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买得起新洋车吗？

郭岭松

孙之俊绘《骆驼祥子》

前几天读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仅凭拉车的收入，祥子买得起新洋车吗？

骆驼祥子的故事，要追溯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老舍先生和朋友在青岛的一次闲聊。老舍先生的朋友在北平雇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买完洋车又卖掉，历经三起三落，到最后还是无法摆脱贫穷。还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差，谁承想因祸得福，趁着军队转移，偷偷牵走三头骆驼。老舍先生听了，觉得可以写一部小说，事后他回忆道：

我只记住了车夫和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核心，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

……

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因为酝酿的时期相当的长，搜集的材料相当的多，拿起笔来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多少阻碍。二十六年一月，“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出现，作为长篇连载。

或许老舍先生的记忆有误，《骆驼祥子》是在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出版的《宇宙风》上开始连载的。

洋车又叫人力车、东洋车，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日本人发明，故名。据社会学家李景汉1925年的调查，光绪十二年（1886），北京首现洋车，光绪二十四年（1898），从天津引进的营业性质的洋车开始穿梭于北京街头。

最早的洋车车把高而短，带铜铁尖钩，车身被铜铁片包裹，车轮为铁皮轱辘。这种洋车不仅车夫拉着费劲，车轮与路面接触时还哐哐作响，乘客随之上下颠簸，极不舒适。宣统元年（1909）技术革新，洋车的框架不仅更轻了，车轮也变成实心橡胶，后来又升级为充气橡胶，车夫拉着省力，乘客也感觉稳当得多。至民国成立前后，北京街头几乎见不到铁皮轱辘的洋车。

北京城内有不少洋车行制造、出售洋车，比较出名的有位于虎坊桥的“西福星车行”、位于崇文门外的“东福星车行”，以及“起顺车行”“双合顺车行”“德顺车行”“悦来车行”等。据社会学家陶孟和民国十五年（1926）的调查，每辆车根据新旧程度，售价由四十元到一百五十元不等。

洋车上路之前，必须向区署申领执照（车牌），根据车辆性质分为自用和营业两类。自用车执照每个铜元六十枚，为白底黑字；营业车执照每个铜元四十枚，为黑底白字。无论是自用还是营业，每月均需向工巡捐局缴纳车捐铜元四十枚，自用车如果一次性趸交全年车捐，可享受一定额度的优惠。

所谓“自用车”，是指个人购买洋车，雇车夫专门为自己服务，祥子给曹先生、夏先生家“拉包月”，就属于这种情况。对车夫而言，拉包月是个美差，原因有三：第一，不用在街上奔波，收入稳定，据北京三代拉车人任有德回忆，拉包月的工资在五块到八块大洋不等；其次，有外快可赚，主人家设麻将牌局或让车夫代买东西、接送客人时，都会给车夫小费；第三，为了用车方便，主人家通常包吃包住，在生活上相对稳定。

还有一种包月车是从车厂租洋车，再雇车夫。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里，小崔给祁家老二瑞丰拉包月，就属于这种情况。

营业车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车夫租车厂的车，每天从车厂提车营业，当天再把车送回车厂，同时缴纳租车费用，即“车份儿”。据陶孟和的调查，半天的车份儿为铜元二十一枚到四十枚不等。

在北京，车夫租车可以租一整天，也可以租半天。由李景汉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可知，半天分为“早半天”和“晚半天”，从清晨五六点到下午四五点，是早半天；从下午四五点到夜里两三点，是晚半天。两个车夫轮流拉一辆车，人歇车不歇。如果租一整天，出车和收车的时间则由车夫自行决定。由于对洋车的损耗较大，租半天的费用要比租一天高，陶孟和的《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记载：

赁全日即二十四小时者，铜元四十枚至洋四角。

赁半日（早七八时至午后四时）铜元三十枚至洋三角。

赁夜间（晚四时至十二时或翌日早一时）铜元十五枚至三十枚。

另一种营业车，车辆系车夫自有，这就意味着车夫不用受车厂主的盘剥，挣多挣少都是自己的，但车捐、修车等费用也需自行承担。

祥子是刘四爷的“人和车厂”的车夫，平日在街上拉整天的散座儿，偶尔有机会拉包月。他吃住都在车厂，孤身一人，没有家庭负累和不良嗜好，一心想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

祥子的基本生活开支，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和租车费用。

先说祥子的住。祥子在北京没有家，住在人和车厂，当他第一次买了属于自己的洋车后——

“四爷，看看我的车”。祥子把新车拉到人和厂去。

老头子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不离！”（北京土语，差不多的意思）

“我可还得在这儿住，多喒（北京土语，等有机会、将来的意思）我拉上包月，再去住宅门！”祥子颇自傲的说。

“行！”刘四爷又点了点头。

俗话说“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刘四爷开的是车厂而非慈善堂，自然要收费。《骆驼祥子》里说人和车厂共有二十多个车夫长期居住，但没提住宿费。据李景汉的调查，车厂主收取的住宿费为每夜铜元一枚到五枚不等，还有一部分车厂主名义上提供“免费”住宿，实际将住宿费加到了租车费用里。

祥子要交多少住宿费？书中写道：

老头子（刘四爷）又露出虎牙，似乎是说：“自己（祥子）买上车，还白住我的地方？！”

祥子真的白住吗？他在车厂从来不闲着，眼里特别有活儿：

他不闲着，把汗一落下去，他就找点事儿做。他去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用不着谁指使，他自己愿意干，干得高高兴兴。

祥子的勤快、真诚，赢得了刘四爷和虎妞的青睐：

当祥子去拉包月的时候，刘家父女都仿佛失去一个朋友。赶到他一回来，连老头子骂人也似乎更痛快而慈善一些。

看来，祥子确实通过额外劳动，给自己换得了免费的住处。

再说祥子的穿。祥子卖完骆驼，进西直门，从头到脚给自己置办了一身行头，总共花费两元两角：“粗布裤褂一元，青布鞋八毛，线披儿织成的袜子一毛五，还有顶二毛五的草帽。”

根据祥子的职业不难判断，衣服、帽子的磨损率相对较低，即使质量再差，缝缝补补也能穿戴一两年。可鞋和袜子对车夫而言，是高消耗品，每天拉车都靠一双脚，况且车夫的脚还有一个特殊作用——代替刹车。任有德回忆：“我壮年时期……遇上紧急刹车，说站住，不论跑得多么快，也能三步两步停住。”

以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里给出的价格，按照两个月一双鞋、一个月一双袜子来计算，祥子全年需要消耗六双鞋和十二双袜子，合计六元六角。

还要说说祥子的吃。拉洋车是力气活，吃不饱是万万不行的。《骆驼祥子》里，车夫老马因肚子里没吃的，又赶上数九寒冬，竟晕倒在小茶馆里。由《北平生活消费之分析》可知，车夫每餐的平均花费在外为一毛一、在家为六分，祥子的三餐多要在外解决，考虑到早餐的价格相对便宜，按照每餐花费八分五厘、每月三十天来计算，全年的餐费为九十一元八角。

至于祥子的行，全是步行，交通费都省了。

最后说说祥子的租车费用。尽管“车份儿”在《骆驼祥子》里的出现频率很高，但只有一处提到了具体数字：

“两辆车一天进上三毛钱，不够吃的！赁出一辆，我自己拉一辆，凑合了！”祥子说得很慢，可是很自然；听说买车，他把什么都忘了。

按照一天的车份儿一角五分、每月三十天来计算，祥子每个月要给刘四爷四元五角，全年的车份儿为五十四元。

综上，祥子全年的支出最保守也要一百五十二元四角，四舍五入每天消费四角二分，这里面还没算住宿费。

当然，前提是不能生病。

据陶孟和的调查，多数车夫每月仅休息一天，“当其奔驰于街市中，不但须时时注意行人车马，且须吸收污秽之尘土。终日暴露于风雨寒暑之中，汗透衣服而不能脱，其生活之痛苦，已极可惨。乃为饥寒所迫，终年拉车，不得少息，其工作状况直与奴隶相若也”。

工作艰苦、收入微薄、休息不足，人很难不生病。一般的小病，祥子舍不得花钱买药，硬挺着，可一旦患上重病，不但得买药，还得休息。和虎妞结婚后，祥子因为淋雨病倒，卧床近两个月，若没有虎妞带出来的私房钱，活下去都难。

任有德也曾回忆，一年夏天，他喝了不干净的冷水，由腹泻转为伤寒：

因为没钱，上不起大医院，险些送了命。一场大病，把我这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折磨成骨瘦如柴的病汉子，这一病不打紧，家里没人拉车，失掉了经济来源。

靠着变卖家当，妻子糊火柴盒、做针线活儿，孩子捡煤核，任有德一家才勉强活下来。而他的一个车友，拉车走到六部口，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也没有站起来。

下面再来看看祥子的收入。据陶孟和的调查，北平二十岁至二十九岁年龄段的车夫月平均收入为十五元，刨去车份儿以及偶尔休息、生意不佳等因素，约为十一元，每天不到四角，这与李景汉“车夫们一个月挣十到十二元，和警察、学徒工、佣人以及大部分店员差不多”的调查结果基本吻合。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里也写道：

他（祥子）心里计算：自己拉，每天好歹一背拉（北京土语，平均的意思）总有五六毛钱的进项。

上文提及，祥子每天的支出为四角二分，按照每天五角的流水来计算，净收入为八分。如果祥子三百六十五天坚持工作，到年底可以攒下二十九元二角；一辆新洋车的价格约为一百元，攒三年五个月的钱，他可以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新洋车。

李景汉调查发现“车夫中能自己买车的人，百人中不过二三人”，陶孟和调查时听说“有人力车夫善于储蓄，日久所积竟可在本乡购地十数亩，或购人力车为己有者”，但结论是“惟此或为极稀罕之例外”。查阅史料后笔者认为，祥子既不属于那“二三人”，更不可能在家乡置办十几亩土地。

毕竟车夫也分三六九等，据任有德的口述：

东交民巷、北京饭店、扶桑馆（东单日本旅馆）、六国饭店等，大部分拉的都是外国客座儿。这些地方的车比较干净讲究，拉车的人也都是身强力壮、穿戴干净利落的人……有些拉外国客座儿的车夫还会说几句外国话……还有专拉外国人旅游的车……跑一趟的收入要比拉普通客座儿多好几倍，而且要是拉客座儿去古玩、景泰蓝、皮货、刺绣等商店买东西，还能得到10%的提成。民国五年，和我祖父一起拉车的马五，拉法国人到古玩店……一下得到了六十多元的佣钱。民国七年，车夫耿秃子拉英国客人在……瑞蚨祥绸缎庄，也得了将近五十元。其他小额提成，更是平常。

类似的洋车，要么是有固定组织的，要么是一代传一代，任有德的祖父、父亲就长期在北京饭店门口拉车。这些与祥子无缘。

横在祥子面前的，有四大障碍：工作时间长且全年无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个小时以上；身体健康，不生病、不受伤；流氓无赖、恶霸兵痞的盘剥与掠夺；铜元贬值，祥子拉散座儿的时候，收到的车费基本都是铜元，可铜元换银元的汇率一直在涨。

在民国时期的北平，谁能保证每天无病无灾地攒下八分钱呢？仅凭拉车的收入，祥子很难买新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