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队组建要转战千里作战，暂无合适人当司令，他请缨：让我去吧！

“1947年8月28日凌晨两点，灯光昏暗的涉县小院里，王宏坤压低声音说：‘让我去吧，这支部队我最合适’。”一句近乎请求又带着决绝的话，让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几张写满作战计划的地图横亘在桌面，西起太行，南抵大别，线条密密麻麻，像拉紧的弓弦，稍有差池，箭就会偏离靶心。

刘邓大军突入大别山已是箭在弦上，晋冀鲁豫军区必须尽快补充兵力。新成立的五个纵队中，10纵的司令员空缺显得十分刺眼。名义上只是一个职务，实则要带着两万多人从冀南一路南下，穿过敌占区，最终与主力汇合并独立作战，没有经验、没有底气的人根本扛不住这个担子。

候选人不是没人提。军区参谋处列出三名作战指挥能力突出的旅长，可惜全部出身晋察冀、太行系统，对冀南兵脾气、火力配置、基层班排结构一窍不通。外科医生再高明，换到陌生手术器械也难免迟疑，打仗同理。部队中流传一句玩笑：“换个不懂行的主官，枪膛里都能长锈。”薄一波对这个担忧最清楚，他要的是一个既懂兵又懂路的人。

王宏坤沉默了好几天。八年前，他从大别山老乡身份转成冀南军区副司令，摸爬滚打，帮着地方武装从几百人发展到几万人。冀南的老班长们提到“老王”，第一句话就是“他知道咱的底细”。而且，他熟悉南线山川河道，哪条小路能躲开敌骑兵，哪处水面适合夜渡，心里有数。种种条件叠在一起，答案呼之欲出：自己去，是最省心的方案。

问题也不小。冀南军区后方事务重，另一位副司令常年在外联络，不少政工、补给都压在王宏坤肩上。薄一波犹豫不决，怕前方缺人，后方更乱。争论两个晚上没结果，第三天王宏坤先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电报，明确写下“本人愿率10纵南下，保障行动安全”。上级三小时回电，一个字：“允”。尘埃落定，他轻舒口气，却知道麻烦才刚开始。

10纵刚组建，战士百分之六十是冀南县区的民兵骨干，阵地战、攻坚战经验几乎为零。南进途中须连续强渡漳河、涡河、淮河，每一道水系都布满国民党正规军或地方保安团哨卡。再加上同行的数百名地方干部、千余头骡马骆驼、数百辆弹药车，队伍像一条过于肥大的长龙，难以悄无声息地穿林绕谷。

整训因此提前展开。操场上，班长一手握枪一手拿小黑板，射击要领写得简练：“三点一线、稳、狠。”土工作业训练改在夜间进行，五米短跑加卧倒挖壕，反复操作，汗水浸透棉衣。更关键的是诉苦会，老兵把河北平原的血债摆到桌面——“要想不再给家里添新坟，就得练硬本事。”粗糙却直击内心，年轻战士听得神情铁青。

9月17日深夜，一轮残月挂在太行余脉，10纵拔营南下。行军命令简单：“一昼夜急行军70里，过河封渡口。”部队采取昼伏夜行的办法，外圈警戒延伸到五公里。淮河段是全程最险，敌军设有汽艇巡逻。王宏坤让工兵连制作草排，利用蘆苇、竹竿，整连整排推入水面，夜色掩护下密集渡河。后续物资车辙压草排，再沉入河底，不留痕迹。敌军天亮再来，河面如镜，只能干瞪眼。

渡过淮河，桐柏山区峰峦叠嶂，地形酷似大别山缩影。刘邓首长决定：主力西进，10纵留桐柏开辟根据地。任务调整不算荣耀却极难啃——既要巩固战斗成果，又要随时策应江汉、鄂豫边区。换句话说，他们成为刘邓战略展开的后劲与屏障。

部队入山第一件事是“赶圩子”——组织小队穿插各乡圩日，宣讲土改政策，收集情报，打游击不忘打民心。敌保安大队来袭，10纵依靠熟悉山道的老乡带路，架设轻机枪火力封锁谷口，“突、闪、移”几分钟解决战斗，缴枪后顺势扩编两个加强排。短短三个月，桐柏地区的党政军民体系已能独立运转，南线战场的弹药、粮秣便源源而来。

1948年春，江汉、桐柏根据地连成一片，给中原野战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后方。统计资料显示，仅桐柏一地，向前线输送粮食三千万斤，担架七千副，补充新兵一万三千人。刘伯承在电文里写下八个字：“桐柏稳固，前线无忧。”未提名字，但大伙都明白这份肯定属于王宏坤和10纵。

值得一提的是，完成任务后，王宏坤主动要求返回太行，继续负责冀南军区军事工作。有人问他累不累，他笑着摆手：“战略需要，哪儿缺口大就往哪儿补。”语气平常，却透着老兵特有的坚硬和笃定。

纵观整个行动，从选将、整训、远程机动到地方作战，10纵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完成了身份转型。先是地方武装，接着成为机动纵队，最终又落脚根据地建设，环环相扣，几乎没有掉链子的空档。军事史里把这种纵深穿插称作“背水迂回”，而真正的决胜点，往往藏在那个不起眼的瞬间——有人站出来说：“让我去吧。”这句话不豪迈，却足够坚决，足以让命运的指针稳稳指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