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贵:我的抗战(八)毕拉河畔的篝火

王明贵（1910年9月16日—2005年6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吉林省磐石县人。1934年5月参加革命，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四年抗战期间，先后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三师第四团青年连连长，第六军第三师第八团团长，第三师师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任嫩江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骑兵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八师师长。

毕拉河畔的篝火

大兴安岭的大吉鲁契那山南麓,毕拉河滔滔不断地流入诺敏河再汇入嫩江。 1941年7月,王明贵率领三支队甩掉了日伪军的尾追来到了毕拉河畔。

当时,山里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毕拉河水面100多米宽,水流急湍,浪花翻滚,两岸悬崖陡壁,地形十分险恶。我军必须尽快的找到渡口,迅速过河。部队沿河冒雨前进,终于找到了渡口,部队就靠着一只将树干掏空做成的小船渡河。有一次,三个战士带着一挺机枪和一些子弹过河,被急流打翻了船掉入水中。

战士们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把机枪和子弹打捞上来了。经过半天的搏斗,终于过了河。

巧遇鄂伦春人

我们住在毕拉河南岸一个汉族把头经营的木营里。瓢泼大雨下了七天七夜,眼看我们所带的粮食就要吃光了。从伐木工人那里得知:从这往西南走,翻过一座山,有一条西拉河,是毕拉河的支流,那里有一个鄂伦春族的部落。

1月24日,我军的队伍冒雨出征。大兴安岭深处,林深叶茂,我军只能牵着马披荆斩棘的前进。突然部队后边有人喊了起来,“方向不对了!快停下来!”几个干部凑在一起，拿出指北针一对,才知道是进入了一处铁矿区,指北针失灵了。虽然走错了路,可是干部和战士们都异常兴奋地议论着:“要记住这块宝地,赶走了日本鬼子,谁若是还活着,可别忘了到这里来开铁矿呀! ”抗日联军战士们心里充满了对祖国的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早已把饥饿、疲劳都忘在脑后了。

下午,雨渐渐地停下来,部队翻过一道山岭,发现近处有火堆和马群。王明贵赶到队伍前面用望远镜观察,大约在五六里地远处也有一群低头吃草的马,马驹还在母马身边转来转去。再往稍远的地方看,隐隐约约有七八个冒着炊烟的撮罗子(也叫"仙人柱"，是鄂伦春人居住的用桦树皮和桦树干搭成的房屋）。王明贵判断是鄂伦春部落。于是,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露营。同时派支队副官高邦华和中队长修身前往鄂伦春部落取得联系。

王明贵叮嘱高副官,如果可能的话,邀请鄂伦春部落首领前来商谈。

高邦华和修身骑着马、背着枪、身穿军装来到撮罗子旁边。

鄂伦春人见了他们又惊疑又拘谨,不知怎样接待才好。这时,修身面带笑容走向前去和蔼地说: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从这地方路过,为免于误会,特来拜访首领。”恰巧,这个鄂伦春部落的首领盖山正与两名达斡尔人谈话,其中的一位名叫额勒格苏的听说来了抗日联军,便对盖山说: “抗日联军不是土匪,是打日本的中国军队,个个是英雄好汉啊! ”接着他又向盖山介绍了自己家乡讷河、布西各族人民广泛流传的抗联战斗故事。这样,盖山对东北抗日联军开始有了好感,并很有礼貌地让高邦华和修身到他的撮罗子里喝茶。盖山是一位饱经风霜、耿直纯朴的鄂伦春人。高邦华和修身提出邀请盖山到部队商谈抗日救国的大事,他欣然同意了。

鄂伦春人盖山、义尔格程,达斡尔族人额勒格苏、常书,身穿少数民族的服装,骑着长鬃烈马,背着猎枪,在高邦华、修身的陪同下来到了三支队的宿营地。王明贵等以礼相待,客客气气地让他们进帐篷里坐下。王明贵问过: “你们谁懂汉话? "额勒格苏说:“我是布西县的达斡尔族人,懂汉话,他们三位也懂一些,但说得不太好。”王明贵笑着说: "那就请你当翻译吧! "于是,聊起了家常话。王明贵问: “你们都用什么枪打猎呢? ”盖山把身上背的别拉弹摘下来给王明贵看,并说明这种枪是打一响的火药枪。王明贵仔细端详着盖山的旧子弹克问: “你的子弹是怎样解决的呢?"盖山解释说: “额勒格苏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打的猎物由他带出去卖,然后再由他从外面买些火药和生活用品来。通过这样方式交换,我们甘心情愿,宁肯用旧枪打猎,也不愿受日本人的气!”从交谈中,王明贵了解盖山是一位有爱国心的鄂伦春族部落首领。于是,向他讲述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历史,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恶行径,指出了日本侵略者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并进一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和政策,东北抗日联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彻底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抗日部队。还向他们说明:我们的队伍有汉族、蒙族、朝鲜族、回族、白族、卾伦春族的战士。这支队伍有严明的革命纪律,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大家都是为了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团结战斗。王明贵的话打动了盖山等几位少数民族兄弟的心。盖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点头称赞说: “你们是英雄好汉!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啊！”

这天大家一直谈到深夜,他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结拜义兄弟

7月23日，盖山带来了更多的鄂伦春人，一个个骑看马、挎着着枪,慓悍健壮,其中,大多数是年青的鄂伦春族猎手。当他们知道三支队的战士莫桂林也是鄂伦春人时,立刻把莫桂林围了起来,问这问那。当时,我军还有一些面粉,决定军民一起吃顿饺子。盖山派出去的猎手很快就打来了两只狍子,并用匕首熟练地剔出了狍子肉。我军的战士与鄂伦春兄弟一起动手剁馅包饺子。在会餐时,三支队与这个鄂伦春部落的人民群众相互祝福,亲如一家。

陈雷同志向鄂伦春人进一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党的民族政策,还讲了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都是在不同战场上的兄弟部队,各有自己的反抗日本侵略的光荣历史。盖山听得入了神,他说: “好呀!真了不起!”这时,王明贵向盖山提出了建立三支队后方基地的问题,并要求保守秘密。盖山慨然应允,并表示: "请放心!我们绝不向敌人告密! ”从此,我军的马匹、鞍具和衣物,都由他们帮助保管了。

盖山还向王明贵诚恳地保证, “我们过的是游猎生活,不定居,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住。对于你们寄存的任何东西一点也不动,也决不能让它受损失。”王明贵对盖山发自内心的纯朴感情非常感激,彼此之间的友谊日益加深。

当天晚上,我军召开了三支队干部会。大家一致认为:大兴安岭地区毕拉河一带,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是建立后方基地最好的地方。为了团结更多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尊重鄂伦春人的风俗习惯,支队领导与盖山等结拜为义兄弟,以巩固我军与鄂伦春族人的友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7月28日,盖山佐领（卾伦春族部落首领称呼）又带着许多鄂伦春人来到了部队的营地,再次进行了亲热地交谈。王明贵对盖山说: "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和你们结拜为义兄弟,同生死、共患难! "盖山听了激动得热泪盈眶。

双方喜气洋洋的举行了简单的结拜仪式。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燃起了一堆篝火,陈雷同志用红纸写了金兰谱,结拜按年龄排行是：

老大:盖山(鄂伦春族)

老二:义尔格程(鄂伦春族)

老三:额勒格苏(达幹尔族)

老四:孟常书(达幹尔族)

老五,延宝(鄂伦春族)

老六: xxx(鄂伦春族)

老七:王明贵(汉族)

老八:兴元(达幹尔族)

老九:高邦华(汉族)

老十:陈雷(汉族)

十老一:安永化(朝鲜族)

大家按名次站好队,盖山把蒿杆分给每人一束,共同举之宣誓。誓词为:我们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愿同生死、共患难,不投降、不叛变,为了抗日救国结拜为弟兄…。式毕后,王明贵向盖山解释:按规矩,金兰谱是要很好地珍藏起来,可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做为一个抗日军人,随时都有牺牲和被俘的可能,万一金兰谱被敌人得去,对谁都不利。在征得盖山等义兄弟的谅解之后,抗联战士的金兰谱当场都投入篝火中烧掉了。随后,我军赠给盖山等义兄弟每人一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盖山非常高兴,他邀请王明贵等到家里做客。在他的撮罗子里,按着鄂伦春人的礼节,给佛爷敬了一杯酒,然后,大家席地而坐,一起品尝了盖山女儿占柱梅炖的狍子肉。从此三支队与盖山越处越亲近了。

攻打益昌公司

三支队在盖山部落附近往了五六天,大家都消除了疲劳,恢复了体力,准备同敌人进行新的战斗。王明贵问盖山: “这一带哪里有日本人? ”他说: “往南走过了格尼河,在索勒珠有个日本人经营的益昌公司,残酷地盘剥着200多名劳工。公司的日本人住在由伪军看守的铁丝网里。我熟悉道路,可以带你们去攻打,准能缴获许多枪支和粮食。”

当时,盖山的脖子后生了一个脓疮,肿得很厉害,王明贵怎样劝他也不肯留在家里。当天盖山、义尔格程、额勒格苏、常书、廷宝背着猎枪和部队--起出发了。

8月11日中午,我军顺着格泥河来到大索勒珠西河边的益昌公司附近。这条小河很浅,河边长着稠密的柳树毛子。中午,人们正在休息,公司院里很静,王明贵抓住这个战机,命令部队趟着河水隐蔽地向益昌公司靠近。冲锋队借助柳树毛子的掩护,避开了敌人的视线,先接近了大门,勇敢的战士们一口气冲进了院内。

敌人被我军的突然袭击吓呆了,日本大柜金清宪太郎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当了俘房。我军解放了200多名劳工,并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日本大柜,由于平时作恶多端,害怕处死,吓的面如土色。他跪在地上哀求说: “盖山,你还认识我吗?求求你留个朋友的情面吧! "盖山毫不犹豫地说: “我以前是认识你的,但现在不认识你这个杀人的魔鬼了!”劳工们以愤怒的目光盯着这个日本鬼子说: “你也有今天,我们要为屈死的劳工报仇!”于是,随盖山来的猎民和劳工们一起动手,把这个日本人装进麻袋,扔进了滔滔的格尼河。这里的200多名劳工全部获得了解放,返回了自己的家乡。

我军将在益昌公司得到的白面万余斤、大米2000斤、豆油1000斤和其他许多食品运到山里,隐藏起来做了记号。为了感谢盖山等对我军的支援,分给他们一些粮食,但被盖山婉言拒绝了,他诚恳地说: “部队到处打仗,很需要粮食,把粮食都藏在山里,由我们看管好了,用的时候再来取。”盖山发自肺腑的忠言,充分表达了鄂伦春、达斡尔族真心支援抗日的高尚品德。这时,我们看见盖山脖子上的脓疮肿得更厉害了,经过再三劝说他同意回家治病。留下廷宝给部队作向导,其他人都随盖山返回毕拉河。

我军离开了益昌公司时,把给日本人砍伐的木头烧掉了。几天之后日本讨伐队气势汹汹地进山问盖山: “你知道益昌公司被‘红胡子＇烧了吗? ”盖山不动声色地回答; "听说了。”敌人又追问: ““红胡子＇到哪里去了?”盖山镇静地回答, “唉呀!这个我们可不知道哇! ”猎民们也是异口同声地说: “不知道。＂日军查不到抗日联军的踪迹，无可奈何地撤走了。

甘阿（甘南县、阿荣旗地区）平原游击战

三支队取得了袭击益昌公司的战斗胜利之后,支队党委开会研究当前的斗争形势和今后任务,大家一致认为:三支队在大兴安岭地区打得敌人人仰马翻,闹得敌人日夜不宁。因此,日本关东军纠集几省的日伪兵力,向以毕拉河为中心的大兴安岭腹地围剿。我军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挥师甘南、阿荣旗,利用青纱帐,将图剿我们的敌人甩掉,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于是我们请盖山指定廷宝为部队带路。三支队前进的方向是到甘南、阿荣旗一带进行平原游击战。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决定把暂时用不上的一部电台、部分炸药和子弹,密藏在长满了杂草的马河顶子山沟的石堆里。8月15日,部队到达了阿荣旗霍尔奇北郭兆兴炭窑,看望在这里养病的八大队队长杨利荣同志。

郭兆兴50多岁,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痛恨日寇,积极支援抗联。他说: “我年岁大了,不能跟你们一起扛枪打日本鬼子,只要对抗日有利的事我尽力去做。”王明贵委托他到齐齐哈尔买的红伤药、枪油、锉刀、纸烟,他都实实在在地办到了。他还给三支队准备些粮食,以备有掉队的、负伤的同志到这里来用。郭兆兴、郭秀章(郭兆兴侄儿,是抗日爱国的积极分子)告诉王明贵，在炭窑南有个镇威庄大屯,是伪村公所所在地,设有警察署。经王明贵和陈雷、高邦华研究,认为运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进攻镇威庄是有把握取得胜利的。我军决定后,进行了战斗动员,指出这次行动是为了牵制日军、打击伪政权而进行的战斗,也是我军深入平原第一仗,一定要保守行动秘密,乘敌人麻痹之机,按计划完成战斗任务。

8月22日,三支队先在余粮庄请了一位农民做向导。次日晚,按预定的计划准时到达镇威庄警察署附近。宁静的深夜,万籁无声,只有一个站岗的警察,来回走动,四处瞭望。为了防止惊动敌人,我军战士从后院翻墙而过,冲入室内大喊：“交枪不杀! ”十几名伪警察从梦中惊醒,乖乖地当了俘房。门前站岗的警察看到大势已去,被迫交枪以求宽大处理。这次战斗,我军捣毁了村公所和警察署,缴获步枪10多支、子弹千余发、伪币3000余元、油印机一台及其他许多物品。这台油印机是三支队缺少的宣传工具,陈雷同志特别高兴,连夜刻写蜡纸和印刷宣传材料,第二天把印好的宣传品贴到镇威庄最热闹的地方,使当地群众了解全国扰日斗争的大好形势和必胜的前途。

三支队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革命纪律和优待俘虏政策,受到群众的好评,特别是对俘虏的警察和村公所职员及其家属的一切物品丝毫不动,而且态度和蔼 ,说话和气,使他们深受感动。但对欺压人民群众的屯长姜玉生、特务李玉瑶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令其改正,如若不改,予以严惩,直至以汉奸罪名处死。三支队取得镇威庄的胜利后,大长人民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抗日群众奔走相告:日夜盼望的红军又回来了!满洲国的末日快到了!日本殖民者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于是,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8月30日,王明贵带领三支队到达了阿荣旗木奎山。日落西山后,代班小队长汪成发现一股兴安军,从青纱帐中窜出来,向我军临时休息的毓丰堡屯袭来，当即鸣枪，我军进入战斗，击退敌人后，因不明敌情，为避免陷入重围，造成被动，指挥部决定立即转移。

9月12日,我三支队在毓丰堡附近爱国人士李万金的家,按约定的时间同在这里养伤的王钧等间志见面了。分别两个月的战友重逢了,互相热情地握手,亲切地问好。我们走后,敌人用残暴的手段对群众进行威逼、毒打。逼问谁家收养过抗联的伤员?谁给抗联送过信、带过路?抗日爱国群众王长久说: “我们同抗联没有联系,也没给抗联办过事。抗联全副武装进屯,我们毫无办法。”英雄的人民群众不畏敌人的残暴,宁肯自己忍受敌人的毒刑,也不肯吐出一点真情,体现了人民群众与抗日联军的骨肉之情。

几天之后,我三支队又到甘南县神泡子寻找地下党员李景山（老李头)和女顾,顺便了解当地爱国人士的活动情况。爱国人士袁明茹对我说: “老李头前几个月被敌人逮捕,押在哈尔滨!监狱,王凤池隐蔽下来了,最好暂时不要找他,以防敌人发生怀疑。”王明贵点头同意了。这一天,王明贵同袁明茹谈了好几个小时, 了解很多地下党员、爱国人士以及敌特在这一带活动的情况。在谈话中,王明贵针对他的恐怖情绪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形势教育,从欧洲讲到亚洲,从全国讲到东北,开导他擦亮眼睛,认清形势,焕发革命热情,继续为抗日多做好事。最后,王明贵向他指出: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在中日战争相持的关键时刻,不要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吓倒,伪满洲国倒台的日子不远了。袁明茹听了心里亮堂了,表示重新振作精神,继续要做有利于抗日的工作,并向王凤池转达支队长的希望和要求。

敌人在神泡子一带“讨伐”抗联的风声很紧,甚至强迫群众拉大网到高梁地里去搜捕。广大人民群众则真心实意地拥护抗日救国,千方百计地保护抗联队伍。三支队为了冲破敌人的包围和摧毁日满统治的乡村政权,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决定袭击宝山镇。

9月13日,突然天空乌云滚滚,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三支队顶风冒雨,克服一切困难,在一名群众的引导下,靠仅有的一只小船,秘密地渡过了水流湍急的神泡子河,隐蔽在附近的高粱地里。这一天上午,我军发现了从宝山镇方向开来的二三百名日军,三支队立即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直等到他们全部渡过神泡子河,才松了一口气。当日我军在附近的屯子找到了于屯长,并请他派一名可靠的群众做向导,经过两天的行军，靠近了宝山镇。

15日队伍在高梁地里隐蔽的时候,王明贵派了一名不久前在本地参军的新战士小杨,陪同一名群众潜入镇内侦察敌情。他俩在当日下午4时返回部队,向王明贵报告了宝山镇工事构筑、伪警察署兵力布置等情况,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夜里,又突然降雨,伸手不见五指,我军没有因此而改变进攻敌人的计划。战士们勇敢而智慧,警察署院墙周围壕沟积水很深,立即用麦秸垫平,冲锋队登人梯翻墙而入,解除了正在酬睡的50余名警察武装。小队长郭成章缴岗哨枪时,再次身负重伤,几名成士听到枪声一拥而上,将警哨捕捉。在审问俘虏时,才知道有一连伪军是在侦察兵小杨回队后才到达宝山镇的。因其分散居住,未能形成集中的火力,当然也未尽数缴械。这次战斗胜利的原因:一是我军军事行动秘密,作战勇敢,二是我军的进攻迅雷不及掩耳,使敌人不能发挥威力,三是我军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治口号,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致使满军讨伐队不愿与我军作战,四是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我军,保护我军。

夜袭宝山镇战斗后,大批敌军向我军扑来,三支队部决定再次转移,重返大兴安岭毕拉河后方基地,迅速摆脱敌人围剿。我军于9月26日在群众的支援下,变为骑兵队伍。但因目标过大,行动不易隐蔽,屡遭敌人追击。27、28日三支队涉过阿伦河,在骆驼山、霍尔奇屯与伪兴安军交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29日,三支队行至石场沟,又发现伪兴安军向我军袭来。王明贵立即命令徐宝和大队长、任德福中队长做好伏击敌人的战斗准备。故我双方相距10余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毙故5名、俘虏2名,其余逃窜。我们的队伍退至南山。相隔30分钟,我军又做好了迎击敌人的战斗准备。果然敌人顺我军上山之路,跟踪而来,迫使我军又进行第二次激战。我军以三挺机枪和数十支步枪一齐猛击,打得敌人丢盔卸甲,狼狈逃窜。月末,杨利荣同志病愈归队,我军的队伍告别了郭兆兴、郭秀章,奔向大兴安岭毕拉河畔。

悼念盖山

大兴安岭的秋天壮美迷人,一场早霜,碧绿的山林变成了“五花山” ,特别是那红色的枫叶象一团燃烧的火焰,在瑟瑟秋风中抖擞着身子,欢迎着我军的到来。毕拉河畔的鄂伦春族兄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出来迎接子弟兵,年纪大的拉着战士的手,承切地问寒问暖;青年的鄂伦春猎手,一个劲儿地问又打丁几个胜仗,消灭了多少日本鬼子;还有的拉着战士们到撮罗子里去做客。这军民相见的热烈场面,真是激动人心,令人难以忘怀。王明贵在人群中寻找盟兄盖山佐领。盖山的女儿占柱梅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矮小的身材,穿着带花边的狍皮衣服,眼晴里闪动着泪花。她望着王支队长说: "我爸爸从打益昌公司回来以后,病情加重,不久就故去了。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了,以后还请叔叔们多关照! ”王明贵听到盖山病故的消息,心情非常沉痛。

盖山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带路去袭占益昌公司的增景,一幕落地浮现在王明贵的眼前。盖山脖子上长的脓疮,老百姓叫作“砍头疮",在旧社会得了这种病的穷人是难以保命的。王明贵尽量克制着内心的悲痛,对占柱梅说: “带我去看看你父亲的坟地。”

占柱梅引王明贵到盖山的风葬处,只见盖山的遗体按着鄂伦春人的风俗,横放在一棵大树枝上,任凭风吹日晒,虫蛙雨淋。王明贵默默地走上前去,向遗体致以崇高的军人敬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族人民在抗日斗争中,涌现出无数的抗日爱国人士,盖山就是鄂伦春人民中最突出的一个。他虽然没有战死在抗日的沙场,但他那一颗热爱祖国、憎恨敌人、一心支援抗日救国的义举,永远值得赞颂!当时,我军决定拿出一些钱给占柱梅,让她买口棺木,安葬盖山的遗体。占柱梅激动地拉着王明贵的手,久久不放。王明贵对占柱梅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父亲的抗日义举,永远不会忘记鄂伦春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和帮助,抗日胜利后,我一定回来看望你们! ”

占柱梅计送情报

三支队在毕拉河畔,离鄂伦春部落约10里远的地方露营,战士们从山里运来粮食和部分物品,准备在这里越冬休整。大兴安岭已经进入冬季,可是我军的战士仍穿着单衣,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毕拉河畔燃起一堆堆篝火,战士们用它驱除严寒。盖山的女儿占柱梅发动鄂伦春部落的妇女为部队做"其哈米” (一种狍皮靴子)和“沙拉巴卡”(狍皮手套),送给抗联战士。

一天,从小二沟来的两个外寨的鄂伦春青年,突然来到占柱梅家找盖山佐领。当他们得知盖山病逝了,就拐弯抹角地向占柱梅打听抗联三支队的下落。占柱梅发觉这两个人行迹可疑,故作镇静,并以鄂伦春人的礼节让两名外寨青年坐下喝茶。然后,占柱梅装作放马,来找廷宝商量,怎么对付这两个外寨人。延宝想

了想说, “你赶快去告诉你王叔叔!”占柱梅骑马飞快地跑到部队向王明贵报告了敌情。延宝象若无其事的样子到了占柱梅家,热情地同那两个人闲聊起来。

三支队领导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个鄂伦春青年很可能是日本人派来的密探。若是在汉族地区一定要除掉他们,以保守部队的机密。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就不能这样处理。王明贵让占柱梅快回去告诉廷宝,想办法把这两个探子引到部队驻地附近,再由抗联研究处理。占柱梅这个鄂伦春小姑娘真了不起,果然把两个密探带到了部队驻地。

抗联把这两个陌生的鄂伦春人引进帐篷里坐下,坦率地告诉他们: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族人民子弟兵! ”同时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整整谈了一天,经过我军苦口婆心地教育,再加上占柱梅等鄂伦春人的劝说,两个鄂伦春外寨青年终于觉悟了,他们承认是日本人派来专门探听抗联部队下落的。原来,他俩是诺敏河地区的鄂伦春人,据他俩说,有几百日军开到了诺敏河,每天都有十几辆汽车往山里运粮食,不知要干什么?王明贵见他俩人的立场已经转变了,就进一步了解日本人的情况,都一一得到了回答。日本人只给他们5天侦察时间,该放他们回去了。临走前,王明贵对他俩严肃地说: “你们回去后,不要说见到过我们,也不要说我们部队进过村子。如果你们向敌人泄露了秘密,这个村子的鄂伦春人就要遭到日本人的迫害。若是造成那样的局面,不仅鄂伦春人反对你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子孙后代也要反对你们,咱们有朝一日见面也不能答应你们!你俩回去只能说在毕拉河看到了一些马蹄印,弄不清是红军马队走出来的,还是鄂伦春人放马走出来的。屯子里的群众也说没有见到红军,问谁都说不知道。如果日本人让你俩带路,那就要往别的地方带,山里有马蹄印的地方很多。

这两个鄂伦春青年离开毕拉河以后,我军唯恐这里的群众道到敌人的残害,支队党委做出了部队转移的决定。但是,三支队撤离毕拉河的困难有两条:一是冬装不足,现有的旧冬装已经抵御不住大兴安岭的严寒;二是部队大部分是步兵,没有马匹不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后来从廷宝和额尔格苏那里得知:在博克图附近的伊勒克得北沟,中东铁路支线上的二十六号车站,有个满铁林业所,那里有许多日本人的粮食、服装、工具仓库、军马场,还有日本人开的商店。根据这个敌情线索,三支队领导作出了袭击二十六号车站的决定。出发前,王明贵告诉额勒格苏,日本讨伐队很可能要到毕拉河一带“围剿＂抗日联军,这里的部落要尽快离开,以免遭受敌人的迫害,额勒格苏等人表示;我们鄂伦春人一直过着游牧生活,不定居,可以迁到小二沟一带去住。我们的部队由廷宝带路出发了,额勒格苏立即回部落动员乡亲们做搬迁的准备。

攻打二十六号车站

1941年10月下旬,三支队翻山越岭,经过四五天的行军,到达了三十三号伐木作业点。这天,正好下起了鹅毛大雪,给大兴安岭披上了银装,也掩盖了部队行军的足迹。部队在这个屯的老乡家里住一宿,消除了长途跋涉的疲倦,并向当地群众调查了二十六号的敌情。得知那里只有30余名日军,而且林业所的经理、把头和白俄都没有武器。

11月1日夜幕降临以后,三支队指战员秘密地靠近了二十六号车站,封锁了所有的道口,切断了电话线,包围了日本人的住所。当我们的战士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时,吓得敌人不知所措,20多个日本站警全部被擒,经理(日本人)、把头无一漏网。这次战斗,没消耗一粒子弹,缴获了50多匹好马,使我军变成了骑兵部队。

把俘虏的20多个日本站警和其他日本人关在一间房子里,对他们进行了宣传教育。王明贵问一个日本人: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他谨慎地回答: “你们是中国的抗日军队。”又问他“日本人不是说我们是土匪吗? ”他战战兢兢地一连说了几个“不”字。接着王明贵向日本俘虏说明: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打击的是日本侵略者!我们不反对日本人民,因为这场罪恶的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同样的灾难。我们抗日联军对俘虏的政策,是交枪不杀,优待俘虏。你们交了枪,我们就全部释放。如果,你们今后再与中国人民为敌,就不饶命了!

在场的日本人听了这番话,无不为之感动,一个个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

日本人被我军全部俘虏的消息,闪电般地传遍了二十六号车站的各个角落,受尽苦难的伐木工人个个欣喜若狂。当听说要把日本俘虏全部释放时,工人们表示十分愤怒,不理解我军对俘虏的政策,纷纷向我军控诉日本经理和把头压榨工人的罪行。根据群众的控诉和要求,我军处决了日本经理这个坏蛋。有许多工人响应号召,参加了三支队。我军撤离二十六号时,将日本人的满铁林业所办公室、粮食仓库、汽油库、被服仓库、工具仓库以及二十六号火车站全部烧毁。

第二天,有数百名日本骑兵开进了二十六号车站。据说,敌人的指导官望着一片片瓦砾和灰烬,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脱离险境

我军的队伍连夜撤出了二十六号车站之后,为了防止敌人的追击,廷宝带领我们翻越了一座积雪二尺多深、行进十分艰难的高山。拂晓,我军才到达这座高山后面的一座小山旁露营。11月5日我军返回毕拉河畔。在离鄂伦春部落20多里远的地方休整了八九天。一天晚上,王明贵对廷宝说: “吃了饭,你回家看看,如果发现敌情,立即回来报告。”廷宝随即策马返回部落。直到第二天晚上,一排排篝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廷宝才赶了回来。一见面,延宝上气不接下气,喘息着说:“日军来了!"原来,延宝回到鄂伦春族部落时,才得知日本讨伐队已把全村的人看管了起来,逼问抗日联军的去向,猎民们都一问三不知。其中,占柱梅的一个长期不见面的哥哥博勒格布也回来了,对占柱梅软硬兼施,百般盘问三支队的下落。占柱梅以坚定的爱国立场,机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不受敌人的诱惑,不怕敌人的恐吓,在严酷的考验面前,宁死不出卖抗日联军。最后,廷宝等几名猎民被抓去带路,在南山林子里转了一整天。晚上,讨伐队筋疲力尽,

终于睡着了。廷宝乘敌人不备溜了出来,骑马赶回了三支队的营地,报告了敌情。这时,我军才知道敌人是从诺敏河那边来的。布西、阿荣旗都驻了许多日伪军。有的干部有急躁情绪,要和敌人拼个你死我话。

王明贵和王钓、陈雷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敌情,认为敌人既然已经注意毕拉河畔,而且还做了充外准备,我军不宜在此地恋战。我军的游击战术是有利就打,无利就走。于是,三支队决定撤离毕拉河畔。王明贵又问廷宝：“大兴安岭一带，哪些地方还可以打?”廷宝想了想说: “在二十六号车站西北,大约一百里地有个札敦河,那里也有日本人的大柜(伐木公司所在地) ,有1000多工人,几十个日本人。”我军认为,札敦河的敌人虽然比二十六号车站多,但采取长距离奔袭的战术,一定能克敌制胜。王明贵又详细地询问了去札敦河的方向、路程和所经过的山脉、河流等等,一一记在心中。廷宝说他是偷着溜出来的,明天还要带领日军到山里去转,让抗联赶紧离开此地,去攻打札敦河!临走前王明贵告诉廷宝: “我们部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在毕拉河畔贮藏的粮食、枪支和子弹,这些物资就留给鄂伦春的乡亲们用吧! ”王明贵再三叮嘱,千万要保密。廷宝立即赶回村子，队伍也熄灭了篝火，连夜奔向札敦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