粮食、布匹，当众分发给队伍里最贫困缺衣少食的人。三是撤离，分完粮布，立即率众撤离，不伤一人，不毁一物，连神像前的香火都未曾动过。

这场行动，与其说是一场“暴动”，不如说是一场充满“替天行道”意味的民间“执法”。他们要的不是财物，而是“公道”。紧接着，第二天，周围的民众纷纷涌入那些被霸占的山林，开始砍伐树木，用最直接的行动，宣告了对这片土地的“主权回归”。

第三幕：公堂对决与惊天逆转

事后，太清宫派人去告状。太清宫的状纸，很快递到了即墨县衙。即墨知县已知伐山有因 ，县衙迅速出动，将钟成聪、宋京士等人逮捕入狱。一场关乎“神权”与“民权”、“皇权特许”与“民间私契”的公堂对决，正式拉开帷幕。

墨迁古县衙是山东唯一三堂俱存的衙署，由影壁、旌善亭、申明亭、大门、仪门、六房、箴石亭等建筑组成。

公堂之上，双方的“证据”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太清宫一方，呈上的是明万历年间由即墨县衙勘定、并有皇帝“永不起科”背书的官方地契。他们状告钟成聪等人“纠众毁庙，抢掠财物”，按照《大清律例·刑律·盗贼》，这足以判处“斩立决”的重罪。⁷

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即墨县衙

钟成聪一方在堂审中，历数太清宫偷移界石，强占民山，欺凌百姓之事，并呈上了由数百户村民联合签押的“联名保状”，以及各家箱底珍藏的、世代相传的土地“红契”。他们辩称，太清宫“偷移界石，霸占民山”在先，民众伐山，乃是“官逼民反，事出有因”。

案件前后历时数年（约同治九年至十三年，1870-1874），县令几度易人，都无法决断。案子的棘手之处在于，它触及了清代司法中最敏感的两个问题：其一，“皇权特许”与“民间私契”，哪个更有效？ 明朝皇帝的“圣裁”，清朝的县官是否有权推翻？这涉及到王朝法统的延续性问题。其二，如何定性“群体性事件”？ 钟成聪的行为，无疑构成了《大清律例》中“为首倡乱者”和“纠集人众”的要件。但法不责众，当数千民众都认为此举是“正义”之时，严苛的法律条文，便遭遇了“众怒难犯”的巨大民意压力。最终，案件的结果，震惊了所有人。即墨县衙做出了一份堪称“和稀泥”艺术典范的判决：

判定：大平岚、小平岚、鲍鱼岛一带之山林，仍归民有；钟成聪、宋京士无罪释放；另将平岗涧之山林，划归钟成聪个人所有，以彰其功。

这份判决，实际上是“人情”与“天理”，战胜了冰冷的“法条”。县令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巧妙地运用了儒家司法中“原心定罪”的原则：即钟成聪等人虽有“聚众”之行，但其“本心”在于夺回被侵占的祖产，并非意图谋反，故可“法外开恩”。

为了将这一“法外之判”合法化，即墨县衙更是在崂山陡前口，立下了一座石碑，将判决结果与重新划定的界碑范围，昭告天下，使其成为新的、不可动摇的“规矩”。

尾声：一份来自官府的“五品”嘉奖

故事的结局，比判决本身更具传奇色彩。

“伐山事件”之后，钟成聪成了胶东地区的传奇英雄，民间甚至将其事迹编成了戏剧《太宫霸》传唱。更令人惊奇的是，多年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官方竟对这位当年的“乱民首领”，给予了“议叙五品官俸”的嘉奖，即墨县衙还赠予了一块刻有“名闻梓里”的匾额。⁸

胶州古戏台

一个“暴动”的头领，为何能得到官方的“封赏”？这深刻地揭示了晚清帝国在基层治理上的实用主义逻辑。官府意识到，像钟成聪这样在民间拥有巨大号召力的“乡贤”，如果不能有效打压，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招安”，纳入官方的荣誉体系，利用他的威望来协助稳定地方秩序。

一场由“拾草权”引发的惊天大案，最终以山民的胜利和“乱民”的封赏告终。它用最生动的方式，诠释了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脱离了民生根本的“规矩”，无论它曾被多么神圣的皇权所加持，最终，都有可能在民众最朴素的生存诉求面前，被撞得粉碎。

注释与史料来源

¹ （清）张允抡. 《游崂东境记》中记载：“少可耕之土，其生以鱼以蚌以薪木易粟而食。”《崂山古今谈》亦云：“山民食粮，旧以番薯为主……亦常年添食野菜以备荒。” 这两份文献，为故事开篇山民的生存困境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支撑。

² 《太清宫志》详细记载了明万历年间，因“僧道之争”获胜后，由官方勘界并获“永不起科”特权的历史事实。具体引文为：“敕谕劳山太清宫藏经所原有供奉香火山场地土四至……准令永不起科”。

³ 《崂山县志》记载：“（太清宫）勾结官府，肆意偷移界石或明目张胆地霸占民山。到清同治末年（1869～1874），山场地已扩展到八水河以西的大平岚、小平岚、鲍鱼岛等处。” 这是本案核心冲突的直接历史依据。

⁴ 《崂山大事记·清》明确记载：“同治九年（1870年） 山东巡抚丁宝祯游崂山，宿于太清宫，赠太清宫‘别有天地’匾额一方。”

⁵ “地亩收获，恒不敷用……山场出产，亦不足常年经费”，此句引自崂山太清宫志（卷二）。直接反映了庙产对于道观生存的重要性。

⁶ 《崂山大事记·清》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捻军经青州进入崂山地区，十月撤离。”“同治六年（1867）五月 捻军再次进入崂山地区，七月撤离。”这一背景为山民敢于组织大规模行动提供了社会环境的佐证。

⁷ 《大清律例·刑律·盗贼·强盗》中，对“强盗”的定义包括“纠众劫掠”，且明确规定“为首者斩立决，从者斩监候”。太清宫的指控，正是意图将此案定性为最严重的刑事犯罪。

⁸ “议叙”是清代一种非经科举的官员奖叙制度，常用于嘉奖在地方有功绩或威望的士绅乡贤。钟成聪获此殊荣，记载于《崂山县志》，是本故事结局最富戏剧性也最真实的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