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的底色：一场贵州抗战中的“文艺暗战”

发布时间：2025-09-03 14:26 浏览量：1

人对于疼痛的感知，是天然畏惧的。

受创部位产生的疼痛信号被痛觉神经捕捉，再传输到神经中枢系统，并最终抵达大脑。最自然的反应会让人趋利避害，停止反抗。

但这个年轻人没有，哪怕他的双颊被刺刀暴力洞穿，鲜血顺着腮帮子沿途流了两公里，可他嘴里仍然呢喃却又咆哮着战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沉闷的枪声之后，血溅残阳，生命被定格在了24岁。

这是1935年9月11日，这个青年叫林青，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一任书记，牺牲于对“红色抗战”的无条件付出。

舞剧《林青的远方》中，林青与革命同仁成立草原艺术研究社。

摄影/刘海栋

此刻的中国，山河破碎，烽火连天。日寇铁蹄践踏下东北沦陷，华北亦风雨飘摇。就连远在西南腹地的贵州，也能感受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与悲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有的人选择消极应战，但贵州并未沉默：贵阳裁缝店中的“秘密小组”构建红色抗战的精神网络；木楼中的交通站搭成抗战人员、物资的“红色枢纽”；深山中的各民族同胞齐心一致，共同扛枪“抗日救国”；壮年的父辈整装北上杀寇卫国，年轻的学子走上街头歌唱抗争……

贵州红色抗战代表人物（部分）。制图/张琪

为什么在一个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年代，在包裹于崇山峻岭中的贵州，人们能够战胜恐惧，团结一致，奋起抵抗，不言放弃。是什么让他们有着这样坚定的决心和勇气去保家卫国？

口衔刺刀的英雄，向往远方的少年

更是救亡图存的贵州人！

90年过去，如今的贵阳省府路食店遍布，岁月静好。但从文笔街到富水西路，短短800米，却密集分布着贵州省工委、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等旧址，提醒着我们那段无法忘却的历史。

1915年日本对袁世凯提出卖国条款“二十一条”该事件爆发后，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了游行并在甲秀楼浮玉桥侧焚烧日货，以示抗议。摄影/张晋铭
走在这条路上，“红色抗战”的精神开始逐渐具象化，像一帧帧的胶片从眼前闪过。那些年轻的身影如何隐秘联络，如何躲避搜捕，又如何对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在其中，会害怕吗？会坚定吗？

贵阳城中的贵州省工委、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旧址。图3 摄影/廖景和

答案，或许要从一次“男扮女装”的演出说起。

男扮女装的贵州省工委第一任书记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形容，林青绝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不被世俗眼光所束缚”、“具有先锋思想”的文艺潮流青年。

1911年出生在小城毕节中一个贫寒家庭的他，被父母取名李远方，就冥冥中给他的生命里埋下了与众不同的种子。

《林青的远方》中的林青形象。
摄影/刘海栋

13岁当学徒被剥削，15岁逃到重庆进入美术专科学校并加入进步话剧社，16岁因参加支援北伐战争的运动被捕……18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进步与抗争”的种子开始发芽。

1933年冬，林青与同样失去组织关系的革命战友缪正元回到毕节，遇到了进步教师秦天真。当日寇入侵家国危难的消息传来，他们共同选择加入那一抹坚持抗争的红色，成立了“草原艺术研究社”。

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在毕节城内演出的戏台。

这三个男人在一起，做的第一件事就轰动了整个毕节。

他们描细眉点绛唇，在女演员缺乏的情况下反串女角，与熊蕴竹等进步女青年，共同在毕节推出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先锋话剧——《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

图片来源/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

那年春节，川祖庙人头攒动。话剧中的七位女性迎着灯光走出，九一八事变后七位女性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故事，从她们的歌声与对白中展开。这次公演犹如雷霆，将老乡们心中的封建藩篱撕出了一道口子，心中的熊熊火焰被悄悄点燃。

文艺不是风花雪月，而是雷霆万钧的革命火种。1934年1月，三人在毕节成立了党支部。不到半年，他们的活动已令毕节的山民们思想发生觉醒的蜕变，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遍及城乡，成为贵州拉开了抗日救亡序章的重要一幕。

上图：乡村教育团在街头宣传，教唱抗日歌曲。下图：民众进行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爱国运动游行。

裁缝铺里的血色黎明

贵州山高，但夜月星辰格外明亮。1935年的一个春夜，林青在遵义完成革命工作后借助弦月微光归复贵阳。此刻，他已经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被批准成立了红军长征期间，由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唯一一个省级地下党组织机构——中共贵州省工委。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摄影/陈伟红

弦月高悬时，他离贵阳的“秘密据点”，一个不起眼的裁缝铺越来越近，甚至能看到木楼窗户在贵阳黑夜中透出的一片微光。

彼时的贵州地下党人，一边发展组织、发动群众，一边冒着生命危险支援红军抗战。而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也一步步逼近了。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内关于抗日救亡的宣传资料。

此刻的省工委委员秦天真，也正为了安全护送情报，装扮成教书先生，将国民党军情报用废纸里三层外三层包成一卷藏在普通书本中，转送至红军手中。他们都在为红军转战贵州、北上抗日做出自己的贡献。

7月19日的夜晚，外出开展完革命工作的林青一想到希望渐明，林青内心一阵激动，坚定地加快了步伐，向着裁缝铺的微光走去。

对革命者来说，灯光是革命火种，但这一刻却成了飞蛾扑火的诱捕光源，刚进门的他便被枪口指向了胸膛——因为叛徒出卖，他第三次被捕了。

《林青的远方》中，林青被捕入狱场景。摄影/刘海栋

在狱中，酷刑、威胁、金钱、名誉、地位，敌人用尽了各种方式对林青等人软硬兼施却一无所获，最终决定处死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

两个月后，林青被杀害了，年仅24岁，他甚至本可以在革命同志的帮助下逃出生天，但他却把生的希望让给了狱中的另一位战友。

林青《热血》诗抄。

在他努力下萌芽的贵州红色抗战精神，以及那恒亮不熄的希望都并未随他逝去而熄灭，反而燃起更大斗志。省工委委员邓止戈和其他同志一起，重新建立起被敌人破坏的毕节支部，还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力量为迎接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作出努力，之后还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为贵州的红色抗日力量谱写了另一段辉煌。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期，贵州地下党组织是一股凝聚的力量，将学生、工人、群众都拧到一起，给贵州支持并参与抗战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坚韧不屈的红色精神也是在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年代里，给人们心里最强有力的信念支撑。

位于贵阳市内的林青就义处。

在贵州，唱歌演戏也为救中国！

“老子打死你个狗东西！”

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穿灰军装的乡丁，用枪托向被围在人群中的“一位老父亲”打去，阻止他“殴打他女儿”，还好旁人眼疾手快赶忙挡住。众人纷纷告诉他这个父亲和女儿是在演戏，刚刚处于愤怒之中的乡丁有些不好意思地连连道歉：“你们演得太真了。”

这一幕真实发生在1938年夏天的贵阳街头……

《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日宣传剧中一出著名的街头剧，

演遍大江南北，激起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抗战时期的贵阳，不仅是战争的大后方，更是战火之外的一方文化热土。这种街头实景演出，不仅饱满了贵州人的文艺审美，更为宣传抗日救亡起到了显著作用。

2025年8月22日贵阳路边举办的“山河共鸣、筑光永续”路边公益音乐会。摄影/云俊

一场事先张扬的街头实景话剧

1935年的贵阳，每逢假期，各校都会举办“恳亲会”——邀请学生家长到校，互相沟通，展示学生作业，再加上一些文艺演出，颇有节日的味道。这一年，25岁的左翼文化工作者肖之亮从上海回到家乡在贵阳中学和毅成中学教美术，上海白色恐怖的阴影仍让他心有余悸。

暑期来临时，肖之亮向毅成中学校长聂膺识提出一个新点子：“今年的恳亲会，不如让学生演出话剧？”这一建议点燃了学生的热情。

上图：沙驼话剧社成员合影。

下图：沙驼话剧社成员在民教馆广场（现人民剧场）演出话剧《蔡文姬》。

上图来源/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

下图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很快，校园里便响起了排练的台词声。然而，潮水从来不止于校园。1936年12月，在一个寒意隆隆的夜晚，肖之亮和从北京回到贵阳的话剧爱好者贾叔华等人，聚在一间昏暗逼仄的木板房里，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剧社——“贵阳沙驼业余剧社”。这个名字并不寻常，“沙驼”，是沙漠里的骆驼，他们说，这是受到红军长征的鼓舞，在绝望中跋涉，在黑暗中寻找方向，暗喻冲破黑暗奔向光明之志向。

剧社成立后，迅速吸引了上百名热血青年。他们分成七个小队，扛着布景、背着行李，走进贵阳周边的区县巡回演出，广泛宣传抗战。

沙驼话剧社相关刊物和文件。

人员不够，就一人分饰多角；经费吃紧，大家就自己动手制作道具，演出服你一件我一件的拼凑；为了让剧社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在街头演出，剧社还专门缝制了一块暗红色的大幕布，上面绣着四个金线大字：“沙驼剧社”。配上木架支撑的软景舞台，这块幕布成了贵阳街头巷尾流动的抗战旗帜。

沙驼剧社成立两年后，影响已经遍及贵州二十六个县，从揭露日寇暴行到鼓舞民心的剧目，多达四五十部。

然而，1940年夏，沙驼剧社被强行解散。但它的火种就像取名时的希望一样，“冲破黑暗奔向光明之志向”，四年间深入街道乡野的表演，早已将火种撒遍贵州。

沙陀话剧社在达德学校演出示意复原图。

摄影/吴学文，制图/张琪

千人合唱，抗战强音如何响彻贵州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听！这场震耳欲聋的千人大合唱，是由贵州的学生、老师、工人、小贩们共同发出的嘶吼，在1940年的民众教育馆广场，街道挤满听众，交通为之堵塞！从这一天起，这个铿锵的旋律、坚定的歌词在贵州唱响了85年……

如今，贵阳仍留有路边音乐会的传统。摄影/陈伟红

演出不久前的夏天，这次“千人大合唱”的组织者“筑光音乐会”收到了一本从延安寄到了贵阳的完整《黄河大合唱》曲本。在他们的领唱、教唱下，荡气回肠的节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很快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传唱。

筑光音乐会成员合影。

图片来源/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

这个以歌声为“枪声”的筑光音乐会，成立于1937年，并在贵州省工委地下党员的加入下，锻造成音乐抗战力量。当时的贵阳达德学校作为贵州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策源地，给予了音乐会最坚定的支持。他们以达德学校为基地组织大型活动，遍及贵阳及周边十余县。

筑光的会员们走上街头，在贵阳群星电影院组织音乐会，高唱着《九一八》、《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国际歌》……当1939年贵州广播电视台成立，筑光会员还会在每周六到电台播唱抗日歌曲。一时之间这些作品在贵阳城乡几乎家喻户晓，成为了鼓舞人民、传播消息的另一种“电台”。

黄河大合唱与其他歌曲词谱。

“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一首经典《读书郎》传唱大江南北，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贵州安顺苗族的芦笙调。1938年，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抗敌演剧宣传队来到贵州安顺汪家山苗寨，队中的著名词曲作家宋扬因受伤留下养病。

养病期间他在苗寨里看着上学堂的苗族娃娃，想到当时全国抗日救亡的形势，当韵律明快的苗家芦笙调《小儿郎》传到他耳朵里时，很快就被他采样写成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儿歌《读书郎》。这首歌也成为了宣传队演出的保留节目，他们走到哪里，《读书郎》就唱到哪里……

贵阳文化界人士在街头宣传抗战。

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抗战时期，有着浓厚“红色抗争”精神的贵阳，也成为文人避乱之地。茅盾、巴金、徐悲鸿、丰子恺等来到贵阳，又将新文化再度传播。“贵阳文学研究会”成为党的重要阵地，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也在《心评》、《救国旬刊》、《贵阳文艺》等刊物发表散文、诗歌、政论文章，以笔为枪，鼓舞民众。

“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丰子恺坚信艺术可以救国。1937年11月，丰子恺携家眷从浙江出发踏上逃亡之路，途经10余省，饱尝战乱之苦。当他来到遵义，他走上街头，指导青年绘制巨幅抗战宣传画，编绘抗战题材漫画集《战时相》，以直白的画面揭露日寇的暴行，直面人民惨烈的生活，鼓舞军民的士气。

巴金夫妇曾居住在贵阳花溪公园内的憩园。

摄影/陈伟红

抗战时期，多次来到贵阳的徐悲鸿，更是用贵州土纸画了很多水墨作品。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曾说：“先生若画100匹马，有99匹马是从贵州土纸上奔出的。”

徐悲鸿发现，贵州的土纸“不但适于重笔的挥洒晕染，而且受墨苍润沈著，能够获得宣纸绘画所不能获得的卓异效果”。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编印的宣传抗日救亡刊物。

从沙驼剧社的流动舞台到筑光音乐会的嘹亮歌声，再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激昂文字和恢弘画作，抗战时期的贵州大后方，以红色为精神，以文艺为武器，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救亡图存之歌。

2025年8月22日贵阳路边举办的“山河共鸣、筑光永续”路边公益音乐会。
摄影/云俊

当一个57岁的“老头子”

决定踏上长征的路程

1936年初，冬天还未过去，毕节街上寒风凛冽，路上的积雪被离城的红军队伍踩得沙沙作响，留下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队伍中有一个花白头发老人格外引人注目，那是周素园——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57岁的他也踏上了这条艰难之路，与红军并肩开始新的长征。

或许，他在路上正回忆起在自己生活了几乎一辈子的老家毕节，怎么短短不到1个月时间，大家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而他的选择，正象征着这样一个时代的转折：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贵州人，正以各种方式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周素园先生参加红军长征的场景演绎。

书香门第出了一个抗日救国军司令

1936年2月初，红二、红六军团刚到毕节这个被地方军阀控制的地方时，乡亲们大门紧闭，害怕又是一支搜刮抢掠的军队。渐渐地，乡亲们发现他们不一样，总是亲切地叫着他们“老乡”，不仅不进他们家门，还打土豪分浮财，甚至打开监牢释放被蒙冤入狱的“干人”。

位于毕节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

曾参与领导了贵州辛亥革命的周素园被误以为是“土豪劣绅”，有人劝他赶紧离开，他却坦然“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幸而因为他的“不必走”，当红军来到他家，发现有许多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翻开一看，圈圈点点。周素园坦然地讲述了他的思想，“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红军在毕节不足一个多月，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决定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请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欣然应允。

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内展出抗日相关文物。

1936年2月1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编成三个支队共3000多人。

不到1个月，群众们积极加入抗日救国军，县城里10来岁的娃娃拿起枪杆参军入伍，妇女们给红军连夜赶制衣物，男人们主动给军队养马、抬担架……又在短短的10多天时间里，在毕节农村建立了乡农会30多个，动员5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

撼山易，撼红军难。雪地中的一个个脚印愈发深刻，正如周素园和毕节革命群众对红色抗战的认识。

中共地下党在毕节地区的革命活动展馆。

隐秘送报人：穿越封锁的红色暗战

90年前的革命者，是如何运用“大数据”来建立安全可靠的红色战线，进行“流量分发”的？答案很简单，实施却很困难——靠脑子。

要心里背下五百人的姓名住址，还要躲避跟踪，这是那个年代“数据员”的“职业素养”。

党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武装斗争，更渗透在文化与思想的细微处。在中共贵州地下党与进步人士合作下，一条隐秘的舆论之路悄然铺开。

重庆新华日报旧址内展出的印刷工具以及《新华日报》。摄影/大伟

在贵阳中华南路一栋不起眼的木楼里，《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设立。当局在邮局安插特务，监控每一份报纸。共产党员利用来往黔渝的班车，将报纸藏于行李中托运至贵阳。送报的年轻党员朗德服将订报信息默记于心，每天在贵阳大街小巷中奔走，小心翼翼甩掉特务，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有时一日能送出五百份，这些报纸被传递、收藏、默读、复印——直到1940年分销处被迫停止，但它传递出的黑夜星火，让“人人为战”的红色精神照亮贵州人民心头。

与此同时，“生活书店”和“读新书店”成为另一条舆论前线。它们表面销售符合当局审查制度的书刊，暗地流传《群众》《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等进步书刊。书店常以“读书会”为名聚集青年，分析时局、宣传抗日，还秘密掩护过境的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