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找不到的兵团：新疆“不穿军装的队伍”，用锄头守了70年边疆

在新疆的地图上，你瞧不见“生产建设兵团”的行政区划标识，可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它老是跟31个省区市一块儿被提到；在石河子的大街上，人们都习惯用“师长”“团长”这类称呼，不过他们可不是现役军人哟；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地带，大片大片的棉田一直伸展到天边，而能支撑起这一切的，是一个有着军事背景的组织——这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处在“军”与“民”、“政”与“企”之间的特别存在。

它为何而生，

为何独存，

要理解这个“不穿军装的兵团”，得从七十年前，在新疆大地上的生存命题说起。

1949年秋，10万解放军进驻新疆，接过的是一个近乎崩溃的烂摊子。

国民党驻疆部队，多年来横征暴敛。全疆工业，仅有几座，破烂的油井。铁路里程，乃是零。粮食自给率，还不足三成。甚至连吃的糖，都需从苏联进口。

更棘手的是，起义改编的国军，以及解放军，这二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成为了燃眉之急——从内地往新疆运粮，单程长达两千公里，骆驼队得走三个月之久，其成本更是达到了粮食本身的五倍之多。

当时乌鲁木齐周边的农民，三户才勉强凑得出一头耕牛，九户才共同使用一辆木轮车，交完地租之后，甚至连基本的口粮都无法保障，于是解放军不得已分拨出军粮来接济百姓。

“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这成为了仅有的生路在1954年，17.5万官兵集体进行转业，从而组建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他们带着战场上学来的纪律性，冲向了那最为荒芜的土地：在玛纳斯河流域，战士们挖地窝子（即半地下的土屋）以抵挡风沙，用坎土曼（大镰刀般的工具）一天能开垦三亩地，冬季还会凿开冰面来引水灌溉；在阿拉尔，他们凭借着肩膀拉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种下了第一片棉田；在石河子，戈壁滩上没有树，他们便从数百公里外运来树苗，手挽着手去挡住风沙。

三年时间，兵团对老农场进行了改造，共26个；与此同时新建了18个。粮食总产量起初几乎为零，之后却飙升起来，达到了241万公斤，从而基本实现了自给。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所建立的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织厂，还有八一面粉厂，竟成为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开端——这些工厂之后全部无条件地移交给地方政府，就好像是为新疆的经济发展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那时的兵团人，白天是农民，是工人；晚上则是民兵。枪靠在田埂边，那地里的棉花与枪膛里的子弹，同样都关乎着生存。

在石河子市行政服务中心，挂着两块牌子：“石河子市人民政府”，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这种“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师市合一”模式乃是兵团最为独特的治理密码。

兵团的辖区，按“师团连”这样的方式进行划分，与此同时对应着地方的“市县乡”不过其骨子里却携带着军事方面的基因。

第八师负责对石河子市进行管理，第一师肩负着阿拉尔市的工作。这些城市在戈壁滩上迅速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兵团的战士们先挖掘出了地窝子，接着便建起了土坯房，而后开始修筑学校、医院以及电影院，在这荒无人迹的土地上硬是塑造出了一颗颗宛如“戈壁明珠”般的城市。

石河子刚一开始建城之时，完全是凭借着战士们，用那一辆辆手推车，一趟趟地、一次次地去运送泥土，借此来将地基垫高。现今它已然发展为一座有着上百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了，街道既宽阔又笔直，仿若棋盘般整齐有序，还能稍稍看出当年“军事化规划”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

这种模式的厉害点就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1958年，在修建乌库公路的时候，需要穿过天山达坂。在零下三十度的极寒天气中，战士们用钢钎把厚厚的冰层凿开；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被冻僵的土地。最终有58人永远地睡在了天山脚下，不过也打通了这条连接新疆的重要交通干线。到了60年代，当中苏关系变得紧张之际，40万兵团人员离开了刚建成的农场，奔赴边境无人区，建起了58个边境农场，就像钉子一样，稳稳地扎根在2019公里的边境线上——他们干活的时候像个农民，训练的时候又如同民兵，苏联巡逻队在对岸看到的，一直是那些扛着锄头、腰上别着手枪、在田埂上走动的兵团人。

这些“兵团市”，到现在还散发出别样的韵味呢：街上的那些老年人，经常会讲，“我们连”“你们团”；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依旧保留着，“军事拉练”这个项目；甚至菜市场的摊位，也是排列得规规矩矩的，就好像列队的士兵一样。

70年代中期，全国12个生产建设兵团陆续予以撤销，不过唯有新疆兵团在1981年得以恢复建制。这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由于新疆的地理环境以及其安全格局，恰恰需要这样一个“既非纯粹军事、亦非单纯民用，兼具军事与民用性质”的特殊存在。

从地理角度来看，在新疆那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沙漠戈壁占据了其中的60%，而绿洲仅仅占9%，并且这些绿洲还分散在盆地的边缘之处。

这种“碎片化”的生存环境，迫切需要跨区域协作的力量——兵团恰好具备这样的能力，可以调动新疆各地的团场与工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种植防护林，在准噶尔盆地推广滴灌农业。这种全局统筹的协调力，是地方政府难以企及的。

例如棉花的种植，兵团通过把种子统一培育，做到了用机器来采摘，让每亩的产量从50公斤提高到了150公斤。在棉花产量最高的时候，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达到了36%。“中国棉花看新疆，新疆棉花看兵团”这种说法，绝对不是没有缘由就产生的。

从安全方面来看，新疆拥有56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且与八个国家接壤，反恐、反走私以及反渗透的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一直存在着。

兵团的团场顺着边境线挨个排列着；连级的单位呢，就设置成了哨所。每个职工呢，也都是民兵，这样就构成了“人在田边，眼睛盯着边境”的防御体系。从2009年开始，兵团就着手组建专门的民兵队伍啦，平常的时候呢，就干着耕种和劳作的活儿；要是一碰到紧急情况，就能立马投身到相关任务当中去。这种“平时搞生产、战时能应战”相融合的力量呀，已经变成正规军和地方警力的很重要的辅助力量啦。

更关键的是，兵团乃“文化粘合剂”。新疆乃多民族聚居之地，兵团所带来的“屯垦文化”，既具军队之纪律性，又有内地之农耕传统，在各民族交流之中起到了独特之作用。在阿拉尔，汉族职工，轻松愉快地，向维吾尔族老乡传授棉花种植技术；在北屯哈萨克族牧户，简洁明快地，给兵团农场充当向导；这种“共生产、共生活”的日常比任何说教都更能筑牢认同。

如今的兵团，管辖着7.06万平方公里土地，有着270万人口，贡献着新疆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旗下12家上市公司，横跨食品、纺织、能源等诸多领域。不过在那一串串数字之外，更为动人的，是那些深深留在戈壁之上的故事：

乌库公路旁的“冰达坂纪念碑”，刻着58位烈士的名字，其中最小的仅仅只有18岁；在石河子军垦博物馆里，有一件布满了补丁的军大衣，其主人是当年的兵团战士，他在去世前嘱托道，将大衣留给“仍在种地的娃娃”；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的棉田里，第三代兵团人正操控着无人机进行播种，而他们的爷爷，曾在这里亲手挖掘渠水。

这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它不是地图上的线条，而是七十年里用锄头和枪、汗水和生命在新疆大地上写下的答案：如何让荒芜变沃土？如何让边疆得安宁？如何让各民族共守一方水土？答案里，有军人的坚韧，有农民的务实，更有中国人“守土有责”的朴素信念。

或许有一天，它的军事色彩会更加淡然，不过那些在戈壁之上种出的绿洲，在边境之线站过的岗，在各民族之间搭起的桥，早已成为了新疆血脉当中的一部分。这并非传奇，而是活着的历史，是中国人对于“家园”二字最为深沉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