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国:美国关税战下的中国式破局

发布时间:2025-05-16 10:12  浏览量:8

5月12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于5月14日前暂停和取消有关关税措施,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

此前,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名引爆全球贸易战,不仅暴露了美国单边主义的现实困境,也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多边贸易体系的改变。对此,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深入解读这场关税战的特征、影响以及破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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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战特征:全球无差别打击

北青报: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汽车关税问题上的反复引发关注。从您的观察来看,其关税政策的深层目标是什么?

贾庆国:特朗普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提高关税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解美国财政赤字;二是通过关税壁垒迫使制造业回流,重振美国本土产业。但这两个目标在实践中都很难实现,还会给美国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从财政角度看,关税短期内确实能带来收入,但长期来看,高关税会抑制国际贸易规模,最终导致税基萎缩。制造业回流的设想忽视了美国劳动力成本高的问题——美国制造业外流的主因是全球化分工下的成本差异,而非关税政策。例如,中美制造业成本差异可达5-10倍,单纯提高关税无法抵消这种差距,反而会推高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

北青报:特朗普关税政策为何呈现“反复无常”的特点?

贾庆国:这与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密切相关。他习惯通过“极限施压”制造谈判筹码,类似“市场摊贩式”的讨价还价——先提出极高要求(如对中国商品加征145%关税),再根据对方反应逐步调整。这种策略的本质是将政策作为交易工具,而非基于长期战略规划。

但他低估了中国的反制决心。这种“硬刚”让特朗普陷入被动,不得不通过部分豁免(如对iPhone等电子产品)给自己找台阶下,释放信号,寻求与中国接触。

中国的反制“精准且硬气”

北青报:中美贸易额逆势增长,为何会出现“边打边增”的矛盾现象?

贾庆国:这恰恰反映了全球化时代贸易关系的复杂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包含大量全球供应链的产物(如包含美国技术的零部件),单纯用“贸易逆差”衡量中美经济关系已过时。特朗普的“19世纪式对等贸易观”忽视了21世纪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其政策不仅无法解决美国结构性问题,反而会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尽管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但2023-2024年中美贸易额仍增长超8%,核心原因在于供应链的“全球化嵌套”特性。

首先,中国对美出口中约30%为美企在华生产产品(如苹果手机),关税成本由美国企业分摊,实际转嫁压力有限。其次,中国制造业占全球30%的规模效应难以替代,越南等新兴市场虽承接部分低端产能,但其对美出口中60%的中间产品仍依赖中国。此外,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很高,短期内难以改变,转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替代势必导致物价上涨,特朗普政府最终暂缓部分关税印证了经济现实的掣肘。

北青报:中国反制措施为何被评价为“精准且硬气”?

贾庆国:中国反制策略的精准性体现在靶向打击美国关键利益领域。例如,针对大豆、玉米等农产品加征关税,这些农产品都是共和党农业州的核心产品,针对这些产品加征关税对共和党明显不利。

技术反制方面,限制稀土出口影响美国军工产业链,华为5G专利诉讼迫使高通等企业支付更高授权费,形成不对称威慑。同时,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对冲出口下滑,并加大对东盟农产品进口,这不仅缓解了国内供给压力,还平衡了反制与民生需求。

压力催生“替代效应”

北青报:当前全球经济是否面临滞胀甚至危机风险?

贾庆国:风险显著上升。特朗普政策制造的不确定性已引发美国股市、债市剧烈波动,若其重启全面高关税,可能触发全球资本流动失控。当前世界经济脆弱性较高,美国的“单边主义实验”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青报:欧盟、东盟等经济体的反制行动是否为中国提供了重塑国际合作的机遇?

贾庆国:短期看,各国更多是“各自为战”式反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反美联盟”,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仍是合作障碍。但长期而言,美国的单边主义可能迫使非美国家加强合作,例如中欧、中日韩、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合作,RCEP、“一带一路”等机制的深化。中国可借此推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重构,以开放姿态吸引更多合作伙伴。

北青报:美国将关税与科技制裁捆绑,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卡脖子”效应是否形成叠加压力?中国应如何破局?

贾庆国:这种“组合拳”确实对中国科技产业造成阶段性冲击,尤其在半导体、工业软件等领域。但压力也催生了“替代效应”:国内半导体企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30%,华为鸿蒙系统装机量突破3亿台,显示出市场对国产替代的支持。

破局关键在于“分层突破”,短期来说,通过“国产替代清单”集中资源突破成熟制程芯片、工业软件等“可填补短板”,利用市场规模优势建立产业生态,如中芯国际的28nm芯片已满足部分国产设备需求;中期需要深化与非美国家的科技合作,例如与欧盟联合研发6G、参与东盟数字经济建设,通过“技术多边主义”稀释美国制裁效力;长期要做的就是重构国际经贸和科技合作体系,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经贸和科技研发的深度融合,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