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RNA剪接领域的华裔科学家，工作30年被逼服毒自杀，原因曝光

2024年7月10日，美国芝加哥一栋安静寓所内，60岁的吴瑛教授服用过量药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消息迅速穿透学术圈的高墙，在中美科学界掀起巨浪。

这位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的神经学讲座教授，RNA剪接领域的国际权威，以一种令人扼腕的方式告别了她奉献一生的科研事业。

当西北大学在事发后迅速删除她的个人网页和学术记录，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调查细节三缄其口，一个科学家的悲剧不再只是个人命运的挽歌，而是揭开了一个系统性迫害时代的残酷一角。

吴瑛的生命轨迹始于1963年中国安徽合肥的一个普通家庭。

凭借对知识的渴求与天赋，她考入上海医科大学（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顶尖成绩获得医学学士学位。

远渡重洋的学术之路始于1986年。吴瑛先后进入哈佛大学与斯坦福大学深造，在肿瘤生物学与分子遗传学领域钻研，最终拿下斯坦福博士学位并完成哈佛博士后训练。

她的学术成就很快获得国际认可。RNA剪接领域是她的主战场，这一研究方向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中具有关键意义。

吴瑛在《Science》《Nature》《Cell》等顶级期刊发表多篇开创性论文，揭示了核定位RNA结合蛋白FUS与线粒体功能的关联，为帕金森症、ALS（渐冻人症）等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路径。

科学无国界的精神在她身上熠熠生辉。2004年，她与两位学者共同发起“转录后基因调控”戈登会议，该会议成为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平台之一。

2005年，吴瑛加入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担任Charles Luis Mix讲座教授，领导自己的实验室深耕神经退行病变机制。

2018年，一道政治阴影悄然笼罩美国科研界。特朗普政府启动 “中国行动计划”，名义上旨在打击“经济间谍”，实则将矛头对准与中国有学术联系的科学家。

尽管吴瑛已加入美籍，她的华人背景与中国出生地使她成为调查的天然目标。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她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机构——启动了对她的秘密审查。

虽然调查从未提出正式起诉，但无形的绞索已悄然收紧。

2024年4月，最后一根支柱崩塌。当吴瑛最后一个NIH资助项目（金额高达303万美元）到期后，西北大学突然宣布关闭她的实验室，并禁止她申请新的NIH基金。

校方切断了她的科研生命线，学生解散、经费冻结、实验室大门对她关闭。

“性格坚强的吴瑛教授在规定时间内不愿离开实验室，警察便将她强行带走。”

知情人士的寥寥数语勾勒出悲剧的高潮时刻。对于一个将科研视为生命的学者而言，这无异于公开处刑。

职业谋杀仅是悲剧的一面。吴瑛的个人世界同样布满暗礁。她与著名生物学家饶毅的婚姻曾被视为科学界佳话，两人育有一子一女。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2007年饶毅毅然回国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吴瑛则选择留在美国继续科研事业。

身体病痛如影随形。她长期与癌症抗争，病魔消耗着她的身体与意志。当政治迫害与健康危机叠加，心理防线岌岌可危。

制度性冷漠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吴瑛去世后，西北大学未发布任何官方讣告，反而在一周内清除了她在校网页的所有痕迹。

这种“消除存在”的操作被学界视为对学术良知的背叛。

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痛陈：“这些调查毁掉了她的职业生涯。剥夺她做研究的权利就像剥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当科学家的身份认同与实验室融为一体时，强行剥离无异于精神谋杀。

吴瑛的死亡撕开了“中国行动计划”的华丽遮羞布。虽然拜登政府于2022年宣布终止该计划，但其阴魂未散。

截至2024年，NIH已调查250余名科学家（多数为亚裔），导致112人失去工作。

科学界发出愤怒的质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任兵称吴瑛为“真正的榜样”，强调她对学生的启迪。

美国华人联合会主席薛海培指出：吴瑛的死是“现已中止的中国行动计划的悲剧性结局”。

更令人心寒的是系统性歧视的暴露。2025年6月，吴瑛家属向伊利诺伊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西北大学实施“歧视、恶劣对待与制度性不公”，甚至提到校方以男性主导的行政体系剥夺她的资源。

寒蝉效应已然形成。一位匿名华裔科学家坦言：“该计划已经达成了它（阻止中美学术交流）的目的。”

当政治猜忌凌驾于学术自由，科学共同体的基石开始崩塌。

吴瑛的悲剧折射出海外高端科技人才的身份困境。她曾坚信“科学无国界”，全身心投入美国科研体系，甚至放弃中国籍。但政治风暴袭来时，她的华人血统仍成为原罪。

她的前夫饶毅在悼文中点破残酷真相：“她是纯粹的科学家，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关心’了她。”

这恰似现代版“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对美国科研体系的忠诚奉献，换来的却是猜忌与驱逐。

更深层的拷问指向科学伦理的边界。

当NIH——本应支持科研的机构——转身成为调查者的打手，大学为规避政治风险而背弃自己的教授，学术自由的价值何在？西北大学删除吴瑛网页的举动，被学界视为对学术共同体精神的亵渎。

吴瑛离世一年后，2025年戈登会议特设纪念环节。与会者手持她20年前发起会议时的照片，却再也等不到这位开创者的归来。

她的故事成为一块血色界碑，标记着科学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碰撞的伤口。

实验室的灯光熄灭，论文的墨迹未干。戈登会议上，科学家们举起吴瑛20年前发起会议时的合影，而照片中微笑的创始人再也无法回到她热爱的学术舞台。

西北大学官网删除吴瑛资料的速度，快过删除一个临时工的联系方式。

她的名字在学术数据库里成了404，却在数百名华人科学家的辞职信上化作无声的注脚。

当吴瑛家属在法庭上举起“制度性歧视”的诉状时，芝加哥风城吹过玫瑰山公墓的风，带着费恩伯格医学院实验室未散的消毒水气息。

科学需要开放才能进步，政治需要封闭才能控制——两者相遇处，埋葬了吴瑛们未完成的答案。