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从“天可汗”尊号看唐朝国家治理模式创新

唐王朝对于长城以北的经营，对草原游牧族群的治理，是北疆地区历史上极为重要且辉煌的时期。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曾言：“（唐朝）声威之北及，想蒙古时代尚比（唐）太宗为逊色。”

唐朝立国之初，北方所面临的是一个盘踞阴山一带、“有轻中夏之志”的东突厥汗国，摆在唐朝君臣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进行“卫边”。

贞观四年（630年），抓住东突厥汗国内部离乱的契机，唐廷果断出兵，一举将之覆灭，在保障政权安全的情况下，取得了“胜边”的结果，继而奠定了跨越长城、兼统草原的外拓战略。

可以说，唐朝所取得的鼎盛武功，是从平灭东突厥开始的，是从唐太宗获得“天可汗”这一称号开始的。

▲唐太宗画像。（资料图）

可汗，是4世纪后草原游牧族群最高政治体首领的称谓。在此之前，草原上最尊贵的称谓是单于。至汉末魏晋时期，册封内附的草原部落酋长为单于，成为中原王朝处理边政问题的重要手段，因而在事实上单于也就成为了华夏制度传统中的一部分。

继匈奴、鲜卑之后新崛起的柔然人、突厥人以“可汗”为首领名号，可汗名位由此而诞生。

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帝王将相的谥号，是盖棺之后的定论，即“死追谥”。突厥人的传统却是“生称谥”，每一位突厥可汗在位时，都有一个修饰性的称号，即可汗号。可汗号的来源五花八门，但多数都是带有某种特定内涵的美称，如颉利可汗（意为“掌国之汗”）、毗伽可汗（意为“睿智的可汗”）等。

也正是受到突厥人“生称谥”的影响，自女皇武则天开始，中原皇帝兴起了在生前歌功颂德的徽号（或尊号），如唐玄宗就曾被尊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唐代最长的徽号之一。

▲武则天画像。“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是其统治期间使用的徽号之一。（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逐水草而居的突厥人和农耕人群一样崇拜天地、日月、星辰、山川等大自然，其中以对“天”的崇拜最为突出，“天”的神格处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因此，在唐太宗之前，草原上还没有一个突厥可汗敢把“天”作为自己的可汗号。

贞观四年，唐军生擒颉利可汗，覆灭东突厥一事，对“苦突厥久矣”的草原其他族群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许，在震撼之外还有感激，因为唐军去除了套在草原诸部头上的“紧箍咒”。

为表达感激，也为表达臣服，以内附突厥为主的草原部落主动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新唐书》有“赞”曰：

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

▲唐灭东突厥后，在其故地设立羁縻都督府进行管理。（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结合唐人“有唐制匈奴（突厥）五十六载，盖署其君长，以郡县畜之，荒服赖宁，古所莫记”的赞颂，可知唐朝在对草原族群的经略上，是以“皇帝天可汗体系”与“羁縻府州体制”双轨并行。

其中，以突厥人为代表的草原族群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愿意接受“皇帝天可汗”玺书的册封与征调，诉诸在政治名分上，即将唐太宗共尊为各部之上的大可汗。后世西辽皇帝的“菊儿汗”（也称古儿汗），清朝皇帝的“博格达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仿效唐代的“天可汗”。

▲西安唐代突厥王子墓内出土的跪坐宦官俑。墓志显示墓主自幼就以突骑施（西突厥的一支）质子身份入唐朝，并被封为宿卫。（图片来源：中国考古网）

（二）“天可汗”的统合功能

有一点需要讲明，“天可汗”不是唐太宗一人的专称，在他之后的高宗、玄宗，乃至安史之乱后的代宗，都被草原部落尊称为“天可汗”。换言之，“天可汗”在唐朝是一个长期延续的称号，因此“天可汗”的意涵并非一成不变的。那么，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朝皇帝为何要接受“天可汗”称号呢？

一言以蔽之，是为了解决唐王朝在走向大一统中的族群多元性问题。

从农耕与游牧碰撞、融合的长时段来看，诸多游牧族群在与中原王朝博弈失败后，凭借漠北草原的地缘优势“春风吹又生”，中原王朝则因“横漠”的困难，即使在完成对草原的强力整合后，也大都保持着“统而不治”的政治局面。汉朝数次北征是这样，明成祖五次北征也是这样。

贞观时代，唐王朝却通过“天可汗与羁縻州”，做到了对北方草原族群的统合与管治。

▲韦贵妃（唐太宗李世民的贵妃）墓第一天井东壁，备马图。两名御者均属北方胡人形象。（图片来源：唐代壁画珍品数字馆网）

在唐太宗兼任“天可汗”之前，隋朝皇帝也曾被突厥人尊奉为“圣人可汗”。然而，无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没有发挥“圣人可汗”的统合作用。

基于内与外、名与实的多重顾虑，隋朝皇帝兼任的“圣人可汗”不是超越突厥可汗的草原共主，也未形塑出统合胡汉二元体制的成熟模式。

▲唐三彩胡人牵骆驼俑。（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殷鉴不远！冉冉兴起的唐王朝要实现对草原族群的整合和管治，就不可能仅靠单纯的“力量理论”，还需汉胡双方拥有共通的“基本意识”，以弥补军事威慑和政制建置之外不容易实现的文化共通。

因此，唐太宗在内附突厥与西北诸蕃尊奉其为“天可汗”时，才会迫不及待地宣布要以大唐天子身份的“下行可汗事”，依次衍生出属于“皇帝天可汗”的职权，形塑出“皇帝天可汗”体系。其目的就是要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国政治体系快速有效地整合突厥降众，以便于草原族群与中原族群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内，进而在政治上构建“一体”而又“多元”的王朝国家。

可以说，唐朝皇帝兼有中原地区的天子和胡人族群的天可汗双重身份，既营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氛围，也为唐代社会多元文化共处并存提供了一个制度和法理框架。

▲唐章怀太子墓墓道西壁《客使图》壁画，画面左侧三位为友邦藩国人士。（图片来源：“一带一路”数据库网站）

“天可汗”称号的出现，无疑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中原王朝在传统大一统框架下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模式。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代统治者秉持“华夷一家”“爱之如一”的理念，通过羁縻府州制度、互市贸易、和亲政策等多元举措，成功推动游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深度融入唐朝体系。这种以“德化怀柔”为核心的韧性治理范式，不仅展现了唐代国家治理的开放性特征，也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