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遗址之沾益飞机场

沾益飞机场（资料照片）。

沾益飞机场于1938年兴建，1945年停用，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它见证了曲靖人民的倾力付出，见证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对日寇的浴血奋战，见证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人间正道。

1938年8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派杨瑞和率工程技术人员到沾益，经过云南省建设局实地踏勘，选定沾益县城东门外南盘江东岸平地作为飞机场用地。征用旧街子、大坟营、七家营一带的土地（水田、旱地、坟地）共3800余亩。1939年，再征地1400亩扩建机场，将宽度扩大到2000米，增加两条长1750米、宽260米的跑道，两旁配置灯光，有堰堤（俗称机窝）5个，兴建交通道、滑机道、围堤、办公室、机房、防空壤、器材库、炮弹库等，机场设施基本完善。1942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调第四工程处700余人到沾益，再次扩建沾益飞机场，整个机场占地1．4万余亩。除增建堰堤外，还修建了跑道、推机道、停机坪、停机圈、木桥、指挥台、电台等，能起降重型轰炸机。

沾益飞机场1939年1月投入使用，主要用作飞行员的培训。1939年，国民政府将航校初级班由云南驿迁到沾益，用双翼福利特教练机进行教学，培训两个班的初级飞行员。1940年夏，初级班调走，又调来一个中级班，使用单翼北美教练机教学。

沾益飞机场成为滇黔区域空军基地的指挥部驻地，负责统筹临时辖区内的空军作战、运输、后勤保障等重要事宜。1939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沾益设空军第四总站，隶属第五路军司令部。第四总站位于沾益文庙，辖羊街、陆良、昭通、砚山、贵阳、清镇、毕节、晴隆、杨林等地机场。1943年后建成三室、六课、三队的编制。

1941年，日军打通京广铁路线，占领海南岛，南进强占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群岛，再绕道缅甸侵入中国云南腾冲等地，截断滇缅公路，致使外援物资无法运到中国。1942年2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开辟一条到中国云南的“空中生命线”，得到罗斯福的支持。3月10日，美国陆军空运机构成立，4月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起自印度阿萨姆地区的德钦机场，通过喜马拉雅山系的群山上空，穿越云南横断山脉的阻拦。受性能限制，飞机只能在群峰之间穿越。这些群山绵延起伏，颇像骆驼的峰背，故飞行员们将这条航线称为“驼峰航线”。从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美国空运大队通过“驼峰航线”共向中国运送军援物资65万余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战。

1943年陈纳德带领第十三航空队和第十四航空队进驻沾益飞机场，每队约有40架飞机，两队共80架飞机，机型有P38、P40、P43战斗机，B25型轰炸机、B29型轻重轰炸机；调度陆良、羊街、昆明等地飞机，轰炸日本在越南的军事目标。其中战绩最辉煌的一次是1944年8月下旬，从沾益飞机场起飞的中美3个中队的飞机轰炸停在越南嘉陵机场的300多架日本飞机，将其全部炸毁。除了美国空军外，沾益飞机场还驻有中国空军。1944年秋，国民政府空军将领毛邦初率领轰炸机、驱逐机共80余架飞机在沾益飞机场降落，补充汽油、炮弹后飞往越南作战。

沾益飞机场是“驼峰航线”运输中的重要中转站。大量的物资由军队空运到沾益，再转运到其他地方。由于物资很多，除被服外几乎都是露天堆放，北到九孔桥，西到陆家寺和飞机场周围。运输工具多使用JMC、斯蒂派克和大道奇车辆。1945年5月，中印油管正式开通，使交通用油方便起来，车辆过往更加频繁。

1944年11月底，黔桂战局恶化，日军占领贵州独山，贵阳危急。国民革命军胡宗南部七十军、中国远征军新编第六军廖耀湘部及英美盟国军队纷纷到沾益增援。1945年6月，远征军新一军孙立人部先后由缅甸飞抵沾益。

沾益飞机场自建成后，成为日军攻击的重点目标。1940年冬季，9架日机轰炸沾益飞机场，造成中国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邮政飞机坠机，机上9人全部遇难。1944年秋，日机袭击沾益飞机场，向跑道投掷重型炮弹数十枚。一星期后，日机再次偷袭沾益飞机场，向机场投掷数百枚小型炸弹。

沾益飞机场专门设立空军招待所，为驻沾益的美国空军服务。空军招待所设有厨房、餐厅、娱乐室、洗澡堂、理发室、洗衣房、商店等。驻招待所的美军严格按照军事制度进行管理。食物部分由国外运来，部分由国内提供。西餐制作主要由美国随军烹饪师负责，其他服务由中方人员负责。除了美国空军招待所，中国飞机修理第3所、航空第8转运站、空军运输第12、13、15中队及美国陆军医院等都先后迁到沾益。

美国驻华陆军航空兵来华抗战的历史，得到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高度评价。1993年，中美双方在云南昆明郊野公园举办“驼峰飞行航线”纪念碑揭幕仪式，陈纳德将军的遗孀也参加了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