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宰年猪，我爸特意给姑父留两个大猪腿，姑姑生气说：给我换了

“把这两个猪后腿给他换了！换成前腿，再搭上一副猪下水！”

一九八九年冬月，天寒地冻，全村人羡慕的目光里，我姑姑史建英却指着我爸史建国特意为姑父何文远留下的、最肥硕的两只猪后腿，满脸怒气地喊道。

我爸懵了，那张饱经风霜的脸膛上，淳朴的笑容僵住了。我妈王秀兰的脸瞬间拉得老长，端着搪瓷盆准备接肉的姑父，手就那么僵在半空，一张白净斯文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整个院子，除了那头刚褪毛、还冒着腾腾热气的年猪，死一般寂静。我死也想不明白，全猪身上最好的两块肉，为什么反而惹恼了姑姑？而这一切，都得从姑父那双与众不同的手说起。

01

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快五十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都模糊了，但八九年冬天杀年猪那天，每一个细节都像是刻在我脑子里，一碰就疼。

那年头，农村的日子紧巴，一整年见不着几回荤腥。一头猪，就是一家人从年头盼到年尾最大的念想。入了冬，我家那头养了快一年的大黑猪，膘肥体壮，走路都哼哼唧唧地喘粗气。我爸史建国每天喂猪食的时候，眼睛里都放着光，那不是看牲口，是看一年的收成，看全家人的笑脸。

我爸叫史建国，人如其名，是个老实巴交、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的庄稼汉。他心里有杆秤，对谁都实心实意，尤其是对他唯一的亲妹妹，我姑史建英。

我姑姑是我们村有名的“辣子”，性格泼辣，说话跟机关枪似的，但心眼儿不坏，就是护短。她嫁给了我们村的“文化人”姑父何文远。姑父是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又兼着村里的会计，戴个眼镜，白白净净，说话慢条斯理，跟我们这些土里刨食的庄稼人截然不同。

村里人都高看姑父一眼，觉得他吃的是笔杆子饭，干净。但我从小就觉得姑父有点怪，尤其是他那双手。大夏天，别人都恨不得光膀子，他却常常穿着长袖衬衫，袖口扣得整整齐齐。平时揣兜里的时候多，拿出来的时候少。就算吃饭，他拿筷子的姿势也跟别人不一样，有点别扭，像是使不上劲儿。

那年杀猪，请的是村里手艺最好的屠户“张一刀”。天刚蒙蒙亮，院子里就热闹起来了。烧开水、按猪腿、接猪血……男人们的吆喝声，猪的惨叫声，混成一片。我那时候还是个半大孩子，叫史磊，既害怕又兴奋，躲在门后头，透过门缝看。

我爸是主家，忙得团团转，脸上却一直挂着笑。猪收拾干净了，白花花的肉条、排骨、猪头、猪下水，在案板上一字排开，那场面，比过年本身还让人激动。

我妈王秀兰拿着算盘，嘴里念念有词，这块是还人情的，那块是留着过年待客的，这块是准备做腊肉的，安排得明明白白。我爸蹲在旁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时不时点点头。

“秀兰，”我爸突然开口了，“把那俩后鞧（后腿）单独拿出来，一会儿给文远拿回去。”

我妈拨算盘的手停了，抬头看了我爸一眼：“建国，后腿肉最实诚，咱家磊子正长身体呢。给他们留条五花肉，再搭块排骨，就够意思了。年年都这样。”

“不行！”我爸的语气斩钉截铁，这在他身上很少见，“文远一个读书人，身体弱，就得拿最好的肉给他补补。再说，建英就这么一个亲哥，我还能亏待了她？”

我妈撇撇嘴，没再吭声。她知道我爸的脾气，决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她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嘴上厉害，心里还是向着丈夫的。

于是，那两只最大、最肥、肉最多的猪后腿，被我爸小心翼翼地剔出来，单独放在一个干净的盆里。那肉，粉红粉红的，带着一层恰到好处的白膘，看着就让人流口水。

02

晌午头，亲戚们都陆陆续续来了。分猪肉是大事，也是一场人情世故的展演。谁家关系近，谁家去年帮过忙，都在这一刀一刀的猪肉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姑姑和姑父是最后到的。姑姑史建英一进门就嚷嚷：“哥，嫂子，忙活完了？哟，今年的猪可真不赖！”

我妈笑着迎上去：“可不是嘛，你哥宝贝了一年呢。快进屋暖和暖和。”

姑父何文远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包用红纸包着的点心，还是那副文质彬彬的样子，笑着跟我爸妈打招呼。他的手，习惯性地缩在袖子里。

院子里，我爸正把分好的肉递给各家亲戚，脸上洋溢着一种丰收的、慷慨的喜悦。轮到姑姑家了，我爸特意提高了嗓门，像是要向全世界宣布一样，从屋里端出那个大盆。

“文远，来，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爸把盆往姑父面前一递，豪气干云地说，“两只大后腿，拿回去让你嫂子给你炖汤喝，好好补补！”

一瞬间，院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两只猪腿上。羡慕、嫉妒、赞叹……各种眼神都有。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顶级待遇了，亲儿子都未必有。

姑父何文远明显愣住了，他看着那盆肉，又看看我爸，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伸出手，又缩了回去，嘴唇动了动，才说：“哥，这……这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

“一家人，说这些就外道了！”我爸把盆硬往他怀里塞，“拿着，必须拿着！你不拿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大舅哥！”

就在这推让之间，姑姑史建英突然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她没有看我爸，而是死死盯着那两只猪腿，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然后，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把这两个猪后腿给他换了！换成前腿，再搭上一副猪下水！”

她声音尖利，打破了院子里其乐融融的气氛。所有人都惊呆了。给最好的，还不要，反而发火，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我爸的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他举着那盆肉，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不知所措。“建英，你这是干啥？哥还能亏待了你？”

“你这不是亏待，你这是羞辱！”姑姑的声音都在发抖，眼圈红了，“我们家是要饭的吗？要你这样可怜？何文远，你但凡还有点骨气，这肉你就不能要！”

姑父的脸已经没法看了，比猪肝还紫。他低着头，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妈看不下去了，走过来打圆场：“建英，你这是说的哪里话，你哥是好心……”

“好心？”姑姑冷笑一声，打断了我妈的话，“嫂子，你是不知道还是装糊涂？我们家文远是什么情况，你们不清楚吗？他一个拿笔杆子的人，你让他提着两只几十斤重的猪后腿，在村里走一圈，让所有人都看看，他何文远是怎么靠着大舅子接济过年的？你们是要他的肉，还是要他的命？”

“我们家不稀罕这个！”姑姑一字一句地说，“就要两条前腿，骨头多，给我儿子熬汤喝。再来一副猪下水，我爱吃那个，解馋！其他的，一概不要！你们要是看得起我们，就这么办。要是看不起，我们现在就走，往后这门亲戚，不走也罢！”

这话太重了。我爸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姑姑，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猛地把那盆猪后腿往案板上一墩，吼道：“换！她要什么就给什么！”

那天的年猪宴，吃得味同嚼蜡。姑姑和姑父没留下来吃饭，拿了换好的肉，一言不发地走了。姑父从头到尾都没抬起头来。

晚上，我听见我爸妈在屋里吵架。

“史建国，你看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热脸贴了冷屁股！我早就说了，你非不听！现在好了，亲戚也得罪了，自己也窝了一肚子火！”这是我妈的声音。

“我哪知道她会发这么大的疯！”我爸的声音又闷又委屈，“我就是想让他补补身子，我有什么错？”

“你没错？你错大了！”我妈的声音也高了起来，“你就是个死脑筋！你忘了何文远那手是怎么回事了？你给他猪后腿，这不是往他心口上撒盐吗？全村人看着，他怎么下得来台！你那是对他好吗？你那是提醒他，他是个废人！”

“废人”两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我耳朵里。我愣住了。姑父的手，到底怎么了？

0.3

那晚的争吵，最终在我爸长长的一声叹息中结束了。他一夜没睡，坐在炕沿上，抽了半宿的烟。屋子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爸就起来了。他没像往常一样去拾掇农具，而是从柜子里翻出一瓶藏了好久的西凤酒，那是他自己都舍不得喝的。他又让我妈装了一小袋自家磨的白面，然后穿上最体面的一件蓝色卡其布外套，对我说：“磊子，跟我去趟你姑家。”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跟在他身后。冬天的清晨，北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一路上，我爸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把酒和面口袋揣在怀里，脚步迈得又沉又重。

到了姑姑家，门虚掩着。我爸在门口站了很久，才抬手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姑姑。她看到我们，愣了一下，眼睛还是红肿的，显然昨晚也没睡好。她没让我们进，就堵在门口，冷冷地问：“干啥？”

“我……我来看看文远。”我爸的声音有些干涩。

姑姑没说话，只是侧了侧身子，让我们进去了。

屋里，姑父正坐在桌边，就着昏暗的灯光在备课。听到动静，他抬起头，看到我们，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下意识地想把手藏到桌子下面。

就是那一下，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右手，从中指到小指，是蜷缩着的，手指的形态极不自然，像是被火烧过一样，皮肤皱巴巴的，泛着一种不健康的白色。那只手，根本无法完全伸直。

我爸把酒和面放在桌上，搓着手，局促不安地说：“文远，昨天……是哥不对，哥是个粗人，没想那么多，你别往心里去。”

姑父勉强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哥，你说的哪里话，我知道你是好心。”

“我不是好心，我是糊涂！”我爸突然激动起来，声音都变了调，“我忘了……我忘了当年砖窑那事儿了！”

“砖窑”两个字一出口，姑姑的身体猛地一颤，姑父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惨白。

我爸像是打开了话匣子，眼睛也红了，他看着姑父那只手，声音哽咽：“那年，要不是你推我那一把，现在埋在土里的就是我史建国！我这条命，是你换来的！你这手……你这手是为了我才……”

后面的话，他说不下去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七尺汉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姑姑背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的。

姑父深深地叹了口气，用他那只完好的左手，拍了拍我爸的肩膀，轻声说：“哥，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咱们是兄弟，说那些就见外了。”

“我怎么能不提！”我爸说，“这些年，你一个字不说，我也装糊涂，我以为这样就是对你好。我总想着，多给你点东西，多帮你干点活，就能弥补心里的亏欠。昨天给你那俩猪腿，我也是这个心思。可我忘了，我给你再多，也换不回你这双手！我给你那猪后腿，当着全村人的面，就等于是在告诉所有人，你何文远不行了，得靠我史建国接济！我……我真浑啊！”

说着，我爸抬手就给了自己一巴掌，清脆响亮。

“哥！”姑父和姑姑同时喊了出来，冲上去拉住他。

那一刻，所有的怨气、委屈、隔阂，都烟消云散了。

04

那天，在我姑姑家，我爸和姑父喝了整整一瓶西凤酒。

酒过三巡，话也多了起来。压在三个成年人心底十几年的秘密，终于在我这个半懂不懂的孩子面前，被完整地拼凑了起来。

那是在我出生前几年的事。当时村里的砖窑效益好，我爸就在那里做力工，出大力气挣辛苦钱。姑父何文远，因为有文化，会算账，被请去帮忙核对账目。他本不是干力气活的人。

出事那天，下着大雨，窑顶的土坯被泡得松了，毫无征兆地就塌了。我爸正好在下面装车，眼看一整面墙就要砸下来。千钧一发之际，在一旁对账的姑父想也没想就扑了过去，把我爸猛地推开。

我爸得救了，毫发无伤。可姑父的右手，为了推开我爸，被掉下来的滚烫砖坯和碎石砸了个正着。

送到医院，骨头碎了，筋也断了，虽然命保住了，但那只手，从此就废了。再也用不上力，精细的活儿更是干不了。写字的时候，只能靠手腕和胳臂的力量带动，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风采。

姑父是个多么骄傲的人啊。一个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一双手。手废了，对他来说，天就塌了一半。

从那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想尽一切办法遮掩自己的右手。夏天穿长袖，见人手插兜，吃饭都尽量避免和人同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书上，似乎想用知识的渊博，来掩盖身体的残缺。

而我爸，史建国，这个被救下来的人，心里背上了一辈子都卸不下的包袱。他觉得是他毁了妹夫的前程。他嘴笨，不会说漂亮话，只能用最朴实的方式去弥补拼命干活，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往妹妹家送。

他以为这是“对你好”，却从来没想过，这种“好”，对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来说，无异于一次次的公开处刑。

那两只肥硕的猪后腿，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像一个巨大的、油腻的标签，贴在了姑父的身上，上面写着：残疾、无力、需要被同情、被接济。

“建国，”姑父喝得双眼通红，他举起自己那只蜷缩的右手，第一次没有遮掩，“我不怪你，从来没怪过你。当年救你，我没后悔过。但是，我不想当个废人活着。”

“猪后腿，是给家里的壮劳力吃的。我提着它，心里发虚。村里人会说，‘看，何老师拿不动笔了，只能靠大舅子给肉吃了’。这话比刀子还伤人。”

“前腿骨头多，肉少，磊子他表弟还小，熬汤喝正好。猪下水，你妹妹好那一口，她吃了高兴，我就高兴。这才是过日子，哥。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是关起门来，我们自己心里舒坦。”姑父的话，说得很慢，但每一个字都砸在我爸心上。

我姑姑在一旁，一边掉眼泪，一边给我爸和姑父添酒。她看着自己丈夫的眼神，充满了心疼和爱。我这才明白，她昨天的“泼辣”，不是真的生气，而是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去维护丈夫那所剩无几的、脆弱的尊严。

她是在对所有人，尤其是我爸说：我男人不是废人！他不需要你们的同情！我们的日子，我们自己能过好！

这就是人，有时候，最激烈的言辞背后，藏着最柔软的深情。

05

从姑姑家回来后，我们两家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亲近了。那种亲近，不再是小心翼翼的物质补偿和被动接受，而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尊重。

我爸不再动不动就往姑姑家送东西了。但他会默默地帮姑父把院子里的水缸挑满，把冬天要烧的柴火劈好码齐。姑父来我们家，也不再缩手缩脚，有时候还会用他那只不太方便的手，笨拙地教我写字，告诉我字的间架结构要怎么摆。

那年的猪肉，我们家吃了很久。每次我妈炖肉的时候，都会念叨一句：“还是你姑说得对，这过日子啊，得看人下菜碟，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越贵重越好。”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姑父靠着他的学识和坚韧，成了乡里中学的教导主任，桃李满天下，受人尊敬。他依然写字，字迹虽然不如年轻时隽秀，却多了一份苍劲的风骨。

我爸和我妈，也靠着勤劳的双手，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每年过年，我们一大家子人还是会聚在一起。饭桌上，我偶尔会跟孩子们讲起一九八九年那两只猪后腿的故事。

孩子们听不懂，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块肉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我心里清楚，那不是小事。那两只猪腿，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课。它教会我，真正的善良，不是你给了对方多少，而是你是否真正懂得对方需要什么。它也教会我，尊严，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比任何物质都重要。

如今，生活好了，我们再也不缺那一口肉吃。但每当我看到那些大鱼大肉，我总会想起那个寒冷的冬日，想起我姑姑涨红的脸，我姑父沉默的背影，和我爸那一记响亮的耳光。

它们时刻提醒我，人心，是比任何东西都更复杂、也更值得敬畏的存在。有时候，你以为的“好”，可能是最锋利的刀。而真正的爱，往往藏在最笨拙、甚至最伤人的表达背后。

大家评评理，我姑姑当初那件事，做得对不对？换了是你们，那两只猪后腿，是高高兴兴地收下，还是会跟我姑姑做一样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