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可定国安邦，下能鏖战沙场：国士无双的任弼时，终年46岁！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红旗招展，开国大典的礼炮震彻云霄。

作为与毛周朱并列的“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却没能站在那排身影里，

此时他正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高血压冲到220，糖尿病让腿脚肿得穿不上鞋，连抬手都费劲。

这病不是一天得的。长征时他在担架上指挥红二方面军突围，高烧到39度还咬着牙看电报；

延安那几年管后勤，熬夜批文件是常事，医生拿着诊断书警告“再这么干就得躺下”，

他把纸往抽屉里一塞，照样每天泡在机关食堂核灶别名单。

开国大典那天，警卫员在病房里读报纸，说天安门广场有三十万人，他笑了笑，没说话。

十个月后，1950年10月27日，46岁的生命在病床上走到头。

回溯他的人生轨迹，这位英年早逝的领导人，早在青年时期就已展露锋芒。

1920年，18岁的任弼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年后便代理团中央书记，

23岁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内最年轻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1931年苏区中央局成立，八人名单里他排在第二，仅次于周恩来。

1934年，他奉命率领红六军团先行突围，为红军战略转移探路，

后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共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担任红二方面军政委。

当时红军三大方面军，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分掌红一、红四方面军政委，

而红二方面军政委一职，则落在了任弼时肩上，足见其在军事指挥与组织协调方面的卓越才能。

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境会师时，任弼时已是红二方面军政委。

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主力滞留不前，还想把红二方面军也拉进他另立中央的图谋。

任弼时当即与贺龙、朱德联名发电报，在会师会议上公开反对，成了抵制分裂的关键力量。

张国焘几次想在组织生活会上挑他的错，甚至让人散布谣言说他"右倾"，

但任弼时在红二方面军根基扎实，加上朱德在一旁镇着，始终没能得手。

年底中央军委重组，七人成员名单里有他的名字，

这既是对他资历的认可，更是对他在分裂风波中判断力的全面验证。

1940年春，任弼时带着川康边境较量后的一身疲惫回到延安，

中央交给他的新任务是中央秘书长。

这回不再是枪林弹雨的战场，却比打仗更磨人，

人事、后勤、文书档案，从中央机关到各根据地联络，事无巨细都要过他的手。

最让人印象深的是管后勤，连机关食堂的灶别都要亲自核对，

伤病员的小灶标准、普通干部的中灶份额、勤务员的大灶伙食，

他拿着名单逐人询问，发现有警卫员跟着首长吃小灶的，当即要求“按规定办”。

有人觉得没必要这么细，他却说：

“同志们从前方回来，吃不上热饭怎么行？灶别不是小事，是人心。”

基层干部来反映问题，他总是搬张椅子让人坐下慢慢说，

有时从下午谈到深夜，连警卫员都犯困了，他还在笔记本上记要点。

于是同志们私下里叫他“党内的老妈妈”，说他管的事比家里的当家人还细。

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他进入三人书记处；

1945年党的七大，他与毛、周、朱、刘一同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成了人们口中的“五大书记”之一。

红二军团整军建党时，有老同志说他"功不可没"，

任弼时当即摇头，说："是党中央领导正确，同志们集体努力的结果"。

后来他身体不好，同志们还记得他总说"工作是大家做的"。

1949年开国大典后，任弼时的血压仍在200以上，眼底出血让视线模糊，

但他抱病坐在办公室里，桌上堆着筹建新中国的政策文件，

从《共同纲领》草案到政务院机构设置表，每份都用红铅笔密密麻麻批注。

1949年底赴苏联治疗，他提前交代“随行人员最少、经费尽量节省”，

连妻子陈琮英想陪同都被他劝回，只带了一名医生和警卫员，翻译都是临时从驻苏使馆借的。

1950年春返京，医生规定每天最多工作3-4小时，他却把闹钟拨早两小时，

清晨五点就坐在书桌前，下午见干部、晚上改报告，逐渐加到8小时，秘书劝他休息，

他指着桌上的文件说“国家不等人”，有时批改到深夜，手指发颤握不住笔，就用左手按住右手写。

1950年10月25日，他还在审阅关于抗美援朝的文件，

两天后凌晨突发脑溢血，昏迷中仍喃喃：“文件...送回去...”，年仅46岁。

任弼时的“骆驼精神”，说到底就是“认真”二字。

管延安后勤时，他逐人核对灶别，说：“人心不是小事”；

红二军团整军时，老同志说他“功不可没”，他当即摇头，只认：“党中央领导和集体努力”；

病床上改文件，手指发颤还要写，说：“国家等不得”。

这些事看似细碎，却都是把自己的事彻底交给党的样子。

今天讲担当、务实，看看任弼时就知道，把每一件该做的事做到底，就是对初心最实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