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革命老人陈琮英：经历丧夫丧子之痛，晚年四世同堂，无憾离世

1950年，作为新中国重要建立者之一的任弼时因为身体原因走到了生命尽头，任弼时被叶剑英元帅称为共产党的“骆驼”，他40多年人生，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将绝大部分经历用来奠定新中国的建立。

而在任弼时最虚弱之际，最为难过的，莫过于他的妻子陈琮英。

任弼时与陈琮英感情深厚，他们从年少时期因为包办婚姻结合到了一起，在那个思想和文化走向开放了年代，许多人反对包办婚姻，更有不少人在成长之后，结束了自己的包办婚姻，开始了新的感情生活。

可任弼时与陈琮英却在相濡以沫的感情中渐渐加深对彼此的爱，在任弼时闭上眼睛的前一刻，陈琮英忽然想起丈夫曾经对她说过的话：

“下辈子，我们还要包办”。

任弼时离开后，这位老人非常痛心，但她在未来几十年的时光里，一直以非常阳光的心态生活，她一生活到了101岁，经历了四世同堂，这位传奇的女革命者，一直到2003年，她的人生才画下句点。

而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是安详的，因为她知道，可以在另一个永恒的世界中，与任弼时重逢。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缘分，始于一场家族联姻。

1896年的时候，陈琮英的姑姑嫁给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婚后一年，她‬的‬姑姑因病去世，未留下子嗣，而‬两家为维系情谊，相约下一代再续姻亲。

其实这种约定，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司空见惯，有些人后来忘掉了也是非常正常，但是任‬陈‬两家的这次约定，却没有被历史遗忘。

陈琮英幼年丧母，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她只得寄居兄嫂家，生活清苦，幸而，任家与陈家交好，陈琮英常到任家小住，所以算是从小与任弼时朝夕相处，孩童时期，他们在田间嬉戏，在院落闲谈，童年的懵懂时光，为彼此的信任奠定了基础。

任弼时自幼聪颖，志向远大，而陈琮英虽未受教育，却性情温和，待人真诚，两人虽年幼，却已彼此熟悉，任弼时偶尔分享书本上的见闻，陈琮英总是认真聆听，眼中满是好奇，这样的相处，虽无浪漫之名，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亲密的种子。

1915年，任弼时前往长沙求学，追求知识与理想，家境清贫的他，常常入不敷出，而‬陈琮英此时在一家织袜作坊做工，每日劳作十余小时，收入微薄，她却省吃俭用，将节省的钱换成米面、布鞋，托人送给任弼时，任弼时收到这些物品，心中既感激又温暖。

他曾写信给陈琮英，叮嘱她照顾自己，信中难掩对她的思念。

1920年，任弼时前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联留学。

在当时，这可以说是一条归期未卜的道路，前往苏联，也意味着他与陈琮英的联系将更加稀少，对于任弼时的决定，陈琮英没有抱怨，也没有挽留，她将仅有的几件像样衣物卖掉，换来一笔钱，托人转交任弼时，作为他的路费，她对任弼时的选择，只有无言的支持。

而‬这种支持，超越了传统女性的角色，也深深打动了任弼时。

1924年，任弼时完成在莫斯科近四年的学习，返回上海，回国之后，他就立即投身革命工作，忙碌异常，甚至父亲病逝也未能回乡奔丧，更无暇探望陈琮英。

1926年2月，五卅运动的热潮稍退，任弼时终于获准回乡探望母亲，并计划接陈琮英到上海完婚。但在‬出发当天，他临时接到通知，需赴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所以回去的计划又被打断，他‬只能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家人，陈琮英得知消息后‬，却没有生气，依然平静以待。

她早已习惯了任弼时的忙碌，也明白革命事业的分量，也是她‬的‬这种包容，让任弼时数十年的革命工作，从来都没有为家操过心‬。

1926年3月，任弼时返回上海，组织已将陈琮英从长沙接来，两人在上海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在这场婚礼上，没有华丽的礼服，没有盛大的宴席，只有同志们的祝福和彼此的承诺，任弼时身着简单的布衣，陈琮英穿着素净的衣裙，两人对视一笑，眼中满是坚定。

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这段婚姻可以说是被“包办”的，可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却比自由恋爱的人还要深刻。

婚后，任弼时与陈琮英的生活，充满了革命的紧张与忙碌，任弼时留学莫斯科，担任过上海大学的教员，视野开阔，但‬陈琮英未曾读书，识字寥寥，初到上海，甚至有些局促。

外人或许疑惑，文盲”与”这样的“洋包子如何相处？

但对于外界的质疑，任弼时从来都没有在意过，而且他‬以‬极大的耐心，教陈琮英识字，讲解革命理念，带她走进新的世界。

陈琮英本来就聪慧好学，过去只是因为环境不允许，加上她‬为任弼时让出了自己的许多学习机会，随着任弼时对她‬进行再教育，她‬很快掌握了基本的读写能力，任弼时为她准备简单的课本，每晚抽出时间辅导她。

陈琮英从认字到阅读文件，进步神速。

任弼时还教她基本的革命工作技巧，如如何传递信息、如何应对盘查，陈琮英逐渐从一个普通女子，成长为中共的交通员。她将任弼时起草的文件藏在篮子底部，步行数里送到联络点，或将书信交给印刷厂排印，每次出门，任弼时总叮嘱她：

“早去早回，遇到盯梢，绕路甩掉‘尾巴’，若有人盘问，就说自己是乡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陈琮英的工作充满风险，但她从不退缩，她曾在上海的弄堂中被特务跟踪，但她‬冷静地绕行数条街道，成功摆脱跟踪，将文件安全送达。

这次艰险‬被‬任弼时得知后，既欣慰又担忧，他常在深夜等候陈琮英归来，亲自到门外迎接，确认她平安无事，这样的默契，让他们的感情在革命的磨砺中愈发深厚。

在中央苏区时期，物资匮乏，任弼时因长期劳累，身体虚弱，陈琮英心疼丈夫，却无能为力。她又跟‬过去资助任弼时读书一样，将自己仅有的几件像样衣服卖掉，换来几个鸡蛋，煮熟后喂给任弼时。

任弼时吃着鸡蛋，眼中满是感动。

他拉着陈琮英的手说：

“琮英，你为我做得太多，我却给不了你安稳的生活。”

陈琮英摇头，笑着说：

“只要你好好的，我们的路还长。”

陈琮英不仅照顾任弼时的身体，还在工作中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她熟悉任弼时的习惯，常常帮他整理文件，抄写文稿。知道妻子为他付出这么多，任弼时也‬尽力减轻陈琮英的负担，他们互相扶持，成为了许多同志眼中的神仙眷侣。

1934年8月，任弼时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陈琮英刚生下儿子湘赣，为便于行军，他们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陈琮英强忍泪水，将孩子交给老乡，叮嘱他们好好照顾。

任弼时握着她的手，承诺胜利后一定接回孩子。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许多同志的孩子都是如此安排，可还是有很多人的孩子在战后找不回来，因为战乱无情，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孩子最终失散。

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四处寻找，却始终未果。

当时，任弼时安慰陈琮英：

“我们失去了孩子，但为了新中国，多少同志失去了生命。”

陈琮英点头，擦干眼泪，继续投入工作。

1949年底，任弼时身患重病，党中央批准他赴苏联治疗。他的身体状况极差，归期未定。陈琮英本可随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但任弼时主动提出：

“国家刚解放，带的人多了，会增加负担。”

所以这一次，他只带了一名医生，独自前往苏联。

在苏联的半年，任弼时遵医嘱卧床休息，每日只能读书写信，家信成为他与陈琮英联系的唯一纽带，他在信中叮嘱孩子们周末回家陪伴母亲，帮她排解寂寞，他关心陈琮英的身体，询问她是否失眠，叮嘱她按时吃饭。他还惦记着孩子们的生日，琢磨着买些什么礼物送给他们。

任弼时在信中写道：

“琮英，你一个人在家辛苦了。我身体好些了，你别担心。”

这些家信，字里行间满是任弼时对妻子的牵挂。

陈琮英收到信，总是反复阅读，即便生活再‬辛苦‬，她也‬还是开心幸福的。

1950年，任弼时病逝，年仅46岁，陈琮英悲痛欲绝，却强忍悲伤，独自抚养四个孩子。她以惊人的坚韧，继续过着简朴的生活，任弼时离去之后，她自称“布衣”，从不以任弼时遗孀的身份自居，她热情待人，平实处事，将孩子们培养成人。

陈琮英晚年回忆任弼时，眼中满是深情。她说：

“与弼时一生足矣，他是我的丈夫、朋友和老师。”

她珍藏着任弼时的家信，偶尔翻阅，缅怀往事。

她‬脑海中始终闪过一幅画面：

任弼时曾笑着说：“琮英，这包办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下辈子咱们还‘包办’。”

当时陈琮英听后总是一笑，随着回忆起来，她‬的‬眼中泛起泪光。

也是有着如此强大的心态，陈琮英寿命延长，在1995年的时候，她和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因病离去，陈琮英经历了人生第三次巨大的痛苦，第一次是孩子找不到了，第二次是任弼时离去，第三次就是孩子走得比她早。

但即便如此，她还是振作了起来，因为她还有其他的家人，晚年的陈琮英四世同堂，她帮任弼时照顾好了孩子们，让他们的家庭繁荣昌盛，枝繁叶茂，一直到2003年，陈琮英完成了她人生最漫长的“长征”，迫不及待前往她心中最期待的地方。

那是她和任弼时年幼时玩耍的园子，风景在老去，回忆却时时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