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1644——天下无敌的大明,《明事》未尽的历史!
发布时间:2025-07-31 20:22 浏览量:1
上个月,我给大家写了一篇明朝历史的荐书文章,其中热度最高的自然是《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笔下的大明王朝从巅峰走向落寞,故事写到1644年便戛然而止,今年明末的话题又被炒得很热,这篇文章继续和大家聊聊《明朝那些事儿》后面没有写完的那些历史。
在2005年历史剧《江山风雨情》中,
崇祯皇帝喊出那句著名的台词,“我大明,天下无敌呀!”
一边是内忧外患的战局,另一边是反差感极强的台词,
显得非常搞笑,
但回想起《明朝那些事儿》中大明的辉煌岁月,
又会让人觉得非常心酸,
所以多数明史爱好者在阅读明末历史以及南明史时,都会看得血压飙升。
南明史的悲剧也引发了很多明史爱好者的讨论,
就是明朝是如何衰落的,明末的这口大锅,
又该追究到谁的头上,
所以就有了明朝始亡于崇祯/天启/万历的各种说法。
上篇文章中主要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家顾诚教授的观点,
明朝的衰败并非始于某一位皇帝,
而是自明中期以来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
(《江山风雨情》里也有陈宝国,他饰演的是神宗第七子桂端王朱常瀛,
也就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父亲,如果让大明王朝1566剧组拍明末可能效果会更炸裂)
明朝衰败原因第一点就是土地兼并登峰造极,
明中期以后,皇室宗亲、勋贵及官僚地主疯狂兼并土地,
导致社会财富高度集中,
以蜀王府占有成都平原七成沃土、福王就藩获田二万顷等事例为证,
全国大量土地落入少数阶层之手,
使得“有田者什一,佃作者什九”,
普通农民丧失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第二点是整个朝堂的系统性腐坏,
从万历皇帝长期怠政,到天启年间的阉党乱政、奸佞当道,
再到崇祯时期无力回天的贿赂横行,
整个官L体系已从根基上彻底腐坏;
第三点是财政与税负体系崩溃,
为应对边疆战事(如三大征)和满足皇室内廷的奢靡挥霍,
朝廷财政被掏空,万历派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
开启了“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的恶性循环,
总额远超国家正常岁入,沉重的赋税最终全部转嫁给底层民众;
以上三点还远不是最严重的,接下来明朝得以维系王朝生存的军事实力,
以及民间稳定器粮食也出现大问题,这就要了老命。
明朝衰败原因第四点就是军事和卫所基层组织瓦解,
作为国家军事基础的卫所屯田,被军官和豪强侵占,
军户失去土地,军饷被长期克扣,
导致兵士生活困苦,军队战斗力锐减,
军纪败坏到“兵过如梳,贼过如篦”的程度,杀良冒功现象频发;
第五点则是水利设施失修与灾荒,
本是农业命脉的黄河治理因经费被贪墨而“频年修治,频年冲决”,
加之“小冰河期”带来的天灾,严重削弱了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
以上种种问题叠加之下,明末已经是一盘死棋,
崇祯年间为了节流而裁撤驿站,
导致大批驿卒离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其中就包括了后来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写到这里,可能很多读者会对明朝感觉到无比痛心。
但是,传统的史书很少站在农民视角叙事,
比如在叙述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时,
人们习惯于以天启七年(1627年)发生在澄城县的农民起义作为起点,
然后以崇祯十七年(1644年)作为明朝的终点,
这种划分方法其实有不少问题。
首先是明末起点1627年,陕西农民起义并不是天启七年才开始的,
崇祯初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说过:
“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
杨鹤认为早在万历年间,就因为援辽兵丁结聚抢掠、亢旱四载颗粒无收等问题,
导致陕西农民饿肚子,而杨嗣昌在崇祯十年的一个奏疏里说得更加明确:
“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偶(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
杨鹤父子口中陕西流民问题是“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
澄城地处陕西贫瘠山区,农民因赋税逃亡导致土地荒芜,
隆庆、万历年间有流民垦荒,天启后赋役加重,民生凋敝,
天启至崇祯初年,陕西持续四年大旱,
“赤地千里,草木枯焦”,饥民“皮骨已尽,救死不赡”,
甚至还有迅哥儿说的吃人场景,
辽东兵败后,逃兵因欠饷36个月沦为流寇,
与饥民结合形成早期武装力量,
明廷为应对辽东战事加征“辽饷”,
地方G吏酷X催逼,澄城知县张斗耀“坐堂比粮”,
对无力缴纳者施以杖刑,致多人B命,
天启七年(1627年),在土地贫瘠、赋税沉重的澄城县,
官府的残酷催粮最终点燃了农民的怒火。
很多传统史书会描述农民起义是犯上作乱,
不断对李自成这些农民起义军进行污名化,
把农民起义军描绘成“流寇匪徒流氓”这种纯粹负面的形象,
但是真正钻到史书里面去读时,
会发现从来就没有谁甘愿去举起反旗,
只要是能给一口饭吃,老百姓就不会想到去做极D的事情,
澄城起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当时的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疏,
痛陈全陕“赤地千里”的惨状,恳请皇帝减免赋税、开仓赈济,
并警告“万一祸乱大作,天下动摇”,
然而,朝廷却无动于衷,敦促李应期平息起义。
饥民郑彦夫等持械冲入澄城县衙,斩杀知县张斗耀,
开仓济民后转战山区,陕西许多地方的饥民和饥军也闻风而动,
崇祯二年,白河北王二、种光道起义,
放出狱囚,随即北上同王嘉胤会合,
人数达到五六千名,聚集在延安、庆阳的黄龙山,
清涧县人王左挂也招集“骑贼万人反于宜川之龙耳咀。”
汉南人王大梁起义后,有部众四百人,自称大梁王。
李应期继续上疏,恳求崇祯从自己的根本利益着眼,
希望朝廷拿出点残羹剩饭施舍给农民和边军,
哪怕是让农民可以苟活下去也行,
但是朝廷就连这点微小的让步和施舍都拒绝了,
这一决策彻底断绝了饥饿军民的生路,反而促使更多人投身起义。
所以再看历史,到底是农民顽固不化对抗朝廷,
还是朝廷连一点余地也不给农民留将灾民活活逼反,
这些可以留给大家去从史书中细品,就不多聊了。
上面写到崇祯不给农民留退路,
内忧出现了,外患也随之到来,
崇祯二年(1629年)因后金大举入侵、京师告急,
崇祯在惊惶中杀掉辽东督师袁崇焕,并紧急下令各地军队入京“勤王”,
其中,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边防精锐被大量抽调东行,
这批本应是王朝救星的精锐部队,
途中却因朝廷和将领的处置失当而接连发生哗变,
比如张鸿功和耿如杞率领的山西兵,
在京畿地区被兵部连续三天调防却不发口粮,士兵被迫抢掠为食,
朝廷不究其因,反而将总兵张鸿功与巡抚耿如杞逮捕处死,
导致五千精兵一哄而散,自行逃回山西,
延绥镇兵因总兵吴自勉克扣粮饷、索贿和盗卖军马,大量士兵中途逃亡,
甘肃镇兵因路途遥远(六千里)却不发安家粮,
加上朝廷催逼过甚,士兵在王进才等人领导下哗变,杀死将领后自行返回;
由于抽调东援的都是陕、晋等地的边防精锐,
它们离开后使得地方缺少平息起义的核心武力,
而哗变和逃亡的官兵,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
他们不敢归队,走投无路之下大量加入了农民起义军,
这批人的加入,反而极大地提升了早期农民军的军事素养和战斗力,
所以你再看崇祯在进退失据时容易连出昏招,
勤王反而成了弄巧成拙的典型,朝廷试图挽救京城的危机,
却因内部腐败和管理混乱,不仅未能有效御敌,
反而直接导致了边防军的崩溃,还为起义军输送了大量训练有素的兵员,
成为崇祯三年后农民起义从陕西迅速扩展至山西等地的关键转折点,
崇祯的这些操作,简直就是接下来登场二位主人公的神助攻。
张献忠与李自成并不是最早第一批加入起义的人,
早期起义农民的领袖人物大抵出身于社会底层,
在旧王朝统治下他们是被人忽视的芸芸众生,所以想要搞清楚他们发迹前的经历很困难,
张献忠(1606年生),陕西延安人,
他的家庭背景史书记载五花八门,
有铁匠之子、鞋贩之子、商贩之子、军官之子,
甚至孤儿等多种说法,但均缺乏可靠依据,
有记载称他能读会写,张献忠曾自称“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表明受过一定教育,
青年时,张献忠曾当过捕役(类似衙役),
因不堪同事欺压和压抑,感叹“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
后毅然投身农民起义,加入起义军后,
张献忠作战勇猛,很快凭借战功成为一支队伍的领袖,
他自号“西营八大王”,成为各路起义军中威名远扬的一支力量。
李自成与张献忠同年生人,老家陕西米脂县,
米脂土地贫瘠、赋税沉重,百姓在万历年间就已大批逃亡,
李自成家境贫寒,幼年给人放羊,成年后到银川驿(圁川驿)当了一名驿卒。
史料记载了他参加起义前遭受官府和豪绅欺压两种说法,
一是因小事得罪艾姓乡绅,被毒打并捆绑,饥饿中向乡绅之子乞讨,对方却说“我宁饲狗,岂以与汝?”,并将饼踩在脚下,
另一说为他欠艾姓乡绅钱无力偿还,被官府枷号示众,其同伴不忿,聚众将其救出,混乱中导致一名县尉意外死亡,被迫啸聚山林,走上反抗之路。
但是真正让李自成投身起义的其实是因为他的编没了,
崇祯二年,明廷下令裁减驿站,李自成因此失业,
再加上陕西大旱,米价飞涨,百姓流亡,“米脂人从贼者十之七”,
李自成带领同村活不下去的群众起义,
李自成号称闯将,他领导的那一支部队称为“八队”,
史称李自成“猛勇有胆略”,“御众严,号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以故制胜,雄于诸寇。”
翻译成人话就是李自成纪律严明,军事才能出色,
这也是他领导的起义队伍最终能脱颖而出、建立功绩的重要原因。
面对其一的农民,明朝在陕西地方的官员,
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耽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
同时又幻想来年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起义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
于是纷纷采用鸵鸟策略,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
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
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
导致崇祯压根就不知道这些起义,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
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
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
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
等到朝廷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时,陕北的农民起义已经初具规模了。
但是真当要去解决问题,朝廷和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尿性,
朝廷先开始吵,告诉地方既要剿也要抚,
但是究竟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那你就猜去吧,
结果等到杨鹤上任三边总督,总算来个正常人搞清楚起义的根源是“饥荒之极”,
杨鹤明白单纯军事追剿无法解决,官军疲于奔命,
所以提议以抚为主,杨鹤一开始破例从崇祯那里要到了10万两白银,
成功招抚了神一魁部数万之众,以及点灯子、满天星等其他起义军,
然而奉命赈灾的御史吴甡发现,
受抚的起义军在等待救济时,为了活命不得不继续四处“打粮”,
被地方士绅怨恨地称为官Zei,这为“主剿派”提供了攻击招抚的口实,
后来崇祯又反悔,觉得十万两白银太多了,
不仅断掉钱财,还要求地方边防精锐“勤王”。
就这样,一场极为荒唐的闹剧在陕西上演,
朝廷一方面吝啬钱财,另一方面又非常短时追求出成绩,
导致地方里外不是人,
再回看大明末期的这些细节,你会发现明朝衰落不是没有原因的,
而属于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
他们的精彩故事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起义军是如何崛起,大明又是如何被颠覆的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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